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书监令的权力则落入位卑权重的中书舍人手中。谢家人出于身份地位的考虑，没有一人担任过这种官职，这就意味着谢氏与军国政权的距离越来越远。至于秩重望清的东宫官职，尽管是当时贵族普遍看好的职位，但仍然没有什么实权。
由于谢氏家族的当官之人远离了权力中枢，势必引起家族地位的下降。在宋齐时期，谢氏担任三品以上高官的仅有2人，至陈朝中叶以后则无1人出任高官。
因为官位降低，谢氏见于史籍的人数也迅速减少，至陈朝末年时，整个家族中只剩下谢贞1人，所担任的也只是六品官。
在他去世时，膝下仅有一个6岁的小儿，“鲜兄弟，无他子孙”，不得不托孤于族子谢凯，而谢凯又是一个没有任何职务的人。
所以到陈朝末年，谢氏由于家族成员少，近亲中又没有强有力的人物，已经下降为孤寒之族。
甚至在陈始兴王陈叔陵发掘作为谢氏标志的谢安墓时，族中竟无一人出面干预，其势力之弱于此可见。
为了拯救急剧下降的家族地位，谢氏也有人作过一些努力。这种努力表现在仕宦上，如出任能显示身份地位的中正官等，但这也毕竟是力不从心的了。
总之，仕宦作为谢氏家族维持政治地位的一种手段，在谢氏的上升期和保持期的确起过不少作用，但在南朝中叶以后，由于当官不典政，仕宦就慢慢失去了它的实际意义。
谢氏在没有仕宦而来的权力、武力、财力作后盾的情况下，仅凭既成的社会地位苦苦支撑，其前途也只有走向衰亡一条路。
与仕宦相同，婚姻也是谢氏家族保持家族地位的主要手段。
它的作用表现在社会上。通过严格身份等级界限、仅与那些与自己家族地位不相上下的家族通婚、与皇室联姻、与同乡贵族联姻、与大族世代婚姻。
与自己宗教信仰一致的世族联姻等途径，保证自己的血统高贵，这便是谢氏家族婚姻的主要特色。
谢氏家族的婚姻，可考的第一例是谢鲲娶中山刘氏女，妻父不明。
中山刘氏是魏晋间著名大族，其中的1人便是与祖逖“闻鸡起舞”的晋太尉刘琨。
他们贵显的历史早于谢氏，主要通婚之家有太原郭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河内司马氏等。
而其中的郭氏又与太原王氏、河东裴氏、襄陵贾氏、琅邪王氏等联姻，共同结成一个封闭的婚姻圈。
谢氏一开始就能进入这个高级的婚姻圈中，说明其婚姻基础的建立是牢固的。
谢氏家族在谢鲲以后的婚姻个案，可考知者明显多了起来。在谢安一辈人中，2人娶太原王氏，2人娶同郡袁氏。
此外又分别有人与河南褚氏、沛郡刘氏、琅邪诸葛氏、泰山羊氏、长乐冯氏等大族联姻。再下一代，婚姻可考者共有14例，其中琅邪王氏7，太原王氏2，同郡袁氏。
同郡殷氏和高平郗氏各1，颖川庾氏2，这些也无一不是高门大族。随着谢氏与各大族间婚姻联系的越来越密切，其世族婚姻基础也随之奠定。
综合研究谢氏家族早期的婚姻个案，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婚姻特点除注意与那些是自己同乡的家族通婚和在联姻时注意宗教信仰以外。
还重视通婚家族的身份地位和“亲上加亲”。如在谢玄这辈人14个婚例中，没有一人与世族之外的人通婚，2/3以上的人联姻王、袁两族。
其余通婚的殷、庾、郗等家也是著名世族。由于过分注重门第，就不可避免地把固定的几个家族当成经常通婚的对象，婚姻中错综复杂的重层关系和中表婚、异辈婚大量存在。
如谢尚娶同郡袁耽妹，女嫁同郡殷浩从弟殷歆，而殷浩又是袁耽妹夫；谢玄女嫁袁质子袁湛，袁湛妹嫁谢玄从子谢重，等等，这些都是上述性质婚姻中的典型事例。
至于谢氏家族与皇室间的通婚事例，东晋只有一例。
历史发展到刘宋时期，由于谢氏家族的政治地位较东晋中叶有所下降，因此，婚姻对谢氏保持优越地位的作用也显得格外重要起来。
活动在刘宋时期的谢氏家族成员，主要是谢缵的六、七世孙。
他们的婚姻见于史传者，计有刘宋宗室6例、琅邪王氏、太原王氏、南阳刘氏和同郡袁氏、殷氏各2例，颖川庾氏、荀氏和顺阳范氏各l例，郡望末明曹氏1例。
这些婚例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与皇室的联姻大幅度增加，说明政治因素已经开始影响婚媾。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实际上是双方互为利用的结果。如在刘宋皇室一方，由于当初来自南下流民的中下层。
其开国皇帝刘裕在谢玄组建北府兵时还只是一名招募来的兵丁，其后因为军功才成为灭晋建宋的统治者。
正因为有这样低微的出身，其建立政权后的突出问题便是提高社会地位，缩短与名宗大族之间的距离。
其采取最有效的办法便是联姻高门。为此，他们还制订了一条“尚主者并用世胄，不必皆有才能”的立国方针，即为了能够与大族联姻，连驸马是否有才能也不用考虑。
可见，他们为了提高家族地位，与大族联姻的欲望是相当强烈的。
