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徐福的事迹，最早见于《史记》的“秦始皇本纪”和“淮南衡山列传”（在秦始皇本纪中称“徐巿”，在淮南衡山列传中称“徐福”）。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希望长生不老。
徐福为秦始皇率众出海好多年，却并没有找到所谓的神山，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亲自东巡至琅岈，徐巿推托说出海后碰到巨大的鲛鱼阻碍，无法远航，要求增派射手对付鲛鱼。
听罢，秦始皇应允，派遣射手射杀了一头大鱼，后徐福再度率众出海。
《史记》中记录徐福东渡之事比较多内容的是“淮南衡山列传”，其中包括徐福从东南到蓬莱，与海神的对话以及海神索要童男童女作为礼物等事，一般认为这是徐福对秦始皇编造的托辞，还记载了徐福再度出海携带了谷种，并有百工随行。这次出海后，徐福来到“平原广泽”（可能是日本九州岛），他感到当地气候温暖、风光明媚、人民友善，便“止王不来”，停下来自立为王，教当地人农耕、捕鱼、捕鲸和沥纸的方法，不回来了。
“淮南衡山列传”与“秦始皇本纪”稍有不同，称徐福并未开始就带数千童男童女入海，而是寻访仙家多年未果的情况下，再度出海时率数千童男女出海。关于徐福所要寻访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史记》“封禅书”只是说在渤海中，并不能确定具体位置。而平原广泽在何处，更是不能考证。
《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后汉书》“东夷列传”也有提及徐福东渡之事。《三国志》提到了徐福到达亶洲（一作澶洲）并滞留不归。在《三国志》的记载中，亶洲与夷洲在同在中国外海的东南方向，并相距不远，有人认为夷洲就是台湾，亶洲就是日本，与倭国是一个地方的两个名字，《三国志》“魏书·倭人传”记载倭国“计其道里，当在会稽、东冶之东”，说明那时候中国人认为倭国在中国外海的东南方向，《后汉书》也是同样的记录。
到了五代的后周时，济州开元寺僧人义楚在《义楚六帖》（又称《释氏六帖》）的卷二十一“国城州市部”的“城廓·日本”中，首次明确提到徐福最终到达的是日本（也叫倭国），今日的秦氏（日本古代渡来豪族）为其后代，仍自称秦人，并说徐福到达后，将富士山称为蓬莱。
此为目前所知最早明确指出徐福滞留不归之地是日本的中国文献，不过有观点认为，义楚的记载很可能和日本的传说有关，因为义楚有一个日本醍醐天皇时代的僧人好友叫宽辅（法号弘顺大师，927年到达中国），义楚没有到过日本，关于富士山的记载很显然来自他的日本好友的说法。
记载宋代欧阳修的《日本刀歌》明确指明徐福所滞留的地方就是日本，并且认为徐福东渡时携带了大量的典籍，才使得在中国遭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典籍在日本得以保留，但是这种说法的真实性难以考证。1339年日本南朝大臣北畠亲房所著《神皇正统记》将此事作为信史记录，称“孔子全经唯存日本矣”。
日本最早出现的徐福东渡到日本的记录是1339年日本南朝大臣北畠亲房所著的《神皇正统记》。
而成书于8世纪的日本典籍《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只提到了秦朝人移民到日本的情况，没有徐福东渡的记载，有观点认为这是因为中国8世纪时尚未明确提出徐福东渡所到之地就是日本。
日本人认为徐福在日本的纪州熊野的新宫（今和歌山县新宫市）登陆，当地还有徐福墓和徐福神社，每年11月28日是祭祀徐福的日子，在日本徐福的传说中，日本人认为徐福带来了童男童女、百工、谷种、农具、药物及生产技术和医术，对日本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尊徐福为“司农耕神”和“司药神”。
日本现有徐福墓，但成立年代颇晚，当是后世徐福来日传说传入日本附会所建。
而且徐福墓数量过多，如杨贵妃墓，前前后后有数十座，徒增疑点。
但日本早于徐福来到前早已有人居住，并已有其文化。徐福与童男童女到来充其量只是与当地人通婚再产生后代而已。
据《日本国史略》提到“孝灵天皇七十二年，秦人徐福来。（或云，徐福率童男女三千人，赍三坟五典来聘。福求药不得，遂留而不归。或云，止富士山。或云，熊野山，有徐福祠。）”说徐福带童男童女来日本修好，贡上三坟五典而寻求仙药，然而不得仙药，只等定居下来。
在《富士文书》中则提道徐福来到日本，协助当地农民耕种，带来一些新的技术。
到达日本后，徐福再没有返回中国，而且没有得到长生不老药，担心秦始皇追杀，要求同行男女各自改姓成为“秦”、“佃”、“福田”、“羽田”、“福台”、“福山”等姓氏。巧合的是，连云港市现有云台山脉，姓氏都与山有奇特渊源。日本和歌山县新宫市都还有姓秦的日本人，有些家门口楼上还仍然刻着“秦”字。
由于历史记载的不详，过去对徐福研究的开展尚不够深入，但随着中日韩三国有关徐福的文献、考古、文物和传说材料的不断发现与增多，对徐福的研究也日益深入，为了促进对徐福研究更加深入的开展和扩大对外交往，有必要对徐福的生平和业绩进行全面的认识、总结和宣传。
2004年初，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决定编纂一部《徐福志》，并委托协会秘书处和山东师范大学地方史研究所进行志书编纂的筹备工作。
