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2
伤仲永2021-03-11 20:4214,233

  明宪宗朱见深活了23个年头,二十三年的时间,说少不算少,有人在短短的时间里就积赚下很好的声誉,比如明仁宗在位时间都不够一年就有了点中兴的味道了,说多也不算多,后来的神宗皇帝在位四十多年有一半是不理朝政,却落下了“明实亡于万历”的名声,我觉得朱见深不多不少正好活在他们的中间。而明宪宗同样是个很有话题,很值得说的皇帝。                                         说到明宪宗,就不得不先说到这个他一个女人——万贞儿。万贞儿和那个汪直一样也是从遥远的断滕峡战役中给带回来的,后来分配到孙太后身边做侍女,后来在朱见深幼时万贞儿以宫女的身份派遣到东宫,给他当保姆,就这样一直陪伴着他成长,等到他即位后立即把万贞儿封为贵妃,后又听信万贞儿的话废了刚当一个月皇后的吴氏,这个史称“貌熊声巨,类男子”,比他大十七岁的老女人身上到底有什么魅力呢,                                              其实他不是有什么恋母情结,也没有对老熟女有什么特殊的癖好,而是这个女人在他生命中有着不可代替的意义。这个处于深宫中亲历了多次动荡的女人,应是深谙了变幻无常的政局,她大可以抛弃这个没有政治前途的皇子,在花容月貌的年纪随便选择一个男人安稳地过一辈子,何况这个朱见深还是个定时炸弹呢,但是她并没有,无论是朱见深被废了太子又复立,甚至在英宗复辟后意欲换太子,风风雨雨,万贞儿始终陪伴着这个孤独可怜的人,给了这个充满忧惧的皇子带来无数的慰藉和温暖,朱见深刚登基不久就废除刚立的吴皇后,这时候的朱见深才是个17岁的少年,而万贞儿已经三十六岁了,在古代的早婚早嫁的年龄,而且平均寿命比较短的情况下,万贞儿算是一个半老徐娘了,但是他坚决抛弃了年轻貌美的吴皇后,选择了渐渐色衰的万贞儿,无论是在她丧失了生育能力还是渐渐失去姿色,朱见深同志始终对她的曾经的革命同伴不离不弃,并且集千宠于一人,甚至在万贞儿死后,宪宗伤心欲绝,茶饭不思,人迅速地消瘦下去,在同年的八月份也离开了人世,说他是殉情而死的一点都不过分,可以看出朱见深对万贞儿的爱不只是单纯爱情的爱,还有着亲情中中深切的依赖。                                                                我要说的问题不是出在他如何宠爱这个女人,然后听信她的谗言,又或者像史书写的那样捕风捉影地把这个万贞儿描述得如何般心狠手辣,玩转后宫通过各种手段残害宪宗的后代,而是我想从万贞儿这个角色中可以看到这个最真实的皇帝。                                           万贞儿就像宪宗皇帝内心的一把钥匙,而通过万贞儿这把钥匙我们才能打开这个皇帝内心的那扇门,我们才理解到这个皇帝曾经遭遇的痛苦和不幸。                                               按道理,朱见深对万贞儿的宠爱,也能大概能看到赐予他悲惨经历的人的下场,他大可以把他叔父的亲戚党羽作为反面教材打击一下,或者把他从坟墓里面拉出来鞭尸以解长年累月埋藏的心头之恨,至少这些他都能有十足的理由和把握。但是他在做了皇帝后不但没有扩大打击面,反而第一时间为于谦平冤昭雪,更是恢复了他应该仇恨的叔叔的帝号,这样一来,事情的性质就向一个很奇怪的方向延伸了,他等同于是承认他叔叔称帝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也认同他们在国家危难之时所做的贡献,他明明可以扩大打击面,或者维持原状不改变他父亲的判决,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其实只有深刻地认识了朱见深为人物性格才不质疑他的目的性,他既不是为了显得比他父亲有更过人的容人之量,也不是有很强烈的政治目的,而是因为明宪宗像他的父亲一样是个十分有人情味的皇帝。也有人偶尔提醒过朱见深,要留心下以往各种被折磨的往事,但是朱见深每次都说说“景泰年间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不会再介怀。”像他任用宦官汪直也一样,在刚刚经过的“土木堡之变”和“曹石之乱”,他自己也作为宦官乱政的受害人,为什么他明知道宦官之害仍要大胆任用他们呢,汪直只是成化年间的昙花一现,在成化二十三年的时间里,朱见深宠信的宦官可远不止汪直一人,如梁芳、韦兴、怀恩等都是在当朝很有影响力的太监。                                       当时宪宗迷信方术,梁芳极受他宠信,梁芳利用帮皇帝采办奇珍异宝的名义,到处搜刮财物,收受贿赂,钱不够用的时候,他又动用历代帝王苦心积蓄的血汗钱。当时就有一个库房是专门用来存放各代皇帝积累的财富,又称内帑,以备在国事急时之用,梁芳等人需要用钱的时候就直接在里面取,直到有一天宪宗去监察库室的时候,才发现里面的财物已经给挪用得七七八八了,朱见深不责怪梁芳,只是和他说,我不和你计较,以后的人会找你麻烦的,“以后的人”指的就是他的继承人,未来的皇帝。你看这个朱见深还是个明白人,一点都不糊涂。