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评功会上，对张代荣立功等级出现了争议。有的同志提出，张代荣有可能是我方火炮误伤，可以记功但不要报请授予称号。听了这个意见，靳玉轩动情地说，董存瑞、黄继光不都是在炸碉堡、堵枪眼时主动献出生命的吗？如果因为我方火炮误伤而不能授予称号，董存瑞、黄继光还能当英雄吗？误伤是战争的一部分，再高明的指挥员也只能防止误伤，而不能杜绝误伤。即便是误伤，也不能否定张代荣的英雄行为，况且怎么能够断定，在双方炮击中牺牲的张代荣是被我方炮火误伤的呢？靳玉轩讲完意见，会场先是一阵沉寂，接着掌声从每个座位上响了起来。
在国防部授予张代荣“爱兵模范”荣誉称号的命名大会上，靳玉轩心潮澎湃，百感交集，泪水冲开心底的闸门，在他胸前布满了悲痛的痕迹。但即使这样也没有让靳玉轩从愧疚中完全解脱出来。
老政委的谈话让我疑惑消解，受益匪浅。离开北京前，他告诉我，让我写关于张代荣的文章，是因为我了解张代荣，我更了解他；我能写出张代荣的高尚和壮烈，也敢写出他靳玉轩的平庸和错误。希望我在文章中不要回避质疑，不要回避细节，更不要掩饰他对张代荣片面的看法和不当的使用。让后人知道，指挥员的片面性和随意性，有时候会让部属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们应当多要英雄，少要悲壮，不要悲剧。
从北京返回后，我在系统熟悉素材的基础上反复推敲，按照“靳玉轩口述、屈全绳整理”的体裁结构文章，一个月后初稿完成。
写完最后一段文字，我高兴地在电话上请护士转告老政委，关于张代荣的文章已经拿出初稿，过几天我去301医院请他审查。接电话的护士没有马上回答我，过了一会才轻轻地说，“首长已经昏迷了好几天了。”
那是一个细雨如泣的日子，窗户上的玻璃被雨点溅得模糊不清，夜空的闷雷震得我脑子发蒙。放下电话，我手中的文稿还在抖动。我知道，因为我的顾虑和犹豫，使老政委的期望化为遗愿！把老政委对张代荣的追思变成我对老政委的愧疚！
老政委的病房灯光通亮。病床前顾倬云教授正组织医护人员全力抢救，亲友们焦急地等待奇迹出现。然而，老政委没有回应医护人员的最后努力，也没有回应亲友们的悲痛呼唤……
1990年7月2日，靳玉轩将军平静地走了。
历史把遗憾留给了我，我却无法弥补。
二〇一一年八月一日
（刊于《中国作家》201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