あそび 1910年8月
木村是一个官吏。
这天，和平时一样，木村在清晨六点钟醒来。时当初夏，外面天色已亮，不过女佣顾虑着木村还未起床，留下卧房的木板套窗没有打开。蚊帐外煤油灯摇曳着细弱的光辉，使这独寝的卧房显得颇为寂寞。
木村习惯性地将手伸向枕畔去摸怀表。怀表是镍制的，个头颇大，是递信省常用来派发给乘务员的那种。像往常一样，时针恰好指着六点。
“喂，把窗打开。”
女佣擦着手走过来，卸下木板套窗。外面依旧是灰沉沉的天空，细雨蒙蒙。天气倒不太热，但湿漉漉的空气扑面而来。
女佣穿着和服单衣，束袖带几乎勒到肉里，将木板窗一扇扇地收进窗箱。她的额头汗津津的，黏着散乱的头发丝。
“哦，看来今天也一样，稍微动动就出汗。”木村心想。他租住的房子距离电车站七八百米，步行过去的话，就算出门时天气凉爽，走到车站也要出汗。
他走到廊下洗脸，蓦地想起今早还有文件，须赶紧呈给科长。不过科长八点半才到，自己八点前到官署就可以。
他神情开朗，愉快地望了望阴沉的灰色天空。若有不认得木村的人见了，大概会奇怪他为何如此快活，究竟有何有趣之事。
木村洗脸时，女佣已经麻利地叠起蚊帐，收拾起床铺。
穿过卧房，拉开纸门，就是起居室。起居室里摆放着两张书桌，形成九十度角，桌前设有坐垫。木村坐到垫子上，擦着火柴，点上一支朝日香烟。
木村把工作分成两种，需要立即处理的事，以及闲暇时处理即可的事。一张书桌上干干净净、空空如也，随时将需要紧急处理的工作拿上来。一件急事处理完毕，随即再从另一张桌上取来下一件。另一张桌上的待办事项很多，总是积成小山，根据轻重缓急堆叠起来，比较紧急的放在上面。
木村拿起坐垫旁的《日出新闻》，在空桌上摊开，翻到第七面的文艺栏。
一边读着报纸，他将朝日香烟的烟灰吹向书桌对面，脸色依然很愉快。
纸隔扇那边，传来响亮的掸子声、扫地声，女佣正急匆匆地打扫卧室。掸子声尤其刺耳，木村责备过好几次，可女佣最多留意一天，随即故态复萌。她不用掸子上的纸条清扫，而是用掸子柄拍打。木村将这称为“本能式扫除”。鸽子孵蛋时，如果把鸽子蛋换成磨圆的白粉笔，鸽子仍然会抱着白粉笔孵。目的已无关紧要，实行的只是手段而已。用掸子不是为了去除灰尘，而是为了拍打而拍打。
不过，虽然女佣做的是“本能式扫除”，而且喜好“摇舌”，但她性格活泼，做事麻利，木村还是满意的。所谓的“摇舌”，是浪漫主义时代某位小说家的言语，指主人出门后，女佣便在附近转悠，闲聊个没完。
不知木村读到了什么，微微皱起眉头。大体而言，每次放下报纸时，木村通常是一脸apathique（淡漠），再不然就是皱眉。报纸上所写，要么不痛不痒、无关紧要，要么便令木村感到不公平。既然如此，不看报岂不是好？但还是要看。读罢之后，他时而漠不关心，时而皱皱眉头，但随即恢复愉快的表情。
木村是一个文学家。
在官署里，木村做着空洞烦琐、没有精神内容的工作，头发已现谢顶迹象，依然不曾飞黄腾达。不过，作为文学家，木村倒多少有点名气。没写出像样的作品，却有些名气。不仅如此，自从他有些名气后，便被贬到地方上任职，官场中人只当他已经死了。直到头顶渐秃，木村才得以重回东京，又作为文学家重新活跃起来。这履历说来也够麻烦的。
木村看了文艺栏后感到不公平，若说他是出于自利目的，受到指责便发怒，得到赞美便欢喜，那倒冤枉他了。无论是自己的事，抑或他人的事，只要看到无聊之物得到吹捧，有趣之物遭到贬低，木村便感到不公平。当然，如果自己又被拉来当例证，感受自然愈发深切。
罗斯福曾经在全世界奔走，宣扬自己的“不公平，就战斗！”那么，木村为何不战斗？实际上，在他的前半生，木村也曾经激烈战斗过。但他一直有公职在身，精力用于辩论，便再无暇创作。文坛复出后，虽说写得并不高明，木村倒是一直在创作，故而无法分身去辩论。
这天的文艺栏中，有这么一段话：
