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30年，我的姥姥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古玩商家庭，上面还有一个大她3岁的姐姐。两人本应该是住四合院、衣食无忧的小姐，但太姥姥因为一直没生出儿子，被入赘的丈夫长期打压，一度精神失常，在我姥姥5岁那年，她的亲生父亲就偷偷变卖了古玩店和家产，带着小老婆去了南方。
彼时日本人觊觎华北，世道不太平，为了活命，太姥姥带着一对年幼的女儿，一路向西北，颠沛流离，走到了内蒙古东部的一片牧场。为了在乱世里找个依傍，太姥姥嫁给了一个当地的牧羊人——也就是我的太姥爷。太姥爷是土生土长的蒙古人，勤快善良，因是个哑巴，半辈子没娶上媳妇。
我姥姥长到9岁，太姥姥就撒手人寰。太姥爷怕留两个女孩儿在家不安全，就把她们送进了牧区学堂。他放牧之余，专门去给学堂先生家里打杂，换来了我姨姥和姥姥免费读书的机会。但我姥姥也只上了3年学。好在牧民都很热情、和善，女人们教会了姐妹俩剪羊毛、捻毛线、缝衣服等各种技能，姐妹俩就这样逐渐长大成人。
姨姥19岁时嫁给了一个牧民，随着男方安下家。太姥爷此后一直跟姨姥生活在一起。姨姥也把太姥爷当成自己的亲生父亲一般照顾着，直到他离世。
1948年，18岁的姥姥遇见了20岁的姥爷。
我姥爷也是个苦命的人，他5岁时被亲生父亲卖到牧区，这么多年，住羊圈、睡牛棚，冬天没鞋穿，靠牛粪暖脚。8岁那年他得了痢疾，肠子都拉脱出来半截，多亏一位好心老人帮忙才捡回一条命。姥姥心疼姥爷的遭遇，冬天跟着羊群捡碎羊毛，攒着给他做棉衣、纳布鞋，姥爷感动得热泪盈眶。两个人就这样在一起了。
1950年，我大舅出生后，姥爷坚持要回故乡。于是一家人回到巴彦淖尔的山村，在邻里乡亲的帮助下安了家。姥爷那时就给一个大户人家做长工，挣来一家三口的糊口粮食。3年后，我的母亲出生，姥姥要照看幼儿，不能出去干活，就给别人的孩子当起了奶妈，挣点零钱补贴家用。又6年后，我小姨一出生，似乎就给家里带来了盼望——她刚满月，我姥爷就在人民公社当上了厨师。
姥爷打进了公社食堂就剃了光头，一年四季都戴着厚棉帽——他无法明目张胆地提走饭菜，就把自己一天的主食包起来装在帽子里，再戴在头上，等到晚上下班后走3公里夜路回家，将那份饭食带给妻子和孩子们吃，第二天天未亮时，他再返回公社。
我母亲总说，她小时候最盼着天黑，因为一听到院子里有脚步声，就知道是姥爷回来了，然后就能吃到喷香的玉米饼了。姥姥会给姥爷热好洗脚水，看着孩子们抢饼、打闹，姥爷在一旁会笑得合不拢嘴。那些年，家里的油灯只在有重要事情时才会点上，灶台里柴火的火光是屋里唯一的光亮，照亮了一家人最温暖的时光。
可这温暖没有持续太久。
1960年冬至后，纳林湖迎来捕鱼期。天不亮，人们就赶着马车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朝着湖的方向去。天气好的时候，孩子们也会来凑热闹，在冰面上捡一些别人不要的鱼。
有一天，我大舅领着3个伙伴去捡鱼，饿了一整天，回来时路过公社食堂，就想进去要点吃的。他刚进大门，我姥爷就迎了出来。姥爷见大舅后面还有3个冻得鼻青脸肿的孩子，身上都背着个泡泡的破麻袋，就明白孩子们收获无几。最小的孩子约莫7、8岁，通红的手裂开了口子，流出的血甚至都结冻了。