《徐福志》的编纂工作得到山东省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韩寓群省长、蔡秋芳副省长曾给予大力支持。
龙口市委、市政府及龙口市徐福研究会对《徐福志》的编纂工作也十分重视，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给予了积极的保障。
《徐福志》共分6篇21章，洋洋38万言，翔实地记述了徐福及其东渡的整个过程，据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较强的权威性。全国著名史学家安作璋、朱绍侯、高敏先生担任该书的学术顾问。
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会长马仪先生为编委会主任。主编为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山东师范大学地方史研究所所长朱亚非先生，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秘书长曲玉维、副秘书长史衍勤、郝慧民先生担任副主编，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徐福志》的出版发行，是国内外徐福研究事业和文化生活中的一件盛事，是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成立以来的一个重要成果。
《徐福志》的出版发行，将为徐福文化研究、交流和旅游业的发展创造更加宽泛的通道，成为中日韩人民世代友好往来新的纽带和桥梁。《徐福志》的出版发行，必将有力地推动国内外徐福研究事业向更深层次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其实，徐福传说，虚虚实实，历来是浮于中日两国史学界的棘手“谜案”，但又是游离于历史与文化之间的热门话题，徐福成了中国与东北亚地区的一种独特文化。在中国，自汉以下历代文人墨客，以此为题材撰文赋诗的不在少数。
一生喜好探幽访奇的浪漫主义大诗人李白，其《古风》（三）赋的正是“徐载秦女，楼船几时回”；宋朝欧阳修的一首《日本刀歌》更是烂熟于中日人民心中；元朝的吴莱热衷于徐福传说，他泛舟东海，寻访古迹，写下了著名的《甬东山水古迹记》，把徐福在舟山群岛中的遗迹，一一记录下来，并写下了《听客话蓬莱山紫霞洞》、《听客话熊野徐福庙》等诗篇；明朝的宋濂、李东阳；清时的黄遵宪等也都以此为题材，创作了流传千古的诗篇。
如果说徐福，作为一个历史命题还有诸多难解之谜的话，那么作为一个文化名题，早已在历史流变的进程中形成，并为中日韩乃至东北亚人民所接受。
谁也不是提出徐福文化的始作俑者。而是事实告诉我们，徐福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现实的状况，对中日韩三国的交流与交往起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在日本古代史上，绵延了6000多年的绳纹文化，在公元前三世纪前后突然中断了，日本列岛的文明进程，从石器时代一下跃入了金石并用时代，这一作用，来自于列岛以外的移民，是外来的大规模集体移民带来了新的文化。
而司马迁的《史记》记载徐福出海求仙事又正发生在这一时期，这又不得不引起历史学家们的关注。
但是，《史记》中对徐福去向的记载只有“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这么几个字，这平原广泽是哪儿？谁也不知道，以后又无令人信服的考古资料可以佐证。
在日本，有文字记载的史料在公元七世纪才出现，对于古代文史，大多是以口碑形式流传下来的，其可信度也有限。因此，要确切地弄清是哪些集团从中国大陆带去先进文化，着实是有困难的。当时的中国正置列国纷争，连年征战，老百姓为逃避战乱，纷纷蹈海东渡。移民集团到达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又何止徐福一个。就在史学界，关于倭人始祖问题，历来也有“吴人后裔说”，“太伯后裔说”，“越人后裔说”，“徐福后裔说”，“骑马民族后裔说”等诸多观点，影响着日本历史发展的外来文化有吴越文化、齐鲁文化、通古斯文化等。
因此，考察徐福文化的源头，真正的涵义在于文化的认同和归属，这一认同和归属又以广泛的血缘交融为基础的。“徐福”仅仅是这一时期大陆移民集团的代名词，是一种文化源头的象征。
同样象征文化的，还有关于徐福的各种遗址，据说徐福故里位于连云港西北50公里处赣榆县境内。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求长生不老仙药，派遣当地方士徐福带领三千童男女和百名工匠，出海寻觅，最终未获得不老仙药，却在日本登陆，成为中国文化向日本传播的第一人。
所以，存徐福故里建有徐福祠一座，祠庙门阙为仿汉建筑，造型精美，古色古香。祠内徐福座像高3米，面向东南，目视远方，表现出徐福刚毅、睿智和离别乡土的眷念之情。
祠堂前有两个灯笼，为日本友人所赠，西配殿陈列着徐福故里的部分出土文物，有新石器时代的带槽石斧和秦砖汉瓦，殿内还有徐福在日本足迹的大量照片。
东西长廊中镶嵌有苏北罕见的花岗岩汉画像石、原始社会的石笋等，还存有石船锚和石药碾等出土文物。今天的徐福祠是中外游客，特别是日本游客的必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