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六血战前，陕西军有一个营在平陆县洪池乡西郑村附近与日军打过一仗，牺牲28人。战士们和村民们将这些战士掩埋后，树立了一块碑。后来，六六血战的时候，这个营开往了西郑村东面的杜马村，与日军交战，形势不利，向南撤退。最后，日军将他们围在了沙口村，他们中有的牺牲了，有的跳河了。村民们说，这个营的营长叫张玉亭，这块碑叫后死碑。
我在《原十七路军序列沿革》中查找到，这个营的番号是一七七师一〇五九团第三营，师长是陈硕儒，团长是孙洁生，营长是张玉亭。
柴作宾是山西省平陆县洪池乡西郑村人，当年张玉亭带着一七七师一〇五九团第三营来到村庄的时候，他20岁。
当时，柴作宾家住着一个班，班长姓李，有二十多岁。李班长很快就和柴作宾成为了朋友，两人无话不谈，李班长向柴作宾讲起了陕西的风土人情，陕西的粮食作物，他说他以前是学生，为了打日本鬼子才当兵来到山西。李班长经常向柴作宾讲起抗日救国的道理，有一次问他：“打日本需要全国人民一起打，你打不打日本？”柴作宾说：“我打，你发给我枪我就打。”李班长笑着说：“我知道你爸你妈舍不得你。”
这一班战士住在柴作宾家，和他家共用一个灶膛和铁锅。他们每人有一个搪瓷缸子，吃饭的时候，他们蹲在地上，端着搪瓷缸子吃。他们每天只吃两顿饭，早晨九时一次，下午四时一次。他们做完饭后，柴作宾家才开始做。
战士们做饭的时候，从来不用柴作宾家的柴禾，他们做饭用的柴禾都是自己去村外捡拾。下雨天，柴禾潮湿，他们就把湿柴禾放在做完后的灶膛里烘干，就是这样也不拿柴作宾家的一根柴禾。有时候，他们没面吃了，就用钱向村子里买，从来不会少给钱。自从家中住进了战士后，家里的所有活都被他们承包了，担水劈柴，打扫院子，包括地里的庄稼活，却不要他们一分钱。村子里家家户户都是这样，每户人家的活都让这些战士干了，村民们过意不去，夜晚就熬点稀饭让他们喝。那时候的人都很穷，也没有更好的东西。
每天黄昏时节，这些战士让柴作宾的父亲坐在院子中间的圈椅上，他们在圈椅前蹲成半圆，陪着父亲说话。有一次，李班长对父亲说：“你们山西平陆这地方不美，等把日本赶出去，打完仗了，你们家就搬到我们陕西，到我们村子住下，先住到我家，我们那里地势平，吃的粮食也好。不过我们那里没有你们这里这么多的‘料浆石’，这种东西在陕西要用钱买。”不美是陕西方言，就是不好的意思。料浆石，是一种石头，可以当建筑材料。
这一班战士和柴作宾家相处一直很融洽。其实，全营战士都和全村人相处和谐。他们穿着灰色军装，每个人臂膊上戴着徽章，上面写着一七七师，衣服胸口上还有胸章。战士们经常在村口练兵，走步，瞄准，劈杀，格斗，还唱歌曲，柴作宾至今还能记得他们唱的歌曲有《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和《义勇军进行曲》。
这个营还有一台收音机，这台收音机经常放在村子里的戏台上，让村民听。全村人都跑过来看，跑过来听，他们很好奇，这个四四方方的匣子里怎么会有人说话，还有人唱歌，而且还说的是陕西话。每天，这架收音机旁都围着七八十个人在听。
解放后，柴作宾看到电影上演的八路军和百姓亲如一家，他给村子的人说：“我们村子里住的，肯定就是八路军。”而且直到现在，柴作宾都认为住在他家的李班长，肯定是共产党员，因为他人实在太好了。
