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秋实说，看你写了这么多，怎么全是谁和谁好与不好的故事，连个正经八百的课堂上的事都没有写。我说，你们都是理科班的，关于理科课堂我知道的本来就不多，那么我就说说文科课堂。
课堂的意思，就是上课。现在高中课堂推崇的是“生成的课堂”，意思是课堂也是原生态的，就像写散文，形散而神不散，“神”是教参教案中体现出来的目标，通过学生的主动参与和教师的引导，达成吸纳知识点和围绕课堂教学的氛围，使学生在课堂上成就自己追求知识的过程。
我女儿现在已经是梅城一中的高中生了，她给我描绘的她们的课堂就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这个比较高级。按照“生成的课堂”的理论，我以为同一个老师面对不同的学生，虽然讲解的是同一堂课，其结果和气氛表现肯定有所不同，达成的教学目标与程式也会有所区别，连我胡子一把了都想找机会来感受一下。
而我们当年的课堂，除了“填鸭式”这样的词汇可以总结，我还想到这分明是“一个人的表演”。
我的意思是，课堂是分教与学两个层面的，对应的分别是老师和学生，老师只有一个，而学生是一大堆，这里面就有个以学生为本还是以老师为本的问题。如果老是变成了“一个人的表演”，学生提不起兴趣则在其次，要是学生直接就心生厌恶之情，那还有何胜利可言？
当年我们就是经常在这种无聊的课堂教学气氛中，我再说一遍，经常是课来上我们，不是我们来上课。
拿黄堂堂的语文课来说，高一高二总归是学习新课，我们即便有“情非得已”的时候，大家也愿意“只闻新人笑，哪管旧人哭”嘛。
可是到高三，总结复习的时候，如果还是如高一高二，不过是玩小学生作文“总分总”的游戏，肯定有人受不了。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课堂背景下，逐步积累了和黄堂堂之间的矛盾。
老师和学生之间有矛盾也正常，不过一旦有持续性，积少成多就不得了。
高一的时候，王千里有回和黄堂堂当堂抗辩，可是黄堂堂原是班主任，不是一般的老师，黄堂堂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很是让王千里老实本分了一阵子。高二时候，黄堂堂不当班主任，但是余威还在。遇到真调皮捣蛋的学生，一般遵循“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做法，属于纪律的问题，自然有新班主任刘大烟枪摆平，只要不是太过分，黄堂堂也不会太较真。
有时候，黄堂堂讲课讲到兴奋处的时候，曾自称“老夫”，大概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老夫子”，子在古代是先生的意思。苏东坡词中，说自己“老夫聊发少年狂”，强调的还是少年狂，而不是强调老夫。
苏东坡是个装满了一肚皮“不合时宜”的人。他自称的“老夫”，别人也不一定，把他当成真正老了的夫子。他因先得罪当权派王安石被贬，后得罪红人司马光被贬，当时东坡先生仍威仪不减，不仅到处游山玩水，小老婆还弄了一大堆，苏词则更是开辟了一代豪放自信雄风。
可见虽“老夫”，雄壮犹不减当年耳。新中国成立后，纳小老婆一律改为地下秘密非法进行，与我们理解的“老夫”境界完全不同。
王千里对蔡秋实说过，什么老夫，分明是老朽，不仅老，而且朽。
这话稍微狠了点。因为所有人都会老，老又有威信称“老头”，老有所用称“老人”，老而无用谓之“老朽”。叫人“老朽”，分明说人老而无用嘛。
后来，王千里和蔡秋实都到理科班了，期间的语文课堂即便有冲突，我也不可能有印象，但是文科班的当年旧事，犹历历在目。
孙梅城在重温《戊戌政变记》课文时，冷不丁对“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这句话，产生了费解，就单拿着这一句话问黄堂堂，这句话该怎么解释。
