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满和赵刚也许到日本比我久，看人真的比我准。过去，我憧憬和胡大叔分手，又惧怕胡大叔亦我无法预料的手段阻止我，那样，我不但不能脱离他的控制，可能还会带来无法预料的麻烦。然而，当我们三个人放学以后，一起到胡大叔家里，我鼓起勇气对他说，我不想再在这里住了，因为这里离学校比较远，很不方便；因为我付不起他的房租和水电费还有煤气费；因为我想跟我的朋友们一起住……我把我事先能够找到并且背诵熟练的理由磕磕绊绊颠三倒四地告诉他以后，他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日本人，鞠躬致礼，感谢我这长时间的关照，请我原谅他的照顾不周云云。他反倒把我弄得一头雾水，我实在拿不准，他这些话，还有恭敬谦和宽容的态度，是在表演，还是真的。
黄大满朝我挤眉弄眼，赵刚装猛，把我的零七八碎挂满一身，反倒是我和黄大满没什么可拿的了。这件事情我上午就给公鸡提前打了招呼，公鸡有点讪讪地，也有点惆怅，却没有明确反对。我们离开的时候，他站在胡大叔身边送我们，除了再见，什么也没有说。
我住到了黄大满他们的“寮”里，为了省钱，我们三个人挤在一个小隔间，房租、水电费都是三个人均摊。从胡大叔那儿搬出来以后，我再也没有回去过，也再没有跟他见过面，黄大满告诉我说，那种专门吸穷人血的蚂蟥，不值得搭理他。摆脱了胡大叔，我也有损失，没有给日本人推拿按摩的条件了。黄大满给我介绍了一个活，到NEC株式会社本部大楼当清洁工。在日本，清洁工工资很高，按小时计价，一小时一千日元。
我马上答应：“没问题，我干。”我不干也不可能，日语学校的学费和我自己的生活，每个月最少也得十万日元。
黄大满说：“你要真的干，就要有思想准备，在这边干活可跟国内不一样，钱是挣得多，可是不好挣。”
我不相信还有我吃不了的苦，受不了的累，我到日本干吗来了？不就是受苦受累来了吗？受苦受累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改变我和我们家人的生存条件。
我问黄大满在干什么，他说给一家酒店当杂役，他已经从日语学校毕业，现在除了打工挣钱，还在利用业余时间读日电公司的机电专科。他告诉我说，在日本，读大企业自己的专科学校，毕业以后工作更容易找，如果成绩好，不等毕业，就有可能被企业自己留用。
赵刚算是活得比较潇洒，平常到处打杂，挣够钱了就歇着，到日本各地玩。他说，既然来了，就要抓住机会好好认识日本，整天埋头打工，连日本什么样都不知道，挣了钱也没啥意义。我问他怎么看日本人，他说，日本人有很多地方其实跟中国人一样，勤劳、能吃苦、能忍、有韧性，什么都信，其实最终什么也不信，超现实主义，超实用主义，嘴上不说，实际上是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一理论的忠实践行者。
他说得我和黄大满哈哈大笑，赵刚一本正经：“你们别笑啊，硬要说比中国人强的地方倒也不少，守纪律，讲公德，团队精神强，我说的这些优点是整个社会层面上的表现，当然，哪个国家都有好人，也都有坏人，有流氓，也有无赖，还有恶棍，这都是正常的。”
听他在那儿发表高谈阔论，我觉得挺好笑，赵刚转头朝我说：“许哥，你可别碰上恶棍啊，日本的恶棍比中国的更恶劣。”
赵刚说的话就像不吉的谶语，命运给我发放了恶棍谷仓，让他来折磨我，考验我的忍功和韧性。我当清洁工第一天就发现，我的工头谷仓可能应该算是日本人里边那种坏东西。谷仓是一个粗壮汉子，戴了一副黑框眼镜，穿着蓝色的工装显得非常彪悍。我们负责打扫的NEC大楼在东京的田町，刚好在我们寮到日语学校的中途。