西郑村的人都能记得这么一件事情。有一次，一名连副和村子里一名老人发生了口仗，还互相推推搡搡。张玉亭营长听说了这件事，就罚这名连副在村口站岗，狠狠地批评他，说到气愤处，就顺手捡起一根细木条，抽打了连副几下。连副站完岗后，张营长又让他去那名老人家里，登门道歉。老人很受感动，连声说这样的军队，世上少有。
村民们都说，张玉亭营长个子很高，他带着两个卫兵，两个卫兵的个子也很高，他们腰间别着20响盒子枪，看起来威风凛凛，其实是菩萨心肠，对老百姓非常好。
突然有一天，日本人来了。
日本人是从芮城县两座山的峪口过来的，这条路能够行走汽车和坦克，这个地方就叫做二十里岭。按照时间推算，这应该是六六血战的前哨战。
柴作宾记得很清楚，那天，家里驻扎的那一班战士正在吃饭，村中吹起了集合号，这一班战士放下还没有吃完的饭碗，就背着枪跑出去了。后来，他们再没有回到家中。
一营人马集合好以后，张玉亭带着他们跑向村西。这个营有两门炮，村民套好牲口，把这两门炮向高地上拉。可是山路狭窄陡峭，异常难行，战士们就在后面推，大家喊着号子，终于把大炮推上了高地。高地上有一座土地庙，两门大炮就布置在土地庙边。
那次作战，柴作宾亲眼目睹了，他跟在战士们身后，跑进了一个壕沟里藏身。战斗开始的时候，子弹落在他的身边，噗噗作响，他非常好奇，一直想抬起头来，一直被战士按住了头顶。他从枪声中判断出那天来了很多日本人。
战斗结束后，这一营人牺牲了28人，战士们用绳子捆着他们的上半身，再用绳子捆着他们的脚腕，抬到了村口的关帝庙外。北方农村人都很迷信，不让死在外面的人进村子，说这样会给村庄带来霉运，张玉亭营长也知道这个风俗，他就把28名牺牲的战士放在了村外。
村庄有很多人来看望牺牲的战士，柴作宾的父亲也来了，他家住的那一班战士全部牺牲了，他们当时布置在阵地的最前沿。柴作宾的父亲一看到这些战士，眼泪就流了下来，他说：“刚才吃饭的时节都好好的，咋一下子就变成了这样？”
因为战事紧急，张玉亭营长把这28名战士暂时埋在了关帝庙外的土坑里，埋得很浅，还在掩埋每个人的地方插块木板，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张玉亭营长还在随身带着的小本子上写下了他们的名字和掩埋的地点，目的在于以后搬运尸体再次掩埋的时候，能够辨认。
做完这一切后，张玉亭就带着一营人离开了西郑村。
张玉亭离开了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经常有野狗在村庄外出没，但是都没有刨挖关帝庙外的这块土地，村民们感到很惊异，纷纷传说：连野狗都知道那块地下埋的是烈士。
一个月后，张玉亭带着队伍回到了西郑村，他买了一些杨木板和杂木板，找来木匠订做了28口棺材，将牺牲了的28位战友重新起土刨出，装在了棺材里。
张玉亭还找来一个姓张的石匠，让张石匠给这些战友刻一块碑。张石匠说，他知道北面的深沟里有一块大石头，可以刻碑子。然后，就和战士们从深沟里抬上了那块石头，放在了关帝庙里。到了夜晚，张玉亭叫来柴作宾，让他帮忙照看这块石头，别被不知道的人毁坏了。
第二天，张玉亭派人把那块石头抬到了豆腐坊，请全村人吃了一顿豆腐。那时候的农村很穷，能够吃上豆腐对于农民来说，都是一件很奢侈的让人高兴的事情。但是，那天大家吃着豆腐，却很痛苦。在北方农村，结婚的时候，亲人们吃肉片；丧葬的时候，亲人们吃豆腐。张玉亭营长请全村人吃豆腐，等于是给这28名战士举行葬礼，他把那28名战士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把全村人都当成了自己的亲人。很多人吃着豆腐，眼泪就落了下来。
