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城！
这以前不是说我吗？
徐达嘟囔了一句，此刻望着眼前灰扑扑却坚不可摧的棱堡，这位沙场宿将却咧嘴笑了——城墙再高，终究会被投石机轰塌；而这能吞炮弹的水泥堡垒，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下一刻，徐达单膝重重砸在青砖上，朗声高喝道:“陛下神武！有此神器，漠北可平，四海可定！”
李文忠眼中也闪过狂热的光芒，连声道：“臣愿为陛下将此物推广北疆，让大明铁骑踏破贺兰山缺！”
这大将军与大都督带头请命，武将们轰然响应，现场瞬间跪成黑压压的甲胄海洋。
郑遇春攥着仍在发麻的右手，却仍梗着脖子高呼；王弼将头盔叩在地上，金属撞击声清脆如战鼓。
就在这时，一声“陛下且慢”刺破激昂的声浪。
户部尚书徐铎一看，这他娘地哪能成啊！
狗日的武夫就知道打仗！
什么“沙场利器”？
这分明就是“基建神器”！
户部尚书徐铎挤开武将，衣袍下摆沾满尘土：“这水泥设计初衷，便是用于修缮贵州驿路啊！陛下，西南土司已修书催促三次，奢香夫人与刘淑贞两位女官正率苗民开山凿石，此时若将水泥调往北疆……”
“荒谬！”徐达霍然起身，披风扫过满地断箭，“贵州驿路能比北疆军情更急？蒙古骑兵每日在边境劫掠，上月还屠了三个村落！有了这水泥棱堡，将士躲在堡垒里射箭就能杀敌，何须再冒性命之险？”
兵部尚书温祥卿抢步而出，反驳道:“大将军此言差矣！贵州驿路连通川滇，关乎西南九省赋税漕运，更系着苗疆百万子民民心！水泥若能筑成‘天路’，朝廷每年可省三十万石粮草转运，这是百年大计！”
文官群中爆发出赞同的骚动，徐铎引经据典，说这是“仁政爱民之道”；温祥卿则捧着账本，细算水泥修路可减少多少徭役死伤。
武将们自然不甘示弱，徐达历数历年边关将士冻死冻伤之惨状；唐胜宗扯开衣襟，露出胸口狰狞的箭伤疤痕，吼得面红耳赤。
两派争得面红耳赤时，李骜倚着棱堡饶有兴致地看戏。
他早料到会有这番争执——水泥既能垒成杀人的堡垒，也能铺成惠民的坦途，这矛盾恰是撬动变革的支点。
就在老朱的脸色由红转青，明明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你们这些人吵吵个什么？
正当他准备发飙的时候，却冷不丁注意到了一旁咧嘴笑的李骜，顿时就有了主意。
“骜儿，这事儿你怎么看？”
听到这话，李骜却打趣道:“舅爷不失望了？对这水泥可还满意？”
“你小子！”老朱没好气地戳了戳他的脑袋，“咱满意还来不及，高兴还来不及啊！”
听到这话，李骜这才得意洋洋地扬起了头。
“这事儿其实也简单，只要水泥大规模生产就行！”
老朱听后眉头一皱，示意李骜继续说下去。
“诸位大人请安静。”李骜故意拖长尾音，待所有人目光聚焦，才慢条斯理道，“诸位争的是先修路还是先筑堡，可曾想过……为何不能两者皆有？”
老朱眯起眼睛：“你小子又有什么鬼主意？”
“靠工部那些匠人，就算不眠不休，每月也不过制得十丈水泥。”
李骜抬手比划，“但若开设十家水泥工厂，招募青壮，分工协作，日出十丈亦非难事。”
他见众人面露不解，索性蹲下身子，用树枝在地上画出规整的方格。
“烧灰、磨粉、搅拌、浇筑，各设作坊，各司其职，互不干扰，这便是流水作业。再以匠籍子弟为师傅，教工人操作，不出三月，产量便能翻十倍。”
徐铎捻须沉吟：“这法子不错，可没有先例啊！”
这位掌管天下钱粮的尚书，最见不得任何打破规矩的事。