梁芳当时听了后肯定是一脸发黑的,他就因为这件事情还屡次怂恿万贵妃,要她多在宪宗面前吹枕边风把现在的这个太子给换了,在大臣的阻挠下才得以作罢。                                           梁芳还干了件惊天动地的事情,他推荐了大批的三五九流的人来到宪宗身边进行全方位的洗脑,这就是宪宗一朝为后世所诟病的“传奉官”。传奉官是什么,就是不经吏部,科举等政治制度挑选出来的,由皇帝直接下旨任命的官员,意思就是这些人经过贿赂太监,只要得到皇帝的赏识,在本来是没有官职在身的情况下,甚至目不识丁者也能谋得一官半职,这可比任何升迁的方式来得快,皇帝让他去社会上搜罗一批这样的人才供自己使用,并把这个挑选官员的权力交给了梁芳,当时有一个叫李孜省的官员也在拜师学有所成后,与宦官结交,慢慢取得了宪宗的信任,宪宗就授予了他两个印章,他凭这个印章得以直接密奏政事,也就是与皇帝取得直接沟通的机会了,至此梁芳,李孜省慢慢手握铨政,他们随意兜售官位,以价高者得的方式公然拍卖官爵,这两个大慈善家是真心对民间的艰苦深有体会,主动安排那些流离失所的失业人员,为他们解决温饱问题,从而使得这些江湖而来鱼龙混杂的人都得以在不同的位置上发挥自己的“特长”。                                                   所以这些传奉官都有什么成分组成呢,李孜省是个有前科的官员后遭到罢黜,继晓是个僧人,赵玉芝是个工匠,邓常恩、凌中是方士,还有如画士、医生等众多职业的人,虽然这些人多数都是些没有什么坏心眼的平民百姓,但是用脑子轻微想象一下,他们在从未有为政的经验下,难以在自己的部门做到正确的行为和决策,严重阻碍到正常政治工作的运转,这些人的特点就是背景复杂,关系盘根错乱,而且全部听命于梁芳等人。 当然也有言官站出来反对,比如在成化十五年的时候,御史杨守随、给事中李俊就站出来骂李孜省是“赃吏”,就是说李孜省是个有案底的官员,身上不干净,不配处于太常丞的位置,但是他们又临时找不到证据,就只能这么糊里糊涂地把他弹劾一番,朱见深听听话话地把梁芳改任其他官职,陕西巡抚郑时也揭发梁芳,朱见深把郑时贬黜后又觉得有点后悔,如此反反复复,传奉官的数量分毫没有见得减少,反而越来越多。                                              如果一个官员的好与坏单凭皇帝一人的喜好来衡量,把官位随意私授于他人,不管他们的品行如何,学识如何,才能如何,那还需要科举制度干嘛。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历史政治演变而来的一种成熟的考核官员的制度被皇权完全替代?这属于一种历史政治倒退现象,实在难以想象,在唐中期唐中宗年间就曾有一种官员叫“斜封官”,也是一种走后门的任命官员,把官爵标以明码实价,只要你付得起,不管你是身份低贱的奴婢还是屠夫酒肆之徒,都能绕开组织部门的考核,直接得到由皇帝亲笔敕封的官爵。传奉官和斜封官的性质都一样,它会造成多大影响恶劣,第一这些不经过正常的选举出来的官员绝对没有能力处理公务。第二,不停地增加部门和人员,会使得冗官、冗费,增大财政的负担。最后会产生什么效果就不言而喻了。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传奉官绝对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产物,它是明朝皇权高度集中的产物,它之所以得以越过众多的复杂程序,攀过文官集团这座大山畅通无阻皆是因为这一客观的背景。                                                         一般来说头脑至少正常点的皇帝都不会允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产生的恶劣的影响也是明显的。                         唐中宗和明宪宗都有那么类似的经历,有比较孱弱的性格,背后都有个十分痛爱又强势的妻子,而他们也同样缺乏雄才大略,都没有强硬的手段整饬的决心,但是唐中宗的斜封官是为了满足她妻女一族的欲望,而明宪宗的是以修炼之名顺便也满足了这群贪婪的人,两者还是在目的上面有不同的地方,明宪宗不至于这么糊涂无能,也远不像唐中宗这样一个傀儡皇帝,朱见深使用宦官和传奉官同样有出于集权的需要,但是这是要以败坏吏治为代价的。                                                                     朱见深对待官员的态度也很暧昧,早在成化初年的时候,前内阁成员商辂意外地被召回来了。商辂是个很特殊的官员,他在正统年间就是英宗一手提拔上来的官员,后来在景泰年间也发挥了很全面的作用,但是在英宗复辟后的天顺年间他却被贬为平民,其原因应该就是在景泰年间混得太好了,至于给人“侍二主”的不忠之心吧,但是英宗也是很感念这个自己提拔上来的官员的,不听石亨等奸佞的意图杀害他的谗言,只是把他罢职回乡,也等于是保护他的一种手段。直到宽容的朱见深做了皇帝后再次起用他,这个雪藏了八年的“三元宰相”(乡试、会试、殿试皆第一)得以再次回到朝政中心发光发热,受到宪宗的重用。但是这个商辂很不“老实”,他一回来后就是各种的陈述八事,总之就是宗旨一条:就是教宪宗做个听话懂事做个好孩子。