黄堂堂就说，你想呀，唐僧如果没有孙行者，西天取经能行吗？更不会有什么将来。
这个原文，出自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均流亡国外。行前，梁劝说谭也出逃，谭嗣同从容对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吾与足下分任之”。
孙梅城说，这是他晚自习课时候，一个人问的，后来我弄懂了，黄堂堂的解释当然离题万里。孙梅城举例说明的时候，我们以为，实际情况不可能这样夸张。
崔波涌说，这是黄堂堂的幽默吧？
周庆就反驳说，我们宁愿信其有，黄堂堂的课，你什么时候见他幽默过？
崔波涌就像聪明的一休和尚一样，用一个手指头，对着自己的鬓角绕了至少三圈说，还真是想不起来了。
崔波涌也有过与此类似的体验，后来，他就不再用手指头指着自己的鬓角绕圈圈了。我们以前学过司马迁的《鸿门宴》，里面讲刘邦项羽斗法的故事，在司马迁笔下，刘邦回回处处都比项羽智谋高出一头。我们高三时候学关汉卿的《高祖回乡》，文章里面的汉高祖刘邦，先是写其威风八面，结尾被关汉卿借老乡之口，点出了原来不过是乡里的刘三而已。
崔波涌的问题是，为什么同样一个人，不同的作家，写出来的形象却大相径庭，那么真实的刘邦，到底是个什么人呢？
黄堂堂答，这个问题很复杂，相对而言，司马迁是历史学家，关汉卿是文学家，真实的刘邦形象，应该更接近《史记》的记载，而不应该相信关汉卿笔下的刘邦。
崔波涌问起来就没有个完：为什么呢？文学不是反映现实的吗？为什么关汉卿笔下的刘邦形象不可以相信呢？我相信关汉卿笔下的刘三，成了大人物要坐天下，肯定要装，不会装他也成不了汉高祖，有什么不对吗？
现在想来，多简单的问题，就是一个史学形象和文学形象的区别。司马迁记得有板有眼，那是因为，毕竟还是在人家刘家的天子治下，后世元代蒙古人统治天下，谁还会管刘家人高不高兴的事呢。这样越往后世，前人的形象，就越会有历史性的争议，争议的结果，就越接近生活真实，而真实本身，是原本包括了文字记载真实和生活真实两部分的。
黄堂堂说：关汉卿是个失意文人，不过是借高祖回乡这件事，抒发自己心中的块垒，他与当世统治者不愿合作，所以他写高祖刘邦，可以不用考虑是否合乎历史形象，甚至故意颠覆史学传统上的形象。他曾在作品中自称自己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就是个例证。
黄堂堂一边说，一边手拿参考书，念着关汉卿的自称，一边说，你们都可以记一下，这个称谓比较特殊，我再给你们念一遍。
我很烦老师课堂讲课的时候“搬词典”，如果我也有本汉语词典，如果遇到一般词句，就宁愿直接动手，也不愿劳驾黄大人。搬着教参和搬词典也一样，我就插嘴说，老师，我们摘记关汉卿的这个称谓，会有可能是高考的考题呀？
黄堂堂也很烦自己讲课的时候，有人横插一杠子。
他说，石久琴，就你聪明，你怎么知道高考时候，不会出这样的题呢？这是文学常识！
我说，那你知道高考时要出这个文学常识，老师还是您最聪明了。我即便这么说，依然看到黄堂堂对我瞪着眼，很不满地看着。
如果我说，黄老邪，就你能！你怎么就知道，高考时可能会出这个题目，这个文学常识有必要摘记得这么抠字眼吗？这与孔乙己说，“茴香豆有四种写法”有什么区别吗？那当然很不像话。
遇到这种冲突，做学生的只能示弱，咱不能跟老师一样，尤其是像黄堂堂这样的老朽一样，说白了，我得让着！这样老师才能顺梯子下来，要不老支着架，那就不是商榷问题，而是抬杠。
比如我说，黄老师，我对关汉卿的说法有不同看法，“铜豌豆”说到底不就是铜金属吗？他说“煮不熟、蒸不烂、炒不爆”我信，他说“捶不扁”不可能呀，我觉得放到元朝的铁锤下，甚至放到汉朝的铁锤下，很随便都能砸扁，因为铜没有铁硬呀！估计得让黄堂堂郁闷半天，甚至会瞪我到“目眦尽裂”，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