在谢氏一方，由于军权的相继失去和对政权的操纵能力越来越低，为了保持现有的社会地位，不得不寻求政治靠山，而与皇室联姻正好能最大程度地满足这种愿望。
正如当时史书所说的那样，“与国为婚者，无问俊庸，皆登显贵”，谢氏所需要的正是这些。从此，以政治利益作为婚姻的主要条件，也就成了谢氏婚姻中的突出特点。
至于前一时期谢氏婚姻中所反映的几个特点，这一时期依然存在，所发生的变化并不大。如身份内婚制仍在维持，婚家中除皇室外都是世族。
早在东晋末年，势倾朝野的卞范之主动提出要把女儿嫁给谢方明，谢方明始终没有答应，就是因为他出身低贱的缘故。
齐梁以后，谢氏家族日趋没落，其在婚姻上也有反映。在谢缵的8～13代孙中，婚姻可考者15宗，其中彭城刘氏、琅邪王氏、兰陵萧氏各3例，河南褚氏、琅邪颜氏、陈留阮氏、晋陵王氏、南阳张氏和未明关氏各1例。
在15宗婚例中，谢氏与彭城刘氏和兰陵萧氏的婚姻属于国婚，时间历宋、齐、梁三代，100余年，共六例，从数量上看虽占一定比例，但与前一时期相比有明显减少的趋势。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与谢氏家族的衰落有关。如《南史·谢脁传》载，梁武帝初以女适脁子谟，后来“意薄谟，又以门单，欲更适张弘策子”。
像谢谟这样的一流高门子弟，在梁武帝眼中竟不及行伍出身张弘策的儿子，且武帝又嫌其“门单”，可见这时谢氏的势力已相当薄弱，在婚姻中已有被皇室抛弃的苗头。
为了拯救家族地位，谢家的一些人不得不在那些新兴的权贵中选择婚家，对他们门第的要求也不如从前那样严格了。
如才名冠于古今的谢脁竟娶“屠狗商贩”出身的王敬则女，其原因就是由于王敬则是齐朝的开国勋臣，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靠山。
再如谢灵运孙谢超宗为子娶车骑将军张敬儿的女儿，而张敬儿也是依靠军功上升的下等流民。
史书说谢超宗常有怀才不遇之感，经历坎坷，“愈不得志”，与张敬儿攀亲显然是想解决政治上的困境。
总之，谢氏家族的婚姻从西晋时期开始以来，如同它的家族发展史和家族成员仕宦的发展历程一样，也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过程。
通过研究可以看出，当时谢家人的婚姻与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是伺等密切。
六朝时期的谢氏家族除风云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领域外，还有特色鲜明的宗族文化。在内容众多的宗族文化中，最为核心的东西便是以孝传家的宗族风貌。
孝原本是儒家思想的中心命题之一，至汉末三国以后，由于世族制度的发展，社会上展开了“忠君”与“孝亲”谁先谁后问题的争论，其结果是“忠君”
思想从汉代的第一位退居第二位，孝于双亲和祖宗成了天下人物的首要责任。这便是六朝时期谢氏家族所处的社会环境。
由于社会舆论的提倡和谢家人的天性，实践孝和以孝为本的治家思想一直贯穿于谢氏家族的14代人中，舍身奉亲、悌于宗族的事例史不绝书。
如谢尚“幼有至性，七岁丧兄，哀痛过礼”，“十余岁遭父忧”“号啕极哀”；谢几卿在父亲谢超宗因罪流徙时“年八岁，别父于新亭，不胜其痛，遂投于江。超宗命估客数人入水救之，……十余乃能言。居父忧哀毁过礼”；谢蔺“五岁时，父未食，乳媪欲令先饭，蔺终不进”
“及丁父忧，昼夜号痛，毁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视譬抑之”。母后遇乱而卒，蔺“号痛呕血，气绝久之，水浆不入口。每哭，眼耳口鼻皆血流，终月余日，因夜临而卒”。其子谢贞，祖母患风疾，“每发，便一二日不能饮食。
贞时年七岁，祖母不食，贞亦不食，往往如此。”
年十四，父卒，贞“号顿于地，绝而复苏者数矣。初，贞父蔺以忧毁卒，家人宾客复忧贞。从父洽，族兄蒿乃共清华严寺长爪禅师为贞说法。仍譬以母须侍养，不宜毁灭，乃少进，饍粥。”
后遇乱，母不知所在，贞“必昼夜涕泣”。上述诸人，或孝于父母，或友于兄弟，或慈于干侄，皆各禀家风，出于天性，充分反映了谢氏家族的家族风貌。
六朝时期的谢氏家族不仅是一个政治、社会大族，而且还是一个文化大族，其在思想、文学、诗歌、宗教、绘画等领域所创造的文化成就许多都代表着当时的最高水平。试分述如下。
东晋初年以后，以谢安等人为代表的各界名士经常游处于东山会稽一带，“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开创了一种世人瞩目的文化风气，亦即享誉后世的“东山风度”。
其实，东山风度的核心是崇尚虚无玄远，是包括谢氏家族在内的名宗大族最为推崇的一种精神时尚。
