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那一次意外的话。
那天晚上,我像之前的每一个晚上一样,在对我来说转身都很困难的浴室里洗完澡,擦干头发,然后坐在小书桌前借着昏暗的灯光看报纸,用铅笔记下最新的行情。
直到破败的房门被人暴力地哐哐砸响,我才停下笔,不耐烦地走过去将那扇快要被人敲下来的门打开。
门外是两个身材比我还要高大的黑人,还有肖恩。
他就像一袋破布包裹的垃圾,被两个壮汉拎着丢进我怀里,我闻到令人作呕的膻腥与铁锈味,被弄坏了的东方娃娃就在我臂弯中奄奄一息。
我当然看得出他遭遇了什么,他白皙的皮肤上伤痕累累,旗袍被撕得乱七八糟,只有一只脚上还挂着高跟鞋,另一只赤裸的足踝不自然地扭曲肿起。
男孩像濒死的小兽一样嗬嗬地喘着气,生命力在一点点离他而去,我触到他的身体,摸到一手粘稠的鲜血。
肖恩费力地抬起眼皮,狭长的眼睛里燃着快要熄灭的光,他张了张嘴,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而我看着他,在哪一刻竟然感到了一种窒息的美。
人类就是这样残忍的物种,越是纯粹的事物,他们越是想要将之玷污,而后从这种玷污中生出扭曲的快感。
没来由的愤怒同时在我胸腔中酝酿,我不知道我是在以怎样的立场厉声指责肖恩:“你疯了?付你多少钱能把你玩成这样?你还要不要命了?钱有那么重要吗!”
最后那句话脱口而出后,我忽然沉默了。
肖恩闭上眼睛,泪水糊住了他颤抖的睫毛。
因为钱确实有那么重要。
与金钱相比,尊严不值一提。
我知道我不应该对他富有多余的同情心,可是我又一次想起了那个女人,那个我应该称之为母亲的女人,她就是这样死在贫民窟的暗娼馆里,直到快要腐烂发臭,我才收到她的“同事”的通知。
我狠狠地扇了自己一个耳光,一边唾弃自己的滥好心,一边抱着肖恩冲出了房间。
他没有身份,我不能带他去医院,只能去地下诊所,那种昂贵且不正规的地方。
肖恩已经陷入昏迷,我不知道他的钱藏在哪里,但我确信他身上没有,我只好拿出了自己存下的薪水,全数交给了那看起来非常不值得信任的医生。
做完这一切,肖恩被推进藏在公寓后的手术室里,我坐在门外的楼梯上,看着自己满手干涸的血迹出神。
我想,我真是疯了。
肖恩差一点就死了,我救了他,便不得不对他负责到底。
他躺在床上无法动弹,只能吃流质的食物,像是一尊精贵的瓷器,落在肮脏的泥淖里。也许是不忍心看着他就这样碎掉,我向餐厅请假来照顾他,最后由于缺勤太多而被解雇。
在我失去工作的那天,肖恩的身体开始好转。
他捧着我从唐人街买来的用塑料碗盛着的白粥,小口地吞咽,低声向我道谢:“谢谢,谢谢你……先生。”
光是道谢是没有用的,我们都清楚这一点,但那时候谁也没有提起,关于他该如何偿还这份恩情。
我搬离这里的日子无限延期。
当肖恩逐渐痊愈,我重新寻找工作,同时得知了一个噩耗,之前和我谈好价钱的人事经理突然离职,我还得重新找寻门路,只为谋求一个低级职员的面试机会。
四处碰壁使我郁闷而痛苦,我在一天深夜用廉价的劣质啤酒将自己灌得烂醉,然后因为付不起酒钱,被酒保们揍了一顿,扔出酒吧。
我已经感觉不到痛,木然地从地上爬起来,踉跄着走回肖恩的屋子。
男孩穿着睡衣来给我开门。
他的旗袍全都洗过一遍,晾晒在唯一能照进光的窗户前,像是一道帘,只是没有看见我第一次遇见他时那件,艳红的、玫瑰花瓣一样的裙子。
大概它也已经因为那杯咖啡而报废,就像我的未来。
我将浑浊的目光从窗边挪回肖恩身上,他担忧地望着我,扶着我的手臂细瘦而脆弱,我忽然一把捉住了他。
肖恩的脸上露出惊讶的神情,随后是心甘情愿的顺从,仿佛期待已久,他攀上我的肩膀,将没有搽口红的、淡色的唇印在我的唇上。
一切就这么发生了,他在我身下绽放,像一朵开败的玫瑰,颓靡又美丽。
结束之后,我在一片狼藉中紧紧抱着赤裸的肖恩,如同抱着世间唯一的真实,胡乱地向他倾吐自己的遭遇。
我的母亲背弃故土来到这里,渴望找到那个不负责任的男人,飞上枝头变凤凰。
她失败了,她死于贫穷和疾病,而我不想像她一样。
我疯狂地想要出人头地、想要飞黄腾达,蓬勃的欲望和野心充斥着我的整颗心脏,让它不知疲惫地剧烈鼓动,沸腾的热血像是随时要喷薄而出——可是现实泼灭了它。
我是非法移民的儿子、是妓女生的、是杂种,我的母亲出卖身体供养我长大,这一切的一切,都刻在我的骨髓里,成为我被歧视和鄙薄的根源。
我不甘心,可我毫无办法。
那个晚上无比混乱,我不记得我对肖恩说了些什么,也不记得他回应了什么。
我只记得那一天之后,肖恩重新穿上了他的旗袍,搽着散发出浓郁香精味的口红,将自己打扮得俗气而漂亮,在每晚夜幕降临后走上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