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良的家属户口问题终于解决了，和老婆一起迁入的，还有三个孩子。
孙有康打电话要了一辆工具车，李彦和友良坐在了上面。大通也要去，被友良拦住。车是单排座，除了司机，只能坐两个人。
这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情，可是友良脸上却看不到一点喜色，心事重重地看着前面，一言不发。
李彦终于忍不住。“薛老师你怎么不高兴？”
友良叹一口气。“我怎么高兴得起来？这看起来是一件好事，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在家里有那几亩地，几个人怎么着也能活下去。到了城里怎么办？我这几十块钱工资，怎么养活这一大家人？现在一个上学，过几年是三个，学费又怎么办？还有老娘，快七十岁了，跟着老二过，老婆在家里还能隔三差五地过去看看，帮我尽一点孝心，搬出来这一点孝心也没法尽了，你说我这当的是什么儿子？”
说到动情处，友良泪眼婆娑，李彦心里也很沉重。司机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好像也受了感动，神色凝重，却不好说什么。
李彦将手压在友良粗糙的手背上。“没事，局里不会看着不管，再说还有我们这些人。”
友良淡然一笑。“我这破身体三天两头出事，每年医药费都报得最多，怎么好意思再给局里添麻烦？”
“嫂子来了，你的身体肯定会好起来。”
友良神色近乎凄冷。“你不要安慰我，我的身体我自己很清楚，如果不是共产党的钱养着，早就该见阎王了。我现在是活一天赚一天，活一年赚一年，早就赚够了。”
李彦不好再说什么，心像铅一样直往下沉。
路越来越不好走，开至山根，已有一堆人在那里等着。车停下，一个瘦小的看起来有四十多岁的女人畏畏缩缩地走过来，后面跟着一女两男三个孩子，孩子在对着下车的友良低声喊爸，李彦想这女人必定是友良的媳妇了，下车喊了声嫂子。
友良却没有理会媳妇孩子，径直走向等在那里的两个男人，叫了一声哥、弟，李彦也跟过去打了招呼。回头再看摆在地上的家具行李，心里一阵酸楚。看来友良家里的困苦不仅超过了自己家里，也远远超出了想象。一张黑色的皴裂的小饭桌，几张不灰不白的小方凳，一捆被褥，加上几件锅碗瓢盆之类，就是全部家当了。司机有点不相信似的问了句就这么多？友良沉着脸回了句就这么多。
几个人将家具行李搬上车，司机以为要走，拉开车门，却被友良拦住，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递给司机。“麻烦师傅再等一等，今天搬家，让我回去给老妈道个别。”
说着就往山上走，被两个兄弟挡住。老三边推边劝。“妈说了，今天不让你上去，你身体不好，又有这么多人等着。”
友良争不过，退了一步。“那我就在这里给妈磕个头，你们给妈带回去。”说着便双膝着地，端端正正地磕了个头下去。李彦在一旁看得唏嘘不已。
等到走的指令，几个孩子活泼起来，争先恐后地往车上爬。李彦将最小的扶上车厢，回头想让友良媳妇坐到前面，却见她已经从另一面上了车。
“就让她坐在上面。”友良声音很生硬，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
车开回财政局院子，大通已经在那里等着。摆着手让司机将车倒到友良的房门口。这房子有二十平方米，几天前还是局里的库房。里面的东西搬走以后，友良买回一张最简陋的大床，又从局里借了两张小床，一张过时的三斗桌，就将库房变成了一个家。
搬东西用了不到十分钟，李彦也从大通脸上看到了惊异，还有掩藏不住的怜悯。友良媳妇可能还恋着老家，神情有几分落寞，坐在床上一言不发。几个孩子却充满了新奇，跑到院子里看看，又回来争床的位置，被友良厉声喝住。
离开时，李彦看到桌子上有一个扣着的方形木框，随手翻了过来，原来是一个相框，镶着一个很秀气的女人的照片，忍不住问了句：“嫂子这是谁啊？”
友良媳妇急慌慌地走过来，又将相框扣在桌子上，不好意思地看着李彦。“这是我年轻时的照片，很丑。”
