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手绢-----丢啊，丢啊，丢手绢，轻轻的放在小朋友的后边，大家不要告诉她，快点快点抓住她，快点快点捉住她……这是我的家乡——冀中平原上最熟悉的童谣!
我的家乡在河北省文安县。古为燕赵之地，于西汉初年（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置县，初名丰利县，后来与文安县合并，将设于大柳河村东的文安县政府迁至现在的文安县城，定名为文安县。取“崇尚文礼、治国安邦”之寓意。距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了。
文安县属于冀中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北距北京120多公里，东距天津69公里。地处京、津、保三区环抱。位于九河下稍，地势低洼，最高海拔7.8米，最低海拔2.1米，是远近闻名的“文安洼”，洼淀境内有大清河、赵王新河、赵王新渠、小白河四条主要河流，其中我们的母亲河——大清河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起源于太行山脉和衡山南麓。河道曲曲湾湾横担东西两淀，从西北方向流入文安县，全程穿越文安洼。经过新镇、苏桥、再到左各庄，汇入赵王新河至东淀大清河，最后入天津渤海，兑现了水流千遭归大海的誓言。
文安县十年九涝，每次洪水退去就会有打捞不尽的鱼虾龟蟹等水产。人们农活之余，便成群结队地去结网打鱼。大水退去后被水产品滋养过的土地更加肥沃，所以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
“收了文安洼，粮食没人抓、淹了文安洼，十年不回家”。这句不知流传了多少代的谚语相信任何一个大清河的儿女都耳熟能详。文安洼三宗宝---地梨、苲菜、三棱草，更是每一个文安人的口头禅。
就是在这个乾隆皇帝曾三次巡视水情并赋诗的文安洼，祖祖辈辈的大清河儿女在跟洪水、跟命运的抗争过程中，留下了数不胜数的感人故事……
文安县城东北方向3公里处，有一个普通的小村庄，村名小寇店。简称小寇村。据文安县村名考记载，小寇店于北宋政和年间（公元1111至1117年）立村。因靠近寇皂店，取名小寇皂店，后演化为小寇店。而距离村北不远处的寇皂店，据传是杨六郎镇守益津关时期，放牧军马的地方。
明洪武年间，由于战争破坏，造成中原地区土地荒芜，人丁锐减，明朝廷被迫采取移民屯军措施，朱元璋颁布法令，移山西六州（山西代县雁门关以北）百姓到京及以南州县居住。补充人丁，开垦荒地。
明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中国历史上的第五次大移民发生在600年前的明朝大槐树移民。很多人的祖先就是通过此次移民到了现在生活的地方。元末明初，兵荒马乱，由于多年战争和旱灾、饥荒、瘟疫，导致中原地区这个最宜居的地方，出现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中原许多地方成了名附其实的“鬼城”，为了改变这一现状，稳定并巩固明朝统治的经济基础，明政府决定从人口密集的山西省洪洞县作为人口向外迁徙的首选地，采取“四家之口留一、六家之口留二、八家之口留三”的比例，向中原荒芜地区疏散迁徙人口。当时由于中国人故土难离的乡土心理情结，许多人不愿意向外迁徙。官府就设下圈套，对外宣称洪洞县人除广济寺大槐树底下的人不用迁外，其他地方的人口都要迁走。老百姓当时对官府的话深信不疑。结果不想迁的人都跑到大槐树底下。而官府出其不意将这些人团团围住。用绳子捆住他们的双手通通送往外地，于是历时45年之久的中国历史上规模最浩大的移民活动，拉开了帷幕…..，公元1373-1417年期间，从山西共移民18次，每次数百户甚至上万户，移民总数超百万。因移民迁徙途中被绳子捆住双手一串串带往迁徙地，途中大小便就要要求解开绳锁上厕所，后直接说 “解手”，就明白代表要去厕所了。于是用“解手”代替“上厕所”的口头语也随着移民们散布各地。