然后开始一大堆要求这要求那的,宪宗也虚心听教屡次以商辂的方式解决问题,连恢复郕王帝号这样敏感的事情商辂都毫不避讳极力支持。这等于是揭露宪宗的伤疤,但是宪宗认为商辂是出于公心从不猜忌他,对他信赖有加,对于一个帝王来说这是件非常难得的事。                                                     虽然对这些父辈留下来的这些大臣宪宗表示出足够的敬重和善意,但是慢慢发现他们并不对自己亲近,远没有宦官们用起来那么顺手,所以他重用了大批宦官,也换上了有名的“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这样的雷人组合,这九个大人物分别是内阁首辅万安,次辅刘吉、刘珝、吏部尚书尹旻、户部尚书殷谦、礼部尚书周洪谟、兵部尚书张鹏、刑部尚书张蓥、工部尚书刘昭。他们非常善于和这个皇帝相处,在社交方面也很广泛,但又几乎都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典型的中看不中用的庸臣。                                                    万安作为这班执政团队的领袖,最具有代表性了,必须得提下他的光荣事迹。                                       万安是通过勾结宦官和万贵妃搭上亲戚关系入阁,他初入阁的时候,资历还比较低,就跟着彭时和商辂的屁股后面办事,有一次星象有变,皇帝就按惯例把他们招呼过来评论一下最近的为政得失,彭时和商辂就说得络绎不绝的,万安一句话都不说,旁边侍奉的太监暗示他得发表两句话,他就说现在和皇帝不太熟,等到往后再说。后来的几次朝议这位万安同样挤不出一句话。又有一次皇帝在削减官俸这个问题上和商辂商议,两位阁臣都不同意裁减文官俸禄的问题,这个万安不知道是不是听到皇帝不用扣他工资了,心里感激之心溢于言表,突然大喊一句“万岁”,搞得其他两位阁臣一时都不知所措,也赶紧顿首叩拜大喊万岁,就这样每当与皇帝商量事情他觉得不耐烦的时候,不管在议论什么只要大喊一声“万岁”就得以摆脱,时人戏称他为“万岁阁老”。这个万安还有一项非常不雅的技能,叫“洗屌”,据说是他当时不行的时候,一个御史帮他弄了两下就“洗之复起”,后来他得到这个御史的真传,又帮助皇帝解决了房中秘事,从此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关系,听起来真是有点忍笑不俊,但这确是成化末年君臣两人极其讽刺的真实写照。                                                                        与万安这个纯粹的奸臣面孔不同,另外两个阁臣貌似是给他带坏的,刘珝是跟他同年的进士,刘吉和他们两人也同是翰林学院的同僚,三人都是正常的升迁资历上面都没任何问题,刘珝在成化早年的时候本来是个直臣,对万安等人的萎靡不振和阉党祸害朝政,他也曾痛心焦虑声泪俱下,面对皇帝他敢于谏诤,但最后竟沦落与万安等人同流合污,连皇帝本人也对他大掉眼镜。这个刘吉更是个神人,别看这个刘吉在宪宗时代这么混账,到了明孝宗的时代,他就变了个人,化身为一个正直不阿的忠臣,和另外两个颇有贤名的阁臣打得一片火热,孝宗一有犯事的迹象,他就马上出来劝阻皇帝这样不行,义正言辞的也一点都不含糊,与前期的他判若两人,究竟哪个是他的真实面孔一时半会也弄不清楚,其实在六部中也不尽是些尸位素餐无用之徒,比如张鹏在天顺年间就曾联合科道御史弹劾当时权势滔天的曹吉祥和石亨,最后的结果是幸免于一死流放到辽东充军,想不明白为什么在面对天顺时的奸宦就敢于执言,而面对成化年间的奸宦就变得畏畏缩缩,选择逃避龟缩呢,周洪谟同样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学者,可能是觉得对之前的无所作为有些后悔,在致仕的时候,未急于返乡,在叙州府上致力于办学和修志,并且在最后病危之时写下那本忧国忧民的《安中国定四裔十事》。在历史人物给人颇有人格分裂的感觉,他们在不同的阶段对于某一事件的抉择判若两人,说实话这九个人放在大明历史中皆算不上什么大奸大恶之徒,但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无不在最后变得同质化,一方面他们露出厚脸皮,胆儿小的性格特质,另一方面又表现在他们行政效率低下,随波逐流的本事,尽显谄媚的老练功夫,这样的事可以在那个时代找到一箩筐。                                                                   这也许与宪宗皇帝后期过度重用宦官,使得文臣式微有关,我们从此可以看出朱见深不但爱老婆,爱父母、爱文臣、爱武将、爱太监,连那些不知所云的传奉官也特受他待见,刚刚发了一顿脾气向个宦官身上扔了个墨宝,害怕他受伤立即派医生过去慰问他,汪直也是如此,朱见深也不算亏待他啊,在一片声讨中把他打发到南京“安享晚年”,也算是一种保护他的手段,在政事上也是如此,当他也意识到传奉官带来的危害时,几次似乎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但是一到要宣召的时候临时变卦,宪宗再次显露出他妇人之仁的一面,随便找几个裁掉就作罢了。