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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玛2025-11-11 17:5911,735

  

  范松波和邵瑾开车去老人那,出城后往东又开了三十多分钟才到。这里再往东,就是景区,要收费了。村子叫凤台村,背山面海,海边有一小片沙滩,色泽金黄,很适合游泳。邵瑾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安静,离城市却也不是太远,动静皆宜的。一年四季,碧海蓝天,海风习习,红墙绿瓦,茅宇松窗,美的。

  村子前有一个天然小海湾,村民从前都靠海吃海,祖祖辈辈捕鳗苗为生。如今这里的村民都从事旅游业,疫情前,游客如织,大家生活得很是不错的。

  每年三月底四月初,鳗苗会随北上的暖流流经这里。村民只需把扳罾网铺开在海湾水流轻缓处,用竹竿固定,夜间在网竿下挂上灯笼引诱,鳗苗便成群结队游来。村民蹲在船头,用手抄网便可捕捞,每动一次手,捞上来的都是钱。最初,村民把鳗苗卖给来村里收货的日本人,后来,村人把鳗苗卖给江浙养鳗人。同样是买他们的鳗苗,大家说起客户,口气里也透着他们自己都难以察觉的同胞之情,说日本客户,“狡猾”;说江浙人,“南方人,聪明”。这些年,国家禁止过度捕捞鳗苗,再加上南方人工养殖鳗苗的多了,没人来买鳗苗,大家也便不捕了,全村转而从事旅游业。做了一阵子旅游业后,才知捕鳗苗赚的钱到底还是辛苦钱。游客和鳗苗比起来,又有不同。鳗苗是只能收割一茬的庄稼,有季节性。游客就不一样了,他们不分季节地来,来了就要住,住下后,便要吃要喝要玩。做旅游业,比在海里张网捕鱼,钱来得又容易了许多。前些年,旅游行情好,政府和村民合作办庭院式民宿,家家都把房子翻修成了小四合院,村民另外辟地修楼自住。疫情来了后,游客不来了,这里几乎荒了下来。爷爷和李阿姨原先租住在青涧村,是住在山里,而且,是村民堆放杂物的老宅院。现在,他们搬到这里,用同样的价格,租了半个四合院,三间敞亮的北房,足够用的。三间南房锁着,没人租,所以实际上,整个院子也就爷爷和李阿姨独享了。不过,爷爷和李阿姨都有思想准备,等游客来,这院子他们就享受不起了,得随时腾地方。

  这个院子有个好听的名字,叫“荷风叠翠”。

  对着院门的东墙边有几级台阶,通向屋顶平台,平台上摆着几列泡沫箱,种了许多蔬菜,也有小桌椅。天气好的时候,一早一晚可在屋顶平台上喝茶吹海风,看太阳在大海里升起、落下。身后高山如抱,茶田顺山势迤逦而上,此等风景,人间再无可觅处。所以爷爷和李阿姨在此的日子过得是相当不错的。

  凤台村和爷爷以前租住的青涧村,直线距离并不远,开车跑起来,就远了。青涧村在崂山山中,凤台村,在山前。而老周所在的长岭村,就在山后了,看的是崂山北边的海。

  范松波心里清楚,邵瑾退休后想去的乡下,首先便是凤台村这样的地方。夏天喜欢在海里扑腾的人,亲海,只要负担得起,都愿意住得距海近点。

  车停到村口的公共停车场后,两人下车拿着好几大袋东西往老爷子家走去。范松波比邵瑾多来了几回,竟有村里大爷认出他来,站在路边跟他打招呼:“翠家的?”范松波笑着点头,答:“是的。”大爷说:“在呢。”范松波说:“好嘞,多谢您了。”

  往前走了几步后,范松波笑着低声对跟在身后的邵瑾说:“瞧,混得可熟。”邵瑾一直在笑,说:“可不,爷爷这深入群众的能力,你们这代翠家人啊,可都差远了!”这话说出口后,邵瑾想起松涛,很快便沉默了,低了头只顾走路。她一直觉得,松涛有点“社恐症”的。范松波一点也没察觉到异样,依旧笑着说:“咱老爷子这样的,世上能有几个呢!”

