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启示录》最初的创作始于2012年夏天的一个夜晚，那时我还在伦敦工作，周末没事就住到剑桥去。一天晚上，朋友带我来到已经四百多年的老鹰酒吧，要了两杯啤酒坐到角落。他指着满坑满谷的酒客，说那里有好几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然后又指向墙上的黑白照片，说诺奖得主克里克和沃森曾在这里宣告生命的奥秘——你知道DNA双螺旋吗？他们就是在这儿宣布的。
酒吧里的科学家更像凡人，他们举着杯大声喧哗、激烈争论，甚至吵得炸须瞪眼。那一刻，我想，处于人类发展顶峰的科学圣殿，可能也和我们熟知的纸上江湖一样，有着剑宗和气宗的对立，甚至正教与邪教的水火不容，而他们都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所去的方向更接近人类的未来福祉。
于是我落了笔，一个宏大的故事框架出现在电脑屏幕上。我兴奋地展开了创作，两年后完成了初稿。但是，和我以前完成一部小说时不同的是，我并没有收工的满足感，反倒有无边的忐忑——我完成了一个有趣而绚烂的故事，却似乎没想明白到底要写什么。
这是我第一次写长篇有此感觉，宛如一个兴奋地钻进大山去挖金子的人迷失于荒野，为此深感慌乱。而忽然有一天，看过我这部小说初稿的著名出版人吴又在咖啡厅里问我，你觉得在未来一二十年，人类世界最大的科学事件会是什么？我稍加思索，说大概率是可控核聚变的实现，引力波研究的突破，分子生物工程的飞跃，甚至量子力学基本原理的突破。他摇了摇头，说这些方面的突破很可能有个前提，那就是一场AI革命的到来，而它意味着一切。
那是北京雾霾肆虐的2017年，世界风起云涌，AI相关的话题从未停止，但能洞见一场革命即将扑面而来的人寥寥无几。在他的建议下，我很快开始重构这部小说，一边补上有关这个方向缺失的知识，一边去更大的世界、更深远的问题中寻找终极的答案。很快我就发现，要想找到这个答案，我必须先搭起一座未来之桥，推演出并不久远的未来会发生什么。当这场AI风暴席卷世界，加速迭代的科技文明与日渐衰老的制度文明碰撞，会发生怎样的撕裂和巨变？这场AI革命的核心解——一个石破天惊的算法是如何诞生的？在对这种终极力量的争夺中，权力又是如何表现的？当这个算法让超级人工智能成为现实甚至走得更远，我们曾想象过无数种可能的AI意识，到底是用什么方式出现的？而那些在人类命运的枢纽上处于“扳道工”位置的人，他们又会作出怎样的决定？
几个月后，这本书的几万字大纲、情节线、人物线完成，这本书的名字也改为《AI启示录》。
当最为宏大的问题回归到人，一切似乎都能沿着人性找到答案，但这也是此番创作中最令我痴迷和惊讶之处。因为随着情节的推进，众多的主人公都在渐渐偏离我最初的预设，像有了自己的生命一样脱离我的控制——如山的压力之下，人性会出现一切可能。他们聪明绝顶、毅力非凡，明明对人类充满了爱，却一个个在AI编年史中血债累累。当一切痛苦、希望和意义都像历史一般消散，冷寂的虚空里只剩下那句终极叩问的回音：我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这是人类的古老问题，却是AI的第一个问题。
在艰难的创作过程中，我的生活也经历着剧变。疫情期间的欧洲流浪，辗转赴美的重重波折，写作生涯的未有挫折，这一切或都影响着我笔下的世界。不知不觉中，我感到我和这本书，以及书中的主人公们之间产生了一道纠缠之弦，我造就了他们，而他们也在对我进行重塑。
颇为有趣的是，在我将书稿交给出版社没多久，因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冷泉港亚洲的创始人季茂业博士，因为我在用AI生成式工具制作影片，他邀请我去参加冷泉港的艺术节——一大群科学家自己的艺术节，并安排我拜见了96岁的詹姆斯·沃森——曾在剑桥老鹰酒吧里宣布DNA双螺旋结构的科学家之一。这位“DNA之父”高大魁梧，如此高龄，仍精神矍铄，眼中精光四射。在和他私下交谈中，我的思绪穿回剑桥的那个夜晚，想起酒吧墙上那张黑白照片，颇感冥冥中的神奇。
有关吗？好像说不清楚；无关吗？但它又像一个有趣的闭环。这番蹊跷的奇遇，就像这本书中的主人公的经历一样让人难以置信。而更有趣的是，这些虚构的人物在我预测的未来世界中的演绎，正在一步步与今天的世道和剧变吻合，若未来他们的故事成了现实，那未必是我写作的成功，而只能说是人类的宿命了。
这不是又一次工业革命的前夜
而是人类文明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