姥爷于心不忍，转身回去，从锅里偷了4张烙得正烫的饼，着急地顶在头上，戴上厚棉帽遮掩，又带孩子们出了公社大门，去到了一个隐蔽角落，给每个孩子分了张。孩子们开心地拿着饼走了，都没看到我姥爷偷饼心急，头皮都被烫伤了。
那天晚上，我姥爷穿上羊皮袄正准备回家的时候，公社领导突然出现，拦住了他。当公社领导摘掉我姥爷的帽子，一切不言自明。
事后才知道，有人当天就举报了我姥爷。那个手被冻裂的孩子，拿着饼回家后，没舍得吃，而他的父亲——我姥爷同族的一个堂弟，转身就带着那张饼去了公社。据说，他手里拿着食堂的饼子，在公社领导面前，详细把我姥爷怎么把饼顶在头上带出去的描述了一遍。而举报的动机，是因为这个堂弟嫉妒我姥爷成了村里的“红人”，借此机会，正好把我姥爷拉下马。
姥爷那天没能回家，接下来的1个月，他白天劳动，晚上被关在公社批斗，他被撤销了厨师职务，灰溜溜地回了村，继续参加大集体劳动。姥爷那一段时间里总是躲避着周围人的目光，天不亮就下地劳作，傍晚常常是最后一个回去。
2
1961年秋天，姥姥在收割玉米的时候生下了我小舅。当时，姥姥感觉自己快要临盆，捂着肚子急忙往村子里走，可没走几步，头上就开始汗珠滚落。她大声呼喊着我姥爷的名字，但姥爷离得太远，根本听不见，幸好不远处的位妇女听见喊叫声，跑过来帮忙。
秋风冷冽，小舅落下来就冻得通红，那妇人脱下一件粗布褂子将小舅裹住，放进了篮子里。直到这时，我姥爷才被干活儿的人们喊了过来，他赶着队里的牛车，把妻儿送回了家。
小舅刚满月，我姥姥就重新下地劳动了。才8岁的母亲，每天要在家照看我小姨和小舅，11岁的大舅，则要整天在野外放牧，早晨出去，傍晚才回来。
那年冬天，羊群吃稳了草，大舅和两个小伙伴（有一个是生产队队长的儿子）玩起了捉迷藏。他数完数回过头，伙伴们已跑得无影无踪。空旷的野地里一目了然，大舅寻摸了一圈，喊名字也没人应，又不敢离开羊群，只能坐着等待。
许久，那俩小孩回来了。原来，他俩跑回了村边的草垛里藏着，正好遇到一只鸡在草垛里下蛋，就逮住母鸡想要戏耍一番。他俩抱着鸡招摇过市，回来寻到我大舅，就一起逗弄起母鸡，但玩着玩着，就起了杀心。队长的儿子回家取了火柴，我大舅用羊鞭铲在冻土上挖了坑，另一个孩子捡来了干草和树枝……那个下午，母鸡就被烤了，大舅他们不懂火候，把鸡烤得一塌糊涂，当然也没吃到什么美味。
第二天上午，我姥姥和姥爷正在家编草帘，丢鸡的女人来到家里质问，说我大舅偷了她家的母鸡，让姥姥赔。姥姥很是迷惑，就答应人家，等大儿子回来问个清楚，一定给她一个满意的答复。姥姥让姥爷出去把放牧的大舅替了回来，询问大舅那只母鸡的来龙去脉，我大舅一口咬定鸡不是他偷的，更没提自己吃了鸡肉。
姥姥知道大舅平日里是个诚实的孩子，就准备带着大舅去找那个女人说理。还没出门，另一个孩子的母亲也带着小孩来到家里——那丢鸡的女人也去找了她。于是，两个母亲各自逼问了自己的孩子，终于搞明白了事情的经过，也明白了丢鸡的女人怕得罪生产队队长，并未去队长家讨理。
另外一个孩子的母亲先一步低头，劝我姥姥说，一只母鸡也没多少钱，哪怕赔点粮食也行，一个村里抬头不见低头见，不能把队长也得罪了，到时候怕给穿小鞋。可我姥姥不同意，她带着大舅准备去找丢鸡的女人说清楚，那对母子也跟在后面。