  连着经过了几个大门紧闭的小院,就到了“翠家”。翠家的门虚掩着,范松波进门喊了声“爸”。爷爷迎出门来。只见他比先前又黑瘦了一些,三亚的阳光把老头儿晒黑了好几个色度。爷爷满面笑容地接去了邵瑾手里的东西,邵瑾赶紧把口罩戴上。爷爷说,这大热天的,戴这劳什子干吗!邵瑾笑道,感冒了。爷爷“嗐”了一声,说不碍的,别戴了,人吃五谷杂粮,还能不生个感冒?邵瑾笑,还是戴着。

  山海之间,地金贵,院子窄窄的,宽不过六七步,但收拾得干干净净的。邵瑾进门便瞧见了东墙台阶下的一池荷花。上次她来,还没有荷花的呢。她连忙喊范松波来看,老人便也推松波出来看荷花。只开了三朵,还有两枝含苞待放的,都如水盆般大,风一吹,满池叶摇花颤的,真有了点“荷风叠翠”的趣味。

  范松波扭头问厨房里的老爷子:“这荷花池是啥时候弄的?”

  爷爷在厨房收拾松波和邵瑾带来的菜,隔窗说道:“去年十月就砌上了,瑾没见着,你可是见过好几回的。”奶奶以前叫邵瑾“瑾”的,像叫松波、松涛那样,只叫名字的最后一个字,不叫得安他妈。爷爷也跟着叫,都习惯了。提到老曹——“得慧她妈”。两老都这样说。

  邵瑾笑着说:“没开花时不起眼,见着也是视若无物。爷爷您自个砌的花池子?好手艺呢,这些石头真好看。”

  老人得意起来,说:“识货!这大些的石头是山上捡的,小鹅卵石是在海边捡的,遍地都是宝啊。要不人说千难万难,不离崂山呢。”

  范松波记得租房合同里写着不能随意加建任何东西的,墙上连钉子都不能钉。范松波提起来,又问:“村里让砌啊?”

  爷爷轻蔑地哼了一声,隔窗笑起来,“有啥不让的?白纸黑字就吓唬胆小的,那都是说在前头的丑话罢了。丑话管丑事来着,咱自个掏钱整个花池子,多好的事儿,还能怎地?!”

  范松波和邵瑾来到屋顶平台,见几箱子韭菜、辣椒和小油菜都长得很好,别的倒没见种什么。天气很热,屋顶火伞高张。两人下来,进了屋,才想起来问老爷子,阿姨呢?

  老人正往面盆里舀面,准备和面擀饺子皮。他不紧不慢地舀好了面,才转身吩咐松波道:“泡茶泡茶,一会再说。”范松波转身去客厅泡茶,老爷子也洗好手,跟过去。

  邵瑾看这情形,猜爷爷电话里说的“有事”,大约跟李阿姨有关。邵瑾想着给这父子俩空间,让他们先说阵体己话,不好跟过去,便找事情来做。她把爷爷刚放下的面盆拿起来,兑上水,放到窗前的一张小桌上和起面来。面粉扑出来,溅了她一身。她四处看了看,见门后挂钩上挂着一条鹅黄色围裙,像是李阿姨用过的,她取下给自己系上了。

  李阿姨为人爽朗大方,是个非常好相处的人,不知她和爷爷之间发生了什么。仔细想来,他们两人也携手走过十来年了,在邵瑾看来,已是事实婚姻。上次打电话联系,两人在三亚,李阿姨还在电话里跟邵瑾拉了几句家常话的,一点看不出“有事”的样子。

  太阳升得很高了,照到了荷花池上。不知从何处飞来两只蜜蜂,围着荷花嗡嗡打转。长方形的小小院落,一半阴着,一半被阳光照得透亮。邵瑾手里揉着面,看着窗外的一切,感受到了岁月之静好。这时,爷爷来到窗前,冲她招手:“还早呢,先别忙,过来喝杯茶。”

  邵瑾只得赶紧洗手过去。中间那间屋子是客厅,和卧室通着,以前是按酒店套房的格式布置的,现在拉了一道帘子。原先摆在房间内的家具,是村里统一配的酒店家具,布艺沙发、席梦思床垫这些东西老人用不惯,也不敢用,怕弄脏了要赔,都让村里搬去南屋锁起来。客厅里摆着一张旧茶几,爷爷又在村里搜罗了几张旧木椅子,放在茶几四周,高矮合适,坐着还算舒服。一盆君子兰是爷爷的最爱,养了很多年了,跟着爷爷颠沛流离,先是从城里搬到青涧村,又从青涧村搬来这里。养得倒是很好的,叶片肥大泛油光。平日里,爷爷这里应该是有不少客人的,村里的大爷们应该没少来。邵瑾瞥见电视柜里有两大包一次性纸杯还没开封,电视柜上扔着几副扑克牌。爷爷好打够级,打得很好。以往住观相南路时,夏日夜晚,爷爷常在街边路灯下与街坊打够级,大家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看,甚是热闹。逢年过节,一家人也在一起打过,松波和松涛都不是爷爷的对手。