在我的眼中,朱见深就是一个宽容、明辨、软弱、善良、谦逊的皇帝。                                                         朱见深之所以看起来平庸,就是总给人一种坐享其成的感觉。在他刚上位之初面临的问题一点都不少,女真部落的崛起、蒙古王子的屡屡挑衅、荆襄的流民问题,频频发生的自然灾害激起的各地民变,总之这么说吧 ,崇祯年间该有的问题,它都差不多具有了,只是在程度的严重性上有所不同,其中有一部分是历史遗留下来没有及时处理的问题,也有自然灾害中不可控的因素,英宗留下来的这一烂摊子,搞得全国上下内忧外患的,眼看这个矛盾重重的王朝就要提前终结了。成化年间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国内的农民问题,在成化的二十多年中几乎每年都有农民起义,频繁高密度的混乱,然后就涌现出一大批人才来解决这些问题,事情很复杂,任务很艰巨,同志们是否准备好了?幸好的是成化年间配备非常精良,有最好的文官团队,有最强悍的武将,连太监也有非常忠诚正直的。也就是这些人抢夺了本该属于皇帝光鲜的色彩,在商辂面前他是配角,在宦官面前他也是一个配角,军队打出去了,他赶紧鼓励一下,问题是别人提出来的,也是别人解决的,他除了偶尔不同意一下,就只能拼命鼓掌了,那这个皇帝他有什么用?以这样的角度看去,这个皇帝很平庸。                                                           但是事实却是非也!我认为宪宗首先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他既不可能像他父亲那样,为了延续父祖辈御驾亲征的国策,也不需要在各种具体的政策上赋予自己强烈的意志来证明自己的能耐,他能认识到自己不足,并且虚心接受,所以谁的话他乐意听。与此更应该看到实质他要处理的是文官和官宦的关系,特别刚经历的“土木堡之变”,当所有人都在责难于宦官这个团伙时,拼命地打压他们的势力,令一支文官集团就慢慢强大了起来,特别是在商辂和项忠这两个前朝的旧臣,对于宦官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只要是个没卵的他们都不会喜欢,这一层关系假若明宪宗没搞好,或者让随便一方取得大优势都不是他想看到的局面,这也是朱见深看似平庸,实际是体现在他处处维持平衡的超凡的用人技巧。而他一味维持的平衡也是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的。无论怎么说,这个在幼时就随他人摆布,长大后把命运交给了上天的人,当了皇帝仍然都活在他人的欺骗和愚昧中的朱见深,怎么看都实在是个悲催又孱弱的角色。                                                      我们常常有一个习惯,把优秀的人说得更加优秀,把丑陋的人说得更加恶劣,就像我们说的宪宗皇帝一样,为什么我们能接受英宗的败国,能发现他有人性的光亮点,而非要把这么一个相对比较平庸的人说得那么不堪,导致最后不能在英宗的平庸面前难以一碗水端平,把他的面孔过度丑化,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在成化一朝已经提前凸显了如此多的矛盾,但是依然在有条不紊地几乎缓和了这些问题,从另一个侧面看,明宪宗为了保持这种表面的平衡,却付出了严重的政治代价。朱见深如此,汪直亦是如此。                                                    汪直最大的错在就错在自己宦官的身份。在大明两百多年的历史乃至中国,多数的还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宦官,他们一辈子在等待一个“出人头地”机会,但是有限的资源和宝贵的机遇,却致使只有少数人能够脱颖而出,而剩余的大部分最终只能洗下木桶,养个马骡,孤陋寡闻平平凡凡地活着。其实在每一个宦官的内心都有轰轰烈烈干一番大事业的强烈愿望,正是这种急切,使得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作乱的机会,但是碍于文化修养和能力素质,他们往往又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真是应了那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谚言,这就是宦官从来不会给人留下任何好的印象的原因。                                     汪直并不像传统那种只会十恶不赦一味乱作为的宦官,相比很多宦官的下场,汪直也算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了,比如在万历年间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同样是一个非典型的太监。