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再次提及让我做阿隆索的学徒。那时我即将小学毕业。他们对我能够升学这事既不关心，也不抱希望。这三年，阿尼卡人已经习惯了阿隆索的沉默，也习惯了我这张闲不住的嘴。
“闭嘴！”我父母无数次朝我吼，“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
可是，我的嘴一旦闭上，就感觉整个下巴泛酸，口水直流。有时候，我张大嘴，伸出舌头，像一只热透了狗，但我那调皮的舌头很快就累了，打着滚，翻动起来，我又忍不住呱呱呱说开了。他们给我取了个名字：青蛙。我说话的时候，人们捂住耳朵。甚至，有人看到我就走开了。因为当有人朝我走过来时，我总有各种耸人听闻的话题。
“听说河里涨水啦，河面上铺满了蛤蟆，人们踩着它的背就能过桥。”
“三只脚的麂子又叫了，我亲耳听见的，估计谁又要死了。”
“有个人下地干活，发现一窝老鼠，他堵住洞口打，打了整整一天。然后，他做了一个梦，老鼠说，我们从很远的地方来，我们的脚板都走破了。梦醒，他去查看老鼠，果然脚底全是破了皮的。”
……
我想，我应该是从那时染上的胡说八道的毛病。人们都知道，只要我的嘴一张开，说出的绝对不是什么正常的事。即使这样，我也越来越难引起别人的注意啦。这不是我的想象力不够，而是人们的注意力几乎都在阿隆索身上。
他们络绎不绝地，从四面八方赶来，对阿隆索打造的那些东西赞不绝口。有人当场买下，请人搬走，有人坐在家里不走，只求阿隆索能够亲自登门，好量身定制一些东西。
有天我突然发现，整个阿尼卡都有阿隆索打造的东西，门窗上的雕花，门前的石狮子，墓碑前的雕像，女人背上的箩筐，姑娘们的嫁妆，无一不出自阿隆索之手。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匠人了，而是在造一个村庄。如果假以时日，他也许还能造一个乡镇，甚至一个县。
阿隆索一夜之间长高了。那时我们已经分房睡。严格说，我被父母赶到了小楼上睡。那里有个小窗子，我正好可以对着窗外唱歌。某天早上起来，我看到他走路像踩了高跷一样。他走进厕所，我跟了进去，发现阿隆索已经长出了鸟毛。如果他出声，此时他应该已经变声了。可惜，我们都没有机会听他变粗后的嗓音。
十五岁那年，他长得和我父亲一样高了。他俩长得很像，一胖一瘦，像是被那种富有魔力的哈哈镜照过了一样。但别看阿隆索瘦，因为长期手握刨子锤子和錾子，手劲在阿尼卡无人能敌。而我父亲则刚好相反。自从阿隆索的工价越来越高，他和母亲已经将土地承包给了别人。他们还不算老，但是，已经提前进入了晚年。如今，他穿着干净的衣服，把自己养得白白胖胖，手里拎个茶杯，得空就去村里转悠一圈，接受别人的奉承。
“太忙了啊，真的，”他说，“我家阿隆索比谁都忙，请他的人如果排起来，估计都能到镇上了。”
他们用一个笔记本记着别人的姓名、地址、日期、需求以及订金数额。他们一天天翻开笔记本，一天天催促阿隆索，但这个家伙，仍然是干得不紧不慢，完全沉醉其间。我父母为此没少抱怨，但仅限于私下的嘀咕。
他们让我做阿隆索的学徒，说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兄弟俩挣钱，比他一个人挣要强得多。说是即使我不能画龙点睛，但帮阿隆索干些粗活也能节省他的时间。这个提议被我拒绝了。
“即使我考不上，我也不想做一个木匠石匠篾匠。”我说。
“那你想做什么？”我父亲问。
“我想离开这个鬼地方，去外面闯一闯。”
但这随口之言，被我父亲当真了。他以一种藐视的口吻说就我这把小骨头，别人伸一根手指就能打倒我。而这话将我那不服气的天性激发出来，我变成了一个武术爱好者。
我去山上背回细沙，制成沙袋，吊着打，盛在缸里，练铁砂掌。我将沙包绑在腿上，奔跑，希望有朝一日当我解下沙包时，能够飞起来。我请阿隆索给我做了一个跟成人一般大的会转动的木头人，在他的周身钉满了手脚，跟他对打，我经常鼻青脸肿。当然，制作一副双节棍这样的事情，我自己就能搞定，只是练的时候总会敲到自己的脑袋。
