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的秋天，大伯李万元带来了渭颉城的师傅，自己烧砖，就在大队部空场的东侧，垫起了高高的庄户，盖起了一明三暗四间立砖房子，后邻就是过道屋和大门朝北的王志信家的房子，后来被贾玉买下。这座房子是典型的固安风格，前出一廊。爸爸在院子里东墙根种下一颗小槐树儿。在余下的大片空地上种上满院的烟草。 头搬新房前不久，队里分了茄子，爷爷等做饭时却一个茄子也找不到了。原来是被小小的我一趟抱一个，不到半天功夫，全部抱到了我和爸爸妈妈的家中。
我家东庄户坡上种满了鬼子姜，坡下一路之隔就是生产队的菜园子。我就是在每次午餐炒菜前被大人鼓励着去园子里掐葱花时，开启了童年最初的记忆。而记事之前的那些事情，都是听大人们后来告诉我的。那是很大的一片菜园，周围用望日莲杆围成篱笆墙。 一畦一畦的蔬菜，有小葱儿、有茄子、有青椒、有白菜、还有绿油油的韭菜和大葱。每次我都是先望望北边高高的庄户坡上坐着的负责看园子的白胡子老爷爷（人们都叫他神仙二爷），看他根本不理睬我，才赶紧跑下坡，打开篱笆门儿，沿着菜畦田埂跑到绿油油的小葱畦边上，小心翼翼地掐两根葱叶儿，然后高兴得原路跑回家，交到爷爷手里。
打醋更是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大人总是等做饭时，发现没有醋了，才把瓶子和2分钱递给我，于是我就一路快跑着到代销点去找宝三爷或着香萍姑姑打醋。回来的路上肯定要偷偷喝上几口的……，记得有一次替爷爷打青酱（文安叫酱油），照喝不误，结果咸的咽不下，直接吐出来，真把我齁的够呛……
在我的记忆中，爷爷的脾气特别大，我不只一次亲眼见他边发脾气边把茶碗一个个扔到他自己头上落地摔的粉碎，吓得父亲母亲和姑姑大气都不敢出。有一次点炉子，接连点着了几根火柴，可就是点不着炉堂里的劈柴。转身之际，火炉里的劈柴呼地着火了。他立即走出去从水缸里舀来水，泼到火炉里把火浇灭。爷爷秉性耿直，记得有一天，爷爷骑自行车带我去城里赶集，在土产公司排长队买铁丝。突然进来个中年男子，售货员立刻叫着那人的名字示意他到前面直接买货。爷爷一看立刻从队伍中走出来，站在秤上大声质问售货员：“大家伙都在排队，你凭什么先卖给他？”那个男子只好主动灰溜溜地向队尾走去……
我也有犯原则性错误的时候，那是一个傍晚，在我家后邻刘玉华家的后房沿儿过道屋门口，我看着王家三奶奶正在吃着什么。三奶奶于是叫我“小玲玲，回家拿茶碗来。”我跑回家拿了茶碗送过去，她却走进北边的小胡同里，不一会儿，盛了一茶碗豆馅儿。“你吃吧！”我端着茶碗跑回家，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又甜又香的东西，没几口就吃完了。然后顺其自然地就直接拿着空碗跑下坡，又跑上坡，直奔三奶奶家。大人发现我不见了，一寻思准是去要豆馅了。父亲从后面追上来，瞪大了眼睛，严厉得把我抱了回去，一进家门就直接把我放在东面爷爷那屋的地上。然后立即搬来那张桔黄色80厘米见方的吃饭桌子堵在门口，我特别惊讶，一个人在屋里呆了很久，哭没哭，后来怎么被放出来的，都不记得了。但是从那以后，无论谁，无论给什么吃的，也不敢要了。
父亲是二队的队长，农忙下地干活挣工分，每天晚上带着我去小队部记工分同时领第二天的农活儿。冬天便去挖海河，管饭给记工分。跟他一起挖河我们村人中，关系最好的当属王宏图和勒宗大伯叔侄二人。特别是勒宗大伯，跟我父亲关系极好。他白天干活，晚上自已在灯下看医书自学中医，学习针灸时则从自己的身上练习体验。
那年秋天，父亲骑车带着我去董各庄东的开洼里拾柴禾。那里是大片大片的洼淀，地广村稀。他拾了两大捆棒子秸。捆在车子后座两侧。回来的路上，路过一座大桥，我们停下来将自行车靠在桥栏上休息。我们倚着栏杆玩儿，父亲抽着烟。桥下是波光粼粼的大河，河两畔是成行的碧绿的垂柳。河里不远处有一条小船，船上座着一个老爷爷一个老奶奶，老爷爷一手端着瓷碗，一手拿着筷子，正在吃金黄色的嘎嘎汤。让我奇怪的是那位老奶奶，她座在船头上，悠闲地望着远方，而她的脸上，糊着一大块深黑色的泥巴。我禁不住问道 ：“爸爸，那个老婆儿脸上怎么有那么大一块泥？”父亲当时就笑出了声：“人家那是胎记，不是泥！” 说完还朝那二老招招手。那二老也点头微笑着回应。
冬天，父亲在自行车后面的小花筐里装满了烟叶。带上杆儿秤，把我抱上前面的大梁，就去东边的沣各庄卖烟叶儿，他在当街吆喝了很久，也没有卖掉一份烟叶…...
