1.
2010年初，台湾老板把玩具厂从上海迁至江苏南通。此前在上海的工厂旧址，后来被拆迁建成酒店和马路，不远处是七宝古镇。
南通的租金只有原来的1/5。工厂的设备一并搬了过去——尽管缝纫机多已陈旧落后，跟不上时代了，老板也没再新购。去了江苏，母亲听经理讲，其实老板早有了停产的打算，之所以搬来，是想在停产前把搬迁费拿到手——这也是一笔地方招商红利。而维持一定数量的员工，同样是出于此目的，不达标则领不到那笔钱。母亲说，按当时的政策，“老板拿了几百万”。
这边搬迁费一到手，工厂就开始为停产做准备，为逃避遣散费，轮流给女工们放长假，一放就是十天半个月，不少人熬不住，自行离职。最后两三个月，似乎回光返照，又开始赶订单，大伙儿重新有了干劲，殊不知这是最后一批货了。
此后，母亲失业了，作为干了14年的老组长，补偿是1个月的工钱。经理对她说，哪有不散的筵席？你可以了，多拿1月工资，人家一分没得，不照样走了。
母亲进厂时是31岁，出来时已是47岁。彼时我即将大学毕业，我哥已工作了快3年。从我幼儿园到大三，母亲与毛绒玩具打交道的点滴，几乎贯穿了我的整个学生时代。她挺舍不得这份工作，待了16年的厂子，早已是另一个家，工资也由最初的几百一路到3000，哪知3000的工资才拿了几个月，厂就没了。
直到最后一刻，母亲都还心存希望，以为工厂会挺过难关好起来。母亲认为订单还没断，不明白老板咋就不干了。她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大概人家把钱赚够了。”
后来我问她：“活儿那么苦，时薪那么低，有没有觉得被压榨了十几年？”母亲不否定，她的想法朴素直白：“出来打工，谁不受剥削呢？老板也要赚钱的嘛，再说了，在老家哪来一分收入呢？还是时代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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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厂停产后，女工们各谋出路。年轻女工们继续寻觅下一个工厂，而“奔五”的母亲，只能走零工路线：“工厂都招小姑娘，谁要我这老大娘？”
没时间失落。有老乡给母亲介绍了快餐厂的工作，母亲立马从江苏南通奔往上海松江区大港镇，干起了切配、打餐的活儿。快餐厂主要是给周围工厂送餐，客户群体是那些包餐食但没设立食堂的小工厂。
暑假，我去大港镇看望母亲，她租住在附近的农户家里。一栋两层自建房，住了5、6家租户，均来自周边的厂子。村子四周是农田、竹林和荒草地，骑车要经过一段长长的田埂才能到马路上，去镇上要走20多分钟路。一到傍晚，田野里的昆虫开始鸣奏交响曲，吵得人心烦意乱。
母亲住二楼的一个小单间，一张1米2的床占了屋子的一半。知道我要来，她花了120元买了一台美的风扇，灰色，正方形的，放凳子上。高温天气，风扇吹出的风也是热乎乎的，屋子像蒸笼。才一两天，我脖子上、手臂上覆盖了一层密密麻麻的痱子，刚消退一层，立马又补上一层，痛痒难耐。母亲心疼不已，每天用湿毛巾一遍遍给我敷，口中焦急念叨：“唉，幺儿，咋个办？咋个是好呀？”
半夜，我和母亲在小床上热醒，满头大汗，再也睡不着。隔壁，唯一的卫生间里哗哗的水流声彻夜不息，租户们排着队冲凉。水也是温的，冲了只能凉爽一小会儿，身上就又变得黏糊糊。
那是最难熬的一段夏日，而母亲还要顶着高温去厂里干体力活。她穿着黄色工作服，早上7点多出门，下午6点回来眯一会儿，晚上8点又去忙活夜宵，到10点多才能回来。她的头发和衣服全天湿漉漉的，几乎没干过。
下午回来，母亲会给我捎些吃食，桃酥或水果。厂里会附赠给客户一些小食，每每有剩余的，大伙儿就一块分掉，偶尔也会因分食不均产生争执。有次，母亲气鼓鼓地回来，掏出口袋里的两个桃子递给我：“那个女人还想全部揣走，凭啥？她说给她娃娃拿回去，谁家没有娃娃？我抢了两个过来，我也要给我的娃娃拿回来！”我“噗嗤”一声笑了：“不争也罢，人家的娃娃大概还真是个娃娃，我都二十出头了，还是个娃娃呢？”
“你活一百岁都是我的娃娃。”
傍晚稍微凉爽时，我和母亲去田野里散步。沿着稻田走上一段，有一个水库，周围长有许多香瓜，铺在杂草里，似乎是无主的。别人摘，我们也跟着摘，有时摘一口袋抱回家去。一路上，母亲总在说说笑笑，憧憬着我和我哥的未来：“等你找了工作……等你哥结了婚……”虽然眼下辛苦，她仍是快活的，眼里跳跃着即将苦尽甘来的光芒。
现在想起来，那真是一段惬意时光。那几年，我三婶跟三伯闹离婚，三伯在上海漂泊无依，生活潦倒，有时连一碗面钱也掏不出来。母亲将他介绍到快餐厂，三伯兢兢业业干了好几年，后来母亲换了多份工作，他还在快餐厂。父亲偶尔会从工地过来与我们团聚，他住在三伯的小单间里，门一开就是竹林，地上床上都是虫子在爬，窗户根本不敢打开。三伯为了答谢母亲介绍工作，也常从快餐厂带些吃的给我。有次，他竟然将房东种在门口的大南瓜偷摘了，抱上楼来送给我们做菜。