嘉靖年间,冯保还在裕王府的时候,就已经是个颇有地位的宦官,他跟着小太子的背后照料着他,他认了当时的司礼监李芳做干爹,等裕王做了皇帝后,自己的地位和官阶也跟着攀升了一大级,在隆庆元年的时候就已经做到东厂提督,司礼监御马监,离太监最高官职中的司礼监仅仅一步之遥,而在隆庆年间按照资历他早应该坐上司礼监掌印的位置上,但是隆庆帝不喜欢他,而且高拱也厌恶他的小人行径,所以多次从中阻扰他正常的升迁,冯保多次主动献殷勤都被高拱倒泼冷水,高拱首先推荐了自己的老乡陈洪担任掌印太监一职,后又让比冯保资历低的孟冲担任,冯保连续两次未得位,心生愤恨,他放弃了对高拱的幻想,这时正好看到首辅高拱和次辅张居正两人渐生间隙,而张居正苦于在高拱的强势下难以伸展自己的才华,冯保果断改变策略,迅速和当时的次辅张居正联手,冯保对张居正伸出橄榄枝,张居正也欣然地握住冯保的援手,两人很快结为坚定的盟友,经过一番紧密的谋划后最终扳倒了高拱,此后两人还将在万历前十年中进行高密度的合作。                     其实两人在早年间就已经眉来眼去的了,而且有比较初步的合作,而冯保能在万历期间在司礼监掌印太监的一哥位置上稳如泰山,除了皇帝和李太后的支持,也少不了张居正对他的不排斥的效果,皆因他不会像那些传统的奸宦那样败坏朝政,也不会为了满足自己私利而把事情做得过火,冯保的聪明之处在于他能做到从不过度干扰前朝的政事,也不结党营私,对自己的家属朋友也约束得非常好,特别是对于政治高度警觉的张居正来说,他不但在政事上能分得清急缓轻重,而且掌握得极有分寸,所以他与张居正、李太后主要执政人物相处得很融洽。                                                 但是冯保的弱点也是明显的,就在他自以为一切脉络都梳理得顺利,唯独忽略了皇帝的存在。神宗皇帝称冯保为“大伴”,人前人后显得极其尊贵,冯保的年龄应该是比神宗大一轮,属于神宗的父辈,但是这个年龄上的差距使得他们的沟通反而没有那么好,虽然两人朝夕相处,但是关系也没有过于密切。面对冯保,神宗的畏惧比信任多,憎恨比感恩多,冯保能够巧妙妥善地处理好一切关系,但是却违反了一个最重要的原则,而且这是在所有的太监中内心的一个永恒不变的准则,就是所有的工作都围绕皇帝来进行,一切以皇帝的意志为圭臬!但是冯保在这个问题却显得不那么“忠诚”,比如当别人给皇帝送点小礼物,冯保替他拒收了,当皇帝稍有不恰当的举动,他也过于较真千方百计横加阻拦。这是导致冯保失败的最大原因,在张居正死后,他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被亲政的皇帝贬去南京种菜,死后再次惨遭清算。                            冯保在隆庆和万历两朝是绝对是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如果没有他,单靠张居正一人难以和高拱抗衡,高拱不离朝,张居正也难以独揽朝政,甚至没有他的鼎力支持,张居正的新政都没能如此顺利地施展开来。一般来说,冯保站在这个高度只会越发权欲熏心,不能把控自已,但是他及时遏制了自己欲望,殊为难得。像冯保这种甘愿退居二线,分得清大细,做别人配角,主动把影响朝政大权交给张居正的宦官是极少的,冯保在这个历史节眼点上的分量之重可想而知,虽然他在明朝的宦官“名人堂”中并不算亮眼,但确是一个影响了历史进程的大人物。除此之外,冯保在历史中有着更特殊的身份,他还是大明的音乐家、书法家,在嘉靖年间就已经入选内书堂读书,长期用功苦读造就了他非常高的文化修养,他不但精通书法,而且会弹奏多种乐器,特别对琴情有独钟,私底下收藏了不少珍贵的琴瑟,他在司礼监的位置上还刻制了许多书,如《四书》、《书经》、《帝鉴图说》等等,这些书直到明朝末年一直流传在宫中,冯保可以说是个大明文学造诣最出众的宦官。                                                  由于宣宗时代内书堂的设立,已经使得明朝的宦官整体的文化水平有很高的提升,如嘉靖时期的李芳、正统年间的王振,而在正德年间的八虎之一刘谨就更不简单了,连当时在史学界著名的大文人丘濬都找不到杨廷和写的文章的毛病,他却在杨廷和编纂的《大明会典》找到了错漏之处,俗话有说,不怕流氓,就怕懂文化有知识的流氓,刘瑾可不仅是博古通今,而且还是个满带士大夫理想的改革家,别说,还真是有那么一点意思。                                                     因为刘瑾整体罪恶的嘴脸,也有对他存在莫大心理的抵触,一般都会选择避重就轻来描述他的变法,所以一般的史学家对刘瑾的一系列改革有故意忽视的原因。但是刘瑾的改革非常值得一提,不知道后来的张居正新政有没有借鉴到刘瑾,不过确实可以从中找到许多刘瑾变法的影子。                                              刘瑾的变法是从一个新皇帝缺钱开始的。明武宗刚登基,这个爱玩乐的皇帝上来后第一时间就是伸手要钱,但是他父亲明孝宗后期留下来财富并不丰裕,难以满足于他。皇帝的事就是最大的事,对于善于察言观色揣摩人心的刘瑾来说,这个道理他明白,现在皇帝想拿点钱出来娱乐一下,必须帮他解决这个问题,那钱应该从哪里挤出来呢。