妈妈讲的睡前故事里大都有鬼，爱听，但是很害怕。有一次晚上，他们用纸剪成傻丫头端着簸箕，老头儿拿着大镐，粘在窗户纸上。父亲拿着煤油灯在外面左右摇晃，妈妈搂着我在炕上看，晃动的灯光闪耀下纸人都在摇动，快看：“傻丫头簸簸箕啦！老头钊地啦！”看得我特别开心。
到了晚上，父亲便会边讲故事边哄我入睡，《砍月桂的孩子》、三岔河口《南蛮子憋宝》呀！故事曲折动人，好听极了。砍月桂的孩子故事梗概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从前有两个小孩一起去打草，心眼坏的小孩提议两人一起先把他的筐打满再打另一个小孩的。等到把第一筐装满草后，坏小孩儿趴在草筐上喊肚子疼。那个好小孩便说；“你先回家吧！”坏小孩一听背上草筐就回家去了。好小孩独自留下来继续打草。过了一会儿，突然跑来一只小兔子，到他跟前就倒地不起了。小孩一看是一只受伤的小兔子，屁股上插着一支箭，就把它抱起来放在筐里，浮头儿盖上一些青草，一位猎人跑过来，问道；“小孩儿，看没看见一只兔子，屁股上带着一根箭？”小孩儿摇摇头，猎人走远了，小孩无心打草，背着小兔子回家了。他买来了药，给小兔子取出箭头，敷上药，并坚持每天换药。小兔子在他的细心照料下很快好起来。第七天的时候，小兔子不见了。小孩正着急到处找呢，突然窗台上落着一只特别特别大的兔子。对小孩说：“小孩儿，你别找了，你的小兔子走了。它让我把这粒南瓜种子交给你。”小孩儿把种子种到院子里，辛勤培育，浇水除草。不久便长出一个大大的南瓜来。好小孩把南瓜摘下来，一刀劈开，可把他高兴坏了，里面都是金灿灿的金子。好小孩儿有钱了，盖了新房子。好小孩发财的消息传到坏小孩儿耳朵里，来到好小孩儿家找他详细问明了经过，随后一个坏主意产生了。他从集市上买来一只小兔子，然后安排人用木棍将小兔子痛打，正打着他进来说别打了别打了，将小兔子救下。然后给小兔子抹药疗伤。一只大兔子突然出现在窗台上，对他说：“小孩儿，你救的是只凡兔，不会给你什么的，这粒南瓜籽你拿去吧。坏小孩非常高兴地种下种子，辛勤得浇水除草，仅仅三天时间，就结出南瓜，很快南瓜长的跟一间房那样大，坏小孩满怀希望得拿刀砍下去，没承想从裂缝处飘出一缕青烟，形成一个巨人，一把把他夹到咯吱窝下，飞上天去，一直飞到月亮上，月亮上有棵高大的桂树，桂树上挂满了金子。坏小孩高兴地刚要去摘，捣药的玉兔对他说，你不如把树砍了把金子全部扛走多好。坏小孩儿一听非常高兴，不一会儿，玉兔就扛来一把斧子交给坏小孩儿，小孩儿砍一下，树上的伤口马上愈合，又砍一下，又马上愈合，坏小孩儿刚要停下休息，兔子马上跑过来掐住他的脖子。坏小孩只好在那一下一下的砍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直砍到今天。最后父亲告诉我：“这个故事名叫《砍月桂的孩子》。” 我听的特别认真，也特别过瘾。《南蛮子憋宝》只记得一个人在水里跟什么大战，举蓝手岸上的人就举蓝旗，举绿手岸上的人就举绿旗......