那时我奔跑在山路上，遇见的人纷纷退避。我知道，他们心里在骂：这个神经病。但我无所谓。我想，即使成不了一个武功高手，也能成为一个强壮的男人。我不想像阿隆索那样瘦。
我经常梦见自己离开了阿尼卡，有时候是骑马，有时候是搭拖拉机，有时候是走路。我梦见自己爬到山顶，眺望远方，看到火柴盒样的房子，却找不到脚下的路。某天清晨，我决定离开。去他妈的升学吧，一点希望也没有了。与其等待考试落榜，不如现在就走。我的书包里，除了课本，还有一本武侠小说《巫山剑》。然而，这是一次失败的出走，我走到半路就害怕了，将这次出走变成了逃学。但是，这次出走让我下定决心离开那该死的学校。
“好吧，随便你，”我父亲说，“既然不想上学，那就算了，你也不是那块料。”
我能理解。他似乎一点也不吃惊，似乎等待已久。现在，他们有阿隆索就足够了。至于我，无足轻重。我的心里只有练武这个念头。我甚至想攒钱去峨眉山、武当山或者终南山。但钱始终是个问题。就连阿隆索也没钱，他挣的工钱全被我父母管着。他沉浸在石头、木头和竹子里，从来不关心钱的事。
我的功夫没有长进，倒是翻跟斗的时候差点闪断了脖子，很长时间斜着脑袋看人，遭人笑话。另有一次，我乘着簸箕从屋顶飞下来，摔伤了腰椎。偏偏那时家里总是有人来，这些笑料被他们带向四面八方。于是所有人都知道了，阿尼卡那个不会说话的天才小木匠有个练轻功的弟弟。他们这些愚蠢的家伙怎会知道，岳不群为了练葵花宝典挥刀自宫的事呢？
在我养伤的那段时间，我父母做了两件事。一是托人给阿隆索说亲，二是张罗着为他收几个徒弟。说亲，阿隆索是乐意的，而至于收徒，却未必。但阿隆索永远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也许对他来说，不和人说话，只跟木头石头竹子打交道，就已经足够。我们都相信，他有一个我们无法理解的世界。他沉默，关上了嘴，这就隔开了自己和他人。
我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所以，关于说亲的事，我父母有足够的信心。在阿尼卡人的意识里，婚姻仍然是一种需求。至于所谓的感情，如果它一直沉睡，未曾萌芽，似乎也就不需要了。我父母请了媒婆，许予厚礼，接受了一通天花乱坠的奉承后，媒婆高兴离去。
但收徒的事，只能由他们亲自把关。他们开出的条件是：年龄十五到二十岁，心灵手巧，没有家庭负担，没有工资。他们的意思很明确，就是找几个能为阿隆索打下手的人，好提升他的速度，挣更多的钱。
他们已经规划好了未来。等阿隆索的媳妇一进门，就盖一栋两层楼的砖房，然后将旧房子给阿隆索使用。至于家里的电器，则早已引领了阿尼卡的潮流。他们现在遗憾的是，阿尼卡还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这不利于砖和水泥钢筋的运输，也无法让我父亲拥有他梦寐以求的摩托车。
但是，不管怎样，我们的好日子触手可及。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未来会像沙一样聚起来，成为塔，像水一样聚起来，成为江河。这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很多人的日子，到最后就是水和沙，一阵太阳暴晒，一阵风吹过就消失不见。但我们家可以。我们可以张开想象的翅膀，将所有的美好愿望都塞给未来。
对了，我已经在叙述中忘记了时间。四年的时间已经过去。
当我们习惯了某种日子，那么，我们就会忽略掉它们的面目。过一年，和过一天没啥区别。家里永远是锤子錾子和凿子的声音，并且伴随着我神经兮兮的上蹿下跳。不时有人来家里，请阿隆索去做工，或者买走几件他打造的东西。我父亲尤其喜欢这样的热闹。他甚至花钱在房屋旁边弄了一个水泥的篮球场。于是，我们那欣欣向荣的家成为了阿尼卡的公共场合。