张石匠把那块石头开成了石碑的形状，然后在正面刻上了28人的姓名、籍贯等内容，在石碑北面刻上了碑文。
安葬的时候，张玉亭给每口棺材里放了一块砖，上面用刺刀刻着阵亡者的姓名。村里人都说，张营长很细心，这是为了以后陕西的家人搬运尸骨的时候，易于辨认。
除了这28人外，战士们还从附近的山上抬下了三具尸骨，是一七七师一〇六〇团的战士，他们遭受日军的炮击身亡，因为这三名战士的姓名没人知道，石碑上就没有刻。
墓坑挖好了，31口棺材徐徐放下去，张营长带着全营战士，肃立在墓坑旁，举起枪支，一齐鸣响，以示哀悼。当时，全村人都哭了。
安葬了战友后，全营官兵就开出了村庄。在村口，柴作宾找到张营长，让发给他一杆枪，他跟着队伍去打鬼子。张营长说：“我下次回来，就把你带上。”
张玉亭带着这一营战士奔赴沙口战场，与日军激战，后来，全营几乎伤亡殆尽。柴作宾一直等着张营长他们回来，可是一直也没有等到。
掩埋31名战士的第二年，这座坟堆上就长了一棵柏树，刚好就在坟堆的正中间，村里人都说，这是烈士们的灵魂。
村民们年年清明节，就会来到这座坟堆前，给战士们烧纸钱（每年十冬腊月，给战士们送寒衣，多少年来都是这样。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墓碑没有人敢管，倒在了沟沿上，但是没有人砸毁，人人都知道这块碑石是给牺牲的战士们树立的。“文革”结束后，墓碑被重新竖起来，也重新恢复了烧纸钱的习俗。
这31名战士中，墓碑上刻写了28名。这28人中，有24名是陕西人，其余四名分别是河北、山东、山西、甘肃人。
但是，掩埋在西郑村的这些战士，他们有家人吗？他们的家人是否一直在寻找他们？知道他们掩埋在这里吗？西郑村的人都不了解。
时间进入了2005年，有一天，平陆县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富平宁走访中条山各个战场旧址，来到了西郑村，看到了一座保存相对完好的抗战工事，而在工事的旁边，有一个抗日殉国烈士纪念碑。石碑上一些文字湮没不清，但是能够看到石碑的顶端刻着“后死碑”三个大字，“后死碑”三个字让富平宁怦然心惊，这是何等样的冲天豪气啊。
阅读碑文，富平宁看到上面刻着28位烈士的姓名和籍贯，他走访西郑村民，了解到了66年前的那场战斗，和当初掩埋烈士的情景，心中深有感触。可是，这66年来，从来就没有一个陕西人来到西郑村祭奠牺牲的烈士。这些烈士有后代吗？有亲人吗？他们知道自己的父亲和亲人的事迹吗？知道他们牺牲后掩埋在这里吗？
2009年，张恒来到中条山挖掘十七路军抗战史料，见到了富平宁，立即决定秦晋联合，共同寻找“后死碑”上这些烈士的后代。
然而，70年过去了，要寻找这些烈士的家人和后代，实在太难了。民国时候的户籍实行保甲制，地址是几保几甲，而解放后户籍实行公社大队制，地址是什么公社什么大队，又加上“文革”期间喜欢一些带有时代色彩的名字，所以，这70年来，地名早就几经变易，如何才能查找到呢？
张恒和富平宁踏上了艰辛的寻亲之旅。
寻找每一个烈士亲人的下落，都是一段曲折的催人泪下的故事。
“后死碑”上刻着这样一个名字：一等兵汪家强年19岁陕西柞水凤翔河村二保。