刘瑾的见识也是一针见血的,他发现南北两京设置了很多没必要的职位,导致冗员冗费过多,毕竟多一个人就多一张口嘛,所以改革就从裁员开始,经过三次的裁撤罢置了五百多个人员,他还认为导致国库空虚的根本原因在于官员贪污腐化所至,严惩清查出来的官员,要求他们把以往侵吞的国家财产全部吐出来,在盘查中这些官员多多少少都会有些小毛病,就算没有毛病也被他揪出个很多不痛不痒,他们为了保命多数选择向刘瑾贿赂以求得宽恕,这些犯案的官员同样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刘瑾在借鉴了永乐朝的制度的基础上,发明了一种名为“罚米法”的官员赎罪方式的政策,官员在犯了轻罪后可以用粮食来抵减罪行,或者罪行再重者得亲自把粮食运输到边境。如果说这一系列动作是纯粹为了聚敛钱财,那下面的目的性就更值得细细玩味了,他从整饬吏治的另一个方向出击,整理出一套考察官员品行和政绩的制度,比如规定官员不得无故旷工,就算有病假,对于请病假超过一年时间的官员统统罢职等等细则,比如说当时的官员拿着铁饭碗自持无恐,能偷懒就偷懒,这边工资照领不误,有的官员看到市场的某种商品严重缺货,但是市场的需求量较大,而自己的家乡盛产这种作物,那还不得赶紧告病假到外面做些营私利的勾当。                                             在军费方面,他取消了以往(从英宗年间起)对边境拨款的惯例,并且核实以往派朝廷拨出去的钱都使用到什么具体的地方去了,派遣了大量的官员到边境实行盘查,这一去确实稽查出许多问题,粮仓的粮食和士兵的人员数目缺额,边将侵占士兵的军屯土地,克扣士兵的军饷,并且要求他们无偿劳动,致使士兵纷纷逃亡,刘瑾并没有对他们赶尽杀绝,而是对他们进行经济上的制裁,从他们的俸禄中扣除,各种名目的罚款,只要他们能赔偿了国家的损失,一切都好说话,这样一来确实可节省军费的开支,减少军事上面的腐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刘瑾在清丈军屯土地的力度也是非常大的,把隐藏不报或逃亡的军户的土地全部上缴归属国家管辖,把该是百姓的退还给百姓,该交的粮税谁都不能少,包括皇亲贵族的土地也在盘查范围内,总之只要是能收敛到钱财的,当时靠近边镇的一个藩王看到边镇的将领遍布怨言,就以为是朝廷和地方的矛盾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了,而且作为同是刘瑾改革的受害者,他对刘瑾十分痛恨,他居然异想天开,认为全国形势大好,打着“诛刘瑾,清君侧”中的口号起兵造反了,其结果可想而知。                              刘瑾不但清查各地的军屯地,全国的皇庄、粮仓、漕粮、盐政等都列入他的排查的清单里面,他降低多项税赋,减轻农民的负担,除此之外,他还颁布过“让寡妇都嫁人”、”家有死人不葬者强行火化”这两项看起来非常怪异的政策,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顾名思义,就是规定家里有了死人,如果不立即安葬者政府就会强制火化,违者当罚。说起来这也与古代社会的一种风俗有关,人死后,活着的人为让自己和后辈能平安顺遂升官发达,就得择得一片上好的风水宝地,往往就把棺材放在家大堂里,有时候一连几个月等到尸体都发臭了,还是不愿意把死者入土埋葬,刘瑾可能觉得这样来不但使得死者不得安息,又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生产作业,所以才出了政策强行执行。而另一条意思就是鼓励寡妇另择新欢,虽然朝廷没有明令规定寡妇不能重新嫁人,但是在一个儒家思想的社会,它的传统礼教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束缚了人的精神自由,儒家思想中强调女性的一生侍一夫,以此作为女性忠贞的美德,这些寡妇碍于脸面当然不敢再改嫁了。在一个男权社会一个女人没有了丈夫等于失去了主要的生活来源,还意味着要独自要承担起赡养父母和儿女的责任,她们在社会无依无靠难以继活,而刘瑾的改革无疑对传统的习俗发起冲击,释放了女性的独立和自由,这些从社会改良方向改革也显出他浓厚的个人色彩。                                                       虽然刘瑾的改革在深刻的程度和具体细节方面和张居正改革都没有任何可比性,但有一定的借鉴性,刘瑾的改革的思路是全面清晰的,军事、政治、教育、经济、民生面面有关涉,只是改革持续的时间短,成果不是很显著,但是抛开刘瑾拼命敛财不善的动因,和也有意图操纵整个文官集团的野心来说,如果刘瑾的改革可以坚决持续下去,确实可以把明朝向一个好的方向去引导。这就是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有时候我们难以用单一的点去证明一个人的全部,刘瑾固然是干乱朝政罪恶滔天,这点我们是难以去抹平,也不需要为他强行洗白,但是我们就此一棒子打死他,全盘否定他的所有作为,那接下来对他的每一个举动我们都是难以平常心去看待的,不但是在不同的人得区别对待,具体到每个人的每项政策都需要我们用更为客观真实的态度才能清晰地看到事情的实质。                                              