  屋子里有些东西是松波拿过来,他们自己用不着的东西,比如茶几上的茶台,和一套骨瓷茶杯,还有一台立在墙角、正转得呼呼作响的旧电扇。

  邵瑾在茶台边坐下,松波往她面前的杯子里倒茶。邵瑾从茶水的颜色判断,是绿茶。她便起身说道:“我带了盒茶叶过来的,凌云送的一盒好茶,放到那袋白芦笋里了。我去拿过来。”

  爷爷挥手示意她坐下,说:“刚都瞧见了,我拿出来用铝箔袋装好放起来了。先把开封的茶叶喝完,你喝这个茶看看。”

  邵瑾端起杯子,还没喝,就闻到香,入口顺滑清爽,略带回甘。她喝着茶,冲爷爷点头,连声说好茶。

  爷爷颇有兴致地说:“你们猜猜看,这是哪的茶?”

  范松波没心情猜,邵瑾猜不着。爷爷说:“咱崂山茶嘛!七月底青涧村房东过来玩,送我的。他家有几畦茶,专种来自个喝的,不打药,不施化肥,生了虫,全凭手捉,多少钱也没地买去。”

  喝着茶,说了些家长里短,多是爷爷在说。退休工资又上调了多少,上半年,单位里走了几位老人,这村子走了几位老人。得慧和得安倒是常常和爷爷联系的,听着都是报喜不报忧。得安背了个警告,没能参加军部的通信技能大赛,但他跟爷爷说的是今年不比了,等以后再比。邵瑾听着,也不知该高兴还是该担忧:得安这孩子,也不知像谁,遇事反应很快,关键时刻就显得不够冷静,说话也欠考虑,常常冲口而出,善良的谎言,到底也是谎言啊。

  茶过三巡,爷爷终于说到正题上。爷爷说,上周,他和李阿姨从三亚回来,李阿姨就回水清沟自己家去了。

  爷爷说:“本来这事,我想吃完饭再说的,既然你们问起来,那现在就说了吧。不然一会吃饭时你们问起来,我也得说不是?”

  邵瑾和范松波对视了一眼。邵瑾问道:“回自己家是什么意思?”

  “就是以后都搁自己家过了。”

  邵瑾和范松波又对视了一眼。邵瑾问:“是……出什么事了吗?”

  “她孩子的爸,查出来癌症,晚期了。”

  范松波和邵瑾都有些蒙了,他们记得李阿姨离异多年了的。“回去看一看也是应该的,毕竟也是孩子爸爸呢。”邵瑾想,忍不住又问道,“那阿姨有没有说,等病人好一点,再回来?”

  “一时半会儿,是回不来了。”爷爷喝了口水,手一挥,干脆又说道,“可能就不回了。她说让我甭等她了,大家随缘,各自安好。”

  范松波惊讶地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她先前到底离了,还是没离的?”

  “离了的!离了的!”爷爷忙不迭地解释道。爷爷好面子,一辈子没干过缺德事,跟别人老婆同居,这罪名他可担不起。“离了多少年了!只是现在躺下了,身边没人,孩子们要挣钱,挣得又不多,请护工吧,怎么请得起?如今护工的工钱,想必你们也是知道的。她这也是为了孩子,没办法的事。”

  原来李阿姨和前老伴呢,离了好些年了。前老伴呢,也找了新老伴的,新老伴是曹县的。半年前,李阿姨的前老伴查出来骨癌,曹县新老伴在医院里照顾了两个来月后,跟李阿姨的儿子说,她的小儿子只有两个闺女,现在国家鼓励生育,小儿媳妇响应国家政策,要生三胎了,她得回曹县去看一看。这一看,就再没有回来,现在连电话,也打不通了。