一进院子，丢鸡的女人端着一个盆正要出门。我姥姥迎面赔笑说：“拴孩妈，真不好意思，我没管好孩子，好好一只鸡就给烤了。不过，我问了我家福平，鸡不是他偷的，烤的时候有他。你再打听一下，谁偷的，我们一起平摊着赔，你喂只鸡也不容易。”
那女人的脸立马阴沉了，说：“我打听清楚了才去找你的，我还冤枉你了？”
我姥姥也不高兴了：“不是冤枉不冤枉的事！几个孩子偷的、烤的，你就都找出来。赔肯定是要赔的。”
“意思是你家孩子偷了鸡，我不要过问？不要找你赔？”女人放下手中的盆，凑近了姥姥，一副要打架的姿势。
我大舅已害怕得泪如雨下，肩膀一抽一抽，缩成一团。另一个孩子的母亲见状，急忙拉住了女人说：“拴孩妈，不是这个意思。她也是生孩子的气，我们两家商量一下，孩子我们好好教训，会给你赔的。”
姥姥却不服气：“这是杀了一只鸡，哪天别人杀人放火了，也拉着我的孩子出来顶替吗？照你说，我也得说服我的孩子顶就顶了吧？不是我赔多赔少的事，你这做法就不对！”
女人指着姥姥说：“对不对，你说了算？孩子干了坏事还有理了？我让你赔，你就得赔！”
“说到这儿，那我偏不赔你！”姥姥说完，拉着我大舅走出了大门。
一路上，姥姥一言不发，大舅惴惴不安，不知将要受到什么惩罚。他不停地哭着祈求：“妈，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敢了……”可姥姥不理也不看，只顾往前走。
回到家里，姥姥拿出半袋玉米，要大舅背到大队院里磨成玉米面。大舅背着玉米在前面走，姥姥拿着工具跟在后面。平日里，磨玉米面都是驴蒙着眼睛拉磨，那天，大舅和姥姥中午都没有回去吃饭，大舅推着碾子先把玉米粒碾成玉米糁，再把玉米糁倒回石磨上磨成玉米面，姥姥跟在后面一圈又一圈地扫着。寒冬腊月，大舅头上冒汗，脸通红，脱掉棉袄身上热气腾腾，到了傍晚，他两只手都磨出了水泡，实在坚持不住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哭起来：“妈你打我吧，我以后再也不偷东西了……”姥姥就让大舅把石磨上的玉米糁扫到盆里，穿上棉袄，回家。
天黑的时候，大舅背着玉米面和姥姥回来了。我母亲看见我大舅的模样，心疼得哭了。我姥姥一边烧火一边看着炕边上抽泣的大舅说：“你想一想，拿你一下午受的苦换那点烤糊的鸡肉值不值？一辈子要吃很多苦，要吃到正当的地方！不要因为一张嘴馋，身子也跟着你做不了主了！还有，不能撒谎！就是捅了天大的娄子，不敢跟别人说，也记得要和妈说。”
大舅抽噎着点了点头。
姥姥停顿片刻，叹了一口气，说：“明儿妈带你去拴孩家把玉米面送去，给人家道个歉，咱错就是错了。也要记住不是自己干的，咱也不承认！”
大舅又点点头。
姥姥又说：“妈也做得不好，精打细算地过日子，日子还是穷巴巴的。家里喂了几只鸡，下的蛋卖了，鸡老了也卖了。喂了这么多年鸡，还没给你们吃过一顿鸡肉。明天叫你爹宰一只给你们焖土豆吃，咱吃一顿鸡肉，看看这光景还能穷成啥样！”
当晚，姥姥的饭还没做好，大舅就躺在炕边上睡着了。
第二天，姥姥和大舅端了一盆玉米面去丢鸡的女人家里道了歉。姥爷宰了一只鸡，姥姥给一家子做了一顿鸡肉焖土豆。久违的肉味儿飘得很远，姥姥还趴在墙头上，给邻居家的孩子递过去一碗。
3
