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的灶是设上了，可这生活就不怎么样了。问题的根源是老师们的工资都普遍较低，拿工资的人大都要养家糊口，你要吃好就得多花钱，钱都你一个人吃了，家里该怎么办。有此前提，大家都不敢多花钱，不花钱自然就吃不好。而这一时期学校也困难，想补贴一下也是有心无力，最多把灶具给你置办齐全了，至于吃下的伙食费只能大家分摊了。
为了能尽可能省点钱，吃的面粉老师们都从家里带，清油也从家里带。蔬菜几乎没有，一年四季洋芋就成了老师们一成不变的主打菜。因当地都种洋芋，为了给老师们减轻些负担，学校征得村上同意后决定向学生收取洋芋。为了解决洋芋的储存问题，学校专门打了窖。每到洋芋收获时节，学校会通知学生在某一天集中交洋芋。在这天，大一点的学生会自己背着洋芋来交。小学生则由家长陪同来送。洋芋收下后，再组织学生往窖里面存放。这样，一次收下的洋芋，老师们能够吃一年。除了洋芋，老师们也吃点大白菜，不过这大白菜也只有在冬天能吃到。因为这时候的白菜便宜，外地种白菜的菜农会套着驴拉车到村子里来叫卖。农户里大都拿小麦来换，只有学校掏钱买一些。买回来，让炊事员腌制一大缸的白菜，这样一个冬天便有了酸白菜吃。至于肉，一周也就吃上两三斤，按概率计算两天能吃上一顿肉饭。
有了灶，伙食就得有人管理。一开始是人人管，一人一个月，可管下来有高有低。为防止有私心的人胡日鬼，校长就让两个人来管。可问题又来了，如果两个人是一路人，结果变成了组团胡日鬼。如果两个人不是一路人，又尿不到一个壶里。最后改成了推选管理员，而推选出来的人，大多无私心。这一管理模式一直延用了好多年。
伙食有人管理了，如何收取伙食费这得由大家定。考虑到人与人的饭量有大小，有吃三碗的，也有吃一碗的，有吃三顿的，还有吃一顿的。最后一致决定伙食费按碗数计算。吃得多的多摊，吃得少的少摊。这种方式以现在人的眼光看待，觉得那时候老师们的思想太过狭隘。但以当时的生活条件来衡量，也不失为一种公允的计算方法。
过了几年，大家的日子都好过了，也就取消了计碗数的收费模式改为计顿数。再往后，计顿数的方式也取消，最后定格在按人头收费的方式上。这种方式一直被保留至今。
随着伙食费收取方式的不断变化，老师们的伙食水平也有所提高。原来两天吃一顿肉饭进步到了一天一顿。但这个水平离吃好还有一定距离，只能说是达到了一个吃饱的状态。老师们肚子里的油水不够，难免想吃点好的。打平伙这就成了一项常见的补充油水的活动。隔个十天半月，经人提议，大家会收钱打一次平伙。这本来是一项增进同志友谊共同改善伙食的集体活动，但赵建华鲜有参加。不是他不合群，也不是他不想吃点好的，而是家里当时正处在他人生最困难的时期，他不敢乱花一分钱。
除了打平伙，家访也是那时候老师们钟爱的一项补充肚中油水的活动。差不多一两周时间，老师们会在私底下选定一个目标去做家访。为了让家长有充分的准备时间，他们会提前一天通知家长。老师们要来谈孩子的学习情况，家长自是不敢怠慢，准备吃喝是难免的。当然家访并不是逮谁访谁，通常目标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既要家访学生的家庭经济条件优越，又要家长为人好客，最后还得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只要具备了上述三个条件，家访定会取得圆满成功。
一般情况下，要了解家访学生的家庭情况问本地老师即可，谁家适合做家访他们最有发言权。家访理由通常有两个，学习好的是前去鼓励打气，学习差的是前去共商进步之良策。因为情报准确，老师们家访的目的往往都能达到。当然也有放空枪的时候，不过是极个别现象。
记得有一次，身为教导主任的赵建华跟随与他搭档的张老师去班里的一位学生家做家访。出门时，赵建华问张老师安顿好了没有，张老师胸有成竹地说没问题。走时还把校长攀扯上去了。谁知，到家，扑了个空。他们坐下来等了差不多快一个钟头，喝了家长倒了三遍的茶，学生的学习情况也向家长说了不下三遍，可就是不见家长有所行动。校长借故上厕所去侦察情况，看到厨房灯都是黑的，进去便给其他老师递个眼色打道回府了。
走在回学校的路上，校长就抱怨起张老师，说这就是你安顿好的结果，害得人下午饭都没吃。
张老师也是羞愧难当，尴尬地说，放学时我还又问了，学生说是给家长说了，谁知道会是这么个情况，明天我非收拾这个兔崽子不可。
校长说，你就别收拾了，收拾了我们真成了炒麦子了。
回去，张老师将功补过自己掏腰包给大家买了包方便面来填饱肚子。
过了几天，那位耽误了老师们肚皮的家长来学校找校长。意思是那天老师们来家访，孩子没说清楚，他们也没弄明白，结果怠慢了老师，今晚上无论如何要老师们到家里坐坐。校长推辞说不去了，那天茶也喝了，工作也谈了。可家长死活不答应，晚上老师们只好再过去补上了这顿迟到的家访晚饭。
后来，老师们一了解，原来是这么回事。那晚他们走后，家长觉得有点不对劲。第二天问人，明白人就告诉他，说过去谈谈学生的情况意思是得吃喝着谈，你不能坐着干谈。家长茅塞顿开，就觉得不好意思，所以才亡羊补牢补请了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