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中兴是车队修理工学徒，平常上班不忙的时候也很少偷懒往外跑，不像黄狗头所在的四连和二连因为离得近，所以黄狗头和章红安、谢毅、赵国华也走的近，上班偷懒不是你找我就是我找你，方便得很。
其实谭中兴因为父亲是章红安老爹当矿长的那个矿场的矿工，自小就和章红安一块玩耍的，他进了兵工厂后，赵国华是经过章红安介绍才结识谭中兴的。常在一起混久了，后来就混成了老铁，混成了六人帮。
认识不久，赵国华就发现谭中兴也是个调皮捣蛋惹是生非的角色。他们打的群架大都因谭中兴而起，因为他这个人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个性，别看人瘦得像竹竿，他倒没认真怕过谁。
俗话说老太太吃柿饼——拣软的捏，谭中兴因人瘦小，和人有了矛盾争执，每次都成了别人眼中的软柿饼。谭中兴做了软柿饼吃了点亏，他们几个立马有了强烈反应。
说来也怪，最胖的偏偏最护最瘦的，所以花和尚和谭中兴最要好，花和尚横行霸道惯了，一言不合就要动手，加上打架成瘾的章红安、唯恐天下不乱的黄狗头，这架打不起来才怪。
章红安和谭中兴都跟一个师傅学过咏春拳，谭中兴学得比章红安用心。师傅说谭中兴容易受欺负，特别让他练习抗击打，所以每次打架，好像谭中兴吃的苦头多些，不过第二天这小子又像没事人似的，嘴巴还是那样生动活泼，屁股还是坐不住，一不小心又惹出一点事来，连花和尚也烦他老是弄出新花样，也只有花和尚放个屁也可以镇住谭中兴。
黄狗头挖空心思诱捕农民兄弟养的狗，大大对了谭中兴的脾胃，谭中兴的劲头其实比黄狗头还大，不过他住车队宿舍，那里靠近厂行政中心，狗的形迹很少，所以打狗行动还是黄狗头组织为主。
黄狗头后来又组织了好多次打狗行动，弄得附近的农民兄弟不敢养了或是圈起来养。赵国华和章红安、谢毅有时参加有时没参加，终于有一次就弄出大件事来，幸好这一次除了黄狗头自己，六人帮其余五个和腌肉都没参加。
出事那次是吃完狗肉，黄狗头没把狗骨头埋了，而是把它倒在四连指导员宿舍门前的垃圾桶。
那几天黄狗头因为学徒期再次延长三个月而满腔恨意，所以就故意整蛊指导员。但他因为他的冲动和愚蠢要付出代价。
丢了狗的农民恰好是一个很执着而且脾气火爆的年青人。他不动声色在工厂宿舍区寻觅，终于在厂干部楼前发现了线索，回去发动了全村的贫下中农拿着锄头棍棒，把四连指导员堵在屋子里大吵大闹，自然惊动了厂部。
莫贺主任调了一个排的驻厂守卫部队去弹压，谁知愤怒的农民兄弟红了眼要拼命，解放军也不敢真的对阶级兄弟开枪。幸好赶到现场处理的薛国良向农民兄弟打了包票，答应严肃处理真正偷狗的人和赔偿农民兄弟的损失，才把贫下中农劝散了。
莫贺主任火冒三丈，命令保卫组严查。
这种案子在保卫组来说是小菜一碟，两个小时不到就把黄狗头揪了出来。
黄狗头骨头倒是挺硬，承认每次打狗都是他组织的，嫁祸指导员是因为指导员卡着他不让转正。
逼问紧了，不交代同伙说不过去，只把同连队一块捉狗吃狗的几个班长、党员供了出来，还加上了一个当晚有份吃狗肉的四连副连长。杨志武、章红安、谭中兴、腌肉、谢毅和赵国华一个都没说。
倒是他们四连的荆老兄供出了一个特胖一个特瘦的，那就是杨志武和谭中兴了，邝组长于是一个电话先把谭中兴传到了保卫组。
谭中兴到了保卫组，邝组长一拍桌子他就变成了王连举（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的叛徒），不但供出了杨志武、章红安和赵国华诸人，还交代了十几次作案经过。也亏这小子好记性，每次打狗的日子和参加人员都说得清清楚楚。
邝组长于是拿着材料向莫贺主任汇报。
莫贺主任很生气，板着脸孔说，做人要光明磊落，我这辈子最恨的是偷鸡摸狗之徒，何况是偷农民兄弟的狗？莫贺主任严肃指示，对这次破坏军民关系、工农关系的首恶份子要严惩。
于是黄狗头给开除出厂，谭中兴因为是学徒工也予以辞退。
其实杨志武和章红安也是学徒工，问题是邝组长汇报的时候，特意把谭中兴平时的不良表现重点提了出来，所以就该他倒霉了。
邝组长之所以要对谭中兴下重手，是因为谭中兴早已在他那里挂上号。
谭中兴是进厂当学徒的工人中运气最好的一个，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没靠山二没关系三没送礼，怎么就安排进厂车队当学徒了？
当时的社会上流行一句俗语，叫做”医生司机猪肉佬”，说的就是这三个职业最吃香。医生就不用说了，救死扶伤真本事，人吃五谷杂粮，不说大病，平常头疼脑热的小病总有吧？所以医生的社会地位最尊崇。
在民生物资统购统销的年代，居民每月只供应几两肉、几两油，肚子里没油水干活也没劲啊，认识一个卖肉的就显得很重要了。
而司机呢，不仅是看重掌握了一门谋生手艺，而是看重他能捎带你免费去某个地方，更多的是看重他从外地捎带回来的物资便宜。举一个例子，在厂生活区的那个小市场，通常一块钱可以买7、8个鸡蛋，但厂车司机跑一趟湖南带回一大筐鸡蛋，那边价钱是一块钱可以买10个甚至11、12个。