日子苦，但也温情，城市边缘人抱团取暖，不至于在这背井离乡的陌生地方踽踽独行。
只是我哥那时仍不能完全理解父母，回到老家，他多数时候还是跟爷爷奶奶待一块儿，对他们言听计从。爷爷奶奶不厌其烦给我俩灌输他们的养育之恩：我哥幼年时肚里胀气，爷爷为他吸屁眼；触了马蜂窝，奶奶把我护在身下……这些儿时往事，来来回回念了几百遍，用意明显：我们要懂得报恩，别认错了恩人。
母亲抱怨不迭：“宠全被老的争去了，我一个当母亲的难道就不爱自己儿女吗？我这么多年在外图啥？大中午骑车去汇款，错过饭点，连饼都舍不得买一个吃，我为了谁……”
每每这时，哥哥就表现得极不耐烦，打断母亲：“你能不能少说几句？”
“两个老的像复读机，念叨几百遍的话你都有耐心听，我一开口就反驳，你到底是谁的儿子？”母亲忍不住，继续发问。
我哥不回答，厌烦地走开了。
这种场景不时上演。失落感包裹着母亲，我安慰她，她转头对我说：“你哥二十四五还不懂事，也就这样了，我以后跟着你过。”父亲也觉得我哥“废了”，提起他，就把爷爷奶奶恨得牙痒痒。
我站在母亲的角度，试图去理解她的苦楚——这么多年来，她为了一双儿女能顺利完成学业，被迫把骨肉亲情让渡给了爷爷奶奶，她遭受着怎样的内心折磨？承受着何等的委屈？这些情绪，只能自个儿默默消化。父亲一直辗转于各个工地，有时在上海，有时在浙江。在母亲眼里，丈夫身边是一群“好吃懒做”的二混子，她不屑地嘲讽：“物以类聚，你和上进的人搅不了伙，也入不了人家的眼！”父亲不反驳，依旧嘻嘻笑。
父亲很难用一句话概括，他是一个矛盾体，能吃苦耐劳又好逸恶劳，有责任心又不靠谱，性格温和，但逼到极致也是个狠人。他似乎不算是标准的合格父亲，但又十分爱护我和哥哥，他也算不上合格丈夫，无法为母亲遮风挡雨，年轻时两人经常吵架，甚至互殴，但谁又离不开谁。
小时候，父亲会冷不丁地塞给我和哥哥一二十块钱，任我们去胡作非为；他会像袋鼠一样蹿起老高，只为接住我们故意打偏的羽毛球；我和哥哥淘气，把拖鞋踢上房顶，他仍笑嘻嘻地架梯子去拾下来；他还会配合我们撒秕谷网鸟雀，在一旁帮忙通风报信……直到现在，回老家，我们说想要去沟里捉螃蟹、堰塘里逮鱼，他会欢欢喜喜地准备工具，随我们去。父亲童心未泯，形象虽不伟岸，但在我和我哥的成长中，提供了许多欢乐。
私底下，父亲佩服母亲：“你妈妈不简单，我这么多年在外头，从没见过她这样能干又持家的女人。”又为母亲打抱不平：“比起你妈妈吃的苦，两个老的简直是在享福，从未自己挣过钱，手头那么宽裕，不想想钱咋来的？还不知好歹！”
2.
2012年，玩具厂的姐妹薛梅联系到母亲，让她去江苏如皋的一家塑胶厂，说那儿没有年龄限制，味儿太冲，年轻人不愿去，干活的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厂里和以前的玩具厂一样是计件工资，多劳多得。母亲便辞退了快餐厂的工作，去了如皋。
当时我已毕业工作，那年春节，母亲不打算回老家，我就去如皋陪她过年。我没提前告知她到达时间，打算给她来个惊喜。下车后，我一路导航走到那片工业区，偏远，空旷，四周是轰隆隆的噪音。我站在马路边给母亲打电话，她惊讶又兴奋，让我站着不要动。过了一会儿，她从前方一扇小门探出头来，瞧见我，奔过来一把挽住我，埋怨：“还没吃饭吧？又不告诉我，我都没准备。”她慌慌张张，头发凌乱，一看就是正在忙活，但喜形于色。她不准备回流水线上了，交代我：“稍等几分钟，我去找人换班。”
母亲还是租住在当地村民家里。房东在楼房侧面搭了两间偏房，母亲住一间，另一间住着薛梅阿姨。院子里是房东种的蔬菜，他们一家人也在附近工厂上班。推开母亲的房门，屋里除了床，几乎四壁白墙，连吃饭的桌子都没有，电磁炉搁在一叠木板上。
次日，母亲上班去了，我出去外面逛，买了折叠餐桌、塑料凳子拎回出租屋，又去超市采购了一些日用品。晚上母亲回来，抱怨：“又乱花钱，在外打工是为了挣钱，又不是享受生活，能住就行。”她让我瞧隔壁，薛梅阿姨的碗筷放盆里，盆搁在地上，同样是“极简生活”。
“谁不是这样过日子？买这些来还遭人笑话哩！”
除夕前两天，我陪母亲去上夜班。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工厂，刺鼻的塑胶味扑面而来。母亲的工作是给皮球抽气并装箱。10多个抽气阀连成一排，母亲来回奔跑，忙不迭地从球池里捞起皮球，一个个安在抽气阀上，待球瘪下去后又换下一个，循环往复。这个活儿需要眼疾手快，脚步不歇，稍微慢一点球池里就会堆满，会遭到上一条线的工人催促。
我一开始还饶有兴致，奔跑着帮母亲摘球装球，半小时不到，就感觉腿脚发软，眼冒金星。母亲让我在一旁的柜子上躺着。待我再睁开眼，天已泛亮，而母亲还奔跑在流水线前。