李彦不知道很丑两个字是指过去还是现在，心里面却吃惊不小。看那张照片到现在最多有十几年时间，十几年的岁月能把一个美丽的女人变成现在这样！
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完整的家了。可这是一个多么可怜的家啊！
走出来，大通轻声叹了口气。“早知道这老哥过得苦，却没有想到会苦成这样！”
为了表示感谢，友良晚上请大通和李彦吃饭。友良的本意是三个人，大通却坚持将友良媳妇和三个孩子带上。
在餐厅明亮的灯光下，友良媳妇的脸更不忍卒读。这简直就是沧桑的凝聚，不大的脸上皱纹纵横，像一枚压扁了的核桃。三个孩子中女孩为大，十岁左右，秀秀气气的，倒有几分照片中女人的影子。两个男孩相差应该不到两岁，都很瘦小，营养不良的样子。
菜一上桌，几个孩子的筷子都举了起来，却被友良瞪得停在空中。大通不满地看了友良一眼。“你干什么？你领孩子出来吃过几顿？”又看着几个孩子。“今天叔叔在这儿，不要管你爸，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以后想要什么，想吃什么就来找叔叔。”
几句话说得友良媳妇松软的泪腺上泪光莹莹。
几个孩子如同遇到赦令一般，筷子开始飞舞，最小的孩子已经站在了凳子上。友良虽然还在瞪，但已少了些严厉，多了些慈祥和歉疚。
菜基本上是上一盘光一盘，看到孩子们意犹未尽，大通又自作主张加了两盘。
饭后友良去结账，却被告知账已结过。友良看着大通，大通也不隐瞒：“你也不想想，这饭钱我能让你掏？”
友良仰天长叹一声：“我来在这世界上就是为了欠你们的人情！”两滴浑浊的泪珠从他的眼角涌出。
友良搬家的第二天下午，喝得醉醺醺的寿寿撞进了杨怀忠和大通的办公室。
“姓杨的，你给我说说，你是不是狗眼看人低？”寿寿偏着头，歪着身子，一副站不稳的样子。
杨怀忠惊愕地站了起来。“你这个同志怎么是这样？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凭什么张口骂人？”
“骂你？我杀你的心都有！我问你，凭什么别人的老婆孩子能办进来，我的老婆孩子办不进来？”
“你这人怎么不讲理？报是咱们的事情，批不批是人家的事情，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放屁！和你没关系和狗有关系？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肠子有多黑，还不是看我混背了想踩上一脚。”
“你……”杨怀忠指着寿寿，气得说不出话来，额头上的青筋暴得老高。
大通看不下去，站了起来。“寿寿你不要像疯狗一样乱喊乱咬好不好？你知道杨主任为了你们两个的事跑了多少趟？”
寿寿的声音低了一些。“跑了多少趟我不管，为什么我的老婆孩子还待在家里？”
“你的老婆孩子待在家里是你活该倒霉，关人家杨主任屁事！你走不走？再在这儿耍赖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大通个头虽然不高，但毕竟在部队上待过几年，身上的肌肉还像回事。王寿寿不敢造次，拧转身子。“我不和你们废话，我去找局长。”
崔万山看着没有敲门走进来的寿寿，觉出些异样，但仍然坐在椅子上，没有站起来。
寿寿脸上少了些凶狠，多出些可怜相。“我问你局长，我们党的政策是不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崔万山已经猜出寿寿的来意，还是不动声色。“对呀，没有错。”
“那为什么要将我一棍子打死？”
崔万山故作惊讶。“谁要将我们王寿寿同志一棍子打死？”
寿寿已是声泪俱下。“我犯了错误不假，将我贬到企财科我也不说什么，将我从科员贬成股员我也认了，可是我的老婆孩子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让她们跟着我一块倒霉？”
崔万山眉头微皱。“杨主任没告诉你？报不报是我们的事情，批不批和我们没有关系。”
“我不信。为什么偏偏把我落下？你们凭什么这么欺负人？要不要我跳楼给你们看？”