《文安县志》记载：“1403年至1424年（明永乐年间）来自山西洪洞、山东、南京及山后小兴州等地的移民数批诏迁文安县。”
明永乐年间，一位山西洪洞县男子恋恋不舍地告别了亲人和家乡，携三子一婿随着移民的大军迁徙来到文安，落户于小寇店村，亲手种下了从山西老家带来的槐树枝。这位老人名叫李德忠，是小寇店村李姓的始祖，而小寇店村众多的王姓，则是李德忠女婿家的后裔。
德忠公亲手种下的小槐树生根发芽，直到多年以后，长成参天大树、枯萎，甚至随洪水飘泊四方，而它的无数根脉则深深的扎根在这片热土里，不断繁衍生根发芽随后继续大树参天，给人们奉献绿色的同时，也向后人默默讲述着大槐树的故事，生生不息……
这就是我从小生活的村庄， 曾几何时，这里的春夏秋冬，承载着我童年的梦想，这里的明月清风，见证着我们世世代代永不停歇的勤劳脚步……
1972年元月，刚刚过了阳历年不久的一天， 魏宝忠驾着一辆马车，从固安县渭颉城村出发向文安县这边缓缓驶来，将我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老姑和年仅8个月的我，一家六口人护送到文安，迁徙落户到小寇店村，成为平静的小乡村里名噪一时的新鲜事儿。全家人在朴实善良、热情好客的乡亲帮助下，很快借到了房子，安顿下来。
村子不大，大约有上百户人家，人们习惯称东半部分为东头儿，西半部分为西头儿。这里院子不大，但是许多人家都喜欢在院子里栽种槐树。爷爷奶奶是西头小胡同傻沼子家后邻。
因为爷爷出自中医世家且从事中医多年，被安置在村合作医疗社，做一名乡村医生。而我奶奶和老姑还有我的爸爸妈妈则被安置在第二生产小队，参加农业生产。
爷爷个子中等偏高，微瘦，圆方脸堂，尖下颌。上身穿着打着精致中式扣盘的淡灰色棉布上衣，扣子整整齐齐，黑色棉布裤子，两个裤角用青色绑带绑得整整齐齐，严严实实。浑身上下干净整洁，一尘不染。
傍晚时分，西风缱绻，夕阳的余辉温和地洒满小村的每一个角落，洒在村西的田野上、洒在村南、村东、村北水塘的冰层上，爷爷下班从合作社出来，并不着急回家，他倒背着双手，向东走过大队部、走过村代销点前这一排房子。这排房前面宽阔的广场对他没有任何诱惑力，他还一直向东， 走过一座向北开门的民房院墙南侧，下坡右转就来到一条村民天天出村下地必经的南北向小土公路上，爷爷沿着这条小路，慢慢地，一直向南散步，路东不远处就是一洼结着冰的水塘，而路西是宽阔的乡村特有的一片大粪场。大粪场的南边是大片的水池，直顶到路南的丁字路口。爷爷向路东的一片小杨树林亲切地望了一眼，每一棵树都光秃秃的立在那里。树林里几乎找不到几片树叶。但这一点也不影响爷爷平静而踏实的心情。因为这一切，他并不十分陌生。这是他的父母常常挂在嘴边“老家”的地方。他在小树林南侧的丁字路口左转继续向东走去，天边一轮红日在最后一朵浮云的身后，竭尽全力地散发着余辉，不忍离去。 一抬头，发现月亮不知何时，已经悄悄地爬上柳树稍儿了。今天的月亮弯弯的，格外明亮，如银勾一般挂在远方的柳树枝头。爷爷长出了一口气后，依然回归淡然。在通往韩么村的南北小路上一直向北，再左转来到直通小村西头大街的东西向小路上，这条小路与本村的横穿东西的大街相连，一座炊烟袅袅的小村庄就在眼前了，这是村子里最主要的一条大街。走过刚才那座北向开门的民房后房山，走过小卖部和大队部那排房子的后房山，沿街一直走上一个长长的陡坡。在坡上高高的电线杆下休憩片刻，再往前一百多米来到碾棚前边，从碾棚向北走进南北向狭窄的胡同。他在胡同深处路东的家门口停下了脚步。这是爷爷第一次遛弯儿，从此，在这个熟悉的乡村小路上，在金红色的夕阳余辉里，每天傍晚人们都能见到他清瘦而熟悉的身影。余生的二十来年里，除了恶略天气，他几乎天天如此，天边那火红的夕阳，以及，挂在枝头的月亮都牢记得这一切……
