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月焦热，人心随天时，曝晒在三伏节气的真阳炎火中打滚。
微信里来了母亲的消息，总是那一串破布麻烦事，重点就是让我快快买票回家，主持协商——家里的那尊爹，又开始闹离婚了。
起初，我没考虑回家。自家爹娘闹离婚已十多年，那点稀薄的血脉亲情不知从何时起，变作冤亲债主的绞命索，紧紧捆绑住家里的每一个人。我和姐姐，已经对这旷久缠绵的家庭战争完全疲惫，一颗肉芽心在双亲互相诋毁谩骂的箭雨中被扎得千疮百孔。
与父母周旋的十多年里，我们从开始的委屈、叛逆、抗争，消耗到妥协、认命、自渡，到了眼下，退守成了愿保命。
爱变恨，情成恶。这个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现在这副冤冤相报的模样了呢？
往前追溯，父母的婚姻小船似乎早早就漂出了爱情码头，在深邃无垠的水面上，摇摇晃晃、摆渡苦撑才走到今天，避不开的暗流，一次又一次试图掀翻小船，街头巷尾讨生活的那些难以消解的痛苦被夜以继日地编织进他俩的婚姻关系中，像冰水滋进热油，溅出来的油泡子给人烫出道道伤疤。
作为儿子，面对着这口油锅，我避无可避。
1
据外婆说，母亲和父亲是自由恋爱，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甘肃山区，两个人的感情里找不出一丁点农村包办婚姻的瘢痕。这场充满先进浪漫主义精神的婚恋，成了日后外婆每每提及就捶胸捣膛的遗憾。外婆很是后悔自己当年的心软，如果人生能回头，她势必要掐死当初被母亲领上门时，那个油嘴滑舌的矬子父亲。
1994年，母亲杨兰19岁，在县毛纺厂做女工，生得大高个，高挑靓丽，或许是因为早前南下打工的经历，南边湿润的空气令她有着不同于西北姑娘的白肤，在毛纺厂她是排得上号的俊俏女娃。此时要在毛纺厂这类国营厂上班，是得有指标的。
母亲是农村户口，家住离县区12里外的马耳湾二道梁上，外公是个伺弄黄土地的庄稼把式，犁种着一亩四分大的半阴山坡地。堂屋内外老少六口人的粮，靠这几分薄地勉强能糊弄饱，和厂子里的职工子女、转业干部们比起来，山妹子母亲是个毫无疑问的贫下中农。
母亲村小读搭配二年级就辍了学，跟着外婆养猪务农带弟妹，帮衬着填饱大大小小吃饭的口。80年代，能供得起娃上学的那都算得上是富裕庄子，知识像白糖猪肉一样金贵。小小瘦瘦的母亲匍匐在土地上挖洋芋时，不止一次向往过村小那两间矮矮的土墙教室，她早慧敏感，知晓洋芋花开得再漂亮也种不进花盆里，要填饱肚子改变命运除了进学校读书外，唯有做买卖，也不得不做买卖。
母亲是天生的生意人，胆大不说，心思更活泛。她从跟在外公屁股后面，挑着扁担赶大集卖鸡蛋，到颤着脚，背着背篓去县城西山脚下的军营大院外摆摊。靠着手心里的一枚枚鸡蛋，15岁不到的村姑娘把人生里的第一个摊儿支了起来。16岁时，母亲就提着一篮子鸡蛋，从县城老火车站逃票登上了南下武昌务工的列车。火车出西安，过安康，一路提心吊胆地从湖北十堰顺着汉江蜿蜒到武昌，靠在火车上一节车厢一节车厢地卖鸡蛋挣毛票，然后再一站站地补车费，才避免被乘警赶下火车，抓进铁路公安的悲剧。随后几年，她便留在武昌打工。
那时候，生活于母亲而言就是“爱拼才会赢”。血性不是男人才有，一个女人的血性是藏在温润柔情下的挺拔脊梁。她们那么坚韧，即使生活无数次淬火，也依然笑盈盈与之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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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能进厂，靠的一个是机遇，一个是手里的真功夫。在厂子里，母亲的样貌出名，做工的手艺名气更广。同样的料子，同样的机组，母亲做出来的毛样，就是要比其他线上的姑娘们做出来扎实。不仅如此，母亲还是快工出细活，“哒哒哒……”一连串鞭炮似的密集作业声响起，母亲左手边进没打磨的粗线料，右手边出来精细的一级货料成品。经扣经、纬搭纬，母亲过手的毛料几乎没有乱线，更极少返工，没经过打磨，就已经绒粒平整，夺冠车间。