“文艺须有情调，情调于某种situation（情境）中形成，却又是indêfinissable（难以形容）之物。与木村有关的杂志，所载作品中无一具备情调。木村自己的作品，似也欠缺情调。”
文章大意如此，此外还举例若干，表明与之相反，有情调的作品该当如何。那例子却都不能使木村佩服，有的甚至令他觉得，一个正经作家又怎会写出那种东西。
其实，报纸上所言究竟何意，木村并不怎么明白。“在情境中形成的情调”云云，读罢实在朦胧不解。木村颇读过些哲学、艺术论的书籍，但看到此种措辞，却是如堕雾中。的确，文艺中的有趣之处，说是“难以形容”也未尝不可。这点倒可理解。但是，“情境”又是什么东西？自古以来，戏剧之类不就是把人物安排在时间和地点上，以此完成故事吗？赫尔曼·巴尔[1]认为旧文艺的着眼点在于急遽、丰富而有变化的行为张力，这与“情境”又有何差别？只有在“情境”这种东西上才能形成云云，木村着实无法理解。
木村并非自信心强大之人，但他也不认为自己无法理解乃是头脑愚笨所致。恰恰相反，他对记者的看法不大恭敬，说来有些对不住人家。当看到记者举出的有情调作品的例子，他的想法便愈发失敬了。
木村皱过眉，很快恢复了愉快的表情。由于独身之人爱收拾的毛病，他把报纸仔细叠好，放到起居室廊下的角落里。放到这里，女佣会拿来擦煤油灯，若还有多余的，就卖给收废品的人。
以上写来很长，其实只是两三分钟间的事，不过吸一支朝日香烟的工夫。
木村将烟蒂扔到充当烟灰碟的鲍鱼壳里。这时，他蓦地想起一件事，不觉失笑，随即将堆在旁边桌上的十来本manuscrits（手稿）模样的东西一股脑抱起来，搬到小橱柜顶上。
那是日出报社请他看的应征剧本。
日出报社悬赏征募剧本，木村担任评选人。木村本来就忙得喘不过气，并没闲工夫看剧本。若要挤出这份时间，只能把抽烟休息的空隙用上，否则就没法子了。
可是，抽烟休息时，谁都不乐意做不愉快的事。应征剧本之类，想碰到有趣点的，恐怕十中难逢其一。
木村同意看剧本，是被对方央求，没办法勉强应承下来的。
《日出新闻》的第三版上，时常刊载批判木村的文章，措辞千篇一律：“木村先生一派的伤风败俗”。尤其是，当剧院上演西洋某人的剧本，不巧使用了木村的译本时，这老套的责难词儿必会出现。那么，又是什么剧本？其实剧本平常得很，就连censure（批评）活动严格到可笑程度的维也纳和柏林，不但允许这剧本出版发行，还满不在乎地在舞台上演出。
不过，那毕竟是报纸第三版记者写的文章。虽说木村对报社事务不大了解，但对于报社在艺术方面的意见贯彻不到第三版，他倒不至于大惊小怪。
然而，刚才读的那篇却不同。文艺栏的评论文章，纵然署了个人的名字，但如果报社没有附加任何按语，那就像政治领域的社论一样，可以视为报社的文艺观点。因此，文章既然说木村写的东西没情调，木村参与遴选的杂志作品也没情调，就意味着木村不懂文艺。那么，为何还要让不懂文艺的人评选剧本？若是没情调的剧本当选了，又如何是好？怎么对得起应征的作者？岂止对不起应征者，也对不起我嘛，木村心想。
木村常被人恶意地称作“业余文艺爱好者”，不过正因如此，当他遭遇今天的事情，就算不再看那些无趣的剧本，照样可以生活。总之，请恕在下不能从命，不能处理那堆东西了。如此想着，他把剧本搬到了小橱上。
写来很长，其实不过一秒钟的事。
隔壁房间里，本能式扫除的声音停止了。纸门拉开，餐盘送了过来。
就着芋苗酱汤，木村吃过了早饭。
饭后再喝一杯茶，背上就渗出汗来。夏天终究是夏天，木村心想。
木村换上西装，衣兜里装上一包没开封的朝日香烟，走到门口。门口放着便当盒和洋伞，皮鞋也擦好了。
木村撑起伞出门。通往车站，一路上都是小商铺，木村经过时，有几家店的主人跟他打招呼，木村经过时会留意一下。附近有人对木村表示好感，跟他打招呼；也有人态度冷淡，不理不睬，不过倒似乎没人对他有敌意。