大年二十九，厂里总算放假。那年江苏的冬天冷得出奇，走在路上手都不敢往外伸。早晨，母亲趁我还没醒，蹲在门口给我洗衣服。房东说，你女儿都大学毕业了，你还给她洗衣服？母亲回答，自小我就不在她身边，我亏欠她。后来母亲转述给我时，我羞愧不已：若不是她，我恐怕早已辍学打工，何来她亏欠我？明明是我亏欠她！
厂里塑胶味太刺鼻了，我担心母亲的健康，年后，催促她回家。母亲说：“你兄妹俩虽都毕业了，但哪有不花钱的地方呢？回了家只能坐吃山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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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我哥结婚，对象是他早年的同学。彩礼要按老规矩拿，另外，我俩此前在老家都住父母的大通间里，也需要单独给他盖一间卧室。我哥刚按揭买了新房，两手空空，父母也只能凑出几万块，勉强够盖个卧房，彩礼没着落。爷爷奶奶生怕受牵连，谎称“吃盐都恼火”，但母亲看见了爷爷的存折，上面有15万余额，与爷爷曾向亲戚透露的数目等同。
爷爷的积蓄里，大部分是母亲寄回的工资，小部分是我们兄妹俩和父亲的孝敬——父亲虽不满两老人的刻薄，但耳根子软，孝顺，时不时背着母亲塞给他们钱。我哥读的建筑类专业，2009年开始工作，当时的建筑公司还能挣到钱，他时不时还有额外收入。我读的文科，比我哥晚两年进入社会，月薪太低，寻着机会去做了2、3年电商，刚开始行情还行，最多时一月能有2万的利润。
当然，爷爷奶奶也动辄就会问我和我哥要钱，不明要，只说“腰痛得下不了床，去医院都没钱”，这就不得不寄，每次都得几千元。我哥除了给寄钱，还给老家置办了洗衣机、冰箱等家电。爷爷奶奶好面子，一看到别人家有啥，就要跟风，又舍不得自己掏钱，任务就交给了我哥。可笑的是，每回寄钱，爷爷奶奶还要叮嘱我们俩：“千万别告诉你爸妈。”
早在20多年前，爷爷奶奶就把将来要用的寿衣、棺木置办停当。几十套寿衣因年深日久，已出现朽坏迹象，棺木也脱了漆，裂了缝，每隔几年就要补刷一次，且长期占据着堂屋。父母交替抱怨：“俩老的多自私嘛，钱花不完，才60岁就搞刨了（慌慌张张）置办那些，哪管我们还在水火里挣扎。”“本来房屋就不多，还长期被占着一间。”。
最后，父母只能厚着脸皮到处借彩礼钱。母亲没有兄弟姐妹，只好找父亲的兄弟们借，大伯2万，三伯5千，东拼西凑了8万块。
亲戚们不信我家没钱，问母亲：“打了十几年工，真没一点家底？”
“唯一的家底在老汉那里，他不拿出来我有啥法呢？”母亲两手一摊，很是无奈，“我辛苦挣来的钱，儿子结婚我还没权支配，钱到了他手里就成了他的，只进不出。”
办完酒席，嫂子体恤母亲，返还了部分彩礼，加上办酒席收的份子钱，全都还了债。
因着这场危机，揭开了爷爷奶奶虚伪的一面。事后，母亲喊着我哥的大名，严肃地问：“你也看出来了，到底谁对你真心，谁对你假意？”
这回，我哥不再倒向爷爷奶奶了：“其实我早看出来了，算了，睁只眼闭只眼吧！”
后来，我哥一直对爷爷奶奶和父母保持着中立态度，谁挑事就批评谁。有次他把奶奶批评哭了，奶奶大骂：“狗东西，把你龟儿养大了就不认人了？”我哥也不多解释，任由她骂，过后依旧给零花钱，买东买西。
3.
2014年底，母亲从如皋回老家时，把我给她买的折叠桌、塑料凳也一并带回了老家。她火车转汽车，转了四五趟才到家。我责怪她给自己找负担，说那些东西不值钱，不要也罢。她说：“一两百呢，说丢就丢啊？”
那一年，母亲本来是准备彻底结束务工生涯的，结果在老家才待了几个月，又和爷爷奶奶搞得水火不容。奶奶说：“不要在我的锅里舀饭吃。”爷爷马上接话：“庄稼是我们老两口务弄出来的，没有你的份。”连房子也没有母亲的份——明明，老家房子是母亲早年挣钱盖下的，但爷爷奶奶把功劳全揽到自己身上。闹到最后，他们还说母亲不是亲生的，要赶母亲走。
老家住不下去了。于是，2015年，52岁的母亲再次出门务工。这次，她发誓不再交给爷爷一分钱，决意要为自己攒钱，还为自己立了一个新目标：盖房。她说，要有间属于自己的房子，才有自由和话语权：“打了这么多年工，说出去没人信，真真就是一穷二白！”
母亲又去了遥远又熟悉的上海。旅馆老板娘收了她200块钱，介绍她去护理一对退休老夫妻。他们一位曾是高校教授，一位曾是某局长，都年近90岁，双双卧床。雇主是老夫妻的独生女，离异多年，有个胖儿子，30多岁，每天宅家打游戏。
女主人比我母亲大几岁，说很早以前在广播站上了半个月班，此后再没工作过，她这几十年来的生活就是炒股和跳舞。她的胖儿子体重200多斤，毕业后也没上班，打游戏一年需花费小30万。她轻描淡写地说，炒股刚亏了100多万，又透露父母留下的存款足够支撑她和她儿子这两代人，至于儿子的后代，那就管不了了。