爷爷轻轻地推开那两扇西向的破旧的小木门 ，走进院子，扑鼻而来的是炕头上奶奶和老姑刚好端上枣红色小方桌的饭菜的香味儿……
此时的父亲母亲带着仅仅十个月大的我，住在西头大队部北边不远处的两间小平房里。连续好几天了，屋子里都冷的出奇，连洗脸盘里的水都冻着厚厚的冰。后来终于发现，西北角墙根那里有一个大大的洞……
不多久，就在当年的春节前夕，爷爷得知由于李七庄拆迁的信息，我祖奶奶的坟地眼看不保。于是爷爷安排我大伯骑着自行车，去接我的祖奶奶，纵使她生前明确表示誓死不回小寇店村，不进小寇店村李家祖坟，但家和根的无穷魅力，仿佛有一种魔力，依然深深地吸引着那远方的游魂……
虽然已是隆冬时节，但是迁坟那天天气格外晴好！回来的路上， 起程不一会儿，就刮起了东风，大伯几乎没有怎么用力蹬自行车，就被东风吹着一路往家跑。但凡骑过自行车的人都会深有感触，顺风和顶风的区别有多大。所以一路上大伯不停地念叨着：“奶奶，奶奶，别推了，别推了，很快咱就到家了……”
那时候，春天是最难熬的，因为青黄不接。去年的储存年前年后就吃完了。到新粮下来至少还得三个月。1972年春天，恰逢青黄不接的时期，家里除了为数不多的高梁面，还有胡萝卜干、白薯干。而且必须有计划地，省着吃。再后来，连高梁面都成了奢望，每熬一小锅儿胡罗卜、白薯干。必须吃上一个集（5天一个大集），不够了只能饿到下一个大集。
由于文安洼地理环境和地理位置的缘故，春季旱，夏季涝，是这一带常见的气候景象。 春季旱，夏季也旱的光景，还真不多，但是1972的气候，是名副其实的旱灾了。
都知道春雨贵如油，可整个春天老天爷都不怎么下雨，3月份的降雨量仅仅4.6毫米，（上年19.6毫米）种什么都不发芽，即使偶尔有长出来的庄稼，也稀稀疏疏的。6月份降水量7.9毫米（上年同期204.3毫米）。那些稀稀疏疏的庄稼，也大部分都旱死了。这里每年两季粮，一季麦一季玉米、大豆等秋粮。过冬的小麦正是反青的时节，眼看旱灾下整个麦秋就要颗粒无收，队长积极地带领社员们挖土井子，用扁担挑水浇地。就这样，整个麦秋收成还是少得可怜，麦秋结束每口人分了十多斤麦子。麦秋后马上就种玉米，象每年那样拉楼蒋地成为奢望。只能挑水挖坑点种。72年一年全年降水总量361.5毫米，环比下降166.5毫米。榆树皮都吃光了以后，有的人开始吃观音土（黄胶泥）。背井离乡、外出讨饭的比比皆是。一周岁多的我，天天给吃高粱面窝儿头，根本消化不了，更是苦不堪言…..
俗话说“近搬穷三天，远搬穷三年”就根源来讲，人脉资源、情感寄托、物品的损耗、运输的耗费样样都有。
举个简单的例子，爷爷在固安一带，是远近闻名的中医大夫。人送外号“小神仙”，治好的疑难杂症不计其数。而现在，却是将他的病人人脉连根拔起……而这一全家搬迁之举，全是为了爷爷躲避那场风暴的继续摧残。
“家里有黄金，外头有杆称儿，”因为我家刚到这里安家几个月，虽然他们都是特别要面子的人，在村里人面前什么也不说，但是也瞒不过那些善良乡亲的眼睛。蕊洁家拿过来洗干净的一长串孩子布鞋。还有的送过来一件件的小孩儿衣服。
一个傍晚，李儒意的妈妈，打发孩子给我家端过来一小碗儿炖肉。我当着人家的面，狼吞虎咽的样子，让妈妈哭了好长时间，也记了大半辈子……
奶奶名叫胡艳茹，1917年生于位于南运河畔的静海县陈官屯乡纪家庄村，那里是冬菜的产区。她说一口流利的天津话，高高的个头儿，偏瘦，身材匀称，肤色白晳，衣着虽不华丽，却总是洁净而且得体、端庄而典雅。细心一点的人，不难看出她年轻时即漂亮又落落大方的影子。用渭颉城村人的话讲，怎么看她也不象农村人。奶奶生于纪庄子村一个中等农户家庭。在家里排行老二，家里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一个妹妹。1937年正是闹日本时期，她带着丰厚的嫁妆和四十身新嫁衣，于天津和爷爷结婚……