那些跟自己打招呼的人，究竟出于何种心理？木村揣测了一下。首先，他们确乎觉得，写小说这玩意儿的都是怪人。同时，他们又认为，写小说的人不但怪，也是个可怜人，所以愿意把他当作protégé（被保护者）。这些心思，从他们打招呼时的表情中便可看出。对此，木村说不上厌恶，当然也不会感激。
正如附近人们的态度一样，木村在社交方面也没什么敌人。人们要么带着少许轻视、对他表示好感，要么冷淡地不加理会，只此两种。
只是，在文坛，他时常会被攻击。
木村只希望人们不理会自己。“不理会”，就是让自己能写作，不要没来由地谩骂。此外，他内心深处还想，如果再能有几个人在某处看到了文章，与自己产生共鸣，那就幸福了。
到车站的路走了一半时，正遇到小川从巷子里出来。小川是部里的同僚，上班路上有三分之一的时候会遇到他。
“今天出门早了点，就碰上你了。”小川说，把伞侧了侧，和木村并排前行。
“是吗？”
“你总是出门早一些嘛。刚才你在想什么吧，是不是在构思大作？”
每次听到这种话，木村便觉得腻味，不过他没作声，依然神色愉快。
“最近我看《太阳》[2]上说，你在衙门里循规蹈矩的生活，和你的艺术生活互相矛盾，终究没办法协调。你看到那文章了吗？”
“看了。说是伤风败俗的艺术，与官吏的服务规则之间无法调和。”
“哦，还有‘伤风败俗’这种字样哪，我倒没留意。我只以为他们说艺术和官吏的事。照现在的状况，所谓政治无非是一时性的东西，艺术却是永恒的。政治是一国的东西，艺术却是整个人类的。”
小川是部里最饶舌的人，木村一向厌烦，努力克制着不表露出来。对方好像老毛病又犯了，起劲地滔滔不绝：“不过，罗斯福到处演讲，你也读过吧？如果照那位先生主张的去做，政治也不再是一时性的，不仅仅是一国的东西了。若让它再高尚些，政治就成为大艺术。这和你的理想是一致的，是吧？”
这番话无聊至极，木村差点皱起眉头，但努力忍住了。
说话间到了车站。在近郊的站点早出晚归，正好赶上最拥挤的时刻。两人撑着伞站在红柱子下，直过了两辆车，才总算挤上去。
两人抓着吊环站立，小川好像还意犹未尽。
“你说，我的艺术观怎么样？”
“我没考虑过这个。”木村勉强答道。
“你写东西的时候，是怎么思考的？”
“我没思考。想写的时候就写。唔，像想吃的时候就吃一样。”
“是本能吗？”
“不是本能。”
“为什么？”
“是有意识地去写的。”
“哦？”小川露出奇怪的表情，不知在想什么，那之后直到下车都没再作声。
和小川分手后，木村来到自己的办公室，把帽子挂到衣帽架上，把伞立着放好。衣帽架上还只挂了两三顶帽子。
门开着，门口垂着竹帘子。木村走过穿白制服的杂役身边，来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先到的同僚还没开始办公，正在打扇取凉。有人和他寒暄“早”，也有的默默点点头。大家都脸色苍白，无精打采。这也难怪，这些人每月都要病上一回，不生病的只有木村一人。
书柜已经脏成了灰色，上贴着“非常须携”[3]的纸条，木村从柜里取出潮乎乎的文件，在桌上摆成两堆。矮的那堆需要当天处理，最上面那册文件还贴着舌头似的红条，是今早必须交给科长的急件。高的那堆则可以在闲暇时慢慢处理，除了自己的分内事以外，还有别的局送来的、要木村进行字句修正的文书，那些事件中的不急之务，也都放在这一堆里。
放好文件，木村坐到椅子上，取出那只乘务员大怀表。还有十分钟到八点，科长四十分钟后才会来。
木村取下高堆最顶上的文件，摊开看了一会儿，将小纸条在糨糊板上蘸了蘸，贴到文件上，在纸条上写了几个字。办公桌侧边上用细纸绳挂着些小纸条，衙门里管这叫作附笺。
木村态度从容，一件又一件，孜孜地处理着事务。这期间，他的脸色始终很愉快。此时木村的心情，有点难以解释。这人无论做什么事，都像是小孩子做游戏。同样是“游戏”，既有好玩的游戏，也有无趣的游戏。于他而言，此时的工作就像无趣的游戏。衙门里的公务绝非儿戏，木村心知肚明，自己就是政府大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他有此自觉，但做事时的心情却像游戏。脸上的愉快表情，就是此种心情的体现。