机组的组长惊异，当着一众人的面揶揄母亲：“看看人家杨兰，都是五根手指头长着，都是一样的洋芋酸饭吃着，怎么做出来的活就是不一样？”
母亲受宠若惊，这样的话私下说是赏识，放明面上摊开了，就是把她架在工友们的目光中火烤。不过，在南方那几年，母亲从一个毛丫头炼成花木兰，厂子里复杂的人情世故对于她来说，根本比不上跑江湖找生意时遇到的苦楚二三。
组长的话里倒不出香油，母亲装傻充愣，推说是在南方打工的时候就上手过类似的机子，攒下了一点经验，还主动手把手地教身边的工友打料。这一招防守下来，冲散了那些不善的目光，反倒让原本轻飘飘的夸奖垫成事实。
母亲慢慢站稳脚跟，日子逐渐好过起来，工作上越发得心应手。
毛纺厂作为县里不多的几所国营厂之一，工作任务甚是繁重。当年机器不像现在这般精度高，自动化程度高，要完成指标，需得人力来补充机械上的不足。增加纺织的工序，多过两道机子勾线编边，经过女工们一双双手的重复作业，堆积叠加出达标的质量。
就这样，一件合格的产品光是粗加工里的纺织环节，就得经过三道工序。这本就是熬炼人手艺和心气的活儿，年轻女工们大多是还没结婚的毛丫头，闷在车间里做一天工，再活泼的百灵鸟也能被熬成哑雀。
时间久了，难免出岔子。母亲也是雀儿中的一只，和其他工友比起来，她干活的诀窍无非就是咬紧牙关、坚持扑腾罢了。她常说：“力量是撑出来的，本事是逼出来的。”母亲识字不多，没法也没条件从课本上学什么道理知识，对她来说，生活就是一本大书，任何经验都是从干中学，所谓的困难和难关无非就是用身体去一遍遍趟。
在机组，当别人还是单手作业时，她已经是双手上线，左右配合打起组合拳，默不作声地加速度。两只手灵动得像两只翩翩飞舞的蝴蝶，抽线、压边、穿针收口，脚配合手，手配合心，嘈杂的车间里，她安静得像一粒腈纶碎末，悬浮在机轮上任锋利的钢针将其编织成纹。
和那个趴在田地上、挥舞着铁镐挖洋芋的小女孩一样，19岁的母亲挤在毛纺厂的纺织线上，想把自己这朵洋芋花从黄土地移植到花盆里。
2
做工的日子虽然辛苦，但好在是个正式工作，在90年代的西北小县城释放着其特有的阶级光芒。工人是光荣的，不管是不是正式工，只要能进厂，在外面人眼里就有了一个端得住的“铁饭碗”。母亲不是正式工，更没有编制，她说自己曾经差点成为“厂院子弟”。
事情要从外公说起。在他成为马耳湾二道梁庄的一名老农民前，他刚从部队复员转业出来，是待安置的退伍军人。外公是60年代的兵，服役在新疆的骑兵连，按照当时的安置政策，他被分配去了邻县的镇粮油站。
就在临报到上岗的前一个月，外婆托人捎来口信，她坐了胎，地里的活没人干，马上就要春耕，家里缺了这根顶梁柱，实在盘不转。没办法，实在是没办法，安置的工作是干不成了，外公回来老老实实扛起锄头，成了万千西北老农中的一员。
西北的土地过于贫瘠，种出来的口粮缴完农业税和大队里的公粮后，再挤不出多余一粒麦稞。于是外公只能农忙务农、农闲务工，靠着卖力气的苦钱养家。后来每每提到这段家史，母亲总幽怨地说，要怪就怪外婆死心眼一根筋，只晓得守着不中用的土地，害得外公舍弃了工作，也舍了一家子的出路。
按照当时的政策，外公要是去了粮油站，母亲未来就有可能接外公的班，混上“铁饭碗”一直干下去。如此，母亲的人生也就会拐入另一个世界，成就另一副光景。起码，不会像现在这样辛苦。
多年后，我自己参军退伍，去乡下看望外公，趁着他去打谷场抱柴火的空当，我偷偷问外婆：“为什么当年要喊外公回家当农民？”