崔万山有点动气。“王寿寿你不要犯浑。”
“我不是犯浑，我是让你们逼得无路可走了啊！”寿寿大声哭了起来。
贺局长出现在门口。“谁呀？哭得这么伤心！”
寿寿立刻停止了哭泣。
“寿寿你给我听着，该做的工作我们都已经做了。不管你以前做过什么，只要你还在这个局里，就是我们的下属，就是我们的同志，我们都会一视同仁。要信，你就下去给我老老实实待着；要不信，你也像赵俊才那样找一个能帮你解决问题的单位，我们绝不会拦着。”
寿寿什么也没有说，从贺局长身边溜了出去。
“还是您说话管用。”崔万山把由衷的敬佩写在脸上。
“毕竟还是咱们的同志，看起来也怪可怜的。给怀忠说说，再多催几次。”
李彦还未落座，贺局长就开始发问。“王凯是党员，于菲菲也写了入党申请，我怎么没看见你的？”
贺局长开门见山、单刀直入的谈话方式让李彦很不适应，但一下子解开了心中的疑团。他将刚沾座的屁股又抬了起来，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把一切献给党》《红岩》《青春之歌》，心中早已植入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形象，那是高大的，伟岸的，也是纯洁的，神圣的，遥不可及，高不可攀，这使他对党员怀有一种神秘的敬畏感。上大学的时候，看到其他同学在写，一时冲动，也跟着写了一份，结果却如泥牛入海，一点消息也没有。他很坦然地接受了这一结果，党哪是谁想进就能进的？要是那么容易进那还能叫党吗？
学校里党员少，和党员接触的机会也少，所以党员还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到了财政局之后，见到的党员多了，原有的敬畏感在逐渐消散，固有的形象也在悄然崩塌。不像是党员的袁思平、马奋、王寿寿，包括司机朱达都是党员，而像是党员的赵俊才、薛友良却不是党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感到迷惑不解。
王凯的一句“谁还不知道入党是怎么回事”，更将原来的梦想击得粉碎，他很难相信这是从一个预备党员嘴里说出来的话，不过又怎么能不相信，讲在当面，真真切切，神态又是那样从容，语气又是那么中肯。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党员？它只是一个人的心声，还是很多人的共同动机？他经常在想这个问题，却很难找到答案。
菲菲写完入党申请，曾经假模假样地拿过来让李彦和王凯看了一眼。李彦当时心里面也动了一下，又让王凯那句话压住。既然入党是那么回事，那么还有入党的必要吗？
“坐，坐，不要紧张。今天咱们随便聊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贺局长和气地摆摆手，示意李彦坐下。
贺局长的笑容让李彦松弛下来，同时心里面忽然打开一扇小窗。为什么要纠缠在袁思平、王凯这些人身上呢？党里面不是还有老局长这样的人吗？这才是党的骨脊、党的精魂所在啊！
“步入社会，我知道你会有一些看法和想法。”贺局长的语调变得沉重起来。“这些年对党员的审查不是很严格，混进不少投机分子和腐败分子，给党的脸上抹了黑，严重破坏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但我相信这只能是暂时现象，一个真正腐败的党和一棵根底腐烂的树一样，是注定不能持久的。正因为这样，它现在才更需要新鲜血液。”
贺局长很激动，站了起来。“人是要有一点信仰的。如果你相信我这个老党员，就写一份申请上来，我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李彦想不出自己是怎么走出来的，老局长语重心长、振聋发聩的话语唤醒了掩藏已久的神圣和庄严，只觉得胸腔里万马奔腾，钟鼓齐鸣。
“老局长让你写你就写呗。”友良热烈地怂恿。
“你为什么没有入党？”李彦小心地问。
友良脸上掠过一道阴影。“我是过了今没明的人，不会有那么多想法。你不一样，以后的路还很长。再说我也很想在党里面多看到几个能看得过眼的人。”
