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试这天，这名叫刘喜的学生跟其他同学一块乘车到了乡里的中学。但在临考前，王学成却把刘喜藏匿到了他的一个亲戚家里。而那个顶着刘喜名字进考场的人早换成了校长上初一的儿子。由于考场是打乱安插的，所以只要刘喜不说，其他学生是不知道的。当然，要促成此事，必须得做通刘喜的思想工作。
在考试前一天，王学成把刘喜叫到宿舍。
他问刘喜，你觉得这次考试你数学能考多少分？
刘喜答，四五十分。
他又问，语文呢？
刘喜答，十来分。
他接着问，你觉得考这样的成绩对得起老师和父母吗？
刘喜答，对不起。
他再问，那这样的试你想考吗？
刘喜答，不想。
最后他说，我有个办法能让你对得起爹妈和老师。
之后，王学成把找人替考的想法告诉了刘喜。本以为不让刘喜考试他会难过。熟不知他的想法一出口，可谓瞌睡遇了枕头。刘喜一听不考试，兴奋得像吃了块肉一样满口答应下来。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他特意叮嘱刘喜不准把这件事告诉家长和他的同学。他吓唬说，你要告诉，事情败露，你可上不了中学。
事实说明王学成的思想工作是成功的。这件事除了他跟校长及刘喜知道外，其他人都是蒙在鼓里的。当然这样的事他只做过一次，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替考那天，当他像个特工一样不停转移藏匿刘喜时，一种强烈的自责感就驱使他做出了下不为例的良心承诺。
那一年，他考了第一名。但在登台领奖时，他第一次有了一种胜之不武的脸红感觉。
俗话说，斧头不打，凿子不进。一层层的压力往下传递，最后便落在了学生身上。老师们尚且如此辛苦，可想而知学生们会辛苦到什么程度。
在那段一味追求升学率的时期，这样的一幕会司空见惯地出现在广大乡村的日出黄昏里。每天天不亮，只见那些个身背沉重书包且睡眼朦胧的男女学生脚步匆忙地赶往学校；每天日落黄昏，仍是书包在肩的他们带着一身疲惫回家。来时披星戴月，去时日暮西山。回到家，还不能歇一歇，撂下饭碗又开始了逃不掉的家庭作业。
长此以往，学生的书包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重。学生的厌学情绪随着压力的增大也与日俱增。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学生的天性被抹杀，他们在老师们无休无止的习题讲解和没完没了的作业包围下畸形地成长。对此，王学成是深有感触，而感触就来自身边鲜活的例子。
王学成邻居家有个小孩叫王小龙。王小龙二年级时他教过，脑袋瓜聪明，学习也好，做作业也积极。但到了五年级，情况变了。最大的毛病是老不做作业，几乎每天都被老师揪着耳朵往教室门外立。再后来，干脆逃学。
要说他逃学逃到什么程度，那是绝对的胆大妄为。早上家长看着他背着书包和同学一起去上学，可三天后，老师找上门来说孩子三天都未进教室上课了。老师走后，当爹的把王小龙吊在牛圈门上打。打疼了，王小龙才说出实情。原来他每天背着书包去上学，快到学校了，他就躲进了学校附近的那片小树林里玩。挖上三个蚂蚁洞，掏上一个麻雀窝，中午放学时间就到了。看着其他学生出了校门，他再装模作样混入队伍回家吃饭，下午故伎重演。要不是老师找上门来，他还不知要欺骗家长多久。
挨了打，可王小龙并没有改正错误。相反这样的事情愈演愈烈，隔三差五，王学成就会看到王小龙的爹拎着根树棍一路撵着王小龙去上学。你说孩子都这般厌学了还怎么能考出个好成绩。期中考试，孩子三门课都没及格。
一天晚上，王小龙的爹妈找到王学成，眼泪哗哗地请教了他一个问题，说这孩子是怎么了？一二年级还好好的，两三年时间咋就变成这个样子。
对于这个问题，王学成当时没作答，他不作答倒不是他不清楚这其中的原因，而是这个原因对他这个当老师的来说是讳莫如深的。难以启齿，他便搪塞说，我明天问问情况再说。
第二天到学校，王学成单独把王小龙叫到自己宿舍询问情况。一开始王小龙问死不说，他只好耐心做思想工作。最后，王小龙说出了实情，说作业实在太多，做不完老师就责罚，罚得他一进教室头就疼，这书他说啥也不想念了。
了解到的情况跟自己估摸的差不多，王学成的心情沉重了好久，当然他也反思了好久。正是他们这些当老师的一手造成了王小龙的厌学。为了一味地提高分数，老师们不遵循教育规律，违背了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拔苗助长，使得那一张张本该阳光灿烂的笑脸过早地被愁云笼罩。
要归责，他们这些当老师的首当其冲，是他们把自己工作的压力转嫁到了学生稚嫩的肩膀上。但要真归责的话，老师们更无辜，毕竟他们也是受害者。再深究，相信学校校长也会喊冤叫苦的。到底谁该负这个责？答案无疑值得每个教育工作者深思。
回顾这段往事，王学成只想说明一件事情，在办学行为还不规范的过去，他和他的同事们在对待自己学生上或多或少都做过一些违背内心之事。但有一点不容否定，他们都为自己一生追逐的教育事业奉献出了自己的青春热血。在这方三尺讲台上，他们坚定过信念，挥洒过汗水，收获过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