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不了。即便过了很久之后，祁琪还是忘不了。在生活坠入深渊的前夕，在一切刚开始崩塌的那个夜晚，父母当时的语气，动作，表情——她全都忘不了。按常理，一件事情过去的时间越久，脑子里与其对应的相关记忆就会越来越模糊。可祁琪对那晚的记忆却随着时间变得越来越清晰，生动，每每不自觉地回忆起时甚至会使她战栗。按常理，时间越久，一件事情也越是应该想得明白。可祁琪却在不断的回忆中越发惊讶于父母当时所表现出的随意和坦然自若。她期待着接受的平静，可内心的安宁却迟迟未至；她反而越来越难以置信所有的一切，每想起一次便觉心中的痛苦又加深了一层，厚了一倍。她的惊讶，错愕，难以面对，全部缠绕在了一起，由惶恐将其点燃成一团炽火，把她困在其中，挣扎。在烟焰中，她的精神与身体不断地剥离，魂魄时常游离在身体之外，在距离身体只一指之处用呆滞的眼神望向身边的一切。她看见自己，也看见了父母。在她的眼里，父母望着她滚烫的躯壳，脸上毫无波澜。其实什么都没有发生。他们所有表露出的情感都与往常一般平缓又钝重，就像是在水里泡得过久，泡出茶垢的茶叶。
那天祁琪下班回家后：母亲问她有没有将前一天遗留在办公室里的保温杯带回来。祁琪从包里拿出递给了她，然后听母亲说了句，“你看看你下个月什么时候方便请个假。要去一趟房产局变更一下老房子的承租人。还要去趟民政局，办个结婚手续。”
祁琪没有马上反应过来，下意识地应了声，转身看见父亲从厨房中走出来，手里端着一盘炒冬笋。她侧身让了让他，走去客卫洗手。
洗到一半的时候，她背后猛地蹿过一波寒栗。她的手僵在水龙头下，待水流将手掌之间的泡沫全部冲完了也迟迟不动。直到母亲从客厅里喊了她一声，祁琪才将水龙头拧上，把双手胡乱在毛巾上抹了一通后匆匆疾走了回去。父母已经在饭桌前坐下。祁琪慌忙地拉开椅子，屁股还没着座垫就忍不住问：“什么意思？谁要结婚？”
“喏，是这样：你阿娘以前住的那个老房子，我们不是一直没有处理掉嘛。本来是想等你生了小囡之后可以备着给他挂户口——你晓得的，那边学校好——但现在呢，你爸爸单位里有个同事要落户，想买个学区房。喔唷，为这个事情愁死了噢，所以我们想帮帮他忙。毕竟我们自己也是家长，可以理解的嘛。”
母亲一边说一边不停地朝祁琪碗里夹菜。对面的父亲则早已置身事外地埋头吃了起来。祁琪一双筷子捏在手里，手垂在饭碗旁。她不明白：“帮？我们怎么帮？阿娘的老房子是公房，我们又不能卖给他。”
母亲嘴里的青菜嚼到一半，又捡了块清蒸的鳜鱼肉到祁琪父亲的碗里，说：“这个事情呢，我们已经研究过了。方法是有的，有几种，但最简单，最好的办法是这样：你的户口还在老房子那里，一直没迁出来，只要让你爸爸写个同意书，我们就可以把公房的承租人变更成你。然后你再和你爸爸的同事，那个小伙子，办个结婚手续，让他把户口迁进来，把承租人再变更成他就可以了。”
祁琪一下子说不出话来。
母亲朝她碗里也夹了块鱼肉，是鱼脸颊上那块最嫩的月牙肉，又说：“这个老房子，也怪我们反应太慢，当初政策出来的时候没有买。到现在这个价格，再买下来也不划算。但放弃了么，也蛮可惜的，毕竟地段那么好——虽然是老房子，也值个两百多万噢。你爸爸的同事呢，人也蛮好的，愿意付市场价的百分之五十从我们手里把这套房子接过去。这样的话不是两全其美嘛：我们赚钱，他也能在他自己的预算之内搞定一套学区房，解决他小孩子读书的问题。”