曾经写过一次，又有一股豪气顶着，一份入党申请很快就写成了。
两个介绍人，一个是老局长，另一个去找谁呢？他想到了大通，又觉得与王凯同住一室，有舍近求远之嫌，王凯迟早会知道这件事，会不会有其他想法。另外，他一直想弄清楚王凯那句话只是开玩笑的随便说说，还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意识。这个人身上有很多毛病，可是总不至于在大是大非上面犯糊涂。
看着李彦的入党申请，王凯的心直往下沉。听了李彦写申请的起因，心里更有一种撕裂般的感觉。党员身份是自己能与李彦抗衡的唯一砝码，这个砝码一丢，前途和命运的天平将完全倒向李彦一边。他的心被强烈的嫉妒攫住，对李彦，甚至对老局长都生出一种恶狠狠的仇视。但他强自保持着镇定，老局长出面，这件事肯定挡不住，那么现在自己除了顺水推舟还能干什么？唯一值得安慰的是，自己的名字将和老局长的名字出现在一张纸上面。他郑重其事地，很慢、很认真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抬起头的时候，脸上已经带了笑容，并且伸出手。“欢迎你早日加入到组织中来！”
这句话听着不大舒服，有点居高临下的意味，好像他本人就代表着组织，但李彦认为没有必要去在乎这些。王凯的笑容很真诚，手上很有力，似乎还传递着那么一点温暖。
下午下班前，照例是最清闲的时候。爱英低头看着报纸，她特别喜欢那些花边新闻之类；菲菲聚精在一本杂志上；王凯又在描描画画；寿寿瞪着眼睛在想自己的心事；马奋背着手，踌躇满志地踱来踱去。
电话铃声响起。爱英头也没抬，将话筒放到耳边，问了一声找谁，又将胳膊伸直。“菲菲你的。”
电话一直放在爱英桌子上，这个接话生的工作，却被她视作一种权利，当股长前如此，当了股长后更是这样。传唤时的态度完全随着心情变化，高兴的时候面带笑容，声音里也含着甜润。“马奋你又挂了一个，这么年轻，当心我告诉你老婆。”开这样的玩笑时她不会忘记用手捂住话筒。不高兴的时候她会冷着脸，将话筒往桌子上一撂，名和姓都不叫，只用食指一勾。“你的。”思平办公室有电话，但有时他的电话也会打到这边来，心情不好的时候，她会冷冷地说一句你给他打过去，然后不耐烦地报上电话号码；心情好的时候她会柔柔地说一句请等一下，然后扭动肥臀走出去，接着就会听见一句甜腻腻的声音。“袁科长你的电话。”
菲菲放下电话，俏美的脸上愁云密布。王凯注意到了，问发生了什么事？
菲菲的脸色更暗了一些。“我妈病了。”
马奋粗声大气地接了一句。“那你还不赶快回去？”
爱英不满地瞥了马奋一眼，她才是菲菲的领导，这句话应该由她来说。
菲菲快要哭出来。“哪能回得去，班车早就没了。”
“这有什么难的？”马奋拖过一张椅子坐下，抓起话筒开始拨号。
好像并不是很顺利，话筒一次次放下，又一次次拿起。马奋边打边骂。“妈的敢不给俺面子，等落到俺的手里看俺怎么收拾你！”
菲菲赔着小心，惴惴地。“要不就算了吧。”
爱英看着来气，剜了马奋一眼，拂袖离去。
终于有了结果，自信和傲慢又回到马奋脸上。“看看，总有识相的。”
菲菲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电话是一个邻居跑到镇上打来的，母亲不会是小病，母亲是一个能忍的人，小病绝对不会叫人打电话。那么母亲到底是得的什么病？苦难深重、孤苦伶仃的母亲啊！她心里面有种针扎的感觉，恨不得立刻飞回去。
“你一个人回去行不行？”王凯关切地问了一句。
“我能行。”知道王凯是随口一说，菲菲心里还是有点感动。
车是从粮油公司借来的，司机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看起来很本分，也很安静。可能看出了菲菲的愁苦与急迫，不多说话，将车开得飞快。
下了县道，路况变得很差，车速不得不慢下来，司机像是对不起菲菲似的连连摇头，菲菲心里倒有点过意不去。
离家越来越近，车窗外的景色越来越熟悉，家乡的气息也越来越浓，那些不堪回首的岁月，那些辛酸的往事，又一下子涌回脑际。
