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在零九年初动笔写这本《成名作》，算起时间快有两年了。当时我还是写下开头，再把名目补上去。我的作品，下笔看来随便，要自己说好却不容易，于是删删改改，直到一零年秋冬间才完成，耗时之长，篇幅之短，着实出了我意料。当然，归咎原因，也有一些无可避免的困难在从中影响，特别是少数相知亲友的质疑，以及不相知亲友的置若罔闻。这些旧事不必多提，不过它们包含一种教训，使我明白：要做成一件失去别人支持的事，除非把它当成信念，否则格外努力也没用。
作为我的第一篇小说，严不严谨姑且不说，首先它便带有初次创作的特殊理性，这种理性好比贞操，失去了便不再有，也就是说，像这样的小说我再也写不出来。因此我不急于发表或者出版，倒是先把它交给几位前辈过目。据说他们几位在近地比较有名，学问实在高深，我作为后生不该懂。不知道这些学问，死记人名也没用，所以他们的名字我一个也没记住。
把文稿交到一位老先生之前，我已经认真修订好，怕他不清楚里面几句俚语，还用笔在旁边作了注释。后来证明我当时是瞎操心。这位先生看过题目后就放下书跟我说，这东西太过功利性，后面也断好看不到哪。他还跟我解释，从逻辑上看，一个错误的前提会推出错误的结论。这话没错，套到小说身上就错。我狭隘的人生经历就告诉我：扯谎的人也会说出一大堆老实话。除此之外，一本书未看内容就得出结论，一般只有两类人――学问做得超凡入圣的大能，愚不可及的笨蛋，前者和后者都让我无法沟通，假如我的判断没有问题，他更像后者。一想到这，我马上对这位老先生失去了亲切感，差点跑掉。
后来又有过另外一位前辈一目十行看过《成名作》。我问：“小说怎样？”“不好。”“怎么个不好法？”他皱眉玩深沉：“你小说不能这样写，没有半点教化于民，格调过于低下。”他的意思是说：“我教化于民，道德高尚。”我对此的看法是：操，你就配教化自己。
除非真闲着没事干，我不敢再把文稿送给老先生们看，这样下去我真怕自己扑上去将他们耳朵咬掉。只好放下矜持，先去发表。结果印刷前几天就出了问题。跟我还谈得来的一位编辑告知我，在我没联系他们的一段时间，杂志社几位编辑经过商讨，决定把小说里一些不合时宜的段落卸掉，其中以我借小说表达的观点居多。那时我真希望他再认真跟我说句：“我刚才是开玩笑。”但他没说，过两天就出版，我倒无可奈何。王小波先生生前写下过一段话：“作为一个寻常人，我的看法也许不值得别人重视，但对自己却很重要。这说明我有自己的好恶，爱憎，等等。假如没有这些，做人也没什么味道。”这句话写得太好，直接影响我人生观，我觉得自己做人的长处就是活得更有意思，要没了长处只有短处，那还不如变蠢些。假如当初讨论时我在场，要克扣我小说的篇幅我可以不抱怨，但无缘无故把我看法弄走我必定怀恨在心。
以上是《成名作》自完成后所经历的一些事，可以为序。
2012年4月8日谢君尧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