母子俩晚上睡一个房间，说是省空调费。我母亲住在保姆间，每天早起为他们一家人买菜做饭，买菜的票据要拿给女主人看。尽管如此，女主人还是疑心我母亲私吞了钱，后来自己开车出去买。她的胖儿子从不出来吃饭，需要给他端进房间，吃完再去收碗筷。我母亲做饭，擦地洗衣，服侍那对卧床的老人吃喝拉撒，从早忙到晚，晚上只能睡3、4个小时，但每月工资仅3500。
有次，母亲推老人去小区散步，旁边一位保姆跟她聊天，说自己之前也在这家干，“她家这个活，至少需要两个阿姨才吃得消，她就舍不得花钱多雇一个人”。母亲也吃不消，她回去向女主人提出，要么再雇一个阿姨，要么加1500块工钱，女主人不同意。
几个月后，母亲决意离职，源自和雇主的一次冲突。那天，母亲给母子俩做好了饭，又给老两口喂了饭，忙完后回到厨房为自己做吃的。她想吃点老家带来的腊肉，改善下伙食。腊肉刚下锅，女主人立马从客厅跳起来，嚷嚷，“这是什么味，受不了”，边开窗边指责母亲，说，你们这些乡下人，一点规矩都不懂，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家里空气都给污染了。
母亲是个要强的人，感觉受到了侮辱。气愤地把肉片铲进垃圾桶，提出辞职。走之前，她去和那老两口道别，老太太拉住母亲的手，嘴唇蠕动着。她患的是阿尔茨海默症，已经说不出话来，眼神恋恋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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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拖着行李箱，再次来到当初介绍活儿的旅馆，花了200块钱，重新得到了一份去会所做保洁的工作。
在母亲的描述中，那是个金碧辉煌但很污秽的地方。入职第一天，经理便让母亲上三楼打扫，旁边几个保洁听后窃笑。母亲一上去，才知道为何没人愿意来三楼——几十个小房间，全是按摩房，赤裸裸的交易场所，卫生纸、计生用品扔了一地，床铺狼狈不堪，无从下手。
母亲也不愿意打扫这种卫生，她与经理协商，愿意让出300块钱来，换另一位保洁上去。母亲被重新安排去负责过道和楼梯卫生，标准是“光可鉴人”，手指摸上去要无残留，否则就要扣工钱。
这份工作她干了大半年，而后，她回老家准备盖房。父亲也拿了些钱回家。这是父母第三次在老家盖房——30年前盖的房，大部分归了爷爷奶奶，他俩只得了一间卧室。前2年盖房，是给我哥嫂盖卧室。这一次，母亲为了在伙食上跟爷爷奶奶划清界限——吃大锅饭容易惹是非，一吵架，她和父亲就如寄人篱下——所以，他们打算在旁边另盖伙房。
2016年，城市的商品房水涨船高，农村盖房也不便宜。父母粗略地算了一笔账：打地基，砍木料，请砖瓦匠等，盖2间伙房，也需要7到8万，而镇上四室两厅的二手房才10万出头。旁人建议，不如直接去镇上买一套房子得了。父亲也心动，还特意跑去镇上看了房子，回来后怂恿母亲买。
母亲一口回绝：“搬走了两个老的咋整？他们讨人嫌，但总不能撇下不管。”
几个月后，新灶房盖了起来，分为前后两间，后屋是厨房，前屋是饭厅兼客厅，墙角有火塘，方便冬天烤火熏腊肉，这是我们老家农村特有的一种布局。盖房拢共花了7万出头，从此父母算是另立门户，不必再看爷爷奶奶脸色。
母亲又花3万，把家门口的土路做了硬化，接到村公路上，方便我们开车回家。此前那一段路是土路，遇到下雨，车轮容易陷进稀泥里，母亲把这些都看在眼里。
母亲确实没再给爷爷一分钱，把工资全用在了自己的计划上。爷爷恼怒，但毫无办法。有次，奶奶挑明：“你这两年也不给你爹交钱了。” 母亲没好气地回答：“黄土都垒到脖子上，还在惦记钱钱钱。”
4.
在老家，像我母亲这个年龄段的妇人，十有八九都在城里带孙。2017年春节后，母亲也来省城帮我带小孩。但她确实不擅长带孩子，理念还停留在几十年前，此前，也因为这个跟我哥嫂闹得不愉快。我们一反对她，她就说：“那你们是咋个长大的？”其实，我和我哥从小是奶奶带得更多，母亲确实在育儿方面经验不足，也缺乏耐心，一听到小孩哭闹，就显得不耐烦。好在，我和我哥两边家里都有人帮忙。
但母亲又不愿闲着，就又去找活干。她去过快餐店、串串店，最终留在了一家网吧，和另一位年过花甲还在挣钱为儿子还房贷的老保洁一起负责网吧卫生，底薪只有1500。
网吧老板得知母亲有一手好厨艺，便把楼梯口的杂物间改成了厨房，新增了一项点餐业务。小厨房以炒饭为主，每当有上网的人点餐，母亲就炒了端上去。一份炒饭，老板卖16到25块，给我母亲2元提成。母亲一天要炒好几十份饭，常常自己都顾不上吃饭。
网吧离我家有1公里远，为方便上班，母亲搬去宿舍和老保洁同住。说是宿舍，其实就是一间两头封住的楼梯间，没有光线，开门进屋需开灯，再爬10几级楼梯，上到楼道的拐角处，那里稍微宽敞，刚好容纳下2张70公分、并排摆放的上下铺，母亲和老保洁在上铺放杂物，下铺睡人，洗漱都在网吧。