那个没有骨气，没有责任心，嗜酒如命的生父的面容，早已模糊得面目全非。留在记忆中的，是和母亲相依为命的日子，是母亲佝偻在缝纫机上的背影，是深夜里空旷而又冷寂的缝纫机的哒哒声响，还有门外那不停歇的骚扰，怪里怪气的声音伴着淫邪的奸笑，还有砖头落在房顶上的声音，一声响亮然后再滚落下来。这时候母亲就会放下活计，上炕将她搂在怀里，而她也拼命往母亲怀里挤，恨不得挤回母亲腹中去。
后来那个人来了，家里的一切都好了起来，母亲脸上有了笑容，晚上也能安定地睡觉。时间长了，她觉得那个男人并不讨厌，已经按母亲的吩咐喊爸，有时也会顺从地让那个男人抱抱，并从那瘦弱的、不很宽阔的胸脯里感受到了温暖。
可是这一切却在那一天突然改变，那个男人落实政策了，平反昭雪了，走时信誓旦旦地对母亲说：“等着我，我很快就会回来接你们。”谁能想到这一去就再也没有了音讯，只留下母女二人徒劳地等待。日子一天天过去，母亲的眼神也一天天黯淡。她虽然什么也没有说，但菲菲看到，那双踩着缝纫机的脚有时会突然停下来，眼睛出神地望着窗外。除了焦急，感伤，母亲肯定也有太多的想不通。这个问题此后就一直盘旋在菲菲脑子里：一个人怎么可以如此无情！那是五年岁月，是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啊！那时候她就在心里发誓，将来一定要找到这个人，她要让这个人为他卑劣的行为付出代价，她要为苦命的母亲和自己讨回公道！
那个男人不仅带走了家里的温馨，也带走了家里的安宁，噩梦和噩梦般的骚扰又联袂而至。可是十二岁的菲菲已不再畏缩，她在暗夜里聆听，怒目圆睁，有一天晚上终于忍无可忍，拿了菜刀打开屋门，冲着无际的夜空大喊。“来吧，我不怕你，要死大家一块死！”
这稚嫩而又尖利、悲壮而又凄绝的童音将暗夜划开一条口子，传出很远很远。母亲追出来，将菲菲发抖的身体紧紧抱住，泪雨滂沱，大放悲声。
不知是被菲菲的勇敢震慑，还是被菲菲母亲的悲声打动，此后的日子虽然依旧困苦，却获得了难得的安宁。
以后政策好了一些，可是家里的几亩薄田，也仅能够母女二人吃喝而已。菲菲知道，自己上学的所有费用，都是母亲顶着日月踩出来的。她在心的最深处挂念着母亲，感激着母亲，希望能早一天有所回报。高考时她的成绩本可以上大学，可是她果断地选择了中专，她想早一天毕业，早一天自立，早一天报效母亲。
车驶入更崎岖坎坷的村道，艰难地腾转挪移，终于停在菲菲家门前。菲菲打开车门，顾不上和聚拢来的乡亲打招呼，跑进了院子。
屋子里有几位大嫂大婶，有的叹气，有的绞手，有的走来走去，见菲菲进来，像看见救星似的，身体不再动，只让眼睛跟了菲菲。
母亲蜷缩在炕上，脸色苍白，牙关紧咬，头上汗水涔涔。菲菲心头掠过一道不祥的预感，泪水奔涌而出，她抢步上前，半跪在炕上，抓住母亲的手。“妈你怎么了？你哪里不舒服。”
母亲的眼睛艰难地睁开一条缝，那里面已看不到多少光亮。她没有说话，用手指着腹部。
“下午我来取一件衣服，正和你妈拉着闲话，她忽然蹲在了地上，喊肚子疼，后来连话也说不出来。”一个大嫂代母亲作了回答。
菲菲不敢再延误，和两位大嫂一起小心翼翼地将母亲抬放到车后座。母亲的身子似乎已经弯曲成固定形状。她的身子再也伸不直了吗？菲菲抱着母亲的头，悲哀地想，泪水大滴大滴地滚落下来，和母亲头上的冷汗融合在一起。妈妈你千万不能离开我呀！咱们的好日子刚开了个头，你为女儿吃了那么多苦，总得给女儿留一点回报的时间，你总得让女儿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贴心贴肺的人啊！
司机很是善解人意，和善的脸上写满同情，将车尽量贴在路边，开得又快又稳。
县医院的检查结果让菲菲长出一口气。胆结石，不算什么大病，这种病总是来得很急，又带了无法忍受的疼痛。菲菲有一种瘫软的感觉，这才想到司机还等在外面。急急地出来，司机果然一脸焦虑地在门外徘徊，问明了病因，神情松快了许多。菲菲看出他的焦虑不单是因为着急回去，心里便涌上一种感动，从口袋里掏出十元钱递了过去。“师傅我不能陪你了，你自己到街上随便吃点吧。”
司机哪里肯接，摆着手，人已退在几丈开外，同时还留下一句话：“出院时要用车就给我们经理打电话。”