外婆包着头巾盘腿坐在炕上，慢慢揉自己的老寒腿，空悠悠地回答我：“你爷不回来，家里的地就要被旁人占了去，我一个不识字的婆娘女子，守不住这两间瓦房和院子。”
60年代，农村形势紧张，外公去新疆当兵，屋里当家说话的是他的兄弟，外婆在这个家是没有话语权的。外公的兄弟听见外公复员要给安排工作后，立马找到外婆，嚷嚷着要分家，尤其是要分走外公名下的两片山地。外婆舍不得地，粮油站的工作是好，但没法让她和男人在外县落户安家。况且，当年农村人的守土情结极重，两间瓦房是祖业，一代人攒出来的家底，怎能轻易舍弃？外婆不能，外公更不能，于是命运的船头在水波里打了个圈，又驶回原来的航道，空留一片历史涟漪，波漾在我这一代，短短的唏嘘声里。
外公破了吃公家粮的梦，母亲破了厂院子弟的梦，到我这一代，倒再也没什么梦可破了。
3
毛纺厂车间里最值钱的物件，当数女工机组里的那几台从省外运来的机械。毛纺厂是轻工业，机组里的机器是一溜的真钢纯铁锻出来的织架机，三线建设时期的老牌机器都是耐用耐磨的好东西，但操作复杂，又重，女工操作一会就累得手酸汗淋。跟下地割麦子似的，头一天还能哼哧哼哧地做工，等睡一夜到第二天早上胳膊就抬不起来了，从头到腰，脖子连着膀子，筋断肉乏，酸痛不已。因此，车间里终年飘着一股子难消散的活络油味。
后来地方上流传开一句下流话，用来编排厂里的女工，唱作：红辣椒辣，绿花椒麻，毛纺厂的女子可劲大；腿儿长，奶儿白，能挣钱来能养儿，就是费男人毬上的活络油。县地方言粗俗，野小子们像唱西北“花儿”一样在县城的每条巷子里传唱这类黄歌。风靡了好些时候，但这些时代的水沫子，当现实中的建筑物轰然倒塌后，附着其上的故事随之分崩离析。黄歌也好，毛纺厂也好，最后都一起消融在改革的滚滚风烟中。
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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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纺厂健在的那几年，每到晚上下班时候，厂门口就会聚集起一帮毛头青年。这里面就混着我的父亲。
90年代的县城里，如果谁有一辆国产的嘉陵江牌摩托车，那是牌面中的牌面。在毛纺厂门口，个子矮小的父亲坐在他的摩托上，被前面的青年才俊们堵在重重人影后，但在“嘉陵江”的加持下，他的风光难以掩盖。
能追到母亲，嘉陵江或许功不可没，可以想象，在一横一竖两条交叉主街上，一个农村男青年载着另一个靓丽女工从城东浪迹到城西，再从南边拐弯加速甩到北边，这样一圈风驰电掣下来，真是要多飒有多飒。尘土和机烟飞扬在嘉陵江后面，街道上人们诧异又好奇的目光聚焦在两个钱包空空、羞涩且胆小的农村男女身上，泛起的滋味一定比秦椒拌芥末还要复杂。
这对青年男女从街道的一端奔向另一端时，一定畅想过未来生活的美好。或许，母亲那时候真的感受到过爱情，也期待过爱情变现后的婚姻生活，只是她不知道，一切套着迷人外壳的短暂快乐都是痛苦的药引子，前奏过后，生活的舞剧这才真正地拉开序幕，只是这时，她已经套上戏服，无论愿不愿意，她必须接着舞、舞、舞。
说实话，至今我都没法理解细高挑儿的母亲是怎么看上五短身材的父亲的，实在好奇我那个“活爹”是怎样把母亲骗到手的。我不信只坐几回嘉陵江，精干的母亲就能被父亲和他的小摩托蒙蔽双眼。
我在家里收拾旧物的时候，翻出过母亲的结婚照，照片上的她完全不是我印象里的样子，她瘦瘦高高，神采飞扬，浓密的黑发烫成时兴的卷发簪在脑后，额前调皮地挑出两绺刘海，映衬出姣好的面庞。身上的白色婚纱是那样美，漂亮得我都不敢认妈，而一旁的父亲整个人毫无出彩的地方，头顶堆满自然卷，脸颊沁着两团高原红，只是显得年轻而已。这样一对新人，不能说男才女貌，只能说女方没长心。但凡母亲当年在择偶上封建一点，今天她的日子就得往幸福里靠。