  邵瑾记得,当年爷爷和李阿姨决定一起生活时,把双方的孩子都叫到一块吃了个饭。那时松涛离世不到半年,和李阿姨的同居生活,差不多是救了爷爷一命。李阿姨退休前是国棉五厂的细纱落纱长,手下也管着五六个工人。在餐桌上,她落落大方地把她和爷爷拟好的合作养老合同念给大家听,还将合同复印了几份,双方的孩子人手一份。邵瑾记得,合同中约定两人要互相照顾,房租、生活所需费用都共同分担。但考虑到双方都已年近古稀,因此约定如果哪一方生了重病,卧床不起,谁家的老人,谁家便接回去赡养。当时两位老人都是想着把自己仅有的房子留给孩子,来乡下一起租房养老,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所以孩子们也都没什么好说的,按照老人的要求也都签了字按了手印表示知情。大家各自还封了个小红包给老人以示庆贺,那顿饭吃得也算是高高兴兴的。

  邵瑾在心里算了算,老人搬到一起生活,很快也十年了,看来他们去三亚,是在做最后的告别……她的心里泛起酸楚,为他们感到难过。她看看爷爷,又看看松波,突然间就想到了得慧她妈。这些年来,她竭尽全力回避得慧她妈,凡事忍让,无非就是为了和她不交往。“也不知她现在怎样,有没有伴侣?”邵瑾心里突然像打了一个闪电,“如果有一天,得慧她妈有个什么,即便只是为了帮得慧,松波都不会袖手旁观的吧?”这么一想,邵瑾的心情瞬间就变得格外沉重。

  不知范松波是不是也想到了这一层,他面色凝重地坐在那里,只是一味地喝茶,不说话。

  电扇吹动挂在卧室和客厅之间的布帘,邵瑾无意中看到床头立着一只行李箱。于是她很快从自己的思绪里跳出来,当初要不是爷爷肯把自己的房子让给他们,她和松波只怕过得会更艰辛。现在爷爷一个人,生活多有不便,大约是想回到他们身边来了。她想着以后要是老人在家,自己若在家工作不方便,可以去办公室工作的,习惯了就好了。再说,家里的房间也够的,爷爷住得安那间房好了;得安回来,可以和爷爷同住一室,也可以睡在书房的沙发床上。

  邵瑾打定主意,与其让老人艰难地开口,不如自己先说出来,大家都体面。于是她放下茶杯,很郑重真诚地说道:“那么,请爷爷搬回去吧。一个人在外,没个照应,松波也不会安心的。”

  没想到,爷爷根本没打算搬回去。而李阿姨搬回去了这件事,也不算是爷爷在电话里提到的事。爷爷接下来要说的,才是要跟他们商量的大事。

  爷爷年轻时当过兵,汽车兵,后来作为复转军人分配到市公交公司,退休前一直跑五号线,从胜利路、国棉五厂到栈桥、火车站,六十岁才退休,开了大半辈子的车。

  在部队时,爷爷开的是大卡车,给边境驻军运给养,常常一整天都是一个人在路上,最是耐得寂寞。后来开公交车,每天载人无数,话却屈指可数。人老了,更是图清净。他嫌城里吵闹。

  交代完李阿姨的事情后,爷爷便催着范松波揉面包饺子。邵瑾感冒,身体不适,爷爷不让她插手,开了电视机,让她坐在客厅喝茶看电视。电视没什么好看的,邵瑾坐不住,还是忍不住过去帮忙。爷爷事先准备了猪肉馅的,见他们又拿了虾仁和芦笋来,便又拌了一盆虾仁芦笋馅。三个人包了两帘子饺子。邵瑾又炸了一盘花生米,将蓬头送的蔬菜,拌了一大盘。爷爷不喝酒,很快大家就吃完了饭,算是过了个立秋。

  正午到午后三点,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范松波和邵瑾以为“大事”已毕,便有些轻松、茫然地陪着老人闲聊。他们决定待到傍晚,离开前再陪老人去村里、海边走走。

  爷爷跟他们说,一个人租房负担重,村里考虑到他的实际情况,同意他提前终止租约,但这个月月初刚交了下个月的房租,所以他要住到下个月底。只是青涧村老房东的老宅院已经租出去了,租期很长,跟人签了二十年,老房东便给他在村里又寻了一处宅院。这所宅院属于村里一对老夫妻,如今他们都在城里看孙子,没空回来住,前一个租客离开后,房子空了大半年,只求有人给他们看房就行,所以房租十分便宜,距老房东家也近。他和老房东合得来,所以到下个月底,他就要搬到青涧村去住了。

  “到时给你们打电话,你们来帮我搬一下锅碗瓢盆,以后你们就到青涧村去看我。”