这些年，阿隆索每晚都出去。即使我没有和他睡一间屋里，我仍然关注着他的动向。他通常在夜里十二点后出门，五点前回家。他的脚步声从我窗下传来，有时候我会用咳嗽提醒他：我知道。
他的徒弟们和我一样，睡在另一边厢房的阁楼上。他们是六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每天跟阿隆索学各种手艺。他们话很少，可能是因为师父总沉默的原因。于是，阿隆索更忙了，相当于有六个人帮他完成那些粗笨的活，他只需要画龙点睛。
阿隆索仍是瘦高个。发育对他来说，是个拉长的过程，而不是长壮。连我都长得比他壮了。他的个子猛长，像个稻草人。但是，当他坐下，手里握着篾刀刻刀或錾子，立刻稳如磐石。
这四年，只有一件遗憾事发生。人们对阿隆索想找对象这事并无多大兴趣。真是奇了怪了。我父母表面上保持着一种优越的沉稳，但内心着急。这事暗中伤了他们的自尊。要知道此前，他们一直以为凭着上天赐予阿隆索的天赋，娶亲这事基本上是应者如云。那时，我不止一次听到他们点评阿尼卡的姑娘们，谁嘴大，克夫；谁目光招摇，淫荡；谁嘴馋，裤带松；谁虽然长得好，但文化低……总之，他们固执地认为，凭着阿隆索的技艺，谁嫁了他，不说相当于进了皇宫，至少也不输于那些有工作的人。
但事实告诉我们：谁也不愿意跟一个不会说话的人生活一辈子。
阿隆索会怎么看待这事呢？我不知道。但我们渐渐发现了一些他的变化：他任由头发和胡子疯长。这让他看起来更像是从远古走来的异类。
如此一来，在人们口口相传中，阿隆索早已不是一个早慧的匠人，而是受各种神灵庇护的神子。鲁班传给他木工，女娲传给他石艺。不时有人将小车停在山下，走路到阿尼卡来请他，但阿隆索从未答应过。只有我知道，因为太远了，他无法回家住。无法在夜里外出，去和他的百鸟争鸣。
阿隆索的徒弟已经增加到了十个。并且后面的四个人是交了学费的。阿隆索的成功，让他们身上的耐力被无限放大。阿隆索不再像以前一样，在院子里干活了。他有了自己的工作密室。那间屋里，终日燃着香和烛。我的父亲，成为了阿隆索和客户之间的联络员和接待。
“风岭的刘大叔家要嫁女，需要一套家具，要喜庆。”
“红石岩的李老先生过世了，儿女们孝顺又有钱，要在碑前立狮子。这事急，其他的先放放。”
阿隆索的工作密室里只有工具声。我父亲的这些话，像是扔进了旷野，连丝回音都没有。但是，我们都知道，他听见了。他会去做。而他的徒弟，立刻就会出发，先去对付那些毛坯石和木头。
但是，跟阿隆索相比，我的失败是如此惨烈。我的绝世武功没有练成。某次去镇上闲逛，跟那里的小混混干了一架。我想空手夺白刃，却被人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在我的屁股上捅了两个窟窿。
这两个窟窿让我露出了屁股蛋子，遭众人嘲笑。也刺破了我心里的肥皂泡。我的练武生涯就这样被耻辱地画上了句号。于是我在十八岁那年秋天离开了阿尼卡。我要去当兵，去遥远的新疆。我去新疆，并不是受歌曲《我们新疆好地方》召唤，而是因为它远。越远越好，他妈的，最好是南极，让我去欺负那些企鹅。
我之所以去当兵，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的父母他们活得很好，根本不需要我来赡养。阿尼卡的人都知道，阿隆索是一只会下金蛋的母鸡。不管天阴下雨，只要锤子錾子一响，那飞溅而起的不是石屑，而是银屑。那叮叮当当的声音，是铸造钱币的声音。大家都在猜，我们家到底有多少钱？
他们没有理由反对我去当兵。我父亲甚至给钱让我买了一条香烟去送给武装部长。至于他是否为我说了好话，我不知道，总之，我顺利通过了。
我换来了短暂的关注。在离开阿尼卡的前一天，父母为我举办了宴席。他们为此杀了一头牛，请阿尼卡的人大吃大喝了一顿。为了表示郑重，那一天阿隆索和他的徒弟们停了工。但是突然停了活儿的阿隆索显得无比烦躁，我这才想起，这些年，阿隆索除了睡觉时间外，他的手从没停歇。送走了客人，家里笼罩着离别的哀伤。特别是我的母亲，她甚至不再叫我的名字，而是叫“儿子”，仿佛只有我是她儿子，仿佛我一离开阿尼卡，就不再是她儿子。