1964年，我姥爷61岁的父亲从集宁回来了，说想找儿子养老。
36岁的姥爷对眼前这个陌生人顿时没了主意。他5岁就被卖到牧区，对亲爹的印象很模糊。我的外曾祖父年轻时是个赌棍，家产败完，把老婆和孩子都卖了。我的外曾祖母被卖给了一个老男人，逃跑时被虐打至死，我姑姥（姥爷的姐姐）被卖到别的牧区做童养媳，一家人生离死别。之后，外曾祖父被长辈们赶出家门，流落街头当了乞丐。
村里几个老者对我姥爷说，这的确是他的亲生父亲，就这样，姥爷在同族的撮合下，认回了亲爹。因为“认父”，他被村里人称赞是“天下最大的孝子”，这是他长到这么大唯一听到的夸赞。赞美麻痹了他的精神，他不愿去分辨那话是奉承还是讽刺，只真心地引以为傲，沉浸其中。此后，他勒紧全家的裤腰带，赡养他的父亲。
外曾祖父好吃懒做，整天闲着就往山里跑。山里偏僻的旮旯有几间破草棚子，是好赌之徒的聚集地，他年轻时就是在这里染上了赌瘾。姥爷为给外曾祖父提供赌资，甚至偷了家里的东西变卖，姥姥知道后，跟他讲道理、吵架，可每次都不了了之。当家里搜刮不出一分赌资的时候，外曾祖父就会念叨着“不想活了”，他早早给自己预备了好了一口棺材，不顺心就躺进去。
家里揭不开锅，姥爷只会蹲在墙角叹气，姥姥无奈，出门去找东西填肚皮，总不能让孩子们活活饿死。春夏，姥姥去捋榆钱，挖野菜；冬天实在没办法，就拿着面袋子去外村讨点粮食。她出门乞讨，姥爷就躲在家里干活——自从有了“孝子”的高帽，他再也放不下面子去“讨口”了。
姥爷此前在公社食堂干活时，有个卡车司机路过公社时偶尔会进去要点热水，姥爷经常帮忙，时间长了，两人成了拜把子兄弟。1971年，煤矿招工，正赶上那司机给煤矿运煤，他就托熟人把我姥爷介绍到了煤矿。
自从我姥爷当上煤矿工人，我外曾祖父又赌上了。日子就这样不温不火地又往前过了两年。1973年，外曾祖父夜里摸到煤矿，找我姥爷要赌资，正好遇到我姥爷下井，他就独自在煤矿院子里转悠着等。无意中，他发现库房门没锁，就溜了进去，查看一番后，盯上了炸药。他炸药从墙头上扔了出去，又捡了几个麻袋去墙外装炸药，每个麻袋装上一半，装了3条麻袋。他趁夜色拖走两半麻袋炸药藏在树林里，但贪心不足，眼见天亮了，又跑回去拖另外半麻袋，结果被出井的工人们抓个正着。
外曾祖父被一顿拷问之后，胡乱供述说是我姥爷告诉他库房有炸药的。等我姥爷刚出井，正准备换下脏衣服去洗澡，就进来一帮人把他也带走了。他一头雾水，等见到了自己的亲爹，才明白是老子害怕严刑拷打，胡说八道把自己也坑了。
但那个年代，由不得人辩理。1973年冬天，我姥爷被判入狱2年，煤矿工作也丢了。外曾祖父被判了5年，不过他在牢里只活了3年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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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爷坐牢后，姥姥和我大舅扛起了一家子的生计。
1974年正月刚过，来了人给我大舅说媒，女方叫玉萍，是一门“换亲”——玉萍嫁给我大舅，我母亲嫁给玉萍的哥哥，这样，两家就都不用出彩礼了。