我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按照习惯到楼下练功，然后洗涮，直接赶到NEC大楼清洁。谷仓不知道为什么老看着我不顺眼，跟我对话一向都是呵斥的口气。我怀疑他是一个民族主义分子，右翼，所以对我这个中国人有很强烈的歧视、敌意，所以才会那样。
头一天发工装的时候，谷仓从供我们休息的小库房里掏出一件皱皱巴巴的蓝色衣服，扔给我：“你就穿这个。”
这件衣物显然是别人穿旧了的，这我倒不在乎，反正就是一件工作服。我在乎的是，这是一件没有经过洗涤的脏衣服。日本是一个很讲卫生的国度，即使是给清洁工使用的旧工作服，也会洗涤得干干净净，折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更衣柜里。像这种未经洗涤的旧工装，给我，而且是扔给我，其中包含的轻侮意味是不言而喻的。
开始工作了，谷仓让我扛清洗机上楼，清洗机至少有二十公斤重，我当时估计他是因为我是新人，所以才让我扛。到了电梯口跟前，谷仓却不让我乘坐电梯，别的清洁工可以趁电梯，唯独我不准乘坐电梯，要扛着清洗机从楼梯爬上去。我问他为什么不让我坐电梯，他说因为我扛了清洗机，所以不能坐电梯。
我只好扛着沉重的清洗剂爬楼梯，而其他清洁工手里最多拿着拖布和空塑料桶，而我们要爬的是十五层。乘坐电梯当然比我扛着二十多公斤重的清洗机要快得多，等我上到楼上，其他清洁工人已经开始工作，有的在卫生间里清扫马桶，有的在地板上清理以我得眼光来看，根本不存在的污渍。我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的爬上十层楼，谷仓却对我劈头一通臭骂，我虽然对日语还不娴熟，可是他骂的话我却能够听懂，全中国大多数人都能听懂：“八格牙鲁”。后面是一连串夸张激烈的手势伴随的斥责。
日本人并不是一个善于骂人的民族。日本人的骂人话基本上就有三种：八格牙鲁，原话是“马鹿野郎”，这句骂人话本源是跟中国人学的，来自于中国古代指鹿为马的典故，基本含义是“不讲理骗人、让别人当傻瓜”。后来引申扩张为“傻瓜”、“笨蛋”、“混蛋”等多种意义。另外常用的两句骂人话是“畜牲”、“狗屎”。平心而论，也许是骂人的语言太贫乏，日本人并不骂人，也很讨厌骂人，他们将骂人称之为“恶态”，在正常生活里，极少见到日本人的“恶态”，只有影视作品中塑造的黑道流氓恶棍才会有这种“恶态”。
原来，清洁工脖子上都围着一条毛巾，出汗了就用毛巾擦拭，谷仓看到我用衣袖擦拭汗水，便对我大骂不休。旁边的清洁工看不过去，指责谷仓：“你没有给他发毛巾，他只能用袖口擦汗，你怪他不公平。”
谷仓对别人绝对不会像对我那么苛刻，有了别人出面说公道话，他也不再骂我，下班的时候，从不知道什么地方抽出来一条毛巾扔给了我，那条毛巾黑黢黢油腻腻的，当抹布都不合格。别的清洁工发的毛巾都是新的，唯独给我的不但是旧的，还是脏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不幸，偏偏碰上了一个谷仓，对别人他没有恶态，唯独对我，动则“恶态”，上班第一天就对我用上了日本人最强烈的骂人话“八格牙路”。美国人亚瑟.亨.史密斯在其《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表扬中国人的忍耐精神时分析道：“忍”这个词包括三层完全不同的含义，首先，它表示长期不抱怨、不生气、没有不满情绪的一种品质或行为；其次，表示默默地忍受或承受任何苦难、坦然处之，镇定自若地忍耐的一种能力或行为；再次，它也可以作为坚韧的同义词。显而易见，这里所涉及的各种品质，与中国人的生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联系。