那个夜晚，我决定跟阿隆索外出。事实上，我自从第一次知道他在夜里和百鸟争鸣后，就没了跟他外出的兴致。我只是想陪他多待一会儿。这些年，我不确定我们的父母是否知道这个秘密。但很多我们曾经害怕的东西，现在都变得无所谓了。比如抽烟、喝酒、赌博、睡懒觉，仿佛这些都是父母用来吓唬小孩子的把戏。
阿隆索依然沉默，但我知道他不会反对。在等待外出时机的时候，我们又说了一会儿话。当然，是我在说。
“你一直不说话，心里开心吗？”
“这么多年了，你的舌头还听你使唤吗？”
“哥，难道这个世界，真的不值得你开口？”
“你希望有一个女人吗？”
“我走以后，爸妈就交给你了，让爸少喝酒，我会给你写信的，虽然我已经忘记了很多字，但应该还能写出一封信。”
我知道他不会回答我。这些年，我们都已经习惯只对他说话，而不求他给予任何回应，哪怕是点头或摇头，哪怕是一个眼神。
那天晚上有月亮，天气已经在转凉。我们在父母睡下后出门，阿尼卡静得只有三两声狗叫。院子里飘着牛肉和野薄荷的气味。阿隆索走在前面，长发在风中飘扬。那种感觉，总让我想起远古时候的出猎。
狮山崖边的那个巨石，像只冰冷沉默的猛虎。那是我第一次在月光下打量一块石头。我突然觉得，白天我们看到的静默的石头，只是石头的肉身，而在夜晚，它们将全部复活，奔跑在满山遍野。
阿隆索在石头上坐下，一脸肃穆地望向山岗。此时的山林里，花草树木飞禽走兽都已入睡。他突然发出了一声狼嗥——嗷呜。我的头发竖起来，他发出了第二声——嗷呜。没有狼回应他。这种令人厌恶的动物，曾经是阿尼卡人最痛恨的敌人，它们叼走猪崽和孩子，它们和人们对峙，耐心又狡诈。但是，后来它们消失了。阿尼卡的山林里，消失的不只是狼，还有豹子和猴子。所以我一直在想，最后一头狼或者豹子是怎么消失的呢？是猎杀，出走，还是自然死亡？如果是出走，它们最后又去了哪里？
过了一会儿，阿隆索的嘴里发出了麂子的叫声。这一次有了回应，不远处的山林里，响起了一声麂叫。就这样，阿隆索和它相互召唤，树林摇曳，沙沙沙，那头三只脚的麂子出现在了我们面前。这么多年，我终于见到了它。原来别人说的是真的。这山林里真有一头三脚麂子，传言得到了印证。那麂子识破了眼前的骗局，一转身逃进了山林。
阿隆索笑了笑。我等着他让山间的鸟兽都叫起来。哪知他伸手从衣服下的腰间扯，扯下了一大圈打了结的绳子。然后，他走向巨石旁边的一棵大树，将绳子一头系在树上，一头系在自己腰上，双手握住绳子，像个攀岩运动员一样，从狮子崖上滑了下去。当绳子不再晃动时，我明白，他已经放开了绳子。我也学着阿隆索的样子，将绳子系在腰上，滑了下去。我双脚落地，人已到了狮子洞口。
洞里灯火通明。红灯笼挂在壁上，蝙蝠倒挂在壁顶上，像是已经睡着。阿隆索手执灯笼，给我带路，曲径通幽处，别有洞天。我听到了流水声，但看不见河流。泥塑的门神站立两边，怒目圆睁，满脸杀气。这洞足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但是现在，它已经不再是个洞，而是阿隆索的宫殿。我看到很多个泥塑的阿隆索。端坐堂前的阿隆索。骑在马上的阿隆索。坐轿子的阿隆索。躺在床上的阿隆索，两个泥塑的孩子站在床上，和他并排而卧的女人是萧声声。在狮子洞里，我们那泥塑的父母安详地坐着，皱纹深陷，我们的一些邻居在播种。我看到了自己，正在比划着一招大鹏展翅。
而洞的另一边，则是我爷爷阿拉洛的墓地。我不清楚阿隆索第一次进洞时发现了什么。但是现在，我只能看到令人生畏的墓碑，还有仰天长啸的狮子。碑上的文字，写得很清楚“阿拉洛之墓”，那是阿隆索的字，写得歪歪扭扭。
自从进了洞里，阿隆索的脸上一直挂着笑。我从来没有见他如此开心过。我们每参观完一处，他便吹灭照亮那里的灯笼。他一盏盏吹灭灯笼，让黑暗一点点放大。最后，黑暗将我们赶至洞口，月光洒满山崖。