头顶上的吊灯晃着力道不足的黄色光束，把祁琪碗里的鱼肉照得油光泛泛。鱼肉底下的米饭不敌从室外渗透进屋子里的初冬之寒，即便只是盛出这么一会儿，也已经明显冷却了，不再冒出只在几分钟前还上升着的袅袅热气。祁琪缓慢地夹了一筷子冬笋放进碗里，也没有马上吃进嘴，只是低头盯着面前的饭菜看了一会儿。她突然感到反胃，但恶心的感觉又不像是从胃里上来的，而是从脑勺后面而发，像是有一只隐形的大手覆上了她的整颗头颅，来回摇晃着她的脑袋，又时不时地伸出指甲，摩挲着她的头皮，使她阵阵发麻。
过了半天，祁琪才终于抬起头，颤抖着憋出一句：“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父亲眼神朝她的方向瞥了瞥，没有停留。他说：“这个房子，本来是想留给你的小囡当学区房的，但你和小梁又不知道什么时候结婚。我们自己还有那套杨浦的房子，附近也有好学校，实在不行小囡以后户口挂那里也行。再说了，你和小梁要是真的结婚了，到时候婚房也可以买在好的学区里面的嘛。选择还是很多的，没必要抓着这套老房子。” 他往嘴里扒了口饭，还没嚼两下就又说道：“晓得你和阿娘感情好，但人总归没了，留着房子也没用的。”
恶心。还喘不上气来。祁琪的呼吸在这个时候一下子停了。一股冰冷瞬间从她的脊柱蔓延向了四肢，而她的双颊在这之中竟有些发烫。她的手掌和手指立即褪去了血色。祁琪眼看着双手呈出惨白，却依旧呼不出一口气。她明知道自己不可能就此窒息，但心中还是恐慌了起来。几十秒过后，身体总算反应了过来，泪水跟着长呼出的一口气从眼眶中溢了出来，流的太多，速度又太快，形不成利落的一行行，而只是在她的眼下和脸颊上化作了一滩滩没有形状的咸水，令她感到狼狈。她将筷子重重地扣在玻璃面的餐桌上，敲出叮当响：“我不是说房子，是结婚。你们怎么能让我去和一个有婚姻，有家庭的人去结婚？” 她的声调越走越高。她听上去越来越可笑：“你们怎么可以对我这样？”
母亲从嘴里吐出一根鱼刺，朝她摆了摆手，“他会先和他老婆离婚的呀。等你们结了，户口都弄好了，你们再离婚，他们再复婚，不就好了嘛！”
祁琪实在难以置信，这话竟是从当父母的人的嘴里出来的。她也难以置信，说这话的人竟是她自己的父母。结了婚再离，离完再结。这是在干什么？这到底是在谈论所谓的婚姻大事，还是在超市退换商品？祁琪顾不得直往桌上滴的泪水，把筷子从桌子上抄了起来，又扣了一遍下去，比第一次还重。摔下去的时候，一根筷子从桌面上反弹了一下，然后掉落在了地上。
母亲皱了皱眉头，终于对上了她的眼睛：“做甚做甚，有话好好说，发什么脾——”
祁琪从鼻孔里喷出一股气：“不可能的。我不会的。我不可能和这个人结婚。亏你们想得出，为了赚点钱要让你们女儿去和一个陌生人结婚！”
母亲一只手拿起着饭碗，另一只手拿着筷子在碗沿边敲了敲，声音变得犀利起来：“不是真的结婚。就是办个手续。手续办完就离了呀！而且你这话说的，什么叫为了赚点钱，这赚的不是小钱！像我们这样卖掉，一百多万，手续费啊，税啊，都可以不要交了。这叫什么？这叫净赚！琪琪，你倒是算算看，就你现在这份工作，多久能赚到一百万？”
“可这是结婚！结婚！” 祁琪嘶吼了起来。她知道这样只会让她显得不占理，但她控制不住，所以她嘶吼着却依然感到万般无力。“人家都说婚姻是神圣的，你们把婚姻当成什么了？”
父亲咂巴着嘴，说：“你说的呢，不是没有道理。婚姻呢，一般是要慎重的。但我们这个属于特殊情况。不是真的让你嫁人。把程序走完了，你的生活不会有任何的变化。你们年轻人自己不也是一直说的吗，婚姻就是一张纸。誓言不誓言的，没有那么复杂。” 他的声音里又掺进了某种鄙夷，“你就是这种没用的观念太强烈了。什么神圣不神圣的，这都是些虚的东西。脑筋还是要转过来，还是要脚踏实地一点好。”