再大些，我就能把火筷子一端的圆孔上系上长长的细麻绳。麻绳末端系上两根小细柴棍，去村南边的小树林儿穿树叶了。还能背上父亲亲手编的小背筐，拿上小镰刀，跟大华、三嫒、老四一起去打草打菜、拾柴火了。傍晚时分，便经常拿上小玻璃瓶儿，去大坑南边小树林里拾黑盖子虫儿，回来给鸡做点心。冬天的午后，就带上土簸箕，去大队部弹簧厂附近的煤灰堆上捡没有燃尽的煤球。大人农闲时则用荆条编框，用高梁头刨笤帚。而我老姑则跟王宏图的小女儿一起用泡好的芦苇织席打盖垫（锅盖），还有两位天津知青姑姑经常来找老姑玩儿，她们两个人的衣着十分干净整洁，脑后都梳着两条乌黑的长长的大辫子。一个是1970年下乡的秀珉姑，一个是1974年下乡来桂岚姑。她们三个人经常带我去外村看电影。沣各庄、寒磨都去过，“地道站”、“白毛女”、 在露天的空场上放电影，每次都从头看到结束，回来的路上还津津有味儿得讨论一道儿。
1974年4月，我妹妹出生，妹妹在小她一岁半的弟弟出生后便寄养在固安渭颉城大伯家里，后被送到马庄我姥姥家里照顾。大概三岁了才被接回家来。每当父亲母亲议论大伯想要收养妹妹的时候，爷爷总是好心提醒一句：“再大些他们会更爱要！”
1975年的秋天，二伯用大汽车从天津给拉回来了煤。父亲和文忠、小毛在村北的空场里烧了一窑红砖，烧好的红砖拉回家在院子南边的粪场上码成一个砖垛。这是给大伯盖房子预备的主要材料。那天特别热，妈妈怕我在窑地热坏了，托付来自胜芳的二姑奶奶带我回家。二姑奶奶个子不高，微胖，穿着讲究，四方脸，一脸的慈祥宽厚。她是我见过的跟我说话最温和的大人。二姑奶奶婆家在胜芳，家里开着制鞋厂。生活条件特别好，只是没有孩子。后来才知道她叫大苏。是我父亲的姑姑。
农历一九七六年腊月二十七清晨，临产的妈妈梦到外屋灶台前燃起了熊熊大火，火苗直撩到了屋顶上一捆捆的高粱靶子上。顷刻梦中惊醒，发现弟弟出生了。妈妈特别高兴，都说火意喻着财。相信这个儿子的到来能给这个贫穷的家庭带来财运！弟弟长的特别瘦小，爸爸给起乳名“老豆子”。不久妈妈回姥姥家，舅舅给起了学名“李志军”。直到多年后，妈妈依然多次提起弟弟出生时她梦境中的那场大火。
我家前面是一个特别大的大粪场，还有多处储存白薯白菜用的地窖，管理大粪场的是一位面带慈祥的中年男子，每天从各家各户的茅房里淘了大粪，用扁担挑到大粪场，摊开晒干，倒碎，做成供队里上地用的肥料。我每次看见他，他都是乐呵呵的，特别是挑着大粪的时候，总是小曲儿不离口，唱唱呜呜的。他脾气还特别好，从来没有发过烦。他就是王宏图大爷，是个苦命的人，小时候父亲没有了，闯关东回来的， 媳妇丢下他和两女两儿，（瑞琴姑、小学姑、邦叔哥哥、邦叔）早早的就离世了。 再后来，十七八岁的大儿子也因病去世了。老母亲跟着他们一起艰难度日。早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乃人生三大不幸，宏图大爷百分百命中！我曾好奇地问父亲：“爸爸，为什么总是宏图大爷挑大粪？” 父亲沉下脸若有所思：“因为他的爷爷、父亲过去是咱村的地主。划分成分时给他家划的地主。成分高！”“那咱家呢？”父亲回答说：“咱家是下中农”。妈妈在一旁补充道：“仗着他们把日子给糟了，要不然咱家跑不了地主富农，瞧着在村里受气的吧！”我一脸茫然，只知道成分高