原路返回时，我和他一起陷入了沉默。严格说，是震撼后的沉默。我似乎明白了他沉默的原因，但又无法从他嘴里得到答案。也许他是幸福的，我想，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再过问我们这个世界的事。但是，我又想，如果一个人永远沉默，那他和泥胎塑像又有什么区别？正如阿隆索打造的那些人和动物，虽然他们神采各异，但始终紧闭着嘴。
那时我当然还不知道，那是我和阿隆索最后一次见面。
在新疆，我见到了真正的狼，它的声音和阿隆索发出的一模一样。我跟战友们讲起阿隆索，没人相信。即使我写信给阿隆索，让他用木头雕了我们连长，并寄回部队，他们仍然不信。他们不信，一个人不是哑巴，但他永远丢弃了语言。他们认为这是我杜撰的奇闻，因为我那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毛病，至今未改。
时间久了，我便不再跟人谈起阿隆索，仿佛我没有这个哥哥一样。
更何况，我来当兵可不是为了怀念过去。我浑身上下透着使不完的劲儿，我需要在新的生活和环境中，锤炼一个全新的我。至于阿尼卡的人和消息，我大概每三四个月能够收到一封家信。信是我父亲写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家里的变化。公路终于修通了，他们如愿盖起了砖房。阿尼卡唯一的砖房，我父亲在信里写，别人季度（嫉妒）得眼睛都红了。又一封信里，父亲说他和阿隆索一人买了一辆摩托车，但阿隆索拒绝骑车。再后来的信里，不咸不淡，说起阿尼卡的人和事，谁过世啦，谁结婚啦，谁在外面发财啦。而我也潦草地回信，身体很好，领导对我很好，上次比赛又拿了奖……其实，我们都不太习惯书信里那种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客气。我们在信的开头写上“亲爱的”或“敬爱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一辈子也不会使用这样的词。有时候，我们会在信里交换照片，我寄去几张穿军装的，他们寄回几张他们站在新房子门口的照片。在那些照片上，我的父母笑盈盈的，而阿隆索沉默忧郁。再后来，我的家信越来越少。这没什么，这正好说明，我的家人生活得风平浪静。
那时，我已到新疆两年。凭我那些来自天南海北的战友，退伍后我去到很多地方都会得到关照。我再也不会回阿尼卡去做个农民。在退伍前，我准备休探亲假。这时，我收到了家里的电报，内容是：家有事，速回。
当我赶回阿尼卡，那里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匆匆行走在路上的人告诉我，阿隆索失踪了，我父母花钱请了全村人正在四面八方寻找。有人负责搜山，有人负责在河里打捞，有人坐车去了县城寻找。人们在巫师的木卦、草卦、骨卦和鸡头卦的指引下，从东南西北各方向像水一样泼了出去。然而，阿隆索像一滴水，一片雪花，从人间蒸发了。
我父母躺在阿尼卡那幢惹人羡慕的砖房里。摩托车已经取代了马，拖拉机代替了耕牛，院里的桃树已经被连根拔起，那里现在是个小亭子。他们的小楼有两层，楼顶种满了花草，一头狼狗拖着铁链，站在屋顶对我狂吠。
我母亲见我便号啕大哭，我父亲则一言不发。也许是离开久了，这个家令我陌生，并且我竟无端紧张起来。而在我们的老宅里，似一阵风吹过，竹子、木头、石材的毛料以及刚动工的粗坯杂乱地放着，空隙间只能容一人走过。学徒们已经离开，不知是去寻找阿隆索，还是已经回家。我进到他的工作间，那里已经空了，连他平时使用的工具都已不知去向。
早在多年以前，我已经从家庭舞台上退到角落里。如今，我被叫回家来，面对这样的局面，像是一幕剧正演着，主角突然撂担子了，只好寻找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来担纲。我别无他法，只能一遍遍安慰父母。
