ちんもくのとう 1910年11月
高塔耸立在黄昏的天空中。
塔上聚集的乌鸦振翅欲飞，又停歇下来，聒噪不休。
像是嫌恶乌鸦的行为，两三只海鸥远离鸦群，它们断断续续啼叫着，忽远忽近地绕塔盘旋。
疲惫的马拖着沉重的车子，来到塔前，卸下了什么东西，运到塔里去了。
一辆车离开，另一辆车又到来。运到塔里的东西很多。
我站在海岸，眺望这幅景象。潮水钝重而迟缓，细细地冲刷着岸边的石垣。车辆从市区驶来，又从塔前折返，经过我的面前。每辆车上都有一个戴着灰软帽、帽檐下压的男人，垂头坐在车夫席上。
无精打采的马蹄声，轧在小石子上吱嘎钝响的车轮声，听上去甚是单调。
我一直伫立在海边，直到塔身只剩下了灰色背景中的灰色轮廓。
我走进灯光辉煌的酒店大堂，看到一个身穿粗方格纹羊毛外套、西装裤的男人正交叉着长腿，仰面躺在安乐椅上读报纸。这个仿佛从柳敬助[1]的toile（画布）中走出的长腿男人，昨天我已在大堂里遇到过一回。
“有什么有趣的事吗？”我问。
长腿懒洋洋地斜瞥我一眼，摊开报纸的两手纹丝未动，说：“Nothing at all（什么也没有）！”与其说他在对我说话，莫如说是对着报纸发牢骚。过了片刻，他又加了一句：“据说又有两三起椰子壳里装炸弹的事。”
“是革命党吧。”
我把大理石桌上的火柴盒拖过来，点上香烟，坐到椅子上。
过了一会儿，我见长腿已把报纸放到桌上，一脸百无聊赖，于是又说：“刚才，我看到一座奇怪的塔。”
“是Malabar hill[2]（马拉巴尔山）吧？”
“那是什么塔？”
“沉默之塔。”
“车往塔里运的是什么？”
“尸体。”
“什么尸体？”
“Parsi （帕西）人[3]的尸体。”
“怎么死那么多？流行霍乱？”
“杀掉的。报纸上说，又杀了二三十人。”
“谁杀的？”
“他们自己人杀的。”
“为什么？”
“他们杀了读危险书的人。”
“什么书？”
“自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书。”
“奇特的组合啊。”
“各自分开的。自然主义的书，以及社会主义的书。”
“哦？还是不明白。知道书名吗？”
“一本一本，都写着呢。”长腿取过桌上的报纸，在我面前摊开。
我拿起报纸细看。长腿一脸无聊地坐在安乐椅上。
一则题为“帕西人的血腥争斗”的报道立刻映入眼中，报道写得非常客观。
帕西人的少壮者学了外语，开始读起西洋的书籍。学习英语的人最多，不过逐渐也有人通晓德语和法语。在这些少壮者中产生了新文艺，主要是小说。无论从作者口中，还是从作者的朋友们口中，这些小说都被冠以自然主义之名，加以宣扬。他们并没说这些小说与左拉[4]在Le Roman expérimental（实验小说）中发表的自然主义作品相同，但也没说有所不同。总之，这是一场摆脱因袭、回归自然的文艺运动。
关于自然主义小说的内容，最引人注目的是，它消极地否定一切因袭，却没有积极地进行任何建设。它的思想方向，一言以蔽之，就是怀疑即修行、虚无即得道。从这个方向来看，大凡稍微主张积极点的人，不是落后于时代的呆子，就是撒谎的骗子。
第二个引人注目之处是，他们不辞辛苦地描写冲动，尤其是性欲生活。在这一点上，他们倒并不像西洋近来的作品那么浓墨重彩。说起来，他们不过是将从前顾忌的题材，不再那么顾忌地加以描写罢了。
总之，自然主义小说的突出之处，首先以这两大特征显露于世人前。他们高喊：“我们宣传的是新思想、现代思想，拥有这样的思想，我们是新人、现代人。”
不久，这类小说渐渐遭到禁止。禁止的原因是：消极的思想会扰乱安宁秩序，对冲动的描述会败坏风俗。
恰好此时，这片土地上出现了革命运动。手持椰壳炸弹活动的人中，夹杂了少数帕西人的无政府主义者。随着这些propagande par le fait（行为传道者）被抓捕，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有关的以及似乎有关的出版物，都被贴上了社会主义书籍的标签，被当作扰乱安宁秩序的东西，遭到禁止。
此时被禁的出版物中，包含有小说。小说的确是以社会主义思想写成的，与自然主义作品迥然不同。
但是，从这时起，小说中就含有了自然主义和社会主义。
如此这般，惩治自然主义的火，偶然中被惩治社会主义的风煽旺了。与此同时，被禁止的自然主义出版物范围愈来愈大，已经不限于小说。剧本被禁，抒情诗被禁，论文被禁，翻译的外国作品也被禁。