老保洁叫袁永芳，别人见她满脸皱褶，问她年龄，她说自己刚60岁，过后跟我母亲聊天，才说自己其实已经67岁了，遭了丈夫半辈子家暴，逃出来打工。她有2个儿子，大儿子入赘，小儿子因为城里没买下房，近40岁了还未婚配，遇到一个二婚的女人，对方要求至少郊区有房，最后，他们举全家之力，在郊区首付10多万按揭了套商品房，每月2200的房贷，由她干保洁偿还。每到网吧的发薪日，小儿子就骑着摩托车来网吧门口拿钱，有时后座上载着儿媳。
袁永芳的工资刚够帮小儿子还房贷，但还想一碗水端平，也照顾一下大儿子——大儿子因入赘，在女方家地位卑微，连烟钱都由媳妇把控着。老太太每天从网吧搜集饮料瓶，捡废纸板，旁边几个餐饮店看她可怜，也把瓶子纸板送给她。我去网吧看母亲，宿舍里的楼梯上堆满了她捡来的废品，仅有的小灯泡又吊在上方拐角处，我只能摸索着拾级而上，稍不注意就会绊一个趔趄。
为了每公斤废品能多卖上几毛，袁永芳从不把废品直接交给上门收的人，而是挑着扁担，走路半小时到废品站去卖。这笔每月2、3百元的额外收入，她丝毫不敢透露给小儿子，自己慢慢攒着，攒上半年左右，就悄悄塞给大儿子。
我给母亲拿去的东西里，有超市采购的生活用品和食品，也有托朋友从乡下带来的土蜂蜜。袁永芳对我母亲很是羡慕，感慨“有个女儿真好”。母亲拿了些吃食分给她，问她：“干不动了怎么办？丈夫那么残暴，回去还会挨打吗？”“那我就拿斧头劈死他，我可不是当年那么懦弱了。”袁永芳恨恨地说——她丈夫时不时催她回家，她不回去，她已经在这家网吧干了多年，准备干到老板不要她为止。
不过，即便网吧老板肯要袁永芳，随着年岁增长，面对网吧300多平米的卫生清洁工作，她也体力不支了。她害怕失业，不敢有差池，每当老板或老板娘来网吧，她都努力装出老当益壮的样子，动作麻利，老板一走，她就瘫在椅子上喘气。有次，我母亲起床早，拖了楼梯又去拖大厅，袁永芳如临大敌，一把夺过拖把，说这是她的“地盘”。母亲不解，后来才明白，袁永芳是害怕被人取代。她的小儿子在打零工，儿媳在家带娃，生活维艰，她一旦没了工作，小儿子的房贷可能会还不上，小两口本就岌岌可危的婚姻也可能面临崩盘。
袁永芳休假时，会在网吧旁边的超市专门买上玩具和零食，坐公交去小儿子家看孙子。次日回来，她一脸不悦，说儿媳怀疑她私藏了工资，没有全部给小儿子奉献出来，“不然咋还有钱买玩具”。晚上，袁永芳在小儿子家睡在封起来的阳台上，折叠床。她在还贷多年的房子里，连一个自己的房间也没有。
“我以为我已经够命苦，说起来，这袁大姐比我还命苦，可怜天下父母心！”母亲感叹，此后也不再帮倒忙，拖完楼梯，就一头扎进小厨房忙活。
杂物间改造的厨房狭小闷热。老板娘每隔两天就采购一批食材，母亲再把食材一一分类，放进冰箱。母亲自己买来小风扇，她对着呼呼转动的排风扇炒饭时，汗流浃背，小风扇就对着她的背吹。
网吧里的几个年轻网管都喜欢我母亲，因为打她来了后，大伙就告别了外卖。时不时有姑娘小伙子跑下楼来问：“阿姨，今天中午吃什么菜？”他们偶尔也会从吧台拿来饮料给我母亲喝。吃饭时，他们赞不绝口：“阿姨做饭就是好吃。”“阿姨来了我都胖了几斤。”
母亲享受和这群年轻人的相处，喜欢这种即时反馈的成就感，虽辛苦，也乐在其中。以至于我几次催她离职，她都不舍。
母亲在这家网吧干了一年半，2018年，我搬家到省城另一个区，她这才辞职跟随我们前往。刚安定下来，她又迫不及待找工作。沿着小区转了一圈，她兴奋地给我打电话：“就在你们房子对面，那家‘豆花庄’在招人！”
母亲说的是一家开在住宅区内的江湖菜馆，主营豆花。她当天就入职了，主要负责上菜和收碗。晚上打烊时，大家轮流拖地。餐馆的餐具大而厚重，装豆花鱼的土陶锅，盛辣子鸡的大方盘，空的就有几斤重。母亲一开始不适应，到后面也像年轻服务员一样，能一手举一盘。
干了几个月，回家过年走亲戚时，母亲突然感觉左眼不对劲，蒙上右眼一试，啥也瞧不见。我哥急忙开车送她来省城，一检查，视网膜脱落，办理住院。
医生拿着片子问我母亲，你这只眼睛出过事故没？母亲蓦地回忆起十几年前的那场车祸，此后左眼一直是半残状态。医生说，这就是车祸留下的后遗症，里面粉尘类的杂质太多，先清理杂质，再拉视网膜。
做完手术，需要脸朝下趴床休养一段时间，班没法继续上了，母亲向饭馆提了离职。我那时不在省城，父亲把母亲照顾得很好，每天煲汤送去医院。
眼睛康复后，我们都劝母亲不要再打工了。在我们看来，如今家中负担已尽，子女均已成家立业，母亲该安享晚年了：：“都奔六十了，还打啥工哩？”父亲虽早年下岗，但单位给缴纳了社保，前些年自己又补齐了单边，只等着办理退休。他也说，自己快要领退休金了：“每月不少哩！还不够咱俩生活？” 母亲觉得父亲太懒散，贪图享乐，明明还能干活却不愿干，就盼望国家发钱，骂他：“天天指望退休金，你就这点出息？没有退休金就活不下去了？”
“你懒我不懒，我还要出门挣钱，去上海！”母亲斩钉截铁地说。
她熟悉上海，但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繁华与她无关，她只熟悉她待过的地方，往往是破败的城中村、熟人圈和务工氛围带来的安全感。
5.