“脚踏实地？” 祁琪瞪着父亲：“你们脚踏实地，那你们把梁晓放在什么位置？我现在和这个陌生人结了婚，将来和他就会变成二婚。这说的过去吗？”
“哎呀，琪琪，所以我们和你商量商量嘛。你想，我们赚这笔钱，其实也是为了你们和你们以后的小囡呀；这笔钱将来肯定是给你们的。你去好好和小梁说说，大家都站在同一战线上就好了嘛。”
祁琪的头皮愈加发麻，满脑子都是反驳的话，胸腔里也是一股横冲直撞的气。可看着父母手中始终没有放下来过的碗筷和他们一直不停咀嚼的嘴，祁琪心中的难以置信竟转而朝自己突进。她极度怀疑自己刚刚所听到的一切，甚至有些不确定自己是否应该生气，有没有资格生气，对谁生气。难道是她有问题吗？是她过度反应了吗？难道她才是不正常的那一方吗？她恍惚，晕眩着，身体忽冷忽热。
祁琪不敢再坐在那里。她草草地把碗中的白饭分了几口全部扒完，吃完之后冷冷地说：“我吃好了。” 又立即痛恨自己听上去是如此的幼稚。
“琪琪，你好好和小梁谈谈。你们两个都蛮懂事的。爸爸妈妈知道你们肯定会理解的。讲出去呢是有点不好听，但是这个事情外人也不用知道的嘛。你和小梁结婚依旧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头婚。划算的呀。”
“我明天早上要去上普拉提，我要早点睡了。” 祁琪用双手撑着桌边，站起来的时候出乎意料地吃力。身后的椅子随着她的起身被推后，在地板上拖拉出吱吱呀呀的音节。她撇了一眼还在吃饭的父母，心里蓦地生出害怕。她本能地想要远离饭桌，好像如果再继续这样待下去，父母那些奇怪的逻辑会把她勾进去，吸进去。她转身快走回房间，关上门后在床上坐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洗完澡后从浴室出来，祁琪发现父母房间的门虚掩着，门缝中传出窸窸窣窣的说话声。她忍不住将身体紧贴在门旁的墙上，凑上前去听。
是父亲的声音：“她就是这副样子。想法太多，能力没有。嘴上老是挂着什么梦想啊，热爱啊，噱头大得不得了，但全是空的东西。你看她现在这个工作，当初也是她说是她的梦想，硬要去做这个行当。结果呢，搞什么，这么多年下来了，赚的还那么少。脑子拎不清。还犟。年纪也不小了，还这么犟！”
然后是母亲：“你给她点时间，适应一下。这个事情反正肯定是要做的——我们都答应人家了。缓两天就好了。”
再父亲：“唉，偏要把简单的事情搞得麻烦。” 停顿之后又：“她的思想从根源上就一直有问题；她不懂什么才是对她最好的。现在这种社会，对她来说什么才应该是最重要的？钱啊。只有钱！她就是想不明白：跟钱过不去的都是傻子。”
不等眼泪再次夺眶而出，祁琪便一脚躲进了斜对门自己的房间里。从脊柱生出的那股冰冷再次袭来，使她刚受过热水冲泡的身体在顷刻间又降了温，背上冒出一层微微的冷汗。她踢掉拖鞋，倒在床上，把脸埋进被子里，无声地大哭了起来。
整个周末，祁琪都躲着父母。她上了普拉提，吃了早午餐，做了指甲，和一个高中同学一起去了家新开的酒吧喝了鸡尾酒。她遵循了她平时的习惯，按部就班地完成了她在周末安排给自己的所有任务。这些原本都是驾轻就熟的事情，是祁琪在无数个周末都做过无数遍的事情，可不知道为什么，整整两天，她都被某种强烈的虚妄笼罩着，仿佛她过的不是自己的人生，而是别人的人生。她走到哪里都浑身不自在，总觉得别人在看她，继而可能看穿了她，继而使她很轻易地就感到无地自容。在普拉提的教室里，吃饭的西餐厅里，在街上，地铁上，酒吧里，她总是忍不住用眼神去打探身边的人，以试图洞察他们到底有没有发现她的异样。就连擦肩而过的陌生人都令她紧张；只需一个隔空的眼神，一瞥在她身上停留片刻的目光，就足以让她的背上又覆上一层冷汗。祁琪在每个可以倒映出自己模样的镜子里，橱窗里不断地检查自己。她时刻观察着，提防着，生怕在某个松懈下来的瞬间里，她会露出马脚，从而使得所有人发现，她正在过着一种并不属于她的生活。