于是，自然主义和社会主义，被从一切行诸文字的东西中搜索出来。若你是文人，是文艺家，便会有人审视你的面孔，怀疑你是否是自然主义者、社会主义者。
文艺世界变成了疑惧的世界。
此时，帕西人中有人发明了“危险的洋书”这个词。
危险的洋书介绍了自然主义；危险的洋书传播了社会主义。翻译是对危险品现买现卖；创作则是模仿西洋人，制造冒牌洋货的危险品。
扰乱安宁秩序的思想，是危险的洋书传播的。败坏风俗的思想，也是危险的洋书传播的。
危险的洋书渡海而来，是安格拉·曼纽[5]这个魔王在作祟。
杀掉读危险洋书的家伙！
因此，帕西人重蹈覆辙，再次上演了pogrom（大屠杀）。沉默之塔的顶上，乌鸦排下了筵席。
报纸上列出了被杀者的履历，谁读了何书，谁翻译了何书，“危险的洋书”的书名也一一列在其中。
我看罢大吃一惊。
喜好圣西蒙等人的作品的，或者翻译了马克思《资本论》的，便被视为社会主义者；介绍了巴枯宁或克鲁泡特金的思想的，便被当作无政府主义者。其实，读者、译者未必便遵奉该主义，故而令人无法立即首肯“的确如此”，但也无法说被怀疑的理由是不存在的。
翻译了卡萨诺瓦或鲁韦·德·库尔维[6]的书，便被视为败坏风俗。这些书虽说在文明史上有价值，却未免太不知顾忌了。
然而，所谓“危险的洋书”，却并非指的这些。
俄国文学中，他们厌恶托尔斯泰的某些文章，因为无政府派利用《我的信仰》和《我的忏悔》来宣传自己的主义，这倒情有可原。托尔斯泰的小说和剧本，无论在世界哪国，都不会令人难以亲近，因此他们也将之视为危险。《战争与和平》中认为，战争之所以取胜，并非是伟大的将军或伟大的参谋的功劳，而是勇猛的士兵之力。这种观点，基础就是个人主义，这是危险的。如此这般穿凿附会下去，那么老伯爵之所以吃素，乃是因为当地没有好牛肉云云，他们对老伯爵坚持几十年的原始生活，也投去了猜疑的目光。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的主人公认为，不必让对社会毫无益处、贪得无厌的老太婆有钱，遂杀死了她。这是不尊重所有权，是危险的。此人写的东西，不过是癫痫病人的谵语。高尔基的作品总是向往流浪生活，践踏社会秩序，也是危险的。而且，现实生活中，高尔基就加入了社会党。阿尔志跋绥夫崇拜个人主义的鼻祖施蒂纳，写了很多以革命家为主人公的小说，也是危险的。况且，他患了肺病身体很糟，连精神都不大对劲了。
法国和比利时文学里，正如以毒攻毒的托尔斯泰伯爵的评论，莫泊桑的作品中没有为何而作的意旨，无理想，amoral（无道德）。不加瞄准就开枪，再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了。此人终于因为被害妄想症而自杀。梅特林克写了《蒙娜·凡娜》那样的通奸剧，简直危险至极。
意大利文学中，邓南遮的小说和剧本浓墨重彩，大肆描写性欲生活，《死城》甚至写了兄妹恋。若是这都不算危险，那么世间再没有危险的东西了。
斯堪的纳维亚文学中，易卜生在作品中表现个人主义，甚至声称国家是自己的敌人。斯特林堡描写了伯爵小姐委身于父亲的贴身男仆，寓意平民主义战胜了贵族主义。以前就屡次有人谈论，斯特林堡会不会成为真正的疯子，近来这人变得愈发古怪，这都是危险的。
英国文学中，看看王尔德的代表作《道林·格雷的画像》，便可知人的本性多么可怕。那简直就是传授给人秘密罪恶的教科书，再没有更危险的了。作者曾因男色事件被判刑，真是得其所哉。萧伯纳同情《恶魔的门徒》那种废物，把他作为剧本主人公。这还不危险？况且，他还写了有关社会主义的评论。
德国文学中，豪普特曼写了《织工》，让工人去袭击工厂主的家。韦德金德[7]写了《青春的觉醒》，让中学生私通。任是哪一个，都危险得无以复加。
帕西人中的屠杀者认为洋书危险，情况大致如此。
在帕西人看来，当今世界的文艺，大凡被认为稍有价值的，只要不平庸至极，就无一不是危险的。
这倒不足为怪。
艺术的价值在于打破因袭，在因袭圈子里徘徊的皆是平庸之作。以因袭的眼光去看艺术，则一切艺术都是危险的。
艺术是从表层的思考进入到底层潜藏着的冲动之中的。正如绘画要涂上不褪色的色彩、音乐于chromatique（半音音阶）中寻求变化一样，文艺用文章来表达印象。进入冲动生活是理所当然的，一旦进入冲动生活，就不能不表现性欲冲动。