  邵瑾和范松波点头。他们知道的,原本搬这里,也是李阿姨的主意,现在老爷子一个人,不肯住这了,也是情理中的事。想到青涧村,距城里也不是很远,他们便不再说什么,只是叮嘱老人有事务必要让他们知道。除此以外再也想不出别的什么好说的了。三个人有一句没一句,聊出一股寂寥味道。范松波和邵瑾偶尔在心里也会想一想将来退休后的生活,而爷爷不时的一声嗟叹,也颇令他们觉得老年可畏。

  过了一会,爷爷进卧室拿出一个本子来,说:“有件事,是时候跟你们交代一声了。”他小心地揭开几张发潮的书页,拿出一封信来,递给了范松波。

  范松波疑惑地接过来,只见发黄的白色信封上写着“范守仁(兄)启”的字样。爷爷本名正是范守仁。寄信人地址栏则是一家监狱,墨迹虽然陈旧,字迹却清晰可辨。范松波奇怪地看了父亲一眼。他打小知道的是,父亲唯一的弟弟、松涛的父亲范守义,早在多年前就因病去世了。

  爷爷指了指信封,示意范松波读信。松波从信封里抽出信来,是叠成四四方方的薄薄的一块,展开来,只有一张发黄的信纸,折叠处有些破损了,但还不影响阅读。字一笔一画地写着,像出自一个认真的小学生之手。邵瑾把椅子挪到范松波身边,和他一起读起来。

  哥,收到你的信,心里不好受。我还是想再求求你,求你帮我在孩子面前多说几句好话……

  这信开门见山,不讲究格式,也没个问候,看来写信的人为自己的事情苦恼,顾不上繁文缛节。范松波和邵瑾对视一眼,齐齐看着爷爷。爷爷专注地沏茶,说:“他比我又小两岁,只跟你太爷断断续续念过两年私塾,后来没条件念,就不念了,多年不读书写字,都忘了。这是在里面又学了文化,才会写信了的。”他给松波和邵瑾都倒上茶后,才端起自己的杯子喝起来,茶水在他嘴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

  范松波和邵瑾接着往下读。

  我在这里面劳动了二十多年,他妈妈也劳动了好些年。他妈妈已经死了,死者为大,他还不能原谅?政府都原谅我了,他为啥就不能原谅我?他妈妈已经死了,他不原谅,就不原谅吧。我好歹是他爹,生了他,养了他五年,他为啥就不能原谅我?我是犯下过大错,那都是因为太穷了,一时糊涂,非根器不正。我纵有千错万错,也还是他爹。这二十多年来,我天天劳动,年年评优,政府都说我是个新人了,为啥他还不能原谅我?这阵子管教常跟我谈话,叮嘱我出去后,好好生活。我原本满心欢喜的,我跟管教说,我哥把我儿子教导得好,我儿子有出息,上了大学,为政府工作,端铁饭碗的。我请管教放心,请政府放心,我儿子是个体面人,他不会饿着我,也不会冻着我,每个月他拔根寒毛,就够我嚼用的了。我问过管教,管教说他也应该管我的。哥,请你告诉涛儿——

  读到这里,邵瑾一把把信拽过来,拿在自己手里看起来。

  老家我是无论如何不能回去的了,房子的事先不说,房子塌了,修也是要花钱的,就是修好了,我的哥哥,请你问问涛儿,我能回去住吗?我的儿子都不原谅我,那些人又怎会原谅我?还请你跟涛儿说句好话,将我的苦处告诉他。实在不行,就跟那姑娘说说吧,你不是说她是个好姑娘吗?让她可怜可怜我——

  邵瑾抬头看着爷爷,满脸都是懵懵的表情,好像有一万个不解写在脸上。爷爷却只顾着喝茶,不看她,也不看松波。

  她低头接着读信。

  她要是肯了,涛儿就不会不肯了。我只要有个地方睡觉就可以了。我不白吃饭,我现在还不到六十,这些年,我在里面学了很多本领,我会做饭,会缝纫,会做皮包。我天天劳动,生活规律,身体也养得棒棒的。等我出去了,我会像管教说的那样,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我还能劳动,将来劳动不了了,等他们有了孩子,我也可以给他们看孩子不是?我不白吃饭。就说这些,哥,吹熄灯号了,我要睡了。盼你的回信,守义。

  读完信,邵瑾愣愣地看着爷爷,问道:“爷爷,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人,这个守义,是谁?”