早在西晋末年，谢氏家族的谢鲲就已成为谈玄名士，曾被有天下士人领袖之称的王澄“惟收谢长史可与言”。
谢安也评价他“若遇七贤，必自把臂入林”，这其中虽有过誉成份，但也表明他在当时玄学家中的确是一位不同寻常的人物。
此后，整个谢氏家族便在他的带动下成为玄学世家，出现了谢安、谢万、谢玄、谢道韫、谢灵运、谢惠连等一大批长于玄谈的风流俊士，最终形成以玄学传家的家风族风。这种风气，也正是世族文化的象征。
众所周知，六朝时期的谢氏家族是一个文学大族，族中的谢灵运、谢朓是当时文学运动的主将，也是“山水诗”和“永明体诗”的代表人物。
其中谢灵运与当时擅写田园诗的陶渊明齐名，人称“陶谢”。他喜爱自然，加之具有超人的天赋和丰富的阅历，为诗观察入微，笔法细腻，用语富丽而精巧。
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等等，无不“称性而出，达情务尽”，如出水芙蓉，自然可爱。
钟嵘《诗品》评价他的诗“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所以，每当他有新诗写出，“贵贱莫不竟写，宿昔之间，土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
谢脁的贡献也在诗歌方面。他不仅长于山水诗的写作，而且在作诗时重视声律和辞藻的运用，善于熔铸和剪裁。
他的诗辞句秀丽，音律和美，带有一种清新的风格。这种风格已经十分类似唐人的绝句，因此对唐代诗人王维、盂浩然等人影响至深，即使是有“诗仙”之称的李白也“一生低首谢宜城”。
由于谢灵运、谢脁二人在文学领域的成就巨大，后人把他们并称为“二谢”。
的确，他们确为谢氏、也为时代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在他们笔下，山川有意，草木多情，—派生机盎然的图画。
人们通过欣赏他的诗，不仅可以从中感受到大自然的美，而且还可以陶冶情操，激发对生活的热爱。后人把谢灵运称为山水派祖师，把谢脁称为唐诗鼻祖，他们都是当之无愧的。
南朝萧齐时期，谢氏家族中出了一位杰出的人物画家和绘画理论家谢赫，他在上述两个方面的贡献代表着当时绘画界的最高水平。
据说他“写貌人物，不俟对看，所须一览便归，操笔思想，毫发皆无遗失。丽服靓妆，随时变改；直眉曲鬓，与时竟新”，具有高超的写生技巧。
他的作品，曾有《安期先生图》和《晋明帝步辇图》等传世。
在多年绘画实践的基础上。谢赫还编撰了《古画品录》一卷。他在书中除把此前的27位画家分作6品并加以评论外，还在书中系统阐述了他对绘画的基本看法，形成了一整套绘画理论。
如他十分重视绘画所反映主题的重要性，认为“图绘者，莫不明劝戒，着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意思是画家的作品必须具有正确向上的主题，使欣赏的人从中受到教益。
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他又提出了包括“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等内容的6项准则，亦称“绘画六法”。
这“六法”既是绘画创作的基本理论，又是绘画批评的6条标准。由于其价值独到，所以自他提出以后，—直受历代画家和评论鉴赏家的推崇和重视，对后代绘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郭若虚曾在《图画见闻志》中把“六法”椎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认为“六法精论，万古不移”，这种评价是很能说明他绘画理论的真正价值的。
独树一帜的佛教理论和佛经翻译思想，谢氏家族大约在进入南朝以后，宗教信仰基本上完成了由道教世家向佛教世家的转变，—批佛教信徒和佛教理论家也随之产生。
在这些人中，最有建树的是谢灵运。
。他的佛教思想和在佛经翻译方面的理论可谓独树一帜。
在佛教思想上，谢灵运主张化解佛教与玄学、儒学之间的矛盾，在《与诸道人辩宗论》中提出了折衷佛、儒的全新观点，认为“释氏之论，圣道虽远，积学能至，累尽鉴生。
方应渐悟；孔氏之论，圣道既妙，虽颜殆庶，体无鉴周，理归极”，应当“去释氏之渐悟，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一极”。
这种把儒家作圣之功和佛家顿悟思想相结合、用佛理充实和改造儒家思想的论点，在当时是有重要意义的。
正如当代学者汤用彤所说的那样，由于谢灵运这种新论点的提出，“玄远之学乃转一新方向。……其作用不啻在宣告圣人之可至，而为伊川谓‘学’乃以至圣人学说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