两天里，祁琪想了又想，想了又想，还是想不通。她实在理解不了父母是抱着什么心态去让她和一个陌生人结婚。
她在小红书上搜 “逼婚”，“骗婚”，“形婚”，“假结婚”。搜出来一堆视频博主拍的夸张小品和利用人工智能写出的文案来引流的帖子。不搜了，推送什么看什么。然后刷出来好几个被父母以死相逼威胁结婚的女孩。一个女孩放了十几张家庭群里的聊天记录，另一个女孩在Excel上面画了一张对比自己和男朋友条件的表格，让网友点评。还有一个女孩就发了一张阳光照在草地上的照片，说这是她考上研究生那天在校园里面拍的。那时候她没想到当有一天自己事业成功，给父母买了房买了车，还要因为自己拒绝相亲而被赶出家门。祁琪又看发帖的IP地址，松了口气：全是外省的，没有上海人。
祁琪并不是不能理解这件事情本身的逻辑。她当然不可能认为钱不重要；只不过她不愿意，她实在不愿意，将其视为人生中唯一一个值得追求的东西罢了。她在这种问题上总是难免清高；她总是想要相信爱情，相信良知，相信公德，相信真善美，等等等等。因此她也总是趋于将道义上的枷锁视为必要的高尚——当然，她不会开口把这种理想主义随意坦白于人，使人笑话她。这个社会上愿意为了一百万豁出去的大有人在，没什么好奇怪的。但这种人怎么能是她的父母呢？
她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她原本以为父母也是如此。但如今她脑子里冒出了一个令她心痒难挠的推论：父母让她去结婚，以此卖房赚钱，说明他们把这笔钱看得比她的幸福更重要。
再推断下去：如果她的幸福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那他们究竟爱她吗？
她一个独生女儿，活到三十几岁，从来没去想过这个问题。可现在祁琪突然意识到，她太理所当然了。
假如他们不爱她：其实她和父母也确实谈不上亲近。小时候他们在外地奔波，将她留给了阿娘，等到重聚在一起生活时祁琪已经步入了青春期，互相之间早已错过了培养感情的时机。他们对她总是淡淡的；以前祁琪以为父母和那个年代的其他父母一样，骨子里都吝啬对于爱的表达，所以从不展现溢于言表的喜欢，因此她也从没有觉过异常，更没有过不满。与她的同学相比，小时候祁琪还觉得父母是难得的温和；他们不抽手心，不打屁股，不罚站，对她也从来没有严苛的学习要求。他们总是忙着自己的事情；不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急于回到外地的事业中去，生活在一起了之后又忙着新的单位，新的领导，新的朋友。他们从来不知道她的班主任叫什么名字，也从没有把她送到补习班门口，看着她走进去了，再离开。
再在回忆里细细搜刮父母爱她的证据。祁琪却只能挖掘出一些不大不小，不痛不痒的细碎：比如小时候他们每次从外地回家都会给她带一些特产的果干，肉脯，零食。比如他们永远不记得她的朋友们叫什么名字，但每次她把朋友带回家玩时父母还是会做一个只有待客时才上桌的大荤菜。再比如，虽然以往每年祁琪生日时他们都不买蛋糕，只是下一碗面吃，但过18岁那年，父亲破天荒地去凯司令买了一个八寸的白脱奶油蛋糕，说是要庆祝她成功长大成人。