每当工作告一段落，木村就吸一支朝日香烟。吸烟时，他的空想会活跃一下。自己运气不济，仿佛抽中了下下签似的，分担的事务都无聊至极。但他并没有感到不平。倒不是觉得“运气如此”，从而听天由命，他还没有那么fataliste（宿命论的）思想。他也想过，如果辞去这个职位，又会怎样？然后，他想象一下辞职后的情形。如今自己常在灯下写作，辞职后，便是一天到头、从早到晚写作了吧。他写作时的心情，仿佛小孩子做喜欢的游戏——倒不是说不辛苦。无论做什么sport（运动），都需要克服障碍，而且，艺术绝非儿戏。这一点他并非不明白。自己手中所持的工具，若是送到真正的大师巨匠手中，是可以创造出震动世界的作品的。他虽然明白这些，却依然怀有游戏般的心情。有一次，甘必大[4]的士兵进攻受阻，甘必大命令吹响军号，但吹的不是冲锋号，而是réveil（起床号）。意大利人即便处于生死一线的境地，仍然有游戏的心情。总之，对木村而言，做什么都像是游戏。同样是游戏，喜欢的、有趣的游戏，当然好过无聊的游戏。但即便是有趣的游戏，如果从早到晚去做，也会单调厌倦。眼下这无聊的公务，便有着破除单调的功能。
一旦辞去公务，想破除写作生活的单调，又当如何是好？可以通过社交或旅行，不过那需要钱。木村不想以一种看人垂钓般的态度，加入交际社会。像高尔基那样过着vagabondage（流浪）生活而感到愉快，没有俄国人的遗传，恐怕难以做到。或许还是做一个小气的官吏要好些。这样想着，木村倒也没感到什么绝望的痛苦。
有时，他的空想越发恣意，甚至想象到战争。军号奏响冲锋曲，旌旗高举，纵马奔驰，想必快意得很。木村虽不怎么生病，但他体格瘦小，征兵时落选了，没有去过战场。可是听人说，所谓的壮烈进攻，其实是头顶沙袋匍匐前进。想到这里，顿觉意兴索然。即便是自己，置身于那种境地，也只能头顶沙袋匍匐前进。不过，诸如壮烈、快意之类的想象就削弱了。而且，即便能身临战场，或许被编进辎重队，被分派搬运物资。即便是自己，若是分派在车前，也得去拉，站在车后，也须去推。只是这与壮烈、快意越发相距遥远。
木村还做过航海的梦。越过屋脊般的巨浪，横渡大洋，想必十分愉悦。将国旗竖立在极地的冰面上，更是一大快事。可是航海也有分工，自己没准被分派去给蒸汽机点火。这样一想，enthousiasme（激情）之梦就醒了。
处理完一件事后，木村将文件推到桌子对面，又从高堆上拿下一份。刚才那份文件用的是日本格子纸，手头这份则是紫版西洋纸。纸张黏在手掌上，仿佛拿晾衣竿时握住了鼻涕虫。
这期间五六位同僚渐次来齐，每张桌前都坐了人。八点钟的铃声过后片刻，科长也到了。
科长还未及落座，木村就拿起贴红纸条的文件过去，在稍远处站定，看科长慢悠悠地从portefeuille（文件夹）中取出文书，打开砚盒磨墨。科长把墨磨好，偶然朝这边一瞥。他是位法学博士，比木村年轻三四岁，戴着金边眼镜，脸上五官紧凑，相貌很是机敏。
“您昨天交代的事。”说着，木村递上文件。科长接过来，粗略看了看，说，“可以了。”
木村如释重负，回到自己座位上。递呈文件时，如果未能一次通过，则第二次也很难通过，往往需要改上三四回。修改过程中，上司会有种种考虑，往往与起初的指示有所差异，最后变得很难办。能够一次通过，是令人高兴的。
归座之后，杂役送上茶来。在衙门里，即便自己不说，杂役也会在八点钟开始办公时送一杯茶，遇到下午还办公的情形，三点钟也会送茶。茶水虽有茶的颜色，却没有茶味。喝完后，杯底沉淀着许多渣滓。喝完茶后，木村依然态度从容，一件一件地孜孜办公。处理低的那摞文件时，只需时不时对照一下账簿，进展得颇为顺利。有时不必抽烟休息，能一口气处理三四个事件。处理完的文件盖上验讫印章，让杂役分送各处，也有的直接交给科长。