“也许他只是累了，出去玩几天就回来。”
“他不会回来了。”我母亲说，“我们都清楚，这次他是真的抛下我们了。”
我的父亲一支接一支抽烟，我的母亲哭得几近昏厥。他们这样子，不像是阿隆索消失了，而是像他已经死去。我只能从母亲的哭诉中，去拼凑阿隆索消失的前因后果。
事情的起因是萧大脚的死。那是半年前的事。哑巴萧大脚死了，哑女萧声声哭天无路。阿隆索从我父亲的箱子里拿了钱出来，为萧大脚办了阿尼卡有史以来最风光的葬礼。
“这个杂种，他简直是疯了，”提及这事，我父亲仍然愤愤不平，“萧大脚是他爹吗？红彤彤的钞票啊，就这样一沓一沓给花了出去。”
据说那场葬礼办了九天，杀了三头牛，三头猪，三只羊。阿尼卡人说，萧大脚哑了一生，有这场葬礼，值了。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围着萧大脚那废弃磨房，大吃大喝。吃饱喝足，他们就唱歌跳舞，唱得声音沙哑，跳得灰尘遮天蔽日。啃光了肉的骨头丢在一旁，阿尼卡的狗和猫成群结队地到来，为了骨头争得你死我活。喝光的啤酒瓶堆成山，在太阳下闪着绿光。魔帕的羊皮鼓响了七天七夜，直到将亡灵引回祖先的身边。萧大脚的墓碑出自阿隆索之手，墓门上的萧大脚在引吭高歌。纸房子、纸轿子、纸仆人、纸扎的马牛羊同样出自阿隆索之手。
“一个假哑巴为一个真哑巴送葬。”所有人都表示不可思议。
那场热闹的葬礼，整个阿尼卡只有我父母没有参加。当别人大吃大喝的时候，他们正在家里咒骂阿隆索。除了咒骂，他们还能怎样？这个家，所有的东西都来自阿隆索之手。别人大吃大喝的哪是酒肉啊，分明是他们的肉和血。
当时萧大脚死了，萧声声哭着跑去村长家，比划半天也无法表达，只好拽了村长往家跑。很快整个阿尼卡都知道了萧大脚的死。按惯例，应该由每家凑钱安葬他。但是，阿隆索却突然向我父亲伸手要箱子的钥匙。我父亲问，你要钥匙做啥？阿隆索沉默，依然伸着手。箱子里啥也没有，我父亲又说。阿隆索突然拿起身边的锤子，三下就砸开了锁。那箱子里，是一沓沓钞票。他们就这样眼睁睁看着阿隆索将钱装进兜里，走出了家门。
我父亲追了出来，拦腰将他抱住。他第一次发觉，儿子是一头沉默的豹子。他根本拦不住他。我母亲哭了起来。她既劝不了丈夫，也劝不了儿子。她哭着说，让他去吧，这些钱，原本就是他挣的啊。我父亲说，是他的也不能乱花，老子有权利帮他保管。但是，阿隆索已经拿着钱走远了。
更多的细节，我父母没有说。他们的意思是，他们对阿隆索已经足够宽容的了。当萧大脚被送上山后，他们抹去脸上的愁云，笑着面对熬红了眼睛的阿隆索。阿隆索睡了三天，第三天晚上，他出去了。那几天连续下雨，我父亲循着泥地上的足迹跟踪到了磨房里。然而，我父亲一转身跑回了家里，像撞了鬼一样。
“他只是装哑，但她却是个哑巴。”
雨下了一夜，他们醒了一夜，直到阿隆索像只猫似的潜回家里。之后的每晚，他们都能听到他外出的声音。我的父母陷入了前所未知的焦虑中。他们突然意识到，这个和他们一起生活了二十几年的儿子，总有一天会被某种力量吸引着离开他们。似乎他从来和他们都不是一路人，他只是在尽某个角色的义务。
我父亲滋生了新的想法。他带着我母亲去了县城，在大街小巷里转了三天，买下一个商铺。他们的计划还不止于此，更长远的规划是在县城开一个家具厂和一个石厂。
“阿尼卡毕竟太偏僻了，”我父亲说，“要想赚更多的钱，还是得去县城。”
就在我父亲沉浸在对家具厂和石厂的憧憬中时，阿隆索突然不干活了。他躺在床上，先是呼呼大睡，睡醒后就睁着眼睛，面无表情地发呆。跟我们上学时相比，父亲已经没有了雷霆般的吼声。他负责接待上门的客人，让我母亲去跟阿隆索沟通。
“阿隆索，起床了，”我母亲像我当年一样，伸手去摸阿隆索的额头，但未发现感冒症状。
“有客上门啦，”她又说，“眼下还有好几套嫁妆没有动工，这可是不能拖的。”
阿隆索翻过身，面对着墙，拉过被子蒙住了头。我父母交换一下眼神，若无其事地和客人聊天，了解对方的需求，收下订金。