“不妥不妥！”温祥卿也摇了摇头，“让百姓做工匠？简直荒谬！我大明以户籍定万民，匠籍世袭，农籍耕田，军籍戍边，各司其职已成定制！”
“若开此先例，百姓随意流动，岂不乱了现有成法？”
此言一出，文官们顿时炸开了锅，反对声浪如同涨潮的海水，几乎要将李骜淹没。
李骜一听这话，顿时也来了脾气。
大明朝的户籍制度，恰似一副沉重的镣铐，将万千子民牢牢禁锢在既定轨道上。
这一制度脱胎于元朝“诸色户计”，却在朱元璋手中被打磨得更为严苛细密。
当户部黄册在洪武十四年颁行天下，每个大明子民便如同一颗被钉死的棋子，终身不得挪位。
民户被绑在土地上，春种秋收的轮回里，既要上缴六成以上的赋税，又要轮流承担修筑城墙、疏浚河道等繁重徭役。
江南的老农面朝黄土背朝天，年复一年在田垄间弯腰，即便遇到灾荒之年，也不得离乡讨饭——路引制度如同悬在头顶的利剑，胆敢擅自离开户籍地百里，便会被当作流民抓回，轻则杖责，重则充军。
军户的境遇更为悲惨。平日里在卫所屯田自给，战时则要自备兵器钱粮出征。
洪武年间的辽东卫所，士兵们既要抵御鞑靼侵扰，又要开垦盐碱地，许多人冻饿而死，尸骸就随意抛在城墙根下。
军户子弟从出生起，便注定要重复父辈的命运，哪怕是天生残疾，也要在卫所充当马夫杂役。
最苦的当属匠户。他们被编入工部匠籍后，如同被关进金丝笼的鸟儿。
景德镇的瓷窑前，匠人们昼夜轮班，稍有懈怠便会被皮鞭抽打；京城的宫墙下，木匠、石匠们被铁链锁着劳作，若烧制的砖瓦不合规格，不仅本人要受刑，连家族三代都要受牵连。
永乐年间修筑紫禁城时，上万匠户因劳累过度而死，鲜血渗入地基，铸就了这座宏伟宫殿的阴森底色。
这种世袭制度将社会阶层彻底固化。
读书人凭借科举特权，手持路引便可游历天下，与达官显贵把酒言欢；商贾虽无政治地位，却能通过捐纳获得特权，与士绅阶层勾连。
而农工阶层，哪怕有经天纬地之才，也只能困守原籍。
福建沿海的能工巧匠，空有造船技艺，却因匠籍身份无法参与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江南的织布能手，只能在官营作坊里重复单调劳作，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手艺无法改进创新。
老朱推行这一制度，源于他对“秩序”近乎偏执的追求。
这位从乞丐登上皇位的帝王，深知底层民众的力量，更害怕重蹈元末农民起义的覆辙。
在他的构想中，将百姓固定在各自的位置上，如同齿轮般精确运转，就能确保大明江山永固。
然而他不曾想到，这种僵化的制度，反而扼杀了社会的活力。
当西方世界开始文艺复兴、大航海时代，大明的子民却在户籍的枷锁下，失去了探索与创新的勇气。
更讽刺的是，这套制度在执行过程中逐渐沦为权贵盘剥的工具。
地方官吏与豪绅勾结，将原本应承担的赋税徭役转嫁给普通民户；军户屯田被军官侵占，士兵沦为农奴；匠户们的精湛技艺，也因缺乏竞争而日渐衰落。
所谓的“千秋万世”，最终不过是建立在百姓血泪之上的空中楼阁，为大明朝的衰落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而李骜此刻提出开设工厂让农户做工，表面上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实则是对户籍制度的挑战。
当第一座工厂的烟囱升起浓烟，或许就能推开这扇紧闭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