当年夏天一个半夜儿，睡的正香，大人喊地震，妈妈拉着我往外跑，父亲一把把弟弟妹妹连被子一起抱起，往屋外跑。村民们议论最多的就是地震，院南边下坡大伯的砖垛倒成一片。听说天津震感历害，父亲很快便把天津二伯家的峙魁哥接回来。许多村民不敢在屋子里睡觉，好多个夜晚，我们跟所有村民一样睡在下坡开阔地方搭起的地铺里。
过年的时候，固安的大伯便携大娘和大丑峙强两个哥哥来文安跟我们一起过年。大伯做的猪皮冻和洗的面筋特别好吃，“小玲也爱吃我做的肉皮冻儿！”大伯看我大把攥着筷子夹着肉皮冻，高兴地说。大丑哥在盘子里了好不容易找到一块肥肉， 拿筷子夹起来 ，为了馋我，故意在我面前晃着显摆。我一筷子就抢了过来，一眨眼功夫就美美地吃掉了。逗得所有大人哄堂大笑。
三十晚上，大丑哥把枕头放在我头上说：“脑袋顶着别动，掉了就揍你！”逗得在场的大人无不开怀大笑。这是我对过年最早的记忆。
初一吃饺子，父亲特意在爷爷的座位旁多放一副碗筷，多搬一把凳子，放一碗饺子。说是给奶奶的。
我小时候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听到下坡大汽车喇叭响了，一准是天津二伯回来了。 二伯一进门就会微笑着把二娘特意给我买的新衣服、新绸子拿给我。
一天大娘突然笑着问我:“小玲，你大伯好还是二伯好？”我脱口而出:“二伯好，二伯老给我买新衣裳!”在场的又是一片笑声。大娘笑着说：“你大伯没钱，有钱的话也会给你买！”
初二那天，未来的老姑夫给了我一个5毛钱的钢镚儿。我如获至宝。初五那天，父亲和母亲白天就开始找我要这5毛钱。我不给，他们就轮流找我，瞪着眼睛，甚至威胁我！就差上手抢劫了。到了晚上头睡觉，高低到末了，那5毛钱让他们夺走了。我跟爷爷在一个屋睡觉， 头睡着觉之前我始终委屈地不停得哭泣。而爷爷则在一旁时不时的安慰两句：“你哭什么！找他们要啊！找他们要回来啊！”
母亲偶尔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去街上买冰棍儿、糖果等零食，始终是弟弟、妹妹每人一份。而我，只能在一旁默默看着直到他们高高兴兴地吃完。母亲的区别对待让我从小养成什么也不跟别人争、而且没有我的是很正常的懦弱性格!
记得一次老姑和老姑夫带着我们仨上街去玩儿，在卖炸糕的摊位上，老姑给弟弟妹妹买炸糕，竟然买了三个，有我一个。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说、第一次吃炸糕，第一次得到了平等对待。
这年，父亲母亲陪着老姑去天津筹备嫁妆，自己买了跟老姑家一样的椭圆形的表。放在我家桌子上。老姑的小屋里镜子、梳子、脸盆、毛巾，还有大伯二伯送的枕巾，还有新被新褥子。摆的炕上、炕下到处都是。来找爷爷看病的，头走都不忘了祝贺一句。爷爷便心花怒放，喜笑颜开。还有个别人看见我在地上跑着玩儿，就跟我说：“玲玲，什么时候给你也买这么多嫁妆啊！”爷爷立马笑着说：“等到她那时候，肯定更好，肯定更好！”
当年冬天老姑出嫁前，大伯大娘全家都来了，大丑哥小嘴儿天天念叨着：“给两块不下车，给五块不下车，给十块还不下车，给二十揍下车！”
原来，这里有押包袱的婚俗。新娘被婆家人接下车后，婆家人搬嫁妆下车前，得先给车上押包袱的小男孩儿红包。得到小男孩的允许，方可卸车。
老姑出嫁那天，家门口东下坡从城里来了两辆大马车，每匹马的额头上都戴着一朵大红花。人们把嫁妆装上车，把大丑哥抱上去，大丑哥一脸严肃地坐在包袱上。瞪大眼睛守护着他的职责......