母亲说到做到，又去了上海松江区的泗泾镇，进了一家麻辣烫店。店是一对本地老夫妻开的，他们有几个餐饮店，铺面都是自己的，佛系经营，挣多挣少无所谓。麻辣烫店是几个店里最不赚钱的，有时1个月的进账甚至还不够给3个员工发工资。
母亲月薪4500，这次租住在村子拆迁后新建的公寓楼里，小单间，带厨卫，月租金1200。几年前，那一带还是低矮破旧的民房，租金只要3、4百块，多半没卫生间，需要去外面公厕，洗澡则要去澡房。拆迁后，务工人员的住宿条件被动上了一个新台阶，生活方便了，但租金也翻了几倍。
“就算它贵，刨除房租，每月也能存下3千块，一年3万多，比待在家强多了！”母亲算账。
但人算不如天算，一进2020年，疫情突然来临，没几个月，生意本就不好的麻辣烫店关门了。母亲无缝衔接，又进了一家面馆打工。面条品类繁杂，有20多种口味，但食材均是来自工厂的预制菜，做起来倒是比较轻松。客人下单后，后厨只需从冷柜里拿出对应的料包，加热，撕开，浇覆在煮好装碗的面条上，再添两片烫熟的菜叶，撒上一点葱花。这样的一份面，价格从20多到40多元不等。
面馆老板是安徽人，在松江买了房，还投资了别的生意，大部分时间奔波在外，他妻子也经营着一家超市。在面馆干了大半年后，老板找我母亲借钱，说与其把工资存在自己卡里，还不如投资到他这里，他按月付利息——后来一回想，肯定是老板的资金链出了问题，才会找员工借钱。但母亲当时哪里能知道？她只看到表面，老板又开面馆又开超市，妻女也都在附近，觉得把钱投资给老板很稳妥，陆陆续续借了近10万给对方。
前2个月，老板确实按口头约定支付了利息，到了第三个月，开始拖延。母亲意识到风险，找老板要本金，要了几个月才要了2万回来。不久后，面馆关门大吉，母亲去老板妻子的超市找人，发现店子早已易主。
这时，有很多人冒出来找面馆老板要钱，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债主们组队在路上对老板围追堵截，把他从应酬的KTV里拖出来，扭送到公安局，逼着让写借条，录视频做证据。面馆老板一概配合，但就是没钱还。有人抢先一步起诉了他，盼着执行他的房产来抵债，结果一查，他的房子也早卖了。
母亲急火攻心，几乎病倒，这才将借钱的事对我们和盘托出。事已至此，责怪只会雪上加霜，我们一边安抚她，一面想办法。
那个面馆老板并不逃避，还很讲理，他主动给我母亲发来身份证，附上文字：阿姨，我确实遇到了困难，我不会逃避，终有一天会还给你。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母亲说要起诉他，他还反过来劝我母亲：阿姨，你挣钱本来就不容易，起不起诉，我都要还，你又何必花律师费那笔冤枉钱呢？有次，他去外地搞展销会，我母亲打电话催债，气急败坏时骂他，他也不恼，让我母亲发地址给他，说要给我母亲寄一些当地土特产。我母亲拒绝，说她只要钱。
欠债人随时能联系上，但还债却遥遥无期。债要不来，班还得继续上，母亲又进了一家羊肉馆。羊肉馆生意火爆，一年四季卖羊肉汤、羊肉面、小炒。母亲负责切配、上菜，遇到厨师不在时，也颠勺给客人炒菜。
2022年，又遇全城封控，羊肉馆也被迫歇业，整个城市人心惶惶。疫情最严重的那半年里，母亲只能待在公寓，眼睁睁看着每天30多块的房租白白流逝。她心急如焚，天天在家庭群里唉声叹气，说得最多的就是：“今年真倒霉，早知道就趁封路前回家了，也能省下房租。”
比起她能挣多少钱，我们更关心她的身体和饮食，担心她不能出去采买，会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在外摸爬滚打几十年的母亲，早练就了在困境中的生存智慧和闯劲——有人在老乡群里传了一个视频，正是当年给母亲介绍第一份工作的冯老板，说要给家乡人捐赠物资，让有需要的联系他。这位早年以客运起家的老乡，早已今非昔比，成了互联网可查的明星企业家，做慈善上电视，据说别墅就有好几栋。母亲看了视频就说，她再去找找这个冯老板，为大伙儿争取一批物资来。住在附近的亲戚发语音给母亲，说人家现在家大业大，找也是白找，咋可能为你这区区几个人跑一趟？母亲不信，她从网上找到冯老板的联系方式，对方很热情，说“次日安排一趟车”。
第二天，母亲真的被通知去领物资了。她拉上几个老乡，每人分了3、4箱牛奶、2袋大米、1箱鸡蛋，还有100多斤的土豆。几人相互帮忙，把物资搬抬进屋。母亲把这些东西又分了些给左邻右舍。在很多人惶恐家中无粮时，他们绰绰有余。
“我就不怕，人在外面，凡事都要自己去争取，不争取就没有。”母亲说。
6.