望着消逝在暮色中的小车，菲菲感慨不已：这个人真够憨厚的！将来有机会一定要报答人家。
手术很顺利，也很成功。母亲先是催着出院，回家后又催着菲菲离开。菲菲很想再陪母亲多待几天，可是她懂母亲的心事：母亲不想因为自己耽误了女儿的前途。菲菲心里更清楚，自己的前途是用什么换来的。
返回途中，她强忍心酸，一个愿望却在心里疯长了出来：不能再让母亲一个人在农村过孤苦伶仃的日子，要尽快有自己的房子，要尽快将母亲接出来。
上班以后，借其他人不在之机，菲菲很真诚地向马奋说了声谢谢。
马奋却欺身过来，涎着脸问：“你打算怎么谢我？”
马奋的头靠得很近，菲菲闻到一种混杂着烟味的酸腐味。她知道这家伙贼心还没有死，内心的感激已荡然无存，偏转头，用手在空中轻扇了两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怎么谢你？等我当了局长，提拔你当科长行不行？”
“你提拔我当科长？”马奋没听明白似的重复了一句。“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是不是要到我退休以后？”
“不会那么久？你退休了我还怎么提拔？”菲菲努力作出一本正经的样子。
马奋像是遭受了什么打击似的委顿下来，垂头丧气地坐回自己位子。“提拔我当科长？”他又低声重复了一句，拉开抽屉，将含了讥笑的脸在小镜子里晃了两下。
寿寿的家属户口问题终于解决了。马奋觉得这是增强凝聚力、提升自己威望的绝佳机会，打电话给企业要车，又亲自随车前去迎接。在寿寿家里吃了一大碗油泼面，又听寿寿媳妇说了一大堆恭维和感谢的话，身体和心灵都得到极大满足。车回到财政局院里，又大呼小叫地组织卸车，将王凯指挥得团团乱转，粗大的嗓门嚷嚷得整个楼都能听见。
寿寿的新家安在友良隔壁，占据了另一间库房。寿寿媳妇个头也不高，但衣着艳丽，皮肤光鲜，脸上喜滋滋一团和气，眼睛也是会说话的样子。论年龄，她比友良媳妇还要大几岁，可看起来正好相反。两个女儿一个十四，一个十二，都滋养得粉白细嫩，打扮得花团锦簇的，与友良几个孩子形成鲜明的对比。都是农村来的，差异为什么会这么大？李彦很是想不明白。
两家门前的廊檐下各放着一个铁炉子，权且作了灶台，两根白铁皮烟筒直伸向二层楼顶。友良家的烟筒上炊烟不断，寿寿家的炉子却时燃时灭。职工灶上若有好饭好菜，必能看见寿寿媳妇或者她的大女儿的身影，友良的家人却难得一见。
这天中午灶上的菜是粉蒸肉，李彦买了两份，然后将饭菜端到友良家里。
友良一家正在用餐。小方桌上摆着一盘咸菜，一盘放着干辣椒的醋熘白菜。馒头白不白黄不黄的，李彦很熟悉，那是麦面和玉米面的混合物。
“餐厅没地方坐了，我到你这里凑凑热闹。”李彦将碗放到桌上，顺手拉了个小方凳坐下。
粉蒸肉的香气迅速在屋子里弥漫开来，几个孩子眼睛盯着肉，却没有人敢动手。
“灶上的饭总是这几样，我早就吃腻了，咱们换着尝尝。”李彦边说边将肉夹到几个孩子碗里，又拿起肉碗，递到友良媳妇面前，友良媳妇看了友良一眼，犹豫片刻，伸出筷子，很小心地夹了一小片。
几个吃着肉的孩子脸上，都浮现出很满足、很享受的神情，让李彦觉得欣慰。
可是友良的脸色却很凝重，若有所思，欲言又止。李彦不想让友良说话，以免搅了几个孩子的兴。他夹起一口咸菜填进嘴里，嚼了几下，明知道这咸菜来自于那天搬上车又搬下车的一樽带青花的瓷坛子里，却对着友良媳妇。“嫂子这是你腌的吧？和我妈的手艺差不多，好长时间没吃过了，真香！稀饭还有没有，给我也盛一碗。”
友良看出了李彦的用意，脸色和缓了许多，并且也将筷子伸向肉碗，让李彦舒了口气。
一碗肉，李彦只吃了一片，但他觉得这是自己吃得最舒心的一顿饭。
下午上班，友良还是把憋着的话讲了出来。“以后你不要再这样，我知道，你家的日子也不好过。”
李彦笑了笑，没有回答，心里面却暖洋洋的。
每年年终，都是财政系统最为忙碌的日子。检查汇总报表；分析对比年度收入、支出指标执行情况；确定下一年度的预算指标，以及年度工作总结等工作，都要集中在一个月左右时间完成。一年的工作怎么样，也要在这一段时间里见出分晓。有粉要擦在脸上，好钢要使在刀刃上，这道理每个人都懂。闲散了、舒适了一年的干职员工，都会在这一刻振作起来，使出浑身解数，与其他科室或者其他地市一争高下。
