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倭国矿脉”的消息传遍大明，一场规模空前的“淘金潮”迅速席卷全国，大量士绅商贾带着资金、货物与雇工，争相涌向倭国。
这股热潮不仅改变了倭国的格局，更意外带动了大明沿海口岸的蓬勃发展——天津卫的码头原本以漕运为主，如今却挤满了等待改装的商船，工匠们日夜赶工，将漕船加固、加宽，加装防护木板，使其能抵御东海的风浪；宁波港更是热闹非凡，本地的造船作坊订单排到了半年后，工匠们从周边州县招募了数千名学徒，木料、铁钉等物资供不应求，港口周边的客栈、饭铺生意火爆，连挑夫、搬运工的工钱都涨了三成；上海港虽兴起较晚，却凭借地理位置优越，迅速成为江南商贾前往倭国的首选出发点，官府趁机扩建码头，增设仓库，短短数月便从一个小渔港，变成了大明东南沿海的重要商港。
海运相关产业更是迎来爆发式腾飞，苏州、扬州的造船业首当其冲，原本只能建造小型渔船的作坊，如今纷纷升级设备，开始打造能搭载百人、载重千石的大型商船，有的作坊甚至不惜重金从福建聘请经验丰富的造船师傅，学习远洋船只的建造技艺。
船用物资如帆布、绳索、罗盘的需求也急剧增加，江南的棉纺作坊、麻织工坊日夜开工，仍供不应求；江西的瓷窑更是推出了“防压船用瓷”，专门用于商队运输，既安全又能作为商品售卖，一时间订单络绎不绝。
而这股商潮的终点——倭国都护府下辖的长崎港口，更是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昔日的长崎港只是倭国西部一个普通的渔业港口，码头简陋，船只稀少；如今却成了大明士绅商贾登陆倭国的第一站，港口内密密麻麻停泊着来自大明的商船，桅杆如林，旗帜飘扬，“张记商队”、“闽南船帮”等旗号随处可见。
商船靠岸时，搬运工们肩扛手提，将一船船的丝绸、茶叶、瓷器、铁器卸到码头，再将倭国的木材、硫磺、海产品装上船，准备运回大明；港口周边原本空旷的土地上，迅速建起了一排排商铺、客栈与仓库，有的商贾甚至直接在此开设了“大明商品展销店”，倭国的大名、武士与百姓纷纷前来采购，大明的丝绸、茶叶成了最抢手的商品，一匹上等丝绸能卖到十两白银，仍被抢购一空。
随着商贾日益增多，关税征收提上了日程。
李骜召集汤和、俞通渊等水师将领与都护府官员，在衙署内召开议事会，制定关税细则。
“如今商船往来频繁，若是没有明确的关税制度，不仅会造成国库损失，还容易滋生贪腐。”李骜坐在主位上，开门见山，“咱们制定的细则，必须公平合理，既让商贾愿意缴纳，又能为朝廷创收。”
汤和率先提议：“不如按船只大小收税？大船载重多，自然多缴税；小船载重少，就少缴税。这样简单明了，商贾也无话可说。”
俞通源补充道：“光按船只大小还不够，不同货物的价值天差地别。丝绸、瓷器价值高，关税应多收；粮食、铁器是刚需，关税可适当降低。另外，从大明运到倭国的货物收一次税，从倭国运回大明的货物也要收税，这样才能保证税收稳定。”
都护府的财政官也建议：“还需设置专门的关税查验点，配备官吏与士兵，负责核对船只吨位、清点货物数量，避免商贾偷税漏税。若是发现瞒报、漏报，除了补缴税款，还需处以罚款，以儆效尤。”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经过三日的反复商议，最终敲定了《东海贸易关税细则》。
其一，按船只吨位征收“船税”：载重五百石以下的小船，每艘每次征收白银五十两；载重五百石至一千石的中船，每艘每次征收白银一百两；载重一千石以上的大船，每艘每次征收白银两百两。
其二，按货物价值征收“货税”：丝绸、瓷器、茶叶等高档商品，按货物价值的百分之十征税；粮食、铁器、布匹等民生商品，按货物价值的百分之五征税；黄金、白银、矿石等贵重物资，按货物价值的百分之十五征税。
其三，设立关税查验司：在长崎港、大明松江港、泉州港等主要港口设立查验点，由朝廷派遣官吏与水师士兵共同负责查验，所有商船需先登记、缴税，领取“通关文牒”后，方可装卸货物或离港。
其四，制定奖惩制度：如实申报、按时缴税的商贾，可获得“诚信商户”称号，下次缴税可享受百分之五的减免；若发现瞒报、漏报或偷税漏税，除补缴税款外，还需缴纳三倍罚款，情节严重者，取消其前往倭国贸易的资格。
细则颁布后，商贾们虽有不满，却也明白关税是“朝廷规矩”，且细则划分清晰、奖惩分明，并未过度压榨，便纷纷按规定缴税。
仅第一个月，长崎港便征收关税白银十五万两，松江港、泉州港等大明港口也征收了大量关税，这些税款一部分上缴朝廷，一部分用于水师建设与港口维护，形成了良性循环。
李骜站在长崎港的瞭望台上，看着往来如梭的商船与忙碌的码头，心中了然——这才是他筹备东海贸易的真正目的。
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只靠倭国的矿脉攫取资源，而是想通过构建“大明-朝鲜–倭国”的贸易闭环，打造稳定的税收来源，从根本上改善大明的财政结构。
以往大明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农税，尤其是在经历战乱后，土地兼并严重，农户大多贫困，却要承担高额税负，不少人因交不起税而流离失所，百姓负担沉重；而商税与关税长期被忽视，大量财富集中在商贾手中，朝廷却难以征收。
如今随着东海贸易的繁荣，商船往来不绝，仅长崎港每月的关税就达十五万两，加上大明沿海港口的商税，朝廷的财政收入大幅提高，这便有了减轻农税的空间——无需再靠压榨农户填补国库，也能支撑边防、水利等国家开支。
李骜已向朱元璋上书，详细阐述了“以商补农”的构想：先从江南地区试点，将农税降低一成——江南是大明的富庶之地，也是贸易最活跃的区域，降低农税后，既能缓解当地农户压力，也能为其他地区树立榜样；同时承诺，待倭国矿脉开采步入正轨、关税收入连续半年稳定在二十万两以上，便逐步在全国范围内降低农税，北方地区可先降五成，偏远州县甚至可免除部分杂税，真正让百姓卸下肩上的重担，有更多精力投入农耕与生产，形成“农稳商兴、商兴补农”的良性循环。
在奏折中，他还特意附上了关税收入明细与农税减免的具体方案，强调此举不仅能缓解民生压力，还能增强百姓对朝廷的认同感，减少流民问题，为大明的长治久安奠定基础。
李骜对此充满了信心，只要这个方案能落地，大明就能逐步摆脱“重农抑商”的传统束缚，走出一条农商并举的强国之路，而东海贸易，便是这条路上最关键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