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春天似乎比以往都来得晚些。到了三月头了，寒气依旧逼人，在教室里讲课的老师们一个个被冻得缩手缩脚的。下课铃声一响，他们纷纷跑到办公室里围着火炉取暖。正是在这样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里，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喜讯来自学区的电话，通知公办教师下午到信用社办理自己的工资存折。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顿感一股暖流袭过全身。
因为这意味着今后他们的工资将从自己的存折里领取；还意味着存在了几十年学校会计给老师发放工资体制的结束；更意味着他们将彻底告别年底乡上才发工资的辛酸历史。
想到自己马上就会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工资存折，大家都兴奋异常。
有人说，这下再也不用看乡上领导的脸色了，以后也不会出现工资顶东西的事情了。
有人说，最主要的是工资能月月按时领取了，自己想啥时候用就可以啥时候取。
又有人说，有了自己的工资存折，学区再也不能想扣就扣我们的罚款了。
还有人说，人家是扣不了你的，但可以扣学校的，到时候学校里还得问你要。
前面人就说，理是这么个理，但性质变了，最起码主动权掌握在我手里了。
大家议论纷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工资存折的出现绝对是一件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
这一年，赵建华正在这所学校里当校长。在接到学区通知的当天下午，他就带领着全体公办教师到乡上信用社去办存折。当时他们六个人是分乘三辆摩托车去的。回来时，天上下起了雨加雪，赶到学校时，他们身上的衣服都湿了。尽管挨了冷，可同志们的心却是热突突的。
这时，有代课老师说，你们拿上折子了，也领上工资了，是不是要请客庆贺一下。
大家一想，也是，于是撺掇教导主任去请示校长。
赵建华当然同意，说，那就买只羊，酒和烟也要买，花多少钱我们几个掏。
晚饭时的羊肉是在学校灶上做的，吃也是在灶上吃的。
这时候，学校厨房已经大有改观了。墙壁变白了，地面变红了。炉子是红砖砌成的，上面贴着瓷片，看上去很亮堂。只有饭桌还是地桌，配着小凳。吃饭时，岁数大一些的坐一桌，年轻的坐一桌。
炊事员是村上给找下的，工资也由村上负担。伙食由大家推选出的管理员负责经办。在村里的肉菜铺里定点采购，每月结算一次。一开始由于工资不能按时发放，伙食费只能学校暂时垫付或赊欠下，等到学期末会计领到工资再行扣除。
随着老师们工资待遇的提高，工资也能按时发放，老师们的伙食水平也水涨船高跟着提高。由最初的两三天一顿肉饭进步到后来的一天一顿肉饭，再发展到现在的一天两顿肉饭。菜也由几十年如一日的洋芋蛋拓展到各类新鲜蔬菜。要想隔三差五吃顿好的也不再是难事。
香喷喷的黄焖羊羔肉端了上来，大家一边吃着，一边以现在的好生活忆起了过去的苦日子。
这时，学校里年龄最长的一位老教师，说起了他刚参加工作时的艰苦生活。他说，那时候哪来的肉你能吃上，做饭都是谁做谁的，能吃饱肚子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有老师就问，那时候一起打平伙吗？
老教师说，也打，不过次数是很少的，关键是没吃的东西，最多买个牛肉罐头，茶壶里煮个鸡蛋，酒也是最便宜的散酒。
对于老教师所说的这些，赵建华可谓耳闻目睹过。虽说他没有过自己动手做饭的经历，但他了解这种情况。在他两头跑着教学的那几年，村校里有一位老师的生活他可是尽观眼里的。这个人就是老蔡，一位家在外地的男教师。由于家在外地，弄点吃的很不方便。不要说肉和蛋这些个奢侈品，就连面粉还得骑自行车去十几里外的乡粮管所拿粮票去买。没有蔬菜，很多时候都是白水面条，吃顿干饭都罕见。老蔡人不错，在工作上常帮他。记着这片情，赵建华投桃报李也时不时给他送点自家种的蔬菜来救济一下。不光自己救济，赵建华还私底下发动老蔡班上的学生给老师送几个洋芋蛋来填补蔬菜的空白。自打有了这几个代表学生爱心的洋芋蛋，老蔡锅里的面条稠了起来,他也能吃饱饭了。当然光靠别人救济改善伙食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后来赵建华给老蔡出主意，让他在校园里种点菜，再找块僻静之地养几只鸡。老蔡听了他的话，种起了菜，养起了鸡，这往后的生活算是好了起来。
说起赵建华没有过自己动手做饭的经历，这与他个人的实际情况所分不开。他在教学点当老师的时候饭是在家里吃的，先是母亲给他做饭，后来有了媳妇，媳妇给他做饭。等到有一天他调入村校要开始自己做饭的时候，他们迎来了一段吃派饭的美好时光。派饭吃了一段时间，学校设起了灶，他就跟随大家上灶吃饭了。如此一来，他算是幸运地跳过了那个年代大多数老师都经历过的自己做饭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