祁琪上高中的时候成绩勉强算中游。父母没有担心，催促，或者鞭策她。大学她考了一个本地的二本，走读，但父母依旧每个月给了与同学相比并不少的零用钱。再到祁琪自己出社会工作赚钱之后，他们至今也没有向她伸过手，要求她反哺。祁琪住在家里，吃喝都算父母，偶尔想起来的时候会补贴几百块菜钱，或者看家里的卫生纸用完了，洗洁精不够了，买一点回去。
如此，祁琪从未怀疑过：她是他们唯一的女儿，他们怎么可能不爱她呢？父母的爱意不是明显的，深情的。但爱本身，在他们之间必然是存在的。
父母与子女，父母与她。他们之间必然是有爱的。
不是吗？
一百多万，还是现金。对他们家而言确实是很大一笔钱。父亲在一家大型国企下的一个子公司里当办公室主任，即将退休。母亲则在几年前已经退休，退休前是一家私企里的人事经理。祁琪家从曾祖父母辈起就定居在上海，经过三代人并不特别明智的分配买卖拆迁置换，勉强积累了两套房产。但不动产毕竟不能和现金比；对于祁琪这样的家庭来说，房子相当于死资产。而为了把房子这种死资产变成流动资产而卖房，这种行为只会在一些极端情况下被动发生，比如置换房产，或者碰上急需用钱的意外。他们家的两套房子，一套自住，一套空着。在祁琪小的时候，父母还曾将那套空着的房子出租，直到2000年初期，几个留学生租客在房子里开派对，点上了蜡烛，在喝醉昏睡过去之前却没有把蜡烛熄灭，引起了一场小规模的火灾。那场事故中无人伤亡——其中一个学生在半夜发现窗帘烧了起来之后便打电话报了警——但此后祁琪父母花了十几万重新修整房屋，然后再也不敢收新的租客。
父母爱钱吗？有多爱钱？他们对钱的爱，会比过他们对祁琪的爱吗？祁琪本是一个羞于思考这种赤裸裸的命题的人，现在却不可自控地将泛起的回忆一帧帧地撕开，将其放大再放大，恨不得钻进去看个透。
祁琪脑中冒出一个的念头：她并说不清楚父母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有人让她形容他们，她只能说出母亲喜欢吃肉，父亲喜欢吃面，母亲爱听评弹，父亲的膝盖一到冬天就发僵等诸如此类的琐事。他们的生命轨迹简单又典型：早年在外地做生意，失败后回到上海，从此各自在他人手下谋职谋生。父母勤俭节约，可能由于早年创业失败而产生的失落又各自陷于无法摆脱的陋习：母亲爱不分场合地表演唱歌，父亲则是喜欢在众人面前批判股市，批判股民，尤其批判散户，私底下又爱抽烟，吃甜。
钱，对他们而言有什么意义，有多么重要，她于他们而言又是什么样的存在——这些基本又宏大的问题，她一个也没想过，也回答不出。
他们爱她吗？她所指的爱，是按照她所理解的爱——是无条件的爱。他们对她，是无条件的爱吗？
祁琪竭力追想以前的事情，想要从回忆中再搜刮出一些父母的破绽，一些可以证明或许他们从前，从一开始就是这样想，或者那样想，这样期盼，或者那样期盼，就是这样，或者那样的人。可是想法一接近深处，嘴中就泛起一味苦涩。她想论证些什么。是什么，祁琪难以启齿。她不敢靠近那些可能性。只是在脑海的黑暗之中她也不敢去点明它们。她用力地回想着，但当记忆真的倒叙至深处，她的意识又会本能地缩回去，像是害怕真记起些什么，找到些什么。