待打扮的漂漂亮亮的老姑安安稳稳地坐上车。马车便风风光光地向城里跑去.....
那时候，春天是最难熬的，因为青黄不接。去年的储存年前年后就吃完了。到新粮下来至少还得三个月。这个春天依然如此。如果能吃上个最爱吃煮鸡蛋，是过年也不会有的待遇！早晨醒来，发现枕边有一枚热乎乎鸡蛋，我非但没有一丝高兴，反而怅然若失。因为我太知道这个鸡蛋意味着什么了。早饭时，爷爷把那一枚鸡蛋去皮儿切成弯月形的八瓣，整齐地摆放在小碟子里，黄白分明，宛如一朵刚刚绽放的望日莲。煞是好看，更逗人的馋虫儿！”“你妈妈他们都去固安马庄你姥姥家了。”我问爷爷：“去几天？”“五天”。这五天，我除了打草打猪菜剁猪菜。还要抱柴禾帮爷爷烧火做饭，饭后刷完碗，难点就来了。热好刷锅的泔水倒进猪食盆，把剁碎的野菜和麸子搅拌好猪食，倒进猪圈的食槽里。猪用长鼻子拱上一拱，根本不吃。第三天就饿的不停的叫唤。特别是到晚上，叫声更大。爷爷被猪吵地睡不着觉，气极了，就把烧的滚烫的泔水一股脑倒进猪食槽里，猪尖叫一声就不再叫唤了……，等天亮了则正常吃我给倒的猪食儿了。
我简直度日如年，好容易盼到第六天，只要听到远处公路传来汽笛声，就跑出去沿着东房山下的小路向远处张望，每次都是失望而归。“爷爷，妈妈不是说去五天吗，这都六天了，怎么还不回来？”“她好容易回趟家，就让她多呆几天呗！”我这才知道，原来大人可以说了不算！ 还振振有词！第七天、第八天，我干脆就坐在小院西南方向的门口木头门槛上等着、望着、盼着……这样整整盼着过了五天，五天啊！一共连来带走十天。第七天到第十天，我几乎每天都是以泪洗面。那次妈妈回来后，她去哪儿我就去哪，我象跟屁虫儿似的乐颠颠在她后面跟了好久……
夏天，我经常跟小伙伴一起，拿上小竹篓和小竹竿，到小树林里，到大道两旁，望着大树捅知了皮儿，就是蝉蜕。攒多了可以卖给城里的药材店。但是等我们带着一大蛇皮口袋蝉蜕高高兴兴地去到药材换钱的时候，人家却不收了。后来，家里有了收音机，还是台式的。比一般常见的砖头大、黑色那种还大得多。每天傍晚7点，随着小喇叭欢快的音乐声响起：“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嗒滴嗒，嗒滴嗒，嗒—— 滴—— ”则是我三个孩子最快乐的时光。孙敬修爷爷讲故事的声音更是耳熟能祥。
记得一天午后，我头围着兰色的折成三角形的围巾，背着父亲为我编的小筐头儿，打了一筐头儿野菜往家走，在东房山处看到桂岚姑正朝我微笑。于是放下筐头，姑姑问我：“玲玲，你这是打的什么菜？”“这是马齿菜，猪爱吃。晒干了咱也可以做菜馅兜包子吃，这是曲菜，蘸酱好吃。东边地里、大沟边上好多呢。这是曲码溜，酸甜儿，剁碎了喂猪的。这种细叶的是燕舌儿，开水焯了做馅包子。我突然想起父亲说的话，我出生后10多天，奶奶从天津赶回来，进门搂着我失声痛哭:“跟人家天津市的孩子比，咱这孩子，就跟小狗子似的拉扯着”。于是仰头儿问道：“姑姑，天津什么样呀？”桂岚姑蹲下身子，边帮我把要掉落的围巾系紧，边温和地回答说：“过两年你上学了好好念书，等将来长大了上天津找姑姑，姑姑带着你好好逛逛天津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