好不容易捱到解封，羊肉馆重新开张，生意依旧火爆，有时要忙到晚上近12点。羊肉馆里还有2个四川老家的妇女，天天斗嘴，互相揭短，但干起活来也颇能吃苦。当初店里10多个阿姨，最后就我母亲跟她俩坚持了下来。餐馆老板于是更爱招四川女人当服务员了，认为四川女人踏实能干，一个顶俩。
2023年，上海的夏天持续高温，羊肉馆老板为节省成本，风扇都舍不得给员工多开，后厨更是热气蒸腾，汗如雨下。阿姨们很多时候还要干体力活，卸货，把整头的羊扛到后厨，用砍刀分解后分类加工——这本来是厨师的活，但2个厨师都是年轻小伙子，偷懒，经常把这些活扔给阿姨们做。
母亲抱怨不止，“太热了”“又苦又累”“吃不消”，说后厨50度上下，“人都要给烤熟”。我担心她的身体，认为她明明没什么经济压力，还要自讨苦吃，便催她辞职回家。可我好说歹说，甚至跟她吵架，她都要“再看看”——那时店里给她开将近6000的薪资，是她打工以来挣的最多的一份工作，她舍不得走。闹到最后，我威胁她：“你只要钱不要命了？你要出了啥事，自找的，我不会管！”母亲依然无动于衷，指望着熬过这7、8两个月，天就转凉了。
无奈，我找了在上海工作的同学帮我去探望母亲。同学穿越大半个城市，拎着一包水果出现在店门口时，正是午饭高峰期，只看见我母亲脚不沾地地给客人上菜。同学告诉我：“你妈妈太累了，这个年纪还这样劳累，淌汗像流水，还是劝她回去吧。”但一劝，又回到原点，还是那句话：“回去坐吃山空么？我还能劳动。”
去年夏季，上海的高温更胜前年，天天40度上下，羊肉馆里生意还好得不得了。本地人讲“小暑小补，大暑大补”，三伏天里吃羊肉的最多，往往店里座无虚席，外面还有几十桌在等号。又累又热，母亲终于病倒了。她严重中暑，站立不稳，有气无力地在床上躺了两天，水米未沾牙。而店里还在等着她去上班，老板娘一天几个电话地催问。
母亲给我发消息，我又气又急，而她还不愿离职，想着缓两天再去。我发了火，又说了些狠话，母亲才终于妥协，提出离职，但老板娘却回复：店里人手不够，提离职需要提前3个月，突然走人，不退押金——入职首月，员工会扣3000块工资作为押金。
母亲将原话截图给我，我本着友好协商的态度，编辑了一段文字让母亲转发过去，大意是，突然离职是因为身体不适，无法再强行坚持，并表达了歉意。老板娘再次生硬拒绝，说走人可以，押金不退。我火爆脾气一下子上来了，加了老板娘微信，从网上找来《劳动法》的条例发过去，并重点标注了“押金不退属违法”的内容。不出5分钟，母亲告诉我，老板娘批准她辞职，押金和薪资待到发薪日一并支付。
离职获批了，母亲又开始纠结，认为老板娘待她不错，工资开得高，偶尔还额外发给她200块奖励，我这横插一杠子，让她和老板娘撕破了脸，以后是不能再来打工了。
“再也难找这么高的工资了。”她惋惜道。
“再也难找这么苦的活了！”我怼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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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从上海回四川，来了我家，我说：“你就闲着吧，再要出去务工，别人该说你的子女不懂事了。”哪知一转眼，她又和5年前那家“豆花庄”的一个老阿姨取得联系。“豆花庄”已改了招牌，主打烤鸭，老阿姨很热情，说店里还在招人。老板娘也高兴，一是母亲是前员工了，熟悉，二是母亲还额外应下保洁的活儿，只需要她多付几百块。
知道母亲不但又出去打工，还揽下更多的活，父亲批评她：“你这一辈子愣是耍不来。”
母亲列举了村里一堆人，某某、某某某：“他们，哪个在家耍？就你懒人说懒话。”
父亲又提起退休金：“人家干活嘛是没有养老金，必须要给自己存钱养老，你我还焦虑啥子？”
我明白，母亲一直为那笔从面馆老板处难以收回的“投资”耿耿于怀。另外，早年村领导的老婆来家里推销保险，手上还提着礼品，碍于面子，父母一同参了保，每年缴费7000多，缴了10年。后来他们发现，这笔保险的作用并不大，当初的承诺兑现不了，母亲就把它视为上当受骗。两笔损失，加起来15万，她辛辛苦苦攒下的钱付诸东流，她只想再干干，多挣一点，把损失找补回来。
发薪日那天，母亲如期收到上海羊肉馆老板娘转来的押金和工资，劳动报酬精确到小时。我想发条消息表示感谢，哪知人家老板娘早把我这个刺头删了。
“人家就怕懂法的，喜欢闷头干活听指挥的。”母亲说，之前羊肉馆也有员工离职不给退押金，等于白干了大半月的活儿。
7.