2009年5月11日，张恒和富平宁来到了陕西秦岭深处的柞水县，从《柞水县志》中查找到“柞水凤翔河村二保”，是今天的柞水县丰北河乡北河村三组。他们驱车来到这个偏僻的山村，找到了村中67岁的汪祥才。汪祥才说，听说过他有一个叔叔叫汪家强，汪家强弟兄三人，老大叫汪家强，老二叫汪家胜，老三叫汪家和。而他的父亲叫汪家印，和汪家强是叔伯弟兄。父亲汪家印已经去世了，但是生前曾经给他说过，大叔汪家强当兵的时候只有十五六岁，一直没有回来，也没有音信，一家人很想他，但没法去找。
汪家强家亲弟兄三人，目前只有老三汪家和一个人在世，但是，他几年前已经搬到了泾阳县居住。
张恒和富平宁立即开车200多公里，来到了泾阳县云阳镇张群村四组，敲来了汪家和的房门。当时汪家和正在吃馒头，一听到张恒他们的来意，连馒头也不吃了，就招呼他们进屋坐。
汪家和已经79岁了，但是他能够清楚地记得当年的往事，他的大哥汪家强是1938年被抓走当了壮丁。而现在，70年过去了，终于得到了大哥的音信。
汪家和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家里很穷。父亲离世很早，母亲和三子一女相依为命。有一家，一场大火又烧毁了家中的房屋，这一家人的生活更没有着落。无奈之下，母亲让老大汪家强和老二汪家胜给财东家放牛，管吃饭，年底还能给点工钱。让老三汪家和与姐姐去讨饭。
1938年，惨烈的战争波及到了这座偏远的小乡村，由于前线伤亡惨重，急需补充兵员，各地就开始抓壮丁。有一天，老大汪家强刚刚回到家中，突然听到了剧烈的敲门声，情急之下，汪家强躲进了柜子里。保长带着人走进房间后，就四处搜寻，在柜子里找到了汪家强，用绳子捆走了。
母亲在家中安慰好受惊的孩子后，就去寻找大儿子汪家强。可是，汪家强已经连夜被送走了，送往山西前线。
此后，母亲就开始等待儿子回来，她每当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就总是念叨自己的儿子，不知道他在哪里，而儿子离开后，连一点音信都没有。无奈之下，母亲就开始烧香拜佛，祈求神灵保佑儿子能够平安回家。一直到临终的时候，她还在念叨着大儿子汪家强，不知道他在哪里。
上世纪90年代，也即是母亲去世不久，小山村里突然来了几个湖北人。他们自称是汪家强的儿子，当年汪家强从部队上回来后，落户在湖北，开了一家茶楼，他们此次来到秦岭山中，是寻亲的。这伙人好吃好喝之后，还拿了汪家和100多元钱。当汪家和要跟着他们去湖北寻找哥哥时，他们拒绝了。
汪家和虽然隐隐约约感到这是一个骗局，但还是幻想这是真的。
而现在，见到了张恒和富平宁后，汪家和才知道了哥哥的下落，他流着眼泪说：大哥是一个抗日英雄。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后死碑上有一名战士叫孙志成，碑文中记载他家在陕西安康一x中保，中间有一个字无法辨认。后来终于查找到，孙志成的家在安康市大同镇新丰村，孙志成当年被抓壮丁的时候，刚刚结婚，此后，丈夫走上中条山战场，夫妻两个就阴阳两隔。八年后，妻子遵循乡中习俗，和丈夫的哥哥结了婚。1965年，第二个丈夫去世后，她就一直守寡。而相隔70年后，她才终于知道了当年第一个丈夫牺牲在了中条山战场。
六六血战中，有多少人战死了，有多少人跳黄河了，有多少人失踪了，永远都是一个谜。
同样是二战，美国能够把每次战役的阵亡人数精确到个位数字，而我们这里还模糊在千位数字，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