自古为帝王敛财的官员就特别吃香,刘瑾的最终目的就是以提高收入为前提,明武宗看到源源不断的财富落进他口袋,肯定是兴奋得合拢不上嘴,所以说刘瑾的改革得以顺利展开离不开皇帝的支持,他的失败和张居正改革一样,已经触动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而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口口声声喊打击贪污,他自己却是最大的老虎,而且在这有模有样下,刘瑾的改革实质还有很大的局限性,收敛回来的财产基本上都是进了武宗个人的钱包或者被他以及他的党羽私吞,最后进入国家的库银的部分非常少,不能从根本上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刘瑾也借此打击异己,把曾经触犯过他的人肆意打压,使得文官集团怨气沸腾,并不得人心,可以看出刘瑾的改革掺杂了很多个人的喜好和更深层次的政治博弈。                            发生在正德三年的一件事就很能说明刘瑾的问题了,当时有几个宦官看不惯刘瑾的所作所为,他们就以科道匿名检举了刘瑾,有一个御史捡到了这封奏折就把它交给皇帝,刘瑾得知后以为是官员所为,就假传圣旨,把百官都聚集过来,并让他们全部跪在奉天门下晒太阳,当天的太阳热辣,当即就晒死了几个官员,他又把五品一下的官员全部投进打牢里,早在正德二年的时候,他也同样做过这样的事情,命令群臣跪在金水桥,然后宣示奸党的名单,包括有刘健、谢迁、官员王守仁等等56人,勒令他们降职或者致仕,其中大学士2人、尚书4人、科道御史有41人,刘瑾借此大发淫威,把之前得罪过他的官员全部罢免,以此来标榜自己的权势,这就是刘瑾的经典之作。后来他还意欲控制东西厂,但是东西厂都有各自的渊源和势力,他们并不听他的招呼,他又自己设立了一个内行厂对同僚进行猛烈的攻讦。                             刘瑾做的蠢事实在难以令人恭维,他有随时给帝国中枢换血的能力,而绝不能改变人们内心对阉竖巨大的成见,而从他改革起始也早在这个社会种下了仇恨的种子。所以所谓的刘瑾人缘太差了,外臣讨厌他,连他自己的同僚也憎恨他的原因都是在此,和他同属八虎的成员之一的张永利用了当时藩王造反的讨伐檄文中对刘瑾进行攻讦,官员也挤破脑袋想要驱逐他,在杨廷和想阻碍刘瑾改革中某些过激的行为时,一直附和刘瑾的李东阳甚至和杨廷和说,不要阻止他,让他把人都得罪完后,他的好日子就到头了,这句话听起来起来意味深长,看似是蓄劲待发,以待来日,实质是为自己软弱无能找到了莫大的借口,这些文官,啧啧啧,不禁让人汗颜,这就是人性。                                       刘瑾等人如何竭尽所能邀宠谄媚,不断地满足于武宗的好逸恶劳的玩乐之心,搞得人神共愤是实话,自作孽不可活也是实话,但是最令人意外的是,怎能想到,刘瑾最后的失败,根本就不是我们单纯想象中的正义对邪恶的最后胜利,而是多方势力为了防止一方独大和维护自身固有利益为出发点,刘瑾的改革触动了各阶层的利益,也暴露出这个国家背后隐藏着更大的隐患,它来不及整治,早有人慌慌忙忙地替它盖上了一张遮羞布。失去皇帝信任的刘瑾失败后,这场貌似心血来潮的改革迅速凋落,而且在仅一个月的时间政息人亡,一切再次打回原形,而武宗也正在埋头消化刘瑾留下来的巨资中不亦乐乎,早已忘记了这个含辛茹苦的财政专家。                                                      刘瑾在临刑前,武宗还是对他依依不舍,曾在公开场合亲自审问了他,待官员全部到场后,皇帝要求官员们去审问刘瑾,刘瑾反而质问这些官员“你们之中有哪个不曾受过我恩惠的”,众官员皆露怯色,赶紧向后退。这就是武宗皇帝最忠诚的朋友,在死后被割了3357刀,直到三天后才被分解完毕。                                              刘瑾死后抄家竟得250万两黄金,白银5000万余两,他曾长期占领在世界首富榜上排名榜的前三甲,连清朝的巨贪和珅也难企项背,在明朝能与刘瑾有得一拼的可能就只有天启年间的魏忠贤,魏忠贤也很会搞钱,而且手段多样,但是相对来说他的技术就粗糙得多,这个我可以留在下一篇章来说,因为他的出现,改变了大明朝这艘破烂的航空母舰的未来方向。                                                    就祸害的程度来说明朝宦官祸乱的问题却远比不上汉唐两朝,汉朝的宦乱有着很特殊的诞生背景。虽然汉高祖立国初立下“非刘氏不得称王”的祖训,但是依然阻碍不了外戚日渐壮大的趋势,从吕氏开始,窦氏、田氏、李氏霍氏他们轮番上台,表演自己各种弄权的花式手段,对着政局有着极大的影响,汉武帝甚至为寻得破解这种死循环,把太子的亲母钩戈夫人杀掉,后来的霍光大将军又硬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皇帝,使得皇权渐为式微,虽然后来霍光死后,汉宣帝刘洵经过长期的隐忍最终把霍氏势力消灭后,重掌朝政,后来王莽把难以控制的汉,而换了年幼的婴儿皇帝,东汉自汉光武帝后,有意抑制外戚的势力,这下外戚是势弱了,但是宦官又迅速登上了舞台,十常侍,搞成一锅糊。                                               唐自在安史之乱后,唐肃宗任用宦官李辅国为宰相,成了自秦赵高以来第二位阉人宰相,这位宦人同样无恶不作,肃宗放任他肆意生长,自此他掌握了禁军的统领权和指挥权,野心慢慢开始膨胀起来,肃宗本人对他都失去了最基本的把控,在经历了几代情况越发变得恶劣,唐敬宗被宦官杀害,另立李昂为帝,唐文宗意欲摆脱宦官的控制,联合了几方势力准备集体屠杀宦官,但是整个计划被泄露了出去,宦官仇士良带领禁军对当朝官员大开杀戒,最后血溅金銮殿,惨不忍睹。