周长健坐在贺局长办公室，对着贺局长和崔万山副局长，神情有点激动。“这么报不行啊局长，现在省厅定指标都采用环基而不是过去的定基，这么报明摆着要吃亏。”
“我不管你什么定基环基，反正不能搞虚报冒报那一套。咱们不是个人行为，代表的是一级政府啊同志。”贺局长态度很坚决，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
“可是基数上不去，明年的指标就增加不了，手里没有钱花，市领导和广大群众就会不满意。”周长健还在据理力争。
“这叫怎么回事？”贺局长看了崔万山一眼，带有问询的意思。“一项正常工作，怎么会搞成这样？”
“现在的社会风气不正，到处都在弄虚作假。”崔万山给周长健帮腔。
“我们到底在骗谁？一个国家靠骗能发展起来？”贺局长怒不可遏，站了起来。“这件事不要再议，只要我在位一天，你就给我按实报。”
“这样报第二年要多做多少工作，多出力还不讨好。”周长健仍然不想放弃。
“什么工作，不做工作要我们干什么？”贺局长气呼呼地看着周长健。
崔万山向周长健使了个眼色。“这件事先这样吧，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变通办法。”
“变通变通，你就知道变通，还要不要一点原则性？”贺局长把火气又发向了崔万山。
崔万山已熟知老局长的脾气，不急也不恼。看周长健走出房门，稍微压低了声音。“还有一件事我要向您老人家汇报，工行的任行长打过几次电话，他有一个侄女想安排在咱们局里。”
“什么学历？”
“好像是初中毕业。”
贺局长不满地看了崔万山一眼。“这是咱们开会定了的事情，以后非正规院校毕业的一律不收。”
崔万山有点着急。“咱们局职工的子女以后也需要安排。”
“作为一种交换是不是？有权的部门这么干，没权的部门怎么办？企业职工的子女又有谁去管？不是我批评你，原则性这根弦你总是绷不紧。”贺局长愤愤的。
崔万山一脸苦笑。“算了算了，当我没说。”
贺局长却不依不饶。“算了不行，你要多把心事放在有困难的员工身上。友良一家五口挤在一间屋子里，长期下去怎么行？再说住在一个院子里，烟熏火燎的也不是那么回事。你和老周、丁永发他们商量一下，看能不能调剂出一点资金先买上两套商品房，让他们两家搬出去。”
崔万山打趣道：“刚说了不准用歪门邪道的办法要钱，现在又想着花钱。”
贺局长一时无语，沉思片刻，像是在自言自语。“也许我已经跟不上这个时代，该退出这个舞台了。”
崔万山却一下子慌了神。“这不是老局长你的问题，是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奇怪了。”
从贺局长房间出来，崔万山没有回自己办公室，直接走进周长健办公室。周长健一个人在生闷气，叼着烟，阴着脸。崔万山心里有点幸灾乐祸，却掩住了，伸手向周长健要了一根烟，自己点上。“有点想不通是不是？”
“还真应了那一句老话：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而且还是一个很有身份的老兵，连市长、厅长都敬他三分，何况你我。”
“你说这算怎么回事？”周长健眉头紧锁，两边的长眉毛快要交叉在一起。“又不关我个人什么事。我也是一个老党员，也有党性原则，可是现在的事情不这么办还能怎么办？”
“我说过多少次了，老局长的脾气秉性你又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还要去找他？”
“总不能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里面还有一个责任问题。”
“你就放开手脚去干，有什么问题我担着。”
“你……”周长健有点惊异地看着崔万山。
“怎么，还信不过老弟？就像你说的，又不是给自己谋私利，有什么可怕的。”走进来之前，崔万山已将这件事情的利害关系想得很清楚。
周长健的表情变得很复杂，最终还是由阴转晴。“你早说啊，早说哪有这么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