母亲说，她嫁给父亲那会儿莫说彩礼，就连根针都没有。她的婚姻更像是一场口头骗局。对于这点，心虚的父亲从不敢反驳。
4
父亲家是个破落户，两人结婚不久，家里就欠下贷款，买了县城陈家巷的一处60平左右的二手房。唯一的资产“嘉陵江”，因为要还债，最后也只能变卖。本来，父亲的嘉陵江就不是用来找对象装牌面的，作为当时的主力运输工具，是父亲用来拉货跑买卖的重要帮手。从一个乡镇到另一个乡镇，摩托车载货也载人，靠着嘉陵江，父亲混个肚饱，也意外地拉来了爱情和婚姻。
这段自由恋爱，“嘉陵江”是媒人。但父亲最终变卖了他的爱情见证人，新租来一辆跑货的面的。
能开一辆真正的属于自己的货车去跑单、拉买卖，这在1996年是西北五省每一个卡车司机的梦想。开了两年面的，攒了一沓十元票，耐不住朋友劝说，父亲决定卖掉面的跑长线。要跑长线，得先有辆能装货的大卡，父亲母亲凑了一个月的钱也拢不齐买车的钱。无奈，父亲只能去找包车老板租车。那时候，奔驰在316国道上的卡车司机分两种，一种是人车合一的，一种是人车分离的，前者给自己打工，后者给包车老板打工。
县里没有租卡车的门路，得托熟人去市里货运站附近的租车公司签合同租车。租车地就在货运站旁边的一排矮平房里，说是公司，实际就是个挂了牌的皮包站点。货运站本就在郊外，离国道口不远，这处站点与货运站紧挨着，旁边还有一间规模颇大的修车行，是大卡司机们来回卸货出入站的关口。听说，租车行与修车行的老板是连襟，和货运站的头头脑脑们也是一竿子上挂着的亲戚。
租车的手续简单，主要分为两类，一个是三月包，一个是年包。三月包也叫季包，本地人大多喊作“四包”，因为一年有四季，四包就是分季交钱，相当于现在的分期还款；年包是一次性付清一整年的租车费、保险费和回车费，四包与之最大的不同就是租车费需要多交480块钱，摊到每次多120元的开支。另外就是回车费要多“意思意思”，四包的司机流动性大，车行老板就吃准了这点。所以在当时的货车司机们里有一条“鄙视链”，即买车的看不上租车的，租车的看不上四包的。父亲咬咬牙，签了年包合同，显然他是下定了决心，想靠跑长线运输还债买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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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家里还发生了两件大事，先是国有企业改革母亲下岗，继而又在下岗后的第7个月生了姐姐。
国营毛纺厂倒了，女工们纷纷下岗，正式工情况还好些，起码可以吃到些老底，母亲这样的“三无女工”只能做无脚鸟，一扫帚扫开，纷纷惊慌起飞。母亲没有班上，只能做些手工活补贴家用，等姐姐稍长点，母亲就将她寄养在外婆处，从批发市场搞来一批袜子毛线，干起老本行。
父亲对于姐姐的到来并不满意，母亲躺在妇幼保健院等开指的时候，父亲还在外地跑车，等姐姐呱呱坠地，病房里一切尘埃落定，父亲才顶着鸡窝头匆匆赶来。他一看见襁褓里的小婴儿，便急不可耐地掀开裹布，从孩子的两腿中间搜寻奇迹，等他失望的表情从棉布底下露出来，母亲从他的眼睛里看见了一种不属于当爸了的冰冷。
“急慌慌地叫我来干啥！外头的货主催你也催，来了就让我看个这？！”撂下几句钢钉似的冷话，父亲便骂骂咧咧地赶回去开车了，全然不顾正躺在病床上极度虚弱的母亲。
“日不出儿子娃娃，怪婆娘没本事，哈种！”一旁照看的外婆怒极了，对着门口不断唾骂。“两弹一星”的奇迹在这间病房里并不存在，但对母亲来说，姐姐的平安落地就是她念叨的阿弥陀佛给予她的，最大的保佑。
姐姐出生后，家里的经济情况愈发拮据，两人省吃俭用，终于攒下些做买卖的本钱。
