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2月，乌鲁木齐仍然被酷寒笼罩着。街上的白雪覆盖着—层烟尘，千家万户烟囱中冒出的黑烟，同污浊的空气搅在一起，在灰蒙蒙的晨雾中弥漫。躲在云后的太阳迟迟不肯露面，天冷得出奇。
大街上的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此起彼伏，响彻云天。
路上的行人无精打采地走着，有的用棉帽子的耳扇把耳朵捂得严严实实，他们不想再让歇斯底里的矂音刺激耳膜。
刚刚吃完早饭的任晨，正准备开门上班，房门被“咣当”的一声推开了，任晨躲闪不及，差点被洞开的门扇打在脸上。任晨还没反应过来，两个干部带着战士已经站到面前。
“你被隔离审查了，现在就走！”一个干部瞪着眼睛说。
“哪里批准的？”任晨问。
“我们管不着！”干部回答。
任晨踉踉跄跄地走出大门，等在门外的吉普车早已发动，他被推上后排座位。吉普车在飘飘洒洒的飞雪中向乌鲁木齐南山方向疾驶而去。
高庆毅见任晨连一句话都没来得及说就被押走，顿时五雷轰顶，一下子瘫倒在沙发上，已过而立之年的大女儿和她的弟弟妹妹也被眼前一幕惊得目瞪口呆。
从任晨被押走那天起，高庆毅吃饭吃不下，睡觉睡不着，也没有心思照顾子女，从早到晚找人打听：任晨为啥被隔离审查？在什么地方隔离审查？但上级回避不见，下级不知所问，似乎人人都怕受到牵连，高庆毅连续十多天也没有问出个结果。有时她自己一个人关在房子里，回忆同任晨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日日夜夜，翻来倒去还是找不出隔离审查任晨的任何理由。冷静了几天，高庆毅渐渐地意识到，可能是任晨那张爱"放炮”的嘴走火了。
高庆毅是延安米脂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时只有14岁，是从子弹缝里钻出来的老党员、老大姐，想到任晨可能是嘴巴惹的祸，心里反倒踏实了。只是带给任晨的衣服够不够？伤腿疼不疼？要不要什么药？她老是放不下心，总想求人让她探视一次，哪怕只看一眼也好，但始终没有得到应允。
高庆毅的判断没有错，任晨被隔离审查正是他犯颜直谏招惹出来的。“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一千多年前韩文公的遭遇在任晨将军身上应验了。任晨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肉体和精神都受到摧残。
任晨是参加过延安整风的人，当时的审干运动对他的历史已做过结论，档案完整无缺，历史一清二楚。任晨怎么也没有想到，"文革”中的一场混乱，却把历史给他做出的定论颠覆了。改嫁的前妻更不会想到，一心追随共产党，别母、休妻、打日寇的任晨，反倒成了共产党隔离审查的对象。任晨母亲的亡灵若九泉有知，也会对儿子的遭遇愤愤不平。
任晨后来听说，他被隔离审查，是有人向军区反映了一些情况，他的入党介绍人1937年就牺牲了，没有第二个人能证明任晨是党员。任晨是薄一波、杨献珍叛徒集团安插在军队的“黑线人物”，是地主出身的阶级异己分子。任晨的历史问题被"走资派”王震、王恩茂掩盖了，应当重新审查。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整任晨的借口和机会终于等来了。任晨在解救王恩茂问题上是是非非的棱角，刺痛了军区当时的主要领导。
1969年1月10日，新疆领导人王恩茂同志被造反派揪斗游街。揪斗事件发生后，两派群众的对立情绪也随之升级。周总理指示要全力营救，并批评了主持新疆工作的主要领导人。
王恩茂被解救出来后，作为制止武斗的负责人，任晨从稳定新疆的大局出发，前去晋见那位被林副主席视为“可以信赖，可以培养”的领导人，希望他亲自出面找造反派头头做工作，不要再发生揪斗领导干部的事件，否则后果会更加严重。对方拉着长脸听任晨讲。任晨刚讲了几句，这位领导不仅打断了他的话，反而要任晨先消除派性，更不要给上面打小报告。任晨没有想到，弯弓不成反折箭。正是他的这次逆耳良言，把自己送到隔离审查的高墙里面。
任晨光明磊落，敢说敢为，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对了就坚持，错了就检讨。多年来任晨没有少给上面打报告，可那是代表组织的“大报告”，不是偷偷摸摸的“小报告、直到任晨被平反后才弄清，那个人所说的"小报告”，是指周总理办公室询问王恩茂被斗游街的情况时，他讲了几句真话。
三年多的隔离审查，任晨吃尽了苦头。住地窝子、睡大通铺、吃玉米馕，干体力活，任晨被折磨得皮包骨头。他四次受伤的右腿因睡地铺受潮，常常疼得整夜坐在地上揉搓。但即使这样，任晨的谏言本性也没有改变。在隔离审查期间，他还两次对修建阿里机场、改建新藏公路、增加南疆地区的战备物资储备等问题提出重要建议。虽然这些重大建议后来都被总部采纳，但没有人知道中印边境西段大规模建设的意见，是高墙内被隔离审查的军区任晨副参谋长最先提出来的。1973年，到任不久的杨勇司令员听说任晨有过这方面的建议，即与任晨夏夜长谈。从1974年开始，中印边境西段三年建设规划随之启动。
