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人多好办事。但是还有一句话，就是法不责众。说的就是只要人多，就能依靠群体的力量，达成很多目的，中国历史上就有很多这样的案例。
这事历史悠久，据我查证，比较确切历史记载的，那就是北宋熙宁四年，免役法在开封府试行。东明县在试行过程中因划分户等不合理，侵犯了当事人的利益，引起了当地群众的极大不满，向知县告状。可是知县贾蕃拒不接受群众的呈诉，群众于是结伙到开封府门前静坐。
谁知道开封府也不受理。
那时候，开封府里面坐着的肯定不是包大人。要是包青天，那肯定是出来管啊，哇丫丫丫，气煞我也，把那些狼心狗肺的官员狗头铡伺候。
于是上访群众就掉头涌入王安石私宅，直接向宰相申诉。数百个农民闯进宰相家里，在当时绝对称得上耸人听闻。事件平息后，不受民诉，让百姓到京城闹事的贾蕃被参劾。
这种事一直延续到了清朝，在清代顺治时，吴县县令任惟初一面盗卖常平仓存储的粮食，一面以严刑峻罚逼迫民众交粮，激起吴县所在地的苏州生员们的义愤。顺治十八年二月初四，众多苏州生员们聚集在苏州府学文庙内，以声泪俱下的“哭庙”行动凝聚成共同的诉求，控诉县令的恶劣行径。
这样的事在清朝乾隆年间也曾经发生过。当时，云南省保山县知县李伟烈、典史汤继业下乡催征。当时正值青黄不接之际，农家普遍缺粮，连吃饭都成问题。但李、汤等人不顾民众再三恳请缓征以及借贷社仓存谷的诉求，封锁社仓不容出借，又下令要查访民间储粮，由此引出乡民聚众到县衙示威，到最后竟然把县衙的衙役都给打了，企图压制乡民的衙役皆被逐散。
在双方肢体冲突中，县令的身边人大都吃了眼前亏，李伟烈当场批准了缓征请求，还被逼“亲立笔据”。堂堂一县领导落入群众挟制，当时引起的各方震惊可想而知。此事经云贵总督舒常奏闻中央，中央立即降旨，将李伟烈、汤继业革职严审，同时责成云南地方政府立即“查明为首倡议之人，即速抓获，从重办理”。
由此可见，古代群体性事件的基本内容，通常都起因于多数人在经济方面的共同利益诉求，如报灾要赈、求免税粮、反对科派勒捐、追讨工费等。其他的如基层官吏不恤民情、审办不公、凌辱斯文，或当弱势群体被官绅欺压而官府不为受害者主持正义时，也会激发老百姓采取法外性的集体行动。
一般在请愿失效之后，民众会产生一些挟制行为，其模式有罢工、举子闹考（就是不考试了）、商贾罢市等。比较而言，对官员来说，心理冲击最大的是“闹衙”，也就是冲击国家机关，对政府官员当面示威施压以迫其就范。
人们之所以敢去一起闹腾，那是因为中国古代就有着一种法不责众的思想。
还有，比如武侠小说里，他们经常开武林大会。
其实，这个武林大会，也是另外的一种群体事件，也就是哪个门派的弟子多，气势就强，其他的门派就要听这个门派的，小门派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许反抗。这其实也是法不责众的另外一种表现。
还有一些人，利用这种法不责众的思想去干一些坏事，比如这几年报道的，有些人哄抢商店，哄抢救灾物资。去年有个小伙，救父亲命的钱不小心掉了一地，就有好多人上来就把这些钱给抢走了。这些人的思维里就都是法不责众的思想。
法不责众的观念，曾在中国社会流传很广，它的逻辑是，对个别人违法容易追究，若违法的人多起来，就难以追究以致不再追究，放任自流了。
这些年，法治逐步深入人心，信奉“法不责众”的人愈来愈少了。其原因，一是人们从切身经历中感受到，法治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全体人民的福祉，个别人违法，就已危害社会，众多人违法，将会带来大的灾难，法在心中日渐成了权威。二是执法力度增强。比如对众多偷漏款者，税务机关逐家追缴了偷漏税款，并依法予以制裁。至于在全社会开展的依法打击黑社会性质的犯罪，更庄严地昭示，我们的社会对任何违法犯罪行为都是不放纵的。
这是历史的进步。进入法治时代，在严肃的法律面前，法不责众只会瓦解人们的执法、守法意识，它受到人们的批评和抵制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或者说，将一个新的含意更替到里面，就会发现，“法不责众”的观念也还有它的存在价值，它还不应该从法治的字典中被取消。
这是为什么啊？
因为有时大家聚集在一起，是为了反应大家的基本要求。我们说法不责众，但是法律要符合大多数人的心愿，都必须建立在多数人意愿的基础上，这才是法的基石。
如此说来，尊重多数人的意愿，应当成为立法的一个原则，它是民主和实事求是的题中应有之义。立法时充分考虑“法不责众”，法的实施中就会大大减少“众人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