  范松波把信从邵瑾手里拿过去,重又读了一遍。他抬起头,也愣愣地看着父亲,“小叔、写的?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他不是死了吗?”

  “他没有死,还在呢,不过也活不了几天了。”爷爷把茶杯放下,低着头,叹了一口气后,道,“想我们老范家,在沙坡弯也算是知书识礼的人家,谁能想到……”爷爷两眼看着地面,摇头。

  “没有死?那、这些年,他做什么去了?”

  “做什么去了?坐牢去了!你婶婶也是,他们都坐牢去了……”

  邵瑾和范松波都沉默无语。

  “涛没人管,我这才去把他接过来的。那时你也还小,我和你妈商量过,不让你知道,不让涛知道,就说,他们都病死了。”

  邵瑾“噌”地站起来,过了一会儿,重又坐了下来。电扇在墙角慢悠悠地转着,她还是觉得闷得慌,有点喘不过气来。信里的“涛儿”,是松涛无疑,而“那姑娘”,毫无疑问,应该就是自己了。看落款日期,那时他们正在恋爱,五月,松涛去温泉镇写生,还带了她去……而松涛的父亲要出狱了。这时她突然有些明白了,为何从温泉镇回来没多久,松涛突然就变了,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搬到小观家,他辞职,他出走,他宁愿毁掉自己。那时她还以为松涛是为了小观和小观娘……原来他躲着她是因为……不!不!他不是为了躲她,应该是为了躲他的即将出狱的父亲,还有那个他无法接受的过去。

  邵瑾把两只手紧紧地攥在一起,看着爷爷的眼睛问道:“松涛的……小叔小婶他们,做了什么事,竟要去坐牢?”

  爷爷长叹了一声,闭了眼,道:“家门不幸,没脸说啊!”

  范松波也站了起来,有些焦躁地道:“今天叫我们来,不就是说这事吗?人现在在哪?”

  “在老家。”爷爷看看松波,又看看邵瑾,“他出狱后不想回老家的,想来这……来找松涛。我不让他来,我找了我战友的关系。我有个战友在隔壁县当村支书呢,便把你小叔安置在他们村里的养老院了。他不肯住养老院,说他是有儿子的人,跑来岛城找松涛,以为我骗他,没找着。我说你把涛给害了呢,后来他才死心塌地回去了。待在那养老院,也怪可怜,到底肯做事了,给五保老人做饭、打扫卫生,也种菜、养猪。那时他身体还好,还能做事,现在不行了。”

  “不行了?不行了是什么意思?是、要死了吗?”范松波问。

  “去年中了风,半身不遂了。人一病,性情大变,疑心重,不是说这个虐待他,就是说那个偷了他的钱,搞得人人嫌弃。如今养老院又换了新领导,查出来你小叔户口不在他们村里,就要我将你小叔弄走,弄回咱自己村的养老院去。你小叔死活不肯,这十好几年,你小叔在他们养老院干活不拿钱,只是管吃管住;现在人不能干活了,就要轰他走,我也觉得有点欺负人呢。这次我和李阿姨去三亚前,先去看了看你们小叔。唉,活不了多久了,不能动,也不大认得人了,有时连我都不认识了。”说着直摇头。

  爷爷大概给他们说了说此番回去所见情形。爷爷的老战友早已退休,好在新支书是战友本家侄子,还念及一点旧情,同意小叔继续留在那里,给他一口吃的。

  “只是呢,你小叔脾气坏,那么些老人,没一个愿意管他,养老院得额外雇个人,给他送饭送水、打扫卫生。这钱,不能让人养老院出。今天找你们来,也是为这事,我原本也没打算找你们。这不,你李阿姨回了自己家,这房租便落到了我一个人头上……”

  “爷爷有困难,只管说,不要紧。”见爷爷不吭声,邵瑾又问,“需要多少?”