“文化大革命”使成千上万的好人受了内伤，使成千上万的家庭受了内伤，也使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受了内伤。外伤易疗，内伤难治。在被隔离审查的日子里，任晨痛苦地看到，昔日交替掩护、争先冲锋的战友，有的成了相见不相识的路人；昔日谦虚恭顺、鞍前马后忙活的下级，有的竟然在任晨面前挥舞拳头；甚至连任晨驻地的警卫排长，也与任晨划清了界限。体弱多病的高庆毅和被划为“黑五类”的子女，在寒心与委屈中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任晨没有因为自己受委屈、受冷眼而怨天尤人，他坚信是非黑白总有澄清之日，即使活着自己不能澄清，死后历史也会澄清。他对高庆毅和孩子们说，古往今来多少忠臣良将不是生前惨遭陷害，身后彪炳青史吗？何况在他深陷困境的时候，大多数干部战士仍然对他友好如旧，即使在被隔离审查期间，仍有干部为他传递消息，仍有战士给他请医送药，仍有领导同志为他奔走呼吁！任晨欣慰地看到，共产党的党性仍有火苗闪烁，一旦春风吹来，肯定还会熊熊燃烧。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1972年解除隔离后，任晨虽然没有工作，但他对社会稳定的关注、对边防斗争的关注、对战备工作的关注，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建言献策甚至犯颜直谏的性格一点也没有收敛。
1976年，听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撤销，他与新疆的主要领导人争得面红耳赤，气得发抖的手连烟也点不着。他甚至当面指责有的领导连林则徐、左宗棠都不如。
1985年，听说南、北、东疆军区都要撤销，他抱病赴京，请求军委保留南疆军区。在总参谋部的办公楼里，他当着一位副总长的面放出狠话：“这个历史责任你们是负不起的r
1992年，得知已降格为副大军区级的新疆军区，又要降格为正军级，任晨深为震惊，也深感痛心。
任晨无法相信，中央和军委会让有些领导人在关系新疆安危问题上轻率决策。他要继续上书中央，希望在新疆问题的决策上要深思熟虑。当想到德高望重的老首长王震愿意听真话时，他用已经开始颤抖的手给王震写信。一封信写了又撕，撕了又写，整整写了大半夜。这是一封两千多字的长信，情之恳切，催人泪下；言之尖锐，令人震惊。他甚至在信中表明，彭老总的高风亮节如果在我们党内失传，我们党就不是我们党了。这封饱含深情、言辞激烈的上诉信，在高庆毅的苦苦劝阻下最终被付之一炬，但任晨心里结的疙瘩却久久没有化解。
我们党是一个敢于纠正失误、敢于改正错误的党。没过几年，任晨的眉头舒展了。
1981年12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了。
1987年9月，南疆军区恢复了。
1998年10月，新疆军区副大军区级别恢复了。
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的战略决策，让任晨将军精神焕发，诗兴如潮，佳句迭出。他在《题菊石雁来红图》中写道：“石畔无声菊数丛，傲霜浥露舞金风。黄叶枯枝香阵阵，清秋尤赏雁来红在任晨眼里，连菊花石里的清秋也成了石傍金菊、雁赏花红的绚丽世界。
晚年的任晨将军曾说过：“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愕愕。”在中国历史上，良臣敢于谏言，明君善于兼听，才有了几朝盛世大治。可一段时间内，这些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却成了为官的禁忌，以至于直言谏言的共产党人，反而受制于人。这是我们党多次出错的一条重要教训。很多老同志开玩笑说，任晨把10个将军的任职机会都浪费了，任晨的晋升是被他的进谏抵消掉的。这句话不无道理。1987年，王震到新疆考察期间，特别叮嘱有关同志："任晨你们也该给动一动了。他有啥问题，不就是平时爱提个意见。不过细想起来，他的大多意见还是正确的，出于公心的。”
王震的话虽然最终没有使任晨的职务有所变化，但王震的评价却让他知足。和倒在战场上的同志比让他知足；耄耋之年重拾画笔让他知足；能看到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更让他知足。在新疆军区，他创造了51年正军职务的历史记录，创造了亲自动手撰写四十多万字回忆录的记录，创造了美术作品在海外高价拍卖的记录。
秦
武将任晨，刚烈锐气终生不减！
儒将任晨，儒雅之风千秋流传！
任晨将军逝世的讣告，虽然只简述了他的戎马生涯，但在《现代中国美术通鉴》《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国当代高级专业科技人才大辞典•文体音乐美术卷》《中日美术通典》等中外辞书中，任晨的名字却赫然在列。
历史为任晨将军竖起一座巍巍的丰碑！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刊于《中国作家》2012年第9期）
参考书目
《三五九旅南下北返纪实》乌鲁木齐部队政治部文化部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
《痕迹》任晨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
《守疆儒将任晨》薛春德著，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
《追忆“文革”中的父亲》任延利、任亚胜、任亚新、任亚军、任亚伟、任亚宁，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