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可以说，面对谷仓，不论“忍”字表达的哪一个层面，我都践行了最高准则。面对谷仓的欺辱，我忍了，为了那每小时一千日元，我还有什么不能忍的呢？我的理想，那个小小的卑微的理想，就是每个月能存十万日元寄回家的理想，支撑我卑贱地活着。
然而，我的忍耐是理智的、有我自己底线的：你不能对我施暴，这里的施暴特指动手打人，侵犯我的身体，因为，身体不是我个人的，它还属于我的父母、妻子儿子，如果侵犯我的身体，动手打我，我一定会反抗，豁出去拚个鱼死网破、玉石俱焚。面对谷仓，我想，如果我动手，倒还不至于鱼死网破、玉石俱焚，我常常拿这一点安慰我自己。我常常在入睡前，想象着痛殴谷仓，让他饱尝中国武术能够造成的种种痛苦，这种想象和憧憬，曾经相当长的时间是我重要的精神享受。事后我回想起那一段时间的生活，就会苦笑，谷仓让我品尝了当阿Q的滋味，有时候憧憬、想象，的确能够让人产生虚拟的、空妄的满足感。
我的生活基本上固化为一定的程式：上午五点，起床洗涮、练武，六点赶到NEC大厦做清洁工，八点钟朝日语学校赶，上课到下午四点，再赶到快餐店做两个小时的帮工，到了下午六点，还要再去NEC大厦做三个小时的清洁工作。
我的生活从精神层面也基本上分成了两个部分：跟黄大满、赵刚在一起的时候，我能感觉到我是人，是一个有朋友、有尊严、有自我的人。另一个部分就是在谷仓手下干活的时候，我就感觉不到我是人了，当别人不拿你当人的时候，当你不得不接受别人不拿你当人的时候，你就感觉不到自己是人。
为了能多攒一点钱，早饭我依靠那些经常等在学校外边给中国留学生送饭团等食物的日本老奶奶。午饭，我也尽量省了，我捡拾大楼里白领们毫不吝惜扔弃的午餐充饥。我在国内还有一大帮生活在贫困中的亲人，我说不准他们什么时候就需要用钱，需要我这个到国外“发展”的长子、兄长提供经济支撑，所以，我一分钱也不敢乱花，能省则省，午饭，对于我来说，也属于不能“乱花”的范畴。
那天，我赶到NEC大厦做晚清洁。当我打扫白领员工们午休时离开的办公室的时候，看到一些盛着便当的便当盒基本完好，里边的便当基本上没有吃，于是我就把这些便当盒收留起来，放到专门为我们清洁工人准备的小休息室里，准备干完活拿来充饥，这样就可以把晚饭省了。
清洁工的最大特点是工作的精细，最高的要求是绝对不能有任何犄角旮旯留下污痕。即便是光洁如镜的地面，我们也要按照程序先用清扫机清扫一遍，然后再用清洗机清洗一遍，最后用烘干机烘干，然后再用打蜡机打蜡。这种使用工具的工作一般轮不到我，我只有肩扛手抬给别人搬运沉重工器具的资格，使用它们却不是我的权利，因为使用工器具清扫是相对比较轻松的活，只要用手扶着把手，就如驾驶手扶拖拉机一样，在地面上顺序擦抹过去就可以。谷仓绝对不允许我干那种活，他的理由是，我笨，弄不好不但打扫不干净，还会把工具搞坏。
我的工作一律是手工的，趴在地上一寸一寸的用抹布蘸着清洁剂擦拭卫生间的地面、墙壁、便池以及所有边边角角，因为这些地方不适用清扫机、清洁机那些工具。谷仓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好像从来对我的工作就没有放心过，每当我作业的时候，只要他能脱开身，就一定会站在我的身前身后，凶狠地呵斥、指点，无论我怎么做，他从来没有满意过。有几次，我发现，当我在写字间里清扫卫生的时候，他会在外面偷窥监视，显而易见，他是在监督我会不会偷东西。