父母近几年对祁琪的评价：“不成熟”，“不务实”，“不切实际的想法太多”。他们说她 “缺少生活能力”，因为有一次她离家忘带了钥匙，还 “缺少理财观念”，因为她花了两个月的工资将自己房间里的家具全都换了一套。最近父亲又时不时地会用看似漫不经心的语气指责她在家里从未亲自拧过一次灯泡或交过一次电费，无疑是在抱怨她对家里的付出不够，无论是体力上还是经济上。但事实上祁琪也会洗碗，打扫，做家务。所以她听到这话定是有些难过，委屈：她觉得如果父母对她还有要求，大可直接向她提出来，也不必拐弯抹角地把她形容成这么一个吃现成饭的懒人。
祁琪怀疑父母对她作此评价其实是在发泄一个更大的不满：他们不满意她的工作。祁琪在一家奢侈品集团旗下的一个美妆品牌做市场营销。这份工作的好处在于它相当光鲜亮丽：祁琪每天在北京西路上的高档写字楼里办公，接触的都是打扮精致的男男女女，偶尔负责品牌的活动还能看见几个叫得上名字的明星。但这份工作的坏处不比好处少，最大的就在于钱少。不仅工资，奖金少，公司一年到头的福利也不多，主要是以给员工社内优惠以及免费申领品牌商品的额度作为钱的代偿，每个季度给每个人分发几瓶免费的香水，再在公司内购会上给打个折——传闻曾经有一年公司绩效特别好，年底的内购会上所有商品都打了一折，但自祁琪加入公司以来，她还没见过这么低的折扣，最低的时候也只有四折。
对父母来说，这份工作完美地诠释了他们极其嫌恶的一个特质：中看不中用。CBD，写字楼，每个季度免费的化妆品，有什么用？在他们看来，这些微不足道的甜头根本弥补不了这份工作诸多的弊病：待遇不好，不稳定 ，职业发展不明朗，云云。公司所给出的那些蝇头小利不过是利用了像祁琪这种小年轻的虚荣心，为了不让他们看透事情的本质而麻痹了他们头脑罢了。
傻啊！祁琪觉得父母经常用这种不言而喻的眼神看着她。起初他们以为祁琪在外企这种竞争激烈的环境之下会撑不了多久就离职——当初她能得到这份工作也是阴差阳错：应届应聘时另一个候选人的毕业院校和资历都比她更好，但入职前夕老家家里出了急事，再负担不了留在上海的房租和生活成本，最后只能拒绝offer，机会才到了祁琪的手里。没想到，祁琪从一个策划开始，做了两年成为了主管，再过了一年，因为同事的突然离职，又提前晋升为了品牌经理。因为业务板块小，祁琪所在的团队与集团里的其他品牌相比也要小，人也少；这样一来，在她之上就只有两个总监和负责整个品牌的总经理，听上去名头不小。前几年父母见她势头这么好，有一阵便没了底气再规劝她找个更稳定的工作；他们的理想是托人把她送进一个事业单位，钱虽说不一定比现在的工作多太多，但在他们心里这种工种本身的含金量和她现在所做的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可如今距离最后那次晋升又过了几年，祁琪依然在经理岗位上纹丝不动，她知道父母肯定又惴惴不安了起来，从前的那些反感与嫌怨也必然更变本加厉地在心中重燃。
他们纳闷祁琪为什么会对奢侈品行业感兴趣。母亲只有一两个所谓的大牌包包，父亲的衣橱和鞋柜里更是没有任何能称得上是设计师作品的东西。他们觉得从原则上来说，为这种公司做事不能算一个非常严肃——有一次他们甚至用了正经这个词——的工作。但祁琪觉得他们的观念太可笑。他们什么都不懂。但她懂。她喜欢。她很喜欢。她不仅喜欢那些东西本身，更喜欢它们所代表的意义，也就是那些陈词滥调的优雅，美丽，高贵。她不但不觉得这些象征俗气，还觉得它们美好。从很久以前开始就是如此：当她在路上看到一个穿着讲究，精心打扮的女性，鼻子上架着一幅昂贵的太阳眼镜，手臂上挎着一只更昂贵的皮包，耳垂上吊着比皮包还要昂贵的耳环，在讲着电话，与人交谈，或伸手张罗着出租车。从很久以前开始，每当她看见这样的男男女女，她的心里都会涌上一股无法忽略的，热烈的欲望，想要成为和他们一样的，或者看上去一样的人。