当时，我大舅24岁，我母亲21岁。大舅和玉萍倒是彼此中意，可我母亲并没看上玉萍的哥哥。眼看这门婚事要黄，见大儿子低头默不作声，姥姥心里很不是滋味，最后，她咬牙提出，给玉萍娘家出彩礼，600元，年底结婚——实际上，姥姥家当时连100元也拿不出来。
自从亲事说定以后，我大舅每天早早地去劳动，人也收拾得干净利索了。姥姥看见大舅的状态，心里也乐开了花。可是到了晚上，一想到彩礼不知道从哪里来，姥姥就整宿整宿睡不着觉，人也消瘦了。我母亲也高兴不起来，她想到我姥姥的难处，很是自责。
一天，母女俩坐在院子里挑捡苦苣菜的时候，就聊起了这件事。
“妈，要不我给我哥换了吧！”我母亲说着，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了。
姥姥放下手中的活儿，看着我的母亲说：“傻女子，别的事能帮，这事不能帮！”
“我终究要嫁人，以后还不知道能不能遇到一个中意的。”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现在眼前这个就不中意。”
“我哥的彩礼咋办？”我的母亲嘟囔着。
“离年底时间还长着呢，不愁！再说，兄弟姊妹们谁也不欠谁的，以后谁的日子过得好，那就是谁的福气。不说你没看上玉萍她哥，妈也没看上！二十几的大后生，三脚踢不出一个屁，结了婚活活让气死。要找咱就找个机灵的，讨吃也多赶一户门，到底饿不着。”
母亲被姥姥的话逗笑了。
母女俩笑了一阵后，我母亲说：“我自己弱，我还怕找一个机灵的，人家看不上我，以后要受气。”
“受不受气，咋说呢？妈觉得自己硬气点，不去找事，问题就不大。除非咱们闭着眼找了一个不通人性的东西，那妈拼了老命也得把你们拉回来。”
“我能找一个像我爹一样，好性子的人就满足了。”
“你爹……人是个好人，作用不大！”
接下来的日子里，姥姥天天琢磨着怎么能赚够彩礼钱，常常一个人坐着发呆，有时突然想到什么，就急匆匆地出了门。
偶然间，姥姥发现榆树已抽出了嫩芽，于是，44岁的她腰上插着镰刀，爬上了村边那棵大榆树，骑在一个树杈上，揪住树枝，将柔软的榆树条割下来扔在地上。这个枝头割完，就再换一个树杈。村里的妇女们惊奇地议论着姥姥爬树的本领，姥姥笑一笑，走开了。
姥姥将那些榆树条带回家，编筐子和篮子，为了多编一些，还教会了我母亲和小姨。我小舅上完小学就辍学了。他先是跟着姥姥下地干活，弯不下腰，吃不下苦，姥姥评价他：“癞蛤蟆住进了羊圈——薅毛没毛，攒粪没粪。没一样能拿得出手，到时候连个媳妇也娶不上。”姥姥让小舅在家里帮姐姐们干活，可等姥姥一出门，小舅就溜出去玩了。每次出门前，我母亲都要叮嘱他：“早点回来，小心让妈逮住。”有时候，他回来晚了，我母亲怕姥姥责怪他，就对姥姥撒谎：“他干了半天活儿了，刚出去透透气。”姥姥就无奈地做饭去了。
到了夏天，姥姥买来布料和“煤溜”鞋底（本地叫法，就是橡胶鞋底），点上煤油灯熬夜做布鞋。白天，姥姥和大舅下地劳动，我母亲就带着小姨和小舅到镇里卖鞋。去镇上要赶好几里路，我母亲背最重的背篓，15岁的小姨也负重不少，两人还主动接过小舅手中的篮子——那本是姥姥派给他的轻省活儿。
小舅只比小姨小2岁，看着姐姐们满头大汗，他熟视无睹，到了镇上，向小姨要点零花钱就到处逛去了。我母亲有时还要缝布鞋帮子，我小姨就看着摊子，有时候，她一天能卖5块多钱，有时1毛钱也卖不到。