母亲想和他一起做生意，但父亲只会开车，他还对自己的卡车梦耿耿于怀。在这个家，父亲的海拔低，但心气高，甚至有点独断专行，家里的大事往往是他拿主意。于是父亲再次下定决心，花光两年来的积蓄并向外借了大额贷款，一口气拿下了他梦寐以求的大卡。
那是一辆国产的东风（EQ）153，也叫“八平柴”，蓝色车身，平头样式的驾驶室，动力系统是康明斯，荷载数8吨，和老式解放大卡相比，东风俊俏且新颖。在1996年，一辆新出厂的东风153没有20万是拿不下来的。父亲手里的钱离买新车差得太多，可租的二手大卡安全隐患频发，修理麻烦耽误买卖，为了打拼新生活，父亲母亲只能再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地筹钱，咬着牙硬上马了这辆“八平柴”。
从此之后，父亲开着属于自己的卡车，往返于316国道，上兰州，走西宁，从陕西奔青海，从关中平原一路西行至戈壁黄滩。像当年靠着“嘉陵江”拉出一个家一样，父亲开着他的大东风，继续为他辛苦垒出的小家庭东突西进。
那时候，母亲和他虽然有争吵、有打骂，但在贫瘠的生活里还能尝到些许甜蜜。更重要的是，两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还同心同德，还憧憬着一个有奔头的未来。
5
这个家正好好地往前走，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插进来——我出生了。
在改革春风吹满地，高楼大厦平地起的千禧年，作为广大无产阶级一员的我，踩着90年代尾巴，匆匆赶来人间。
这一次，父亲在我的两腿之间看到挂着的“两弹一星”之后，他不再咒骂，耳朵眼和鼻子孔都灌满了笑。母亲看见他的丑样，重重吐出一口气。从此之后，这个家的配置终于补齐了。
我的到来给这个家增添了多少欢乐，我不知道。后来姐姐说，自从有了我，家里面的瓷碗都囫囵全了，屋子里摔锅砸碗的声音，暂停了很长一段时间。作为底层农民工家庭里的男性，我一出生就占尽了家庭的红利。姐姐对这一点的认知比我早得多，她不需要刻意感知，就能轻易察觉到父母待我俩的不平等。
但我并不是一颗福星，我出生后不久，家里就出了事。父亲在外地出了车祸，跟他合伙做生意一同押车的同乡眼见出了事，拉开车门跳下车，货也不顾了，就往国道两边的树林子里钻。同乡逃了，父亲急得跳脚，受伤的老乡从地上扑过来死命地抱住父亲的腿，一边捶胸顿足，一边疾声大嚷。
他又能往哪逃呢，车跑不掉，货也跑不掉，母亲和还在吃奶的我还等着父亲拿这车货换成钱。那条国道靠近村镇，路上来往的人车也多，很快，叫嚷声唤来了众多拿着铁锹木棍的老乡，他们围住父亲，搜出他的车钥匙，扣下车和货，行云流水地操练着熟悉的流程，像揪小鸡仔一样揪着父亲的衣领往前方的镇派出所赶。
父亲被这阵势吓住了，他哪里会想到自己这个平平安安开了这么多年车的老师傅，居然也会在宽阔无碍的沥青马路上“翻大船”。他怨恨自己没有同乡人机灵，但他更不敢丢下车和货，就在这样惊恐和懊恼的交织中，脑袋眩晕的父亲被铁锹铁镐架在胁肋下，押进了派出所。
一进派出所，天都是暗的。
“是不是你撞了人？”
“老实点，嘴里面不要打胡话。再不老实交代我护不住你，你看看伤者家属这架势，我要是不护着你，他们能把你打成残废。你信不信？”
“再问一遍，是不是你撞了人？”
父亲被丢到地上，接受审讯。四周乌压压的，他看不清戴帽子的人的脸，也看不清周围老乡的表情。但无数拳头和铁锹围堵着他，乱糟糟的骂声和说话声急促地鞭打着他，要他快快坦白从宽。
“还不说？那去去去，你把人（伤者）送医院去，先给人看病，看完病再蹲牢。”
父亲听了这话老实了下来，他想起自己刚出生的小儿子，然后咬着牙，认了。
听到他认了罪，屋子里的人都松弛下来。原本剑拔弩张的气势消失了，代之以一种欢快喜悦的氛围，父亲被这情形搞昏了头。