在祁琪眼里，这一切都是那么的显而易见：这些精致男女身上所散发出的高雅气质和卓越的自我意识理应是每个人所向往的一个归宿。他们的存在具像化了她对人生的追求。如果问一个生活在这个时代里的年轻人他想要成为什么样子，憧憬什么生活，祁琪相信他定是会指出一个如此的人，而不会指向像自己父母那样的人。祁琪承认父母有他们的好：他们务实，勤俭，理性。但他们的朴素在她看来陈腐不已，他们的样子也从未在祁琪对自己未来的愿景中出现过。她好像早就认定她要和父母过不一样的生活，即便她也不知道那种生活到底长什么样子。成年之后，不知从哪个瞬间开始，祁琪想起父母的时候总是下意识地感到沮丧，失落，忧愤。还有伴随着这些复杂的情感而来的，一阵巨大的，浪潮般的羞惭。
待周一来临时，祁琪已经疲惫不堪。即便是在早晨刚刚醒来，她的脑海中也充斥着响彻了整个周末的回声。父母过分吗？这难道不过分吗？那要到什么程度才算过分？至少他们没有以死相逼。但那些逼婚的父母至少是真心想让孩子结婚。她的父母要她假结婚。他们除了利益没有任何其它借口或理由。这能算爱吗？难道他们真的是这样的人吗？除非他们真的缺钱？他们为什么会缺钱？他们有什么是没有告诉她的？如果他们真的有苦衷，她会理解的，毕竟他们是她的父母。。。
等她洗漱完毕来到饭厅，父母已经在吃了。躲了两天，再与他们打照面时祁琪的心跳漏了一拍。两个人一人端着一个碗，呼呼地用筷子半扒半喝地吃着碗里的东西。在他们咀嚼的间隙里，祁琪瞄到了他们的碗里的稀饭。里面混合了好几个不同的菜，有肉块也有黄瓜片，还有青椒和类似腐竹的豆制品，一起将本应是纯白的米汤染成了淡淡的酱油色。祁琪不为所疑，知道他们又把昨天晚上的剩菜剩饭全都烧在了一起。母亲告诉祁琪，锅里还剩一点，她要吃的话自己盛。祁琪说不用了，她弄点别的吃。母亲没有什么反应。
祁琪从冰箱的冷冻层里拿出一袋英式松饼，用手指用力掰开冰冷，取出一个，然后送进了微波炉里加热。她又从果篮里拿了一个牛油果，把一半切成片放盘子上，另一半包上保鲜膜，再放进冰箱里。最后她起锅烧油，敲开了一个鸡蛋，只煎一面，煎至半熟。等一切食材准备完毕，祁琪把松饼切成两瓣，涂上美乃滋，在一瓣上垒上一层切好的牛油果，放上煎蛋，最后撒上同事去西班牙旅游回来送给她的混合香料，再把另一瓣松饼叠上去，盖住鸡蛋。她至今也不知道这个调料里到底有些什么——调料瓶上的标签全是西班牙语——她凭味觉吃得出来的只有盐，黑胡椒，还有大蒜。调料瓶的设计很漂亮考究，木质的旋转盖上还有一些雕刻的花纹，但这个调料本身的味道其实并不是很好，不知道是因为哪种祁琪没有辨别出的香料，吃上去总有种冲鼻的甘草味道。三明治做完，祁琪从橱柜里又拿出一包挂耳咖啡，将她特意为了冲咖啡而买的鹅颈水壶灌满一半，加热。她小心翼翼地提着水壶朝咖啡袋里倒去，慢慢地用纤细的水柱在粉末上画圆。三圈，四圈，五圈，要到差不多十五六圈左右才算好。她盯着不断被浸湿的咖啡颗粒，有些出神。有那么一刹那，心里竟然觉得这些逐渐被水所淹没的咖啡颗粒太可怜，太可悲了，被短短地利用，榨干之后，就会被丢进垃圾桶里，结束它们在这世上的这一遭相对而言漫长的旅程。这想法太怪了，实在太怪了，而且虽然是她自己所想，但这想法令她感到不舒服，所以很快，片刻之后，祁琪将这些莫名的思绪推到了脑后，重新专注起眼前绵延不绝的水柱。