不管卖多少，姥姥总是想着法子推出新品。6月，一年一度的庙会到了，小姨的摊子上除了筐子、篮子和布鞋外，还多了布老虎、香包。姥姥又买了白面蒸了面鱼、面娃娃，惟妙惟肖，半天时间不到就卖完了。有的孩子没买着哭闹，大人就给姥姥付了定金，央她第二天蒸好了再送过来。
到了那年冬天，姥姥又借了一些钱，总算凑够了给玉萍娘家的600元彩礼，又给即将过门的大舅妈置办了一些新婚用品。一进腊月，姥姥就张罗起大舅的婚事，她向邻居借锅碗瓢盆，从大队里借了糕面，提前请了婚礼当天来帮忙做饭的女人们。村里人都劝姥姥，说等姥爷明年从监狱回来再给我大舅办喜事，到时候红火热闹、冲冲喜气。我姥姥说，一辈子的事情太多了，到哪个点办哪件事，不讲究那么多。
等我大舅妈过了门，姥姥也松了一口气，再接着想办法还欠的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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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冬天，姥爷出狱了。他在牢里染上了肺病，如今一干重活就咳嗽。姥姥心疼姥爷，就让他养着身体，家里家外由她继续一肩挑着。
姥爷似乎承袭了他父亲的性子，闲着闲着就逛去了山里的赌博摊子，热闹没看多久，也伸手搓起了麻将。他遮掩得天衣无缝，每次都把家里的活儿做完才去，姥姥从地里回来之前，他又已回到家里烧火做饭。我小舅也常常从地里偷跑回来，跟着姥爷去，姥爷却不以为意。
纸里总包不住火，父子俩还是双双被姥姥逮住了。姥姥本就对赌博恨之入骨，磨破嘴皮子给他们讲道理，爷俩每次都答应得很好，可只要我姥姥出了大门，他们的腿就不由得向赌博的摊子走去。
每逢赌完回来，姥爷和小舅任凭姥姥怎么叱骂都不还口，打也不还手，闷头干活，不给吃饭就不吃，不让睡家里就睡牛棚，好似这样就能赎罪。他们今天满口答应戒赌，第二天照常去赌博，赢了钱，就给家里添置一些家具，买点粮食，输了钱，哪怕家里仅剩的几颗鸡蛋，也要惦记着卖了。
1976年，我母亲23岁，在村里已经算老姑娘了。看着别人家的闺女大多都已经结婚生子，姥姥这才意识到把大女儿拖得年龄大了，不好找对象了。她到处托人给我母亲说媒，直到冬天我母亲出嫁，她才又松了一口气。大概也是汲取了教训，我小姨刚满20岁，姥姥就开始托人给她说媒。小姨长得漂亮，又上过几天学，姥姥为她精挑细选，选中了我的小姨夫——后来证明，他是我们家族最靠得住的人，小姨的日子也是家里面过得最好的。
小姨结婚那年，小舅也18岁了，他赌瘾极大，姥姥常常要跑到山里抓人。姥姥还想拉小儿子一把，可惜我小舅总是削尖脑袋躲着我姥姥。倒是我姥爷，次次被抓，从不让姥姥落空。他还是那股子劲儿，抓到了就认错，过后继续。但姥姥对姥爷似乎已经彻底放弃了，就算看见丈夫在麻将摊子上，也只是二话不说，扭头就走。
一天，小舅打了一夜麻将，回来倒头就睡，姥姥也没叫他。等他醒来，姥姥把自己攒的私房钱拿了出来，让他去河北，学点手艺——我有个表舅当时在河北的一个发电厂，姥姥早就联系好了这个外甥，说让小舅去看看，能学点什么就学点什么，最主要的，是想让小儿子离开乌烟瘴气的老家。