我从写字间捡别人剩下的午餐，也会成为我的罪过。那天，我忙碌完了，回到休息室，已经饥肠辘辘，便想抓紧时间吃点东西。我刚刚端起捡回来的便当盒，谷仓从外面一头闯了进来，我还没明白过来，他一把抢过我手里的便当盒子，狠狠摔在地上，嘴里骂着我：“猪，你是猪……”然后狠狠地把散落一地的便当踩了个满地狼藉。
羞辱、怒火还有委屈，我的心被淹没在泪水的苦涩中，我强忍着不让泪水流出来，转过身去脱工装，借此掩饰我的羞耻和愤恨。手指活像狂风中的枯枝，抖得根本就捏不住扣子。谷仓却变本加厉，抢身过来，拉开我的更衣柜，把里边我留着当晚餐的便当盒全部扔到地上，全都踩成了烂泥，然后骂了一声“猪”，命令我把休息室打扫干净：“如果不想干，就永远不要再来了。”
我“咳咦”、“咳咦”地答应着，这是到日本以后养成的本能，整个日本社会都是这样，下司对上级的训斥、指示一律用“咳咦”这个表肯定的词汇应对。
谷仓詈骂着离开，我瘫坐到地上，地上的便当就如污泥，粘在我的裤子上，深沉的屈辱感和无奈的仇恨令我恍惚，头脑热哄哄地发胀，方才还在胸中翻卷的泪潮此刻却干涸了，心也像枯竭的古井，黝黑、深邃、阴冷。我茫然地站在那儿，一时竟然失去了行动思考的能力，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时间永远是抚平创伤、抚慰心灵的良药，越是急性病疗伤的速度也越快。十几分钟之后，激愤的心情平复下来，我恢复了行动的能力，我默默地用铲刀将粘在地上的食物铲起，默默地用抹布蘸着清洁剂，一寸一寸的将地面擦拭干净，然后再用清水一寸一寸地把地面冲洗干净……
做这一切的时候，我的精神是麻木的，我的心灵是干涸的，唯有我的肢体，服从着本能的支配，按照谷仓的指令做着我能做的事情。
那天晚上，我躺在榻榻米上，久久不能入睡。北纬三十五度的东京，冬季天寒地冻，室内没有取暖设备，我蜷缩在被窝里，脑子似乎也被这冬季的严寒冻僵了，没有思考的能力，却又好像万念俱来，什么都想到了。这种状态的大脑就如繁华的大街，人来车往，却谁跟谁都没有什么联系，繁忙，凌乱，却也留不下任何有意义有价值的痕迹。睡不着，就更觉得冷，我索性爬起来，一个人到了楼下，开始练功。
我从小接受的训练是我爸爸传授的运气内功，他从来没有从理论上给我阐释过，就是让我集中注意力，控制住自己的念头，用意念导引体内的气息按照人体经络游走。实际上，与其说是练气，不如说是练意念，练意志，练控制自己思绪的能力。很快，我就进入了定态，这是一种宁静、专注、似睡似醒、若真若幻的精神状态。我的气息按照我的意念指点，在我的体内畅游，就如大江大河在广袤的田野上奔流，我关注着每一缕气息的动态，想象着我正在腐烂、幻灭，我似乎看到了我的肉体逐渐褪去，白骨犹如晶莹的玉石袒露在湛蓝的天空下，碧绿的大地上，这是白骨禅的境界，过去，我也曾经试图练过，然而，每一次不等脚部的白骨完整呈现，就已经控制不住思绪，不是心猿意马，就是酣酣睡去，今天，在这晓星初上、残月尤明的东京寮外，我却不经意间进入了白骨禅的高境界。
我深深地吸进东京冬夜清冽寒冷的空气，放任气息从丹田如绵绵不绝的长江大河灌注到我的经络穴道，就如消防队员使用高压水龙灭火。精神上、心理上、生理上的焦躁、烦恼、郁火逐渐熄灭，我仿佛进入了空旷、明净、清凉的禅界，身心清朗，四周的一切，均在我感我知我觉的范围之内，却都又距若无限、遥远无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