  爷爷再次低了头,两眼看着身旁的地面,说:“两千多点一个月,应该就够了。不过,”爷爷抬起头,看看松波,又看看邵瑾,“等我搬回青涧村,每月房租便可省出不少,到时你们贴补个千把块钱就可以了。”

  邵瑾马上说道:“这钱我们有,我们拿就行了。您在哪住得舒服,就住哪,别为了省几个钱搬来搬去。”

  爷爷的神色松弛下来,说:“这边是断不能长住的。明年就是壬寅虎年了,虎首值岁头。壬寅虎替辛丑牛,百姓吃穿不用愁,这是有数的。明年旅游的就该都来了,房价就会涨起来,我迟早是要搬走的。再说,”爷爷道,“这里距城里近,靠旅游区,什么东西都贵,地又金贵,种不成什么。等到了青涧村,物价便宜不说,家家户户的院子也大些,随便种点什么菜,都吃不过来的。”

  “那边,”邵瑾犹豫了一下,说道,“小叔那,要是需要什么东西,您只管说,我们可以,寄过去。”

  爷爷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笑容,说:“有需要,我会跟你和松波说的。暂时应该不缺什么。前不久你李阿姨还寄了一大包旧衣服到养老院,这次去,又带了些过去。他这辈子,还能穿得烂几件衣裳呢!”

  过了好一阵,邵瑾迟疑地问道:“到底,是因为什么坐的牢呢?”

  范松波也按捺不住地问道:“是啊,到底干了啥这是?两口子都进去了,一坐二十多年,犯了什么事这是?”

  “唉!”爷爷长叹一声,“真没脸说啊。”再没脸说,最后还是抵挡不住范松波和邵瑾的一再追问,他不得不强忍羞惭,为他们一一道来:

  瑾没有去过沙坡弯,松波你小时候,我和你妈回沙坡弯是带着你回的。那年松涛出生,我们一家人都回去了。当时你妈肚子里又怀了一个,可惜你妈自己都不知道,我们一路颠簸过去,又一路颠簸回来,回到岛城你妈肚子疼,去医院一瞧,已经晚了。松涛后来来我们家,你妈心善,想的是老天收走一个,又还了一个,没觉得是多了张嘴。过了这些年,这事没啥好说的了。我说这事就是想告诉你们,沙坡弯这个地方在三省交界地,偏远,路不好走。路不好,又偏远的地方,都穷。沙坡弯,就穷,穷得了不得,穷得都不知该怎么说了。沙坡弯、沙坡湾,就是有个泥沙坡,山道在那有个急弯。我们祖屋正好在那道沙坡前。沙坡前开私塾问题不大,但种庄稼就不成了。要是赶上下大雨,在沙坡上开的梯田就会被冲没了,种下的土豆、地瓜,还有高粱、菜啊,就都没了。家里穷,常常吃不上饭。有一年下了场特大暴雨,一百里路之外冲垮了一座水库,淹死了不少人,我们家庄稼被冲没了,房子也被冲倒半座。你小叔那时还没娶亲,房子一倒,就更娶不成了。我和你妈那时工资也不多,能帮的有限。我是寄过一点钱回去的,你小叔买了些砖,把冲垮的墙补了起来。没钱买瓦,就先用茅草把屋顶苫了起来。又过了两年,国家形势好了,沙坡弯跟前的那条路,铺了柏油。路一好,三省交界地的优势就出来了,常有大卡车拖着东西,来来去去经过沙坡弯,在三省地上跑来跑去。有一天,一辆拖着车机瓦的卡车,路过沙坡弯时出了事,司机走了神,一车机瓦翻倒在你小叔家门前的稻田里。司机没事,瓦碎了不少。夜来你小叔睡不着,就趁夜黑去捡了些机瓦,埋在屋后竹林里。过了几天,来了吊车,把大卡车吊了起来,司机把卡车开走了,也没数一数瓦。过了一阵,见没人来问瓦的事,你小叔就把瓦挖出来,盖房顶上了。可事情就是打这开了头。房子盖好后,你小叔也娶了亲。沙坡弯这个地方呢,一年总有那么几辆车会出事,侧翻在稻田里。你小叔就去捡,后来你小婶也去,村里住沙坡弯的有七八户人家,大家都去捡。捡些瓦啊,化肥、毛巾啊、橘子什么的,倒不打紧。最后出事,出在捡单车上。一辆拉单车的卡车翻了,大家捡得太多了,捡得一辆不剩的,警察就来了。一查,你小叔算是责任最大的,就这样给抓了起来。

