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揣测过，祈盼过，可现在，我宁愿它不存在。
我是想过，如果我怀了孕，就可以在陈狄安求婚的当晚，把验孕棒上的两道红线当做回赠他的礼物。可这天晚上，大姐死了，就死在陈狄安36岁生日的当天。我知道他从此以后，再也不会过生日，而我肚子里这份礼物，再也无法送出。
那支没有开封的验孕棒，现在还揣在我兜里，我攥紧它，把它从纸壳攥成一条湿淋淋的毛巾，攥到四个手指穿透它刺入掌心，攥到它像沙子一样从指缝间溜走，我终于听见自己说：“给我做流产吧。”
医生冷漠地抬起头：“你确定？你这种情况已经不能用药流了——”
“今天能做吗？”
医生看我：“是你手机响吧？”
手机？我把手从兜里拿出来，验孕棒跟着掉在地上，我低头去捡，眼泪一滴一滴落在地上——陈狄安，如果是我先怀孕，如果是我先告诉你，结果会不同吗？如果我现在告诉你，我怀了孕，我跟那个你不肯说是谁的女人一样，也要把它生下来，你怎么办？
我找不到我的手机，但我特别想打电话给陈狄安，想把所有问题都推给他。我不想思考，不想做决定，不想主动做任何事，我连死都懒得死，我干嘛要杀别人？我的手机还在响，可我怎么都找不到它，也许它故意不让我找到，是发现了陈狄安所谓逻辑的吊诡——如果他不爱那个女人，如果他不想和她结婚，那他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而且陈狄安是从去年八月，才开始不用保护措施的，我一直以为这是他求婚的前奏，没想到他只是上别人上出了瘾，回到家也要轻装上阵。我不明白的是，三个月前，他在电视台附近买了房子，交完首付没跟我说，先打电话给我妈，说请妈妈来装房子。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叫我妈“妈妈”。
那个时候，他还想跟我结婚，可那个时候，他已经出轨了。他说四月份孩子会出生，也就是五个月前，他至少跟那个女人睡过一次了，睡了她回来接着睡我——我趴在自己的膝盖上干呕起来，边呕边想，我不该呆在产科，我该去做性病的全面检查，我知道艾滋病、梅毒以及淋病，每一个都会引起先兆性流产。
手机突然从我身体的某个部位跌落，砸在我的脚上。护士帮我把手机捡起来，扶我出去，把我撂在走廊的长椅上，司空见惯地说：“快接吧，不让你打孩子的也得接，好歹一条人命，对吧？”
我看着窗外弥漫的大雾，想起前天的老杨树，想起陈狄安给我看的一树惊鸟，以及那一树惊鸟绽放出的巨大雪绒花。我忽然认了，陈狄安，就让我当做什么都没发生吧？反正一个孩子是带，两个不也是带？你应该相信我，不至于恶后母一样虐待你的孩子吧？
——“你爱不爱我？”
我顺着声音看过去，一个男孩正把女孩往墙上压，女孩子在他身子底下叫声凄厉。那是一对很好看的情侣，就算在这样的情形底下，仍然赏心悦目。他们很年轻，他们那个年纪，几乎就是我认识陈狄安的年纪。
就算我不在乎，最要命的是，陈狄安，你已经不爱我了。我明白你说爱我，其实是骗我。我当然知道，你不至于找妓女，更不至于得性病，说不定她还是处女呢。陈狄安，你终于得到了一个处女，可能现在不爱了，所以不跟她结婚，但不至于从来没爱过。所以，我的委曲求全只能是臆想，你不和她结婚，不代表你就会和我结婚——说不定你还在等待爱情呢，那该死的爱情。
我重新推开诊室的门：“医生，我想现在做手术。”爱情不是我一个人能生产的东西，孩子也不是——看看，那个给你生孩子的女人多伟大，陈狄安你没选错，你真的，没选错。
医生不耐烦地说：“姑娘，你能不能接一下电话？现在医闹这么严重，女的打胎，男的来闹的多的是，你能不能为医院着想一下？”
我麻木地把手机掏出来，按下接听键。
齐老头在另一端咆哮：“你跑哪去了？全台有头有脸的人都到了，就差你程大导演，你在哪做梦呢？”
我按着阵痛不止的小腹：“台长，我请假，这半个月——”
齐老头不等我说完：“你立刻给我滚来！请假也是今天以后的事！”
“台长，我——”
“半小时后我要在会议室见到你。”齐老头摔了电话。
我终于想起，今天是每年一度的年度制作大会，例行公布全年拍摄计划和年度大戏归属——一想到要拍《英木黎》，我就晦气，我就犯神经，我就要请个大仙给我跳跳。英木黎就是个扫帚星，一跟她扯上关系，大姐先死了，一跟她扯上关系，我就被陈狄安判了死刑。
死刑犯和刽子手出现在同一间会议室，那不是很可怕吗？就像死刑犯现在躺在刽子手的肚子里——我摸着我的肚子，我不能再等了，我必须马上杀掉它，马上。
我跟医生说：“我要做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