因揽了保洁的活，母亲需要比别人早1个半小时到店拖地。她每天6点半就要起床，才能在大伙儿上班前晾干地面，不然地面会被踩得脏兮兮，直接关系到客人进店的第一印象，尤其是来自团购客户的评价。从前的保洁很敷衍，每隔几天，服务员们就要牵着水管共同洗刷地板，否则有顽固污渍。母亲干活卖力，把地板拖得干干净净，犄角旮旯就用毛巾、小刷子清理，做到全店无死角。大伙儿说，“自从兰英阿姨来了省事多了，再也没洗过地板”。
一开始，母亲也叫苦不迭：“啧啧，这几百块钱难挣，堂子太大了，还有几个包间，一轮拖下来，衣服都能拧出水来！”她每天要另备一套衣服，待拖完地换上，去开早会，然后择菜洗菜，上菜收碗，继续投入到下一轮繁忙中。
餐馆有时也会遇到一些难缠的客人。有天，用餐高峰期，母亲刚给一桌客人上完菜，正急着去给另一桌上，听到背后喊“阿姨”，也没回头，心想先去厨房把菜端出来再说。不料，才1分钟不到，客户立马拍下母亲背影并写下差评：“别来这家，态度恶劣！”
这可把餐馆的覃经理吓坏了，急忙上前去说好话，央求客人改差评。客人团购的是598的套餐，覃经理愿自掏腰包给客人免单，用母亲的话形容，“简直卑微得快要给人跪下去”，可对方仍不愿改差评。
祸是自己闯下的，母亲十分愧疚，知道次日早会的批评挨定了。思来想去，她提出离职：“算了，我都这把年纪了，还受这个屈辱。”老板娘一听说母亲要走，大度地拍着她肩膀安慰：兰英阿姨，我们啥样的客人没见过？这一个差评并不影响生意，别放心上，该干啥干啥。回头又对覃经理说：“区区一个差评，500多还给她免单？怎么可能！”
餐饮店不注重差评是假的，以前凡是有人给了中评，老板都要开会整顿。母亲明白，老板娘这是情商高，安抚了她和覃经理，把这场危机给化解了。“但人要自觉，知好歹，人家虽然没明着处罚你，但自个儿心里要知数，要改。”母亲说。
自那以后，凡是有客人喊“阿姨”，母亲都会笑眯眯上前询问，尽力让客人满意，也收获了一些好评：“有位阿姨特别和蔼，很亲切。”“店内整洁，地板很干净。”
还有一次，母亲上菜时手滑了，一锅粉丝蒜蓉虾被摔到地上，也是覃经理连忙上前给客人擦裤子、赔礼道歉，最后又给送菜、打折。本来，这样的事故需要员工自行买单赔偿。到次日开早会时，覃经理汇报为：砂锅底部年久开裂，放不稳，才滑下桌面的，属于意外。母亲知道，这是覃经理在关照她，很是感激。夏天，我三天两头去赶早市买应季水果，母亲会把每样水果都挑拣些出来，“我给小覃拿些去”。回老家，恰逢李子成熟，母亲也会摘上一大包，“给店里捎去”。有时我蒸了包子，母亲也会顺手揣几个走，“小覃的娃娃放假了，带给他吃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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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我哥和父母的关系从缓和走向亲近，父母与爷爷奶奶仍旧纠葛不断，我哥就安慰母亲：“你别和他们一般见识，爷爷奶奶一辈子待在村里，思想行为早已固化，我们做该做的就行了……”他也开始心疼起母亲，母亲叫唤哪儿疼，他就急吼吼地要送母亲上医院。母亲回老家，他不放心，一路发语音询问，母亲口上埋怨“我又不是老年痴呆，这点儿路还迷不了”，心里却欣慰。
今年5月回老家，我和母亲一道，路过县城时，她进超市买了10多斤肉：“我只在家待3天，给你多包些饺子留着当早餐。”父亲下岗后开过馆子，我平时在家也做饭做得多，但母亲还是操心，怕她走后我们饮食会吃亏。她早起剁了肉，包了几大袋饺子冻进冰柜：“这是早餐，睡醒了煮来吃。”又烙了50多张饼子：“平时饿了热几个。”走了，还不忘微信叮嘱我：“热饼子不要用微波炉，放电饼铛热出来格外香脆。”
父亲笑话她：“你咋就操不完的心，我这么一个大活人守在家里，天天专门负责饮食，你还担心娃娃挨饿吗？”
我暑假在家，父亲一日三餐给我们安排得妥妥当当，可爷爷奶奶就像争胜负似的，这边刚放下碗筷，那边又叫我去吃饭。我若不去，就说我翅膀硬了，现在只认得父母了，嫌他们的饭脏。我也生气，就跟奶奶辩驳，我哥劝我：“你还是去吃吧，做做样子，免得老人怄气。”“奶奶又敏感，你不去，她会觉得你把她当外人呢。”
我脸上挂不住，想着缓两天再上门去，结果第二天，奶奶又颤巍巍端了一盆蹄膀汤来：“你昨天不吃我的饭，我脸皮厚，今天又给你炖了猪蹄。”母亲总说奶奶“假惺惺”，但在我和哥哥心中，奶奶对我们的情感，甚至超越很多血缘亲情。
前几年，父亲仍在零零散散打工，境况好时，一年能有3万来块收入，大部分都被母亲存进卡里。父亲对钱似乎没计较，有次，母亲拿着他的手机试探着给自己转款，分3次转了1万多，他毫无察觉，待到去赶集，付款时发现余额不足也没怀疑，只对母亲说：“你总怀疑我有私房钱，你看我穷成啥样了？”
今年初，父亲终于领上心心念念的退休金，当第一笔款打来时，他给每个家庭成员都发了红包，“分享喜悦”。此后，父亲每月上缴2000元给母亲，剩下的1000多自行安排。这是母亲的规定，我问父亲是否有异议，他摸着脖子嘿嘿直笑：“让你妈存着嘛，她怕我打牌输了。”
父亲仍旧打牌，但早已没有了年轻时在工地上那种疯狂劲头，现在是跟村里的几个老头打，以娱乐为主，一个月输赢不过几十块。快到饭点，哪怕打得正酣，他也会马上放下牌回家做饭。他总有法子弄到一些惊喜食材，比如野猪肉和菌子。
近两年，母亲后腰和膝盖经常疼痛，腿脚也爱抽筋，大半辈子积劳成疾，到了晚年逐渐显现。现在她上厕所只能坐马桶，蹲着就会起不来，身上常年贴着膏药。她打算干完这一年，明年再不出来了：“和你爸在老家种点蔬菜，也过一过清闲日子。”
对于一墙之隔的爷爷奶奶和那几十年来的恩仇，母亲也看淡了，打算“睁只眼闭只眼”，尽该尽的赡养义务即可：“我都六十几了，做得了自己的主了。”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