小舅走后，49岁的姥姥就从村里搬了出来，去到镇上一家裁缝店里拜师学手艺。她是免费学徒，不交学费也不给开工资，管吃管住。姥爷似乎是心里有愧，赢了钱就跑来镇上给她送去，但姥姥不要，从窗户把钱扔出来。姥爷捡起钱默默地回来了，路过我家，就把钱给我母亲留下，让她有空再给姥姥送去。但姥爷在牌桌上输多赢少，家里能卖的都卖了，实在没有卖的，就给人家做工顶账。
小舅在外的2年时间里，姥姥学裁缝出师了。她本就心灵手巧，做出的衣服格外受顾客欢迎，老板也给她开了工资。后来，姥姥给姥爷做了一件棉衣，也是托我母亲给姥爷送去，还特意嘱咐，说是买的。
那两年，我母亲成了姥姥和姥爷的联络中介，她盼望着父母的关系能恢复，常常传递“错误信息”，对着姥姥说姥爷的好，对着姥爷说姥姥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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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小舅归乡，同行的还有一个贵州姑娘，小名叫雀枝，才17岁，身材高挑，五官端正。小舅带着雀枝来我家串门，我抬起头瞄了她一眼，她从兜里掏出一把糖果给我。小舅一只手揣进裤兜，抖着腿说：“拿了糖，叫小舅妈。”
我把小舅从脚看到头，感觉有点对不上号。他穿着皮鞋，笔直的西裤，雪白的衬衣，打着红领带，外面还穿了一件崭新的西装外套。正是六月天，我穿着短袖都热，他手里拿着一块毛巾，不停地擦汗，本来二八分的发型，擦成了鸡窝一般。
“小舅，你不热吗？”我没有叫小舅妈，注意力全在小舅身上，这一句话，把小舅妈逗乐了。她又说了几句话，我一句也没听懂。
这天中午，小舅和小舅妈就像刚进口的洋货，村里人一传十，十传百，从中午到傍晚，来我家的人走了一波又来一波。小舅妈始终坐在炕上的角落里，面带微笑不说话。小舅依旧抖着腿，和进来的每一波人打着招呼，并发放喜糖。这一波刚出门，下一波在院子中央候着，小舅赶紧对着镜子，伸出“五股叉”把头发向两边拨开，一个潦草的二八分，片刻之间就梳好了。
一下午过去，我还是觉得炕上的小舅不是我熟悉的那个人。2年前，他穿着破布衫子、露脚趾头的破布鞋，留着寸头。他那时爱打麻将，我也不喜欢他，但不是今天这个嘚瑟样子。
直到天黑，我家才终于安静下来。小舅脱掉皮鞋上了炕，那个脚臭的啊，至今想起来都……我母亲正在准备晚饭，小舅妈蹲在地上，手洗着小舅的白衬衣，她也不说话，偶尔抬头笑一笑，她真美。
小舅去镇上说服姥姥回家。姥姥看到小舅的装扮和嘚瑟劲儿，也就明白了小儿子并没有什么成长，只能恨铁不成钢，她对雀枝也没有太多话，更多的是惋惜。小舅从村里又请了几个长辈来劝姥姥回来，我母亲、大舅和小姨也都当了说客。姥姥被众人的劝说动摇了，最终辞去了裁缝店的工作。小舅满口答应她，以后要好好做人，踏踏实实过日子。
姥姥是秋天回来的，别人家都忙着收割庄稼，姥爷家里的地却没几天就收完了——我姥爷种的地，夏天连草都没锄，到了秋天，人趴在地里，得从草里找庄稼，只有我大舅种的那块庄稼长得好。
见小儿子脱下皮鞋和西装，换上旧衣下地劳动了，见丈夫也很少去赌博了，姥姥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