这场史称甘露之变的政变后,又留下一系列后遗症,反而使得这个群体的活动越发猖狂,他们动辄就擅自废立,把皇帝像个木偶一样把玩在手中,就差点自己没有当皇帝了,纵观唐中至末期始终活在宦官乱政的阴影下,难以想象这些一概被世人瞧不起的阉党爆发出如此惊人的能量。                                                唐朝的宦官能在皇帝和臣僚之间筑起一层高墙,使得他们可以轻易通过无声无形的政治暗箱操作来实现干政,擅自废立的举动,但是在明朝,这些宦官却难以蒙蔽得了皇帝,阻塞得了皇帝的视听,明朝除了一个摔坏了脑子的曹吉祥,更没有一个人敢动过这般念头,他们看似不可一世,对所有人都颐指气使,实质皇帝的一纸草诏就能让他下地狱,如刘瑾这般嚣张猖狂也不过武宗在弹指间便收拾了他,后来的魏忠贤在天启朝无所不能,呼风唤雨,权势凌驾在内阁首辅和六部之上,但是在新主上来后也如同踩死一个蚂蚁这般轻易。而致使明朝从来没有达到失控的场面的原因,不仅关乎于皇帝的对朝政的把握,还有大环境下的因素。                            其实明朝的宦官要想在这个时代实现这样的事情是相当艰巨的,历史发展到明朝在君权高度集中下,还有言官、文官集团的多股势力下,太监在大多数的时候更加显得微不足道,而他们发展壮大的唯一途径亦是得依靠皇权的威严,一旦失去了皇权的庇护,他们只能迅速没落,这也是大背景大环境下的规律。 按道理来说,就算是宦官,本来也是出自于男儿出身,只不过在身体上有组织的差异,并没有影响到智商上的问题,不过心理上的变异使得他的行为变得更加荒诞,不知道历代皇帝是故意为之,还是无心之为,自设立内书堂开始,他们不但和文人有着相同的读书条件,又有了如果普通人所具备的默认中的“对食”,政治上有了和文官可平分秋色的权力,这些政策上一步步地弥补他们生理上的缺陷,让他们看起来更像一个正常的人。但是他们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他们一旦得势,就开始沾惹是非,为非作歹,肆意妄为,他们操纵着官员的命脉,慢慢的宦官乱政成为了常态化,他们把持着内阁和六部的执政团队的任命,这些宦官的得势,使得整个文官集团的畸形发育。毕竟像冯保这样的识大局,或是像怀恩、李芳这样自身廉洁不谋私利、或是王承恩这样陪着末代君主共赴黄泉的宦官是极少数的。                                           而此中,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宦官和皇帝之间的千丝万缕的关系,正是他们的不作为,懈怠慵懒使得这些宦官的队伍壮大起来,几乎每一个权宦背后都有一个庸碌无为的皇帝,他们的荣辱、生命都与他眼前这位皇帝息息相关,所以使得他们眼里只有皇帝,而没有国家和人民,他们又只能像个棋子一样被无情抛弃,到头来到底还是卑微如尘土啊。                                     最后我们可以总结一下这些宦官对明朝的祸害:一、创建的如东厂,西厂等特务机构,利用处理公务之托欺行霸市肆意妄为,到处网罗罪名,大兴牢狱,繁刑重敛,诛锄异己。二、明朝的宦官有批红(又称“批朱”,皇帝对内阁意见用红色的笔作的批示)之权,因为明朝的皇帝多是荒废于朝政,所以奏章由司礼监代笔,他们经常行使自己的意志对朝政干预,甚至党同伐异,在某些时段他们甚至操控着整个执政团队的升迁或罢黜。三、出使各地的监军和镇守,名为监军,但代表了中央行使监察的权力,实质权力比当地的巡抚总督的权力还要大,在发生战争时,一切调配皆以监军命令为准,他们往往不懂军事胡乱指挥,但是战争失败后他们却不用背负责任。四,大行贿赂风气,善于寻找各种途径发财,比如利用皇帝的庄园剥削农民,农民深受其迫害,利用监军的职便收受武官的赃物,朝廷的官员为了打通晋升之路亦或自保,对手握权柄的宦官公行贿赂,他们往往能饱其私囊,满载而归,致使文武官官僚体系渐趋腐败。                         公元1659年,这时候明朝实质的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检早已在煤山自杀身亡,而残余势力建立起的南明永历小朝廷,虽然看似还统治着大中国的半边天,但是事实是已经无力应付强大的草原民族,更在偌大的疆域面前以显得束手无策难以维持,最后吴三桂率兵上赶到,把他们逼迫在那个小小的山头上,但就是在这已经是朝不保夕,势如危卵的环境,居然那些宦官头目还在茅草屋外当众廷杖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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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明王朝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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