  范松波听着,先是惊讶,后来便生出胸闷气短之感,心里堵得慌。这哪里是“捡”,分明是趁火打劫啊!他想起来得慧说的,松涛在深夜扑在母亲怀里哭泣……他又把那封信拿过来,看到那个日期,心里对过去,渐渐明晰起来。原来,从一开始,松涛的一生就注定是艰难的。他手里捏着那张薄薄的信纸,突然就想起来,有个夏日的傍晚,他带着松涛去海里洗海澡,松涛的一只脚被礁石上的牡蛎壳划伤了,他只好背着他回家。一路上,松涛不哭不闹,安静地趴在他的背上,将两只纤细的胳膊亲密地环抱着他的脖子。他扭头问他,脚疼不疼呀?松涛用了可以称得上是快乐的语气答道:“一点也不疼呢。”那时他以为他只是在装硬汉。他从不知道他的爱护对松涛来说是如此重要。现在回头看,小小的松涛就像植物需要水一样需要家人的爱。即便是在他扮演一个大哥的角色、厉声训斥他时,他眼里对他的信赖与依恋也不曾减少半分。而他自己,大约是在上高中之后,也越来越处于应付生活的状态,他的青春,以及整个青年时代,同样也是在迷茫、无助中度过的,对松涛,他不怎么顾得上了。他没能照顾好他。想到松涛暗地里不知有过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范松波的心里泛起一股苦涩的滋味。命运如此强大,一个人咬紧牙,顽强地活着,就像孙猴子那样使出浑身解数,一筋斗翻出去五百里,再尿一泡,到头来,却发现还是在五指山下,且动弹不得。

  邵瑾一直看着门外,日光将南院屋顶的阴影推到了檐下。等爷爷说完,她平静地问这是哪一年的事。爷爷想了想,说了个年份。邵瑾点了点头,说:“带头哄抢公私财物,那阵子是要严厉打击的。可小婶怎么也……”

  “嗐!”爷爷不等邵瑾说完,便道,“你小叔没读什么书,没见过什么世面,就更不用说你小婶了,妇道人家,眼皮子浅,见人家有单车,就想有。家里突然有了好几辆单车,还没高兴够,又一辆不剩的,她受不了,就死活想留下一辆。怎么可能给她留下一辆?警察把单车推走的时候,她拿着把镰刀冲上去,把一个警察的头给砍破了。那警察当场就倒在了地上,在医院躺了好些日子才好。你小婶后来倒是知道错了,可知道错了,也晚了,判了十年。她坐了四五年时,生了个病,提前走了。”

  “什么病?”

  “不知是个什么病,只知道是癌,发现得有点晚了。也幸亏那时她坐牢,政府出钱给她治的,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死了。她娘家又没什么人,我和你们妈去给她料理的后事。她这病,要搁家里,只怕死得还快些。”

  “松涛,知道吗?”邵瑾有些艰难地问。

  “没跟他说。那时他还小,他知道了,又能怎样呢?!”

  回家的路上,范松波和邵瑾都有些茫然。这种茫然有点像是突然发现自己迷了路,失去了方向感。两人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汽车收音机开着,一个人在收音机里讲《红楼梦》,从薛蟠看春宫画,把唐寅认作庚黄,讲到文征明以屈子“唯庚寅吾以降”入印,到成语印的各种好玩典故。有的人总能从大家都已烂熟的事情里发现些不一样的东西。

  范松波终于跟邵瑾说到了补习班的事。邵瑾很平静,她在心里计算了一番后,问道:“以后我每个月给你六千,房贷,加给小叔的,够不够?”

  范松波说:“够了。年底如果我的中教特级教师能评上的话,我们就没这么紧张了。”

  邵瑾“嗯”了一声,又说:“放心,光是日常用度,是要不了多少的。”

  范松波知道邵瑾一直在努力存钱,想着退休后也去旅行一下,想着将来得安上学、找工作、结婚成家时能帮一下。以后,许多事可能没法继续了。想到钱,他的心情便变得有些沉重。他倒不像老爷子,有那么强的家族蒙羞之感,柳下惠这样的君子,还有盗跖这样的弟弟呢,十个手指哪能一般长。

  范松波开着车,不时看看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他和邵瑾,一个教师,一个编辑,收入都很稳定。邵瑾副编审,他中教一级,工资也都不算低,可他们还过得这么累。那些收入不稳定的家庭,比如蓬头一家,比如药店女导购一家,

  又会是怎样的情形呢?

  接下来,两人除了讨论家里的开支用度,没说旁的事。路过程凌云家时,他们稍做停留,把中午包的饺子,送了一些给她。

  天黑前他们回到家,两人照寻常的样子过完了这一天中剩下的几小时。连这一天的热,也跟前几日并无分别。邵瑾也还鼻塞着。沙坡弯,他们也只是在立秋这天,听说了一回。后来,两人也没再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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