所谓艺术，本性便是如此。因而艺术家，尤其是有天才之誉的人，多数无法在现实世界中遵循秩序生活。歌德虽出仕小国，毕竟担任了一国的国务大臣，很久之后迪斯雷利[8]也立身于内阁，推行帝国主义政治。但这只是例外，除此之外，大多数艺术家都言论激烈，举止放纵不羁。乔治·桑、欧仁·苏与勒鲁[9]一道宣传共产主义，弗莱利格拉特、赫维格和古茨科[10]三人同马克思一起，为社会主义杂志写文章。即便如此，文艺史家并不认为这会妨碍他们作品的价值。
学问也是同样。
学问打破因袭而前进。若是被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风尚所掣肘，学问就会死亡。
在学问领域，心理学也是从思考到意志、从意志到冲动、从冲动到其后的精神作用，渐次穿透深入下去。这改变了伦理，改变了形而上学。叔本华的学说可称为“冲动哲学”。自成体系的哈特曼和冯特出自叔本华哲学，同样，用Aphorismen（箴言）形式写作的尼采也来源于此。不承认发展的叔本华的彼岸哲学，却产生了主张超人的尼采的此岸哲学。
学者中，哈特曼从年轻时就如同废人一般，只得安稳地度日，冯特则在大学教授的职位上度过一生。但除此之外，叔本华性格乖僻，与母亲断绝关系，对政府所信任的大学教授大加抨击，既非孝子，也非顺民。尼采则头脑古怪，最后发疯了，这是无可隐讳的事实。
若说艺术危险，那么学问应当更危险。麦克斯·施蒂纳身为黑格尔学派中的激进派，继承了无政府主义思想，他那尖锐的推理法令哈特曼为之倾倒。后者的结论虽然不同，但写下了无意识哲学的迷妄三段论。回顾施蒂纳的“上帝是幽灵”的观点，不得不说尼采的“上帝死了”乃是老调重弹。“超人”这一结论也与施蒂纳的论点不同。
艺术也好，学问也罢，以帕西人因袭的目光来看，都是危险的。究其缘故，在任何国度、任何时代，开拓新道路的人们背后，必然有一群反动者在窥探，伺机加以迫害。只是由于国家不同，时代各异，借口有所不同罢了。危险的洋书也无非是个借口。
马拉巴尔山的沉默之塔上，乌鸦的筵席正酣。
[1] 柳敬助（1881－1923），日本近代的西洋派画家。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西洋学科，后留学美国和欧洲，归国后专心创作，名重一时。1923年5月病逝，年仅42岁，遗作展于同年9月1日举行，但开展当日便不幸遭遇关东大地震，大部分作品焚毁，以至如今的日本美术史难以准确评价他的成就。
[2]印度孟买附近的一座小山丘。
[3]帕西人是生活在印度的拜火教（琐罗亚斯德教）的信徒。“Parsi”意为“波斯人”。公元8世纪前后，一部分拜火教徒为了躲避穆斯林的迫害，从波斯移居印度，他们的后裔被称为帕西人。
[4]埃米尔·左拉（Émile Zola，1840－1902），法国著名的自然主义小说家和理论家。
[5]安格拉·曼纽（Angra Mainyu），波斯神话黑暗主神，一切罪恶和黑暗之源。
[6]卡萨诺瓦（Casanova，1725－1798），意大利冒险家、作家。富有传奇色彩的风流浪子，以自己的风流韵事为题材写成代表作《我的一生》。鲁韦·德·库尔维（Louvet de Couvray，1760－1797）法国小说家。
[7]弗兰克·韦德金德（Frank Wedekind,1864－1918），德国剧作家。
[8]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英国政治家、小说家。保守党领袖，曾两度出任首相，任职期间大力推行对外侵略和殖民扩张政策。
[9]乔治·桑（George Sand，1804－1876）、欧仁·苏（Eugène Sue，1804－1857）皆为法国19世纪的著名小说家。勒鲁（Gaston Leroux，1868－1927），法国记者、侦探小说家。
[10]弗莱利格拉特（Ferdinand Freiligrath，1810－1876），赫维格（Georg Herwegh，1817－1875），古茨科（Karl Gutzkow，1811－1878），均为德国诗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