这期间还有新文件送来，贴红纸条的当即处理，此外的分别放在两摞文件堆底下。电报一般等同于红纸条文件来处理。
忽然，木村觉得热起来，朝对面窗户一看，一早就灰沉沉的天空中，泛紫色的暗云在翻滚涌动。
再看同僚的脸，都是一副疲惫至极的神色。他们大都下巴松垂，脸孔略微拉长。室内湿漉漉的空气越发浓重，压得人抬不起头。即便天气不像现在这么热，办公时间稍长一点后，出去方便一下再回来，一进走廊，就会被恶劣的烟草味和汗味呛得喘不上气。但即便如此，比起冬天关门闭户再生上火炉时的气味来，夏天还算是强多了。
木村看看同僚的面孔，稍微皱了皱眉，但随即恢复了愉快的神色，开始工作。
过了一会儿，雷声轰鸣，下起了大雨。雨点拍打着窗子，响声挺吓人的。房间里的人都停下手头的事，朝窗口望去。
木村右边的山田说道：“又闷又热，终于下起雷阵雨了。”
“是啊。”木村应道，神色愉快地向右转过脸。
看到木村的表情，山田像忽然想到了什么，低声说：“你做事又快又利索，可是从旁边看来，总觉得你像在开玩笑。”
“哪有。”木村淡然答道。
木村被别人这么说，已经不知多少次了。或许可以说，他的表情、话语、举动，促使别人如此评判。在衙门里，从前的科长非常讨厌他，说他品性不严谨。文坛的批评家也贬斥他不够认真。木村曾经娶过妻室，不幸离异了，从前一旦发生争执，太太就会说“您总是敷衍我、哄骗我”，这是太太指责的主要理由。
木村心里既没有认真，也没有不认真，但他对一切工作的“游戏”心情，或许惹得太太不愉快。太太虽不是娜拉，却也感到了被当成偶人、当成玩具的不愉快。
对木村而言，这种游戏的心情是“被赋予的事实”。木村交往的青年文学者曾说：“先生似乎缺少一种现代人的重要特性，就是nervosité（神经质）。”不过，木村并不觉得这有多么不幸。
骤雨过后，转成了小雨，天气依然不见凉爽。
十一点半，家住在远处的同僚们去餐室吃便当了。木村通常工作到正午的炮声响起，然后独自吃午饭。
两三名同僚去餐室后，电话铃响了。杂役过去接听，片刻后说“请稍等”，来到木村桌前。
“是日出报社的人，说请您接一下电话。”
木村来到电话旁。
“唔，我是木村，有何贵干？”
“木村先生，抱歉打扰您。关于应征的剧本，请问您大约何时可以看完呢？”
“这个嘛，这一阵子太忙，一时间还看不完。”
“这样啊……”对方似乎在考虑措辞，“那我过几天再给您打电话，劳烦您了。”
“再见。”
“再见。”
一抹微笑掠过木村的脸。他心想，一时半会儿，剧本是不会从小橱柜顶上挪下来了。若是从前，木村电话里就会说“剧本我不会再看”，跟人争执起来。现在他温和了很多，但微笑中多少有些幸灾乐祸。不过，这种小气的恶意，却也无法成为尼采主义的现代人。
午炮声响起。大家取出怀表上弦，木村也取出乘务员大怀表，拧紧发条。同僚们早已把文件收拾好，转眼间一哄而散，只剩下木村和杂役两人。木村不紧不慢地将文件收进书柜，到餐室不紧不慢地吃过便当，而后乘上了弥漫着汗味儿的满员电车。
[1] 赫尔曼·巴尔（Hermann Bahr, 1863－1934），奥地利诗人、剧作家。
[2]《太阳》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月刊综合杂志，1895年由博文馆创刊发行，主要登载政治、社会评论。1928年停刊。
[3]即遇到火灾、地震等非常时刻时，需要携带出去的重要物品。
[4]莱昂·甘必大（1838－1882），法国政治家，共和党人，第三共和国内阁总理和外交部长。在普法战争第二阶段，他是抗击普鲁士的组织者。他父系血统为意大利裔，故而文中称他为意大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