母亲端着吃干净的碗走进了厨房，路过的时候看了一眼祁琪的盘子，咕哝了一句，“又吃生的蛋。” 祁琪不想回应她，事实上也已经听过这话无数次了，便端起盘子和咖啡，走出了厨房。解释是徒劳的，她早就试过了：她告诉母亲这是外国人常吃的早饭，翻出手机上的视频给母亲看，这个做法就是如此，这道菜就是要配溏心蛋。可母亲根本不买账，不论她说什么也只是坚持：“菜的做法是可以按照个人口味调整的！” 祁琪说那这就是她的口味。母亲便恼怒，“你的肠胃不好，不适合吃生鸡蛋，这么大个人了还这么没有生活常识！”
祁琪承认：她是可以去调整菜谱。但她不想去修改这道早餐的做法。如果她再诚实一点，她还会承认：她其实不敢这么做。她喜欢这道菜，不仅仅是因为她喜欢吃这道菜；比起味道或口感，她更喜欢吃着这道菜时自己的模样。从第一口到最后一口，在那短暂的大约十五分钟里，她会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得到了某种升华，仿佛在麦芬入口之时，她就已经成为了自己理想中的样子；她就是那个视频里所见的，每天六点起床做呼吸操，冰箱里装满了真空盒还有依云水的女孩。那十五分钟里，祁琪可以无视自己身边风格陈旧的装修，饱受磨损的老木家具，还有塞在客厅角落里，因为母亲不舍得扔掉而堆成一座小山的快递纸箱。在那么几分钟里，她可以暂时忘却对于现状的不满，进入仅存活于自己脑海中的那种向往的生活状态。只是一个三明治，只是十几分钟，但祁琪能从此中获得的自尊感会使她觉得未来依旧是光明的，具有希望的。这种感觉实在太令她着迷了，所以即便这一切带来的只是一种自我蒙蔽，她也不敢擅自修改菜谱。她必须要跟着博主，用一模一样的材料，一模一样的烹饪方法，最终呈现出与视频里一样的组成和形态。必须这样，也只有这样，精准到容不了一点妥协或改变，才能释出祁琪心中万般渴望的那愿景，并把她从当下的灰暗中一把拉出来。她会害怕：如果她在配方上自作聪明，把英式麦芬换成馒头，烤馕，将溏心蛋做成炒蛋或水煮蛋，她吃的时候可能就再也召唤不到她想象中那个自己喜欢的样子了。那这样她又和每天苟且而活的父母有什么区别呢？这么想固然残忍，但这也是她的真实想法。只要看他们的早饭便知道了：那一锅混成糊糊的稀饭，夹杂着两个，三个，四个菜的不同味道，干的变成湿的，稠的变成稀的，肉汁菜汤全部搅在一起，还有不同的调味，从咸的到甜的，一些本帮烧法的菜，浓油赤酱一触米水便在表层浮上一抹棕褐色的油沫。小时候的祁琪也会跟着他们这么吃，但成年之后她再也难以接受这种在她看来太过敷衍了事的吃食。就连母亲自己都承认过其实没有人会喜欢这样吃饭——他们只不过是为了用简单的方法解决剩菜罢了。可人生一共才几万顿饭，其中三分之一都要为了某种便捷而吃难吃的东西，祁琪实在不能理解，也下不了口。几年前她曾兴致勃勃地做过一次她的早餐给父母吃。而父母只吃了一次，就那一次，便在次日又回归到了他们的稀饭，或是刚过期不久的饼干，又或是从中秋节遗留下来的月饼，即便父亲正处在糖尿病的零界点。他们吃不惯牛油果，不喜欢干巴巴的麦芬，勉强表示了味道还可以之后又强调：“吃不来你们小年轻的东西。学不会了。”
晨复一晨，祁琪必须倔强地守护着这份仪式感。泡完咖啡，她端着杯子和盘子来到餐桌前一个人坐下，一边吃，一边努力地呷着发涩的黑咖啡，心里想着等会在公司楼下一定要点一杯带奶的——祁琪每天必须至少喝两杯咖啡，因为早餐的三明治必须配一杯，早上上班时手里也必须拿着一杯。母亲洗完碗从厨房里走出，路过她背后的时候脚步停了停，说：“琪琪，你别忘了我们说好的事情，要去和小梁谈一谈，最好尽快。” 说完便立即回了房间，不给祁琪任何回复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