谭中兴为人机灵勤快，晓得孝敬师傅，和人搞好关系，在车队混得如鱼得水，都已经学会开车了，如果不是出了一件全厂瞩目的大事，他也不会被邝组长惦记上。
小三线工厂建在偏僻山区，建设好以后自成一个半封闭的小社会，较高的文化教养，更为广阔的阅历和眼光，乃至高出当地很多的工资及福利待遇，以及由此而构成的厂区文化，和当时当地的落后、贫穷、闭塞、文教低下、民风彪悍形成强烈的反差对比，于是各种各样的纠纷、矛盾、冲突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一般来说，当地农民和工人发生矛盾、争执、纠纷，大多是农民占下风。因为厂区文化形成的结果，是工人们对外特别团结，而且会讲道理又适当退让，所以建厂几年也没有发生大的冲突，算是相对平稳和融洽。
问题是扩招以后，大量各地年青人进入工厂，当然作为照顾也招了一些本地人。新的矛盾又出现了，城里来的年青人那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让他们和本地青工合不来，终于在一个星期天，由一场工人打架，发展成当地农民和工厂工人大规模械斗。
这场械斗的突出人物就是谭中兴。原本最先发生矛盾和打架的并不是他，当本地青工叫了一伙农村同伴，在农贸小市场截住复仇对象进行殴打时，正巧经过的谭中兴热血上头，奋不顾身就冲过去。
谭中兴其实和被截击的那个工人并不认识，但这并不能阻止他冲上前，几乎是本能地，刚好在附近的工人、特别是年青人也及时冲过来，于是打人的变成了被围殴。
谭中兴冲上去时，面对对方人多并不懦怯，因而出手不留情，打倒了两个人时，工人们已经围了上来，谭中兴更加兴奋，高声叫嚷着，妈的，敢在工厂撒野，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
很快地，附近越来越多的农民拿着锄头棍棒赶了过来，看到己方吃了大亏，怒不可遏就开打，谭中兴十几个人吃亏在手无寸铁赶忙逃开，幸而闻讯而来的工人也越来越多，于是双方打成了一窝粥。如果不是驻厂部队紧急出动，并且鸣枪警告，这场械斗事件会越搞越大，伤亡惨重。
这次械斗，惊动了当地政府，很快就派出官员进行协调处理。双方革委会都是军代表当家，利益一致，工厂拿了一点钱出来，事情就解决了。
事后统计，农民这边重伤3人，还有不同程度受伤10多人。工厂这边都是头破血流的多，都不用送医院，厂里的医务所就处理了。
参与处理的邝组长，因为农民那边还强烈要求处理一个姓马的工人，原因是这个人最凶恶，重伤的一个就是姓马动的手，于是仔细调查之后，才知道农民兄弟搞错了，这个打得最凶、跳得最高的人就是谭中兴。
邝组长曾找过谭中兴，问他，为什么不报告、不阻止反而直接冲上去打？谭中兴很不客气地反问，你看着你的兄弟、你的战友挨打，你会无动于衷吗？
邝组长被噎得无可奈何。实际上，邝组长认为，这场械斗，谭中兴起码要负一半的责任，他若冷静地、大义凛然地上前制止，后面的事就可能不会发生。因为被打者已经无力反抗躺在地上，打人者已经出了那口气，如果不是谭中兴二话不说就动手，不会出现越打越大的糟糕情形。
厂里为了维稳，这次打架没有处理一个人，只是发出严厉警告，不准再发生打架斗殴，否则严惩不贷！邝组长于是记住了谭中兴这个名字，这一次算是抓住了机会，很好地诠释了什么叫做秋后算账。
莫贺主任在邝组长汇报时，还说了一句话，以往不咎。
赵国华和章红安、谢毅、杨志武、腌肉，还有四连那些曾参加过打狗吃狗的人，因为那晚没参加行动和吃喝，既然以往不咎就不用处分了。不过当晚有份打狗和吃狗肉的其他人都当了陪绑，都有一个警告处分，并且从工资中扣除给丢狗农民的补偿。
这一件事给杨志武的冲击很大。
他从邝组长那里知道了黄狗头一案的详情，知道了对黄狗头一案的决定，那种失落与无奈的情绪在脸上表露无遗。赵国华和章红安、谢毅也是相对无言，都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
黄狗头、谭中兴灰溜溜离厂那天，六人帮剩余的四人和腌肉、老菜头，还有七、八个和他俩要好的人都跑到车队为他俩送行。
杨志武这回真的是阴沉着脸，谭中兴大大咧咧的拍了杨志武一下，笑着说，又不是送我们去坐牢枪毙，苦着个脸干什么，不就是开除嘛，开除就开除呗，这鬼地方我早就不想呆了。哈，老子回家喽，你们在这慢慢熬吧。
黄狗头也走过来，笑着说，走了，回去探亲记得找我们，我弄一顿正宗的狗肉煲给你们尝。
赵国华和章红安硬是摆了一副笑脸，很不舍地和他俩道别。
还别说，没想到这两小子因祸得福，后来各自在家乡混得好好的，最让人羡慕的是谈恋爱结婚也不用审来批去，不像胡莎莎登记结婚要先外调，她要求调回广州就更麻烦了，求爷爷告奶奶走了好多门路，送了不少红包才如愿，不过那是很多年之后，军工转为民用时候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