奶奶生长在一个家庭教育严格的大家庭。是一个既聪明又自尊心极强的女人。她性格温和，外柔内刚！有一次，她母亲抱着年仅四岁刚刚记事的奶奶，去邻居家里玩，眼看这家饭烧好了，她抱着我奶奶立刻起身告别往外走，邻居边说尝尝包子再走，边麻利地从锅里拿出一个热气腾腾的包子追了上来，大人连说不要不要，可是包子却塞往我奶奶的小手里。奶奶非但没有拒绝，反而伸手就接了过来。耐于情面，奶奶的母亲没有说什么 。可离开邻居家没走几步远，正好看到那家墙角有条大狗，奶奶的母亲毫不犹豫地把一口还没来得及吃的热气腾腾的包子，顺手就扔给了狗。奶奶没有哭一声儿，但这事记了一辈子。而且从那天以后，无论谁给她什么吃的，即使日子再艰难，她都一概客气而坚定地婉拒。
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奶奶是一个性格顽强、百折不挠、坚韧不屈的女人。1966年5月开始的那场风暴，精准而无情地砸落在爷爷头上，如晴天霹雳一般。在爷爷生不如死的那段日子里，她一如既往地温情陪伴着爷爷，不离不弃。给了爷爷足够抵抗世上任何狂风暴雨的力量和信心。一天傍晚，头去游街前，爷爷精神上实在撑不下去了，跟奶奶说：“要不我吊死算了，一了百了！”奶奶毫不犹豫地立刻当着全家人的面掷地有声：“可别介，一个人要是连死都不怕了，那还怕什么？”这句话给了爷爷足够的跟命运抗争到底的勇气，也给他们所有的子女吃了一颗定心丸儿。
奶奶毕竟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也有国为决策失误而懊悔不已的时候，还在渭颉城那会儿，在她去天津照顾二娘月子和早于我十多天出生的魁儿哥归来后，一进屋就把出生没几天穿着土裤子的我紧紧搂进怀里，泣泪如雨：“跟人家城里的孩子一比，咱这孩子就跟小狗子一样啊！”
文安人有句俗话，“越渴越吃盐”，由于对当地气候不适应，1972年春节后不久，奶奶患上严重的眼疾，症状是眼睛白眼球变成蓝色，视力严重下降。便乘车到天津河东区后台儿的二伯家，二伯二娘陪着奶奶去天津眼科医院看病。眼科医院检查说是视神经的原因引起的，又了解到奶奶咽喉不适。于是建议去天津肿瘤医院排查。第二天，在奶奶的坚持下，没有着急去肿瘤医院，而是让二伯陪着她，专程到天津三儿子老美家，见到了自己分别很久、日思夜想的三儿子!奶奶把多年来想跟这个儿子说的话，如竹筒倒豆子一般全盘脱出!娘两个聊了好久，最后终于拿着一张三儿及三儿媳妇合影的横版三寸黑白照片洒泪分别。奶奶在返回二伯家的路上，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好象是搬走了长期积压在她心头的大石头一样释然。不几日，奶奶确诊为咽喉癌晚期，奶奶的病给全家人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真是祸不单行的日子。
奶奶最后的日子是在天津肿瘤医院度过的。她心心念念的三儿子也曾去医院探望她。尽管病魔无情地折磨着她，痛苦难以想象，但是在家人面前，她却极力掩饰着自己的病痛。保持着为人母的尊严，给家人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一阵剧烈咳嗽过后，她吐出一口痰，轻轻地、淡淡地说了一句：“喉咙里感觉痛快多了”。
1972年秋，中秋节过后没有几天，奶奶带着悔恨、遗憾、不甘，和对儿女子孙无尽的不舍，永远得离开了我们。那一年，我仅仅一岁半，虽然对于奶奶我没有丝毫的记忆，但是她确确实实的来过这个世界，也确确实实地曾经无数次拥我入怀，哄我入眠。村北不远处的那个坟茔可以作证，吹面不寒的杨柳清风可以作证，在亲人们的口中、心中，她仿佛一直都不曾离去。我经常在不经意间想起我的奶奶，特别是在夏天月朗星繁的夜晚，仰望星空时，总是痴心地瞻仰着每一颗星星，哪一颗会是奶奶的化身呢？而那一轮飞彩凝辉的皓月，在繁星的环绕簇拥下，显得愈加聪慧耀眼。故人不识今时月，今月曾经照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