事后，他才反应过来是被下了套，可为时已晚。后续就是走程序，伤者被送进医院，调解，签字，认罚和赔偿，父亲稀里糊涂就被推上一条设定好的路线，仿佛被命运设置好的一般。
赔偿的钱不够，父亲的大卡和车上的货遂变成压在他身上的债，还不够，只得卖房。而即便卖了房，也还欠着8万5的外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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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里的问题都是生长于每一个现实问题之上，没有无来由的爱，也没有无征兆的恨。父亲母亲好不容易搭建起的小房子，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梁倒柱塌，夫妻之间的裂痕就是从此时开始扩张。
父亲母亲都是农村出来的浮萍，在县城里头没有根基，陈家巷里那套小小的家属楼，四壁寒酸，除了一张床，屋子里唯一的家具就是一套绿布沙发。
我见过那套沙发，实在简陋，说是沙发倒不如说是四张套了层薄布带了坐垫的椅子。现在依旧存留家中，只是风化严重，奇怪的是沙发椅内胆居然没被蛀虫啃噬，里面的木腿和龙骨还在顽强支撑。我嫌弃它又老又丑、净招霉味，曾经多次主张要把它丢掉，母亲不愿意，死活都不让，我强行把它架到三轮车上拉去垃圾站，母亲立马摆出滚车底的架势阻止。
我想，陈家巷的小房子，虽然窄小、拥挤、简陋，却在母亲婚姻伊始给予了她很多安慰与希望。那间小屋是她和父亲在县城里的自留地，更是他们的容身处，两个农村青年从乡村走到县城，仅这小小的一步，都几乎要花去一生。
我和这个小家缘分浅短，姐姐犹记得度过的一些生活片段，温暖的，照耀的，是从过去射进未来的点点光屑。她总会开玩笑地感叹，要是母亲没有生我，她的童年一定要比现在这个版本多些欢乐，母亲的婚姻也会少些瘢痕。
陈家巷的小房子，也是母亲至今唯一一次，同时是最后一次住上小区楼房。她在那完成了从姑娘到母亲的转变，也是从那滑向人生漫长的跌宕。无论她舍不舍得，当时除了卖楼他们别无选择。买房借的款还没挣出来，脊背上又添了新的重担，这对父亲，对母亲都是场沉重的打击。父亲的脾气由此变得暴躁古怪，母亲也褪下女人的温婉，愈加泼辣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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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后的日子就是不停地征战。向生活冲锋，在婚姻里对垒。
父亲开公交，擦皮夹克；母亲去倒腾衣服，开小吃摊，卖凉粉和面皮。两个人害了失心疯一样疯狂挣钱，还债，借钱搞新生意，挣钱还旧债，一项失败立马调转车头，再借钱寻门路……如此反反复复，钱盒子里的收成时好时坏。
我们一家四口搬出陈家巷后，租住在县城老党校旁边的一处小农家院，院子后面挨着县油墨厂，离院子隔一户是一家养猪和鸡的小养殖场。农家院离国道近，交通方便，在县城边，租金也便宜。租到第五年，房东要卖房子，父母就又举债盘下了院子。
从1999年青黄不接的春天开始，到2005年水门巷食摊生意稳定，这几年中，父亲和母亲患上了“兜里没钱恐惧症”，简言之就是“怕穷病”。一碗酿皮1块5，贱利4毛，哪怕是这么微薄的毛利，母亲父亲也能在三九寒天冻死鬼的黑夜里，凌晨3点半从炕窝里爬起身，套上冰凉的防水胶皮裤，去结了冰的院子里化开自来水管，抓凉水，洗面筋，蒸酿皮。
