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以强迫男人留辫，彰显其专制淫威；辛亥革命则反其道而用之，以“辫子”激发民众的反清意识，将反清革命推向高潮，清王朝在轰轰烈烈的剪辫子运动中寿终正寝。辫子是清朝的象征；剪掉辫子则是辛亥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标志。一条辫子，注入了复杂的政治变数和特定的文化内涵，颇有考究的韵味。
这一节的古案今说，咱就来说说这剪辫子的故事。
咱们看到，很多清宫戏，最让人一见难忘的就是，男人脖子后边都放着一条大辫子。这个我小时候还琢磨呢？怎么男人身后还梳着辫子。原来那个朝代叫清朝。
20世纪初年，伴随着反清革命的高涨，出现了批判辫子的高潮，很多青年厌恶地把辫子称作“烦恼丝”。许多报刊都以辫子为题，揭露清政府的残暴和丧失人性。邹容在《革命军》中把辫子列为反清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斥责清廷强迫男人留辫子是“固我皇汉人种，为牛为马，为奴为隶”。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将辫子纳入反清革命，辫子的去留成了是否革命的标志。激进的革命党人为表示献身革命的决心，首先剪掉辫子，同时以剪辫相号召，呼吁投入革命。
1879年孙中山在檀香山读书时就有不少人以辫子戏弄和欺负他，他异常苦闷和愤怒。后来有人劝他剪掉辫子，他却理智地解释道：“我们为剪辫的最后目的，应该大家联合起来，等到全体的中国人都可剪辫子时，才把辫剪掉。若是一个一个地把发辫剪下，是不相宜的。”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以辫子相号召，鼓吹团结大多数民众奋起反清。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由于“兴中会”已经建立，反清的大旗已高高举起，所以孙中山在11月20日由日本横滨前往檀香山时，就在华侨冯镜如的文经书院剪掉了辫子，以示决心把反清革命进行到底。
后来剪辫子的名流越来越多了，黄兴、陈天华、蔡元培、陈独秀等人都剪掉了辫子，发誓与清朝一刀两断，革命到底。
1902年鲁迅赴日留学后，深深为邹容等革命党人的反清活动所感染，对辫子“深恶痛绝”，1903年他毅然决然剪掉了辫子。但一旦回国探亲，还得做一条假辫子蒙混过关。所以，清末做假辫子生意兴旺，颇能赚钱。鲁迅后来回忆道：“我的辫子留在日本，一半留给客店里的一位使女作假发，一半给了理发匠。人是在宣统初年回到故乡来了，一到上海首先得装假辫子。这时上海有一个专做假辫子的专家，定价每条大洋四元，不折不扣。他的大名，大约那时留学生都知道。他也做得真巧妙。只要别人不留心，是很可以不出岔子的。但人知道你原来是留学生，留心研究起来，那就漏洞百出。夏天不能戴帽子，也不行；人堆里要防挤掉挤歪，也不行。装了一个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下来或者被人拉下来，不是比原来没有辫子更不好看么？索性不装了。”
想鲁迅的这段回忆透露出三点信息：1.假辫生意兴隆，反证了剪辫的人很多；2.在人们心目当中，留学生几乎都剪了辫子；3.鲁迅戴了一个月的假辫居然敢于去掉，说明基层社会对剪辫的控制很弱，剪辫有成风之可能。
事实上，民初的剪辫运动比较混乱，各类人等剪辫的目的十分复杂。但有一点是清晰的，在绝大多数民众的心里，剪辫是一种解放，是一种时髦，常常为之欣喜若狂，弹冠相庆。
但是，辫子毕竟已经留了二百多年，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积习，一些人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留恋之情，甚至觉得那是一种美，反对剪辫。有成立“保辫会”、“复古会”相对抗者；有将辫子盘在头上，蒙上头巾，假装已剪辫者；有被剪掉辫子后跳河寻死者。
辛亥革命后，比较有名的是辜鸿铭，他是五四时期在北大当教授，是中国近现代为数稀少的一位博学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又精通西方语言与文化的学者。他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希腊文、马来文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他创造性地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和《中国人的精神》等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曾被誉为天下第一骂人高手。
在蔡元培担任校长之后，见多识广的大学生们接触的多数是自由、民主、进化论之类的东西，突然看见一个留黄色小辫相似洋人的老夫子登上讲台，发出一阵爆笑。
辜鸿铭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其时许多北大的调皮学生纷纷打赌要去剪老爷子的辫子以便出名，但是考虑到他的脾气，谁也没敢动手。
人各有志，也不能怪这位搞怪的爷爷哈，不过，你说如果现在有人也想留个辫子，有人就看着别扭，想把他给剪掉，你说这在法律上叫什么？
这就是典型的侵害人身权。如果对方是少数民族，那就是更加明确了。如果对民族风俗习惯进行侵犯，这也就意味着是对宪法所规定的民族平等权利，民主权利的一种破坏。刑法还将严重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行为作为犯罪来加以处罚，这些法律都是宪法规定的具体化，把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纳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这一类犯罪的话，其实质就是通过鼓励保障少数民族保持或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进而能够保护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