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师范学校学习两年后，赵建华终于以公办教师的身份回归他阔别两年之久的三尺讲台。这一年他三十七岁，同年被任命为原学校的教导主任。
有了公办教师和教导主任这两个崭新身份，赵建华以一种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来回报他所选择的事业。他抱定了要为农村小学教育这块阵地奉献余生的决心。有了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目标，可以说此时的他在精神层面上是充实的。但面对油盐酱醋茶的生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物质上的清贫。当他低微的工资报酬无法满足家庭生活的现实需求时，他的人生里只能注定衍生出一个个令人心酸的故事。
赵建华的身份尽管转变了，可工资待遇并未提高多少。每月三百多块钱的工资搁以前过日子够用。但适逢国内物价飞涨时期，自己上学又欠了两千多元的外债，他要一边给人还债还要一边供两个孩子上学，他的工资就显得捉襟见肘了。倒是庄稼地里也有些收入，可那要等到秋后粮食下来变卖了才能指望的上，所以他每月的工资就成了家里的救命钱。可就是这全家人指望的救命钱却又在关键时候救不了命，要说原因只一个，工资不能按时发放。
当时的工资归乡财政管，发放来源是向群众征收教育附加费。但现实问题是向群众征收这项税款平日里是收不上的，只能等到秋里交订购粮时搭车扣除。乡财政没有钱，这工资只能欠着等到年底向群众收到钱再发。
年底发，这远水可就解不了近渴了。尤其到了这青黄不接的五六月份，孩子的生活费就成了大难题。
没钱，只好借。于是借钱打发学生上学就成了那几年赵建华两口子生活的一种常态现象。这个月他借，到了下月，女人再去借。两人是轮番交替四面出击。
再说借钱来源。赵建华的借钱对象似乎总是离不开学校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向学校开口，学校也会顾个人情借个三五百应应急。向同事们借，只能挑选那些个家境好不供学生上学的人来借。当时放眼全校，能借给他的只有李哥了。
李哥其实不老，三十出头而已。可不知何时有人这样叫开了，大家也就跟着叫起来。李哥是民办老师出身，比他少八个教龄年，可命运就大不一样了。他是八五年参加工作的，而国家出台的民办教师转正的文件划定年限是八四年的。这样他以一年教龄之差没有登上最后一趟无条件转正的末班车。对此他耿耿于怀了好多年，一提及此事便怨天尤人。说这国家也真会划时间，就不能把转正的时间推后一年，不推后再往前提几年也行，偏弄个八四年，这不是让我们这些八五年的人活难受吗？
在转正问题上，用李哥的话说是瘸驴撵兔子没赶上趟。可是在经商做买卖上他赶上了潮流。凭着灵活的头脑，在村里开了第一家小卖部，又弄了个麻将娱乐室收桌子茶水钱。钱算是挣了几个，在诸多同事当中俨然已是富豪。找他借钱算是王八瞅绿豆找对了人，而他每次都能爽快地借给他。当然他爽快是有点小私心的，那就是指望着他这个教导主任排课时能照顾他一下。
再说老婆李晓玲，她借钱的范围就广了。娘家、亲戚、街坊四邻，凡是能张得了口的地方都去借。当然，只靠借也不是长远之计。开源节流也很重要。那几年，两口子为省几块钱几乎都没买过什么新衣服。碰上学校里老师们自掏腰包打平伙，赵建华也是找个理由有意避开，目的就为了给孩子省几块伙食费。学校里如此，队里也如此。时间长了，他就背上了个不入群的小气鬼名声，害得这个名声他背负多年都没能洗脱掉。别人误会归误会，赵建华并不计较，因为只有他心里知道自己有多不容易。
记得有一次学校派他上县城参加一个为期五天的培训。住宿安排在学生宿舍，吃饭自理，不过饭钱和往返的车票学校给报销。为了贪图这几块钱的车票，赵建华去时没有坐车，而是选择了骑自行车前往。为了不迟到，他天刚蒙蒙亮就出发，骑行了近五十里的路程。吃饭，为了能省下每天五块钱的补助，他早上吃从家里带来的干粮，中午和下午都去学生食堂吃最便宜的饭菜。一起培训的老师叫他一块去聚餐，他撒谎说是到亲戚家吃。五天培训回来，他报了二十八元钱，五天花了十三块，落了十五元。再添五元，一个孩子一个星期的生活费算是有了。
至于妻子李小玲，算计着过日子更不含糊。以前当姑娘的时候，学过几天裁缝。自打嫁到他这个穷家里来，生活所迫，硬是把她逼成了一个好裁缝。孩子打小穿的衣服，自己的衣服都是她亲手做的。以前日子不紧张的时候，只给家里人做。在最紧张的时候，还接些活挣钱贴补家用。有时活少了，她乘车到县城一个亲戚开的裁缝铺打短工挣钱。早上坐头班车去，下午坐末班车来，风雪无阻。
正是靠着两口子不耻借钱的精神和近乎苛刻的节俭，他们算是渡过了那几年艰难岁月。
俗话说，借钱容易还钱难，到了年底该给人还钱了。可这时候，新问题又来了。老师们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工资又不能全额发放，也就是说发给你一部分工资，剩余的一部分拿东西来顶替。
头一年顶替的东西是白酒。此消息一出无疑于一枚重磅炸弹，将老师们望眼欲穿领工资的兴奋心情给炸得支离破碎。对此，老师们是一肚子的怨言。辛辛苦苦干一年，好不容易盼来了发工资的时刻，谁想竟盼来了这些东西。一时间牢骚声骂娘声此起彼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