冬天的夜里，一家人挤在一张炕席上正熟睡呢，母亲“腾”的一下坐直身体，撩开被窝，在黑暗中摸索棉裤和袜子，连带我的被子也掀开出一个空当。立马，冷空气乘着无名风如同拍浪似的紧贴住我裸露的皮肤，那一瞬，遭电打般的冷意让我下定决心，以后说什么也不能挣苦钱，哪怕过得穷点，也得保证自己能睡个暖和觉。
我永远告诫自己，钱重要，命更重要，活着不是为给钱当奴隶。咱本来就是无名小卒，大地上的一苗草，来人间道唯一的使命就是好好爱自己。
母亲不这么想，她的生活经历告诉她，有钱不赚是怠慢老天爷，过了风口就是脱光裤子卧钱堆上打滚也粘不起来一个硬币。但她对挣钱的狂热和执着，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她婚姻的不幸。父亲当然也爱钱，但他更爱享受。换句话说，他比母亲更懂得爱惜自己的身体。
一个家里要是两个人都是财迷或者贫富随命的主儿，那么大体上是能凑合过下去的。怕就怕在两人步调不一致，一个往东一个往西，一个想吃饭一个要拉稀。相比母亲，父亲就显得拉稀摆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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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门巷时，所有食摊铺子都是夫妻店，摊位上，由各家女人做买卖，男人都是搞后勤，可以说，这就是一个女人们挑大梁唱大戏的江湖。
自从父亲母亲的酿皮小吃生意落脚于此，两人几乎没有一天不吵嘴。伊始，两旁的摊友还都热心，拉架劝解，互说好话。久了，见惯了父亲母亲的不体面，他们也省了劝教的力气，要是哪天看见他俩没吵没闹反倒要叫一声惊怪，尔后就是笑嘻嘻的一长串戏谑。
“今日黑蛋（父亲乳名）老实下来了，看来昨个儿兰兰把男人伺候合适了。”
卖油茶的老头龇个黄斑牙，嘶嘶嘶地抽着纸卷烟，又嘶嘶嘶地说：“兰兰是个能干婆娘，生意做得好，男人也揣得好，黑蛋是懒汉偷力，天天躲活。要叫兰兰好好收拾，把他的螺丝扭紧才能安然，是不是兰兰？”
母亲还没张口，对面卖包子的王阿姨接腔儿：“嚯，黑蛋的螺丝兰兰能抓握得住？她能当住男人的掌柜的？”
然后她张着大红唇，偏过头问我：“兰兰后人，昨晚黑日里你爸和你妈打架没有？要是你爸再打架不好好干活，你就给他说，不干活就把毬毛燎了割毬毬，长成男人身，一天到晚格侫侫的（方言，拧巴），不想着挣钱，光知道打老婆骂娃娃。”
王阿姨人美嘴叼，总是当着巷子里大伙儿的面洗涮父亲，顺带也洗涮我。她低下身，颤荡着围裙下的细腰，一边攥着抹布洗蒸笼一边问我：“听着没有，瓜悻悻。”
我被她的柳梢眉瞪得害怕，连连点头回应。
卖鸡汤米线的老陕在后面调笑：“喔是滴，男人婆娘两个打捶嚷仗是亲亲爱爱，那兰兰就恓惶（可怜）黑蛋，你给小娃娃说这些，他知道黑夜里躺炕上哪根毛沾哪根毛。”
老陕的话配上他狭长的调调，闹腾得整条巷子的商户们都把笑声从肚子里喷到巷道上，一时间巷子里蛙鸣起伏，来买餐饭的顾客被这情形怔住了脚，滴溜着迷茫的眼想寻个谜底。
我回头看母亲，她也跟着笑，我笑不出来，因为父亲不在这儿，我就成了“替耻鬼”。
7
老家话里，人们把家里掌管经济大权的那个人称作“掌柜的”。这是个敬词，也是句调侃，因为诸如被要账催款的重要时刻，掌柜的也能是用来拖延的挡箭牌。
我们家那会儿，有时候父亲是掌柜的，有时候母亲是，为此没少闹闷气。尚在读小学的我不能理解，按理说无论谁掌这个柜，都是想把日子往前头赶的，都是为自己家干活出力，一个别人嘴里的称呼有那么重要么？
彼时我并不知道，在父母的婚姻里，“掌柜的”可不是个虚名，对于彼此藏有戒心的夫妻俩来说，谁当掌柜的真的是件很重要的事。