“他有点感冒了，不碍事，”我父亲说，“我先安排他的徒弟们把材料准备好。”
他们用同样的方法应付了三天。阿隆索将自己关了三天，不吃不喝。当他打开门时，所有人都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哪知他当着客人的面，将自己的篾刀、刻刀、锤子、錾子等工具全部埋在了屋后面的土里，又回去关上门继续睡觉。人们将这个消息带到了四面八方，如同他们当初传播阿隆索神乎其神的本领一样，听者无不吃惊。
我父亲焦头烂额。因为客人已挤满家里，要求加快进度或退款。看在钱的分上，我那不可一世的父亲，赔着笑脸，作保证，拍紫了胸脯，总算安抚好了客人的情绪。
但客人一走，我父亲彻底爆发了。
他一脚踹开阿隆索的卧室门，想一把将他抓起来。但是，阿隆索已不是沉默之初的那个他。阿隆索一手抓住床沿，沉默地瞪着我父亲。是的，瞪。这个眼神令我父亲不寒而栗。他的语气软了下来。
“起来干活了，儿子。”他说，像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有了钱，才有女人看得上。”
阿隆索又倒头睡了下去。我父亲沉默地坐在床边。我想，那时的沉默像一团巨大的墨，在水里散开，直到天暗下来。他们就这样对峙了一天。我母亲无数次走到房门外，举手，却不敢敲门。天黑的时候，我父亲败下阵来。
他扑通一声，跌坐在地，嘤嘤嗡嗡哭了起来。
这是我母亲告诉我的。我无法想象我那一生只让别人哭的父亲自己哭起来是什么样。他边哭边痛诉，叹自己前半生身体辛苦，后半生心里苦。但是，躺在床上的阿隆索无动于衷。我母亲对我说这些的时候，我父亲耷拉着脑袋，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泪渍未干，言语哽咽，整个人瘦了一圈儿。
他们一定想起了一九九三年时的情景。因为他们同样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到了魔帕身上。还是当年说阿隆索的身体里住着三个鬼的魔帕，只是他也老了许多。他摇响法鼓，跳起来时的步伐已经踉跄。当他大汗淋漓地停下来时，说出了一个令人绝望的结果。
“他的心里有个黑洞，我看不清。”魔帕颤声说，“但我听见那洞里也有一个魔帕在念咒。”
“随他的吧。”
我父母遵照魔帕的意思，不再打扰阿隆索。他仍然在夜晚外出。关于他不再干活的事，已被讹传成他一夜之间丢失了所有技艺。我能够想象，对我父母来说，那是一段多么灰暗的日子。像一场梦醒来，像一阵风吹过，像一场雪融化，重要的不是失去了什么，而是留下了什么。比如阿隆索，他留下了一栋砖房，一个商铺和一个众说纷纭的谜团。
噩运并未结束。大约半个月前的一天夜里，阿隆索外出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我父母不敢声张，只能静坐家里等待。但他们等来的却是另一个消息：萧声声不见了。然后，两个消息很快就合并成了一个：阿隆索和萧声声都不见了。
半个月来，阿尼卡的人奔向四面八方，他们的目光像网，像篦子，像放大镜，但始终没有发现阿隆索和萧声声的身影。现在，他们带着相同的消息，重新回到了我家里。他们向我父母汇报寻找的过程，并拨动算盘，在纸上写下歪歪扭扭的数字，报销了寻找过程中的吃住行开销后，每人每天领到了五十元酬劳。
他们像是统一了口径，给我父母同样的安慰。
“别担心，阿隆索会回来的。”
当屋里终于清静下来，我和父母再一次谈起阿隆索。
“他不会回来了，”我父亲说，“这个杂种，就当他死了吧。”
“你别骂他了，”我母亲说，“作为一个儿子，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他走了，我们还有阿隆嘎。”
我沉默。我只能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