十多年的摆摊生活里，母亲作为守摊的门面，摊子上的活计是一肩挑，钱袋子自然也在她手里。早上是摆摊人最重要的时刻，一天的生意好坏，全靠上半日的晴雨表，做吃喝买卖的人有句口头禅，“做早不做晚，晚了饿死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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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母亲关了小吃店，先是走街串巷卖调料、凉粉，以及家里豆腐坊出产的豆制品——主要是水豆腐、豆皮、豆干、五香豆腐、豆卷等等。攒下一批回头客后，她寻思着找个固定的地点，便托人帮忙用两条烟换来了西关大街上一处小小摊位。每天清晨，母亲骑上人力三轮车拉上满满一车货赶去摆摊，从拉开遮雨篷布打扫摊位卫生，到卸货摆凳，铺开营生，大大小小的杂事都得她一件件地快干。等一切收拾停当，父亲才开着三马子来摊上送豆腐和其它豆制品。来得晚了，等待他的就是母亲大盆泼水般的火力攻击。父亲性子倔，母亲好嚷嚷，两个人经常一大早针尖对麦芒，难听话骨碌碌往地上砸，老底儿当着那么多陌生人的面一层层地揭，任凭我怎么劝也没用。
“没良心的男人，毒死鬼，光爱自个儿，不知道问问婆娘娃娃是饥是饱。你娘养的你知道渴了饿了，难道我不知道吗！”
“吃饱了，睡醒了才想起个我，好言好语一句都莫，只知道晚上坐炕头上点钱，计算婆娘给他卖一天的命，能卖出几块钱。”
母亲骂的话我挑不了理，或许是父亲从小的生长环境，他似乎天性上就要比别家爸爸更在乎自己。姐姐给我讲过一件小事，她读初中的时候某天中午放学，巧遇了在街上吃凉面的父亲，姐姐肚子饿嘴也馋，跑过去找父亲想一起吃饭，父亲看见姐姐，居然缩头躲起来了。等姐姐到了跟前，他又三言两语将姐姐打发走。这件事被熟人转告给母亲，母亲气得跳脚大骂，父亲反唇相讥：“天娘娘，吃个凉面都不行，当牛做马的，吃碗凉面还有特务查岗！”
这件事深深印在了我心里，很小的时候，我便明白子女和父母之间并不都是无条件的爱，父母可以对养育子女抱怨，子女对父母却只有报恩。
到了二年级，我要上灶做饭了，姐姐也是这个年纪。母亲要守摊，父亲饿了上饭馆，每天放学回家，厨房里冰锅冷灶不说，案板上还经常堆着隔夜的碗。除了得做自己的饭，屋里头其他人的饭食也得煮，不煮，守摊的母亲中午吃甚呢。
2010年开始，我家的地摊在豆制品的基础上，新开辟了火锅、烧烤食材的零售批发。这生意夏天清淡些，可以偷闲。到了秋冬天，家里的活儿堆成山，父亲的豆腐坊缺人手，做饭不打紧，重要的是得顶上去干活。于是，我和姐姐两人石头剪子布，轮番上阵，赢了的留厨房洗锅烧饭，输了就老老实实穿上围裙和胶鞋，去帮父亲打下手。厨房里的事并不轻松，之所以我和姐姐抢着待厨房，纯粹是因为干活能清净些。
在父亲手底下做事，身累心更累。他一刻不停地说教，干活不长眼啦、磨黄豆的水开大啦、清理豆渣刮不干净啦、杵地上发呆没眼力见儿啦，等等。只要一回想，就让人骨头里生出排斥反应，实在令人不堪忍受。
我和姐姐总会在干活的时候同父亲爆发冲突，我性子软弱，顶嘴只敢顶一半，每回交手一旦察觉到父亲声音变了，准备揍我的时候，我立马蔫巴下来，认怂。姐姐不同，她比我有种。哪怕父亲的巴掌呼过来，她也毫不退让，要是她占理，声音气势更是一点都不可能软弱，到最后经常是摔门而去。她软硬不吃，每每让我想起刘胡兰、赵一曼、秋瑾这些女革命烈士，要是在抗日战争年代，这里面一定有姐姐的大名。
和子女都闹不到一块，可想而知，父亲母亲之间的战斗就更激烈了。从水门巷摆摊卖酿皮开始，家里几乎是争吵没断过，陈家巷曾经的温暖时刻一去不复返。再加上糟糕的亲戚关系，两人之间的矛盾就像屎壳郎滚粪球，越滚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