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黄堂堂长得并不难看，眼睛眉毛和鼻子嘴巴组合错落有致，年轻时应该也是相貌堂堂。我爸高一时候去参加过我一次家长会，回来兴奋地给我讲过，他和黄堂堂20多年前就认识。那时的黄堂堂自然英俊标致，而且在物资紧缺的年代，他又不是个官僚，当然更不会脑满肠肥。轮到我认识他的时候，当然就多了大腹便便，虽然不能证明那是一肚子的学问，也不能证明那是一肚子不合时宜，但是可以证明，二十年的沧桑岁月的确使他改变成了某种病态。他的一脸古板，似乎在述说着一成不变的程式，他的严肃坚毅，也似乎在验证僵化老套与创新精神的不可调和。
黄堂堂，算一个好人，但不能说是一个好老师。放到今天的高中课堂上，他恐怕早要下岗了。
我前面说过，自从崔波涌振臂一呼，我们要闹着分科分班，还要和学校最高首长对话成功的时候，潘多拉的盒子里开始释放出了魔鬼，学生的胆子一下子就大了起来。老党校长，是集多年威望几十年教育战线奋斗一辈子的老同志，面对一群初生牛犊，尚且马上安排分科分班，而不是马下安排，这无形中鼓励了我们的“群胆”。这时候，我们放眼一瞧，可不就马上看见了老朽黄堂堂了吗？这个老朽，该下课了。
当然，我这里只是在分析事情的起源，敢于公开的亮明这个立场，已经到了高三年级。之前我们文科班对黄堂堂课堂的抵触，我总结大致有四种模式：
一是瞒天过海式。徐红也不太满意黄堂堂的课，可她是女生，高一的时候，黄堂堂对徐红欣赏有加，所以徐红在课堂表面上看不出任何不满。黄堂堂说摘抄笔记，徐红就在下面翻别的书。甚至直接拿出数学或者英语习题，徐红还偷偷地用两个棉球，塞着自己的耳朵，女生的头发长，只用摆一摆头，头发早把耳朵遮盖得严严实实。这样做连同学也不能看出来，而黄堂堂也不会，到下面同学的座位上去，尤其更不会想到，自己曾经欣赏的学生还会如此暗度陈仓。
二是斤斤计较式。崔波涌这人满嘴利牙，别的老师，即使落课有几分钟，倒是也没见他吭过声。如果黄堂堂的课，超过了1分钟，喊得最厉害的一定是崔波涌。老师，已经到下课时间了，老师，放学时间超1分钟另30秒了，我们回家还得过河呢。
遇到这种事，黄堂堂也不会跟他辩论。这小子是个“钉子户”，有时候软硬不吃，逮谁咬谁。黄堂堂大人大量，犯不着跟这种斤斤计较的人，比个眉眼高低。
三是声东击西式。文科班人数比理科班少，事却比理科班复杂。孙梅城自黄堂堂那里知道“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跟唐僧取经有关以后，就暗下决心不要行者，自己去西天取经去。一般同学还真没有别的去处，孙梅城那时还住在学生宿舍，我们人手一把钥匙。别的学美术的同学逢语文课，人家可以说上美术专业课呢，孙梅城就浑水摸鱼，他也要去“学美术专业课去”。
一来二回，黄堂堂说，孙梅城你什么意思？我问过你们刘老师了，你没有学什么美术专业课呀？
孙梅城说，我是还没有正式学，但我准备以后学，今年我学不好，明年我一定好好学。
孙梅城摆出一副愚公移山的面目，黄堂堂也弄不清楚，究其所以然。我很清楚，孙梅城温习古文，就对照古文释义之类的资料，后来干脆买齐了高中语文全套教参，自己到学生宿舍里揣摩起来。
四是开门见山式。文科班满打满算不到30人，去掉特长生就不到20人了，我们教室多时坐过60人，所以老师在讲台上抬眼就能看到少了谁。我很担心，这样下去大家都会传染。
周庆有回举手说，黄老师，我需要出去一下。周庆大概肚子不舒服，想去厕所。
那一段时间，黄堂堂对学生外出非常敏感，就多问了一句，去哪里呀？
周庆偏说，课听得我头疼，出去换换空气去也。
于是，他就到厕所里去换空气去了。
周庆刚走，黄堂堂就说，哼，看看，都什么素质，学习就要学而时习之，没有一个好态度，永远也别想学好。
在黄堂堂看来，周庆就是刁德一，“真是一点面子也不讲”。
梅城有一群数目庞大的作家队伍，文学评论界号称梅城是具有“全国最大的地市级作家群”的城市，这些年全国文化产业千帆竞发，一时文化名片满天飞。又有人说，梅城的“书画家群”也很厉害。据我多年的观察，这些文化名片虽然说起来吓人一跳，出了中原，外省人未必肯当回事儿。“文人相轻”，在梅城文化界一直比较严重，要不然，早做到真正地名震全国了。
拿我们班来说，如果说语文老师是文学播种机，那些有文人底子的同学像乔平、乐美华都算得上是文人种子，更大一点说，文科班所有学生，说不准以后，谁就是其中的文人墨客。
可惜，种子和播种机都不能做到惺惺相惜。我写《奔跑的狼》，为狼大唱赞歌，本来还有点自鸣得意，结果还得为分高分低，与他争个面红耳赤。所以我又总结了，文人相轻是传统文化，文人在文化方面不乏创见性，但是在受教育阶段，首先要有宽容的文化和氛围，否则中国很难出现前赴后继的文人群体，那么，“莫言获奖”就永远只能是新闻。什么是新闻呢？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所以中国文化，应该首先容许培养更多的“狗咬人”，而不是老指望猛不防碰见“人咬狗”。
这是四月底的一天上午，第一节课就是语文。上课前黑板上的数学习题板书还没有擦掉，离上课还差十几分钟，所以教室里的人还没有坐齐。有人擦掉了数学题，直接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大字：无能者，滚下台去！
这很显然是一句文革式的标语，可能在抒发书写者一种不满的情绪，我们看到后一边还评头论足，这是谁写的嘛！
乔平说，一会赶紧擦了，第一节是语文课，你们不是故意要让黄老师看见的吧？
乔平也是的，你直接上去擦掉不就完了嘛，还要说我们？我们是谁？我说，谁写的谁上去擦掉哈。
时间，就是这样阴差阳错，耽误了二三分钟。上课铃还没有响，该上去的人还没有动，黄堂堂不知道为什么，居然提前到课堂上来了。天哪！
他扫视了一群学生，扭头看见了黑板上的标语，脸色霎时变了。
黄堂堂停顿了一分钟，说，你们快毕业了，再有不到两个月，你们就要走上高考考场了，同学们，你们不是大人，可你们也应该有是非观和价值观吧？这是我从高一带你们到高三，这三年来应该得道的回报吗？你们也有良心吧？我真的很痛心。
说完，夹起书本，头也不回地走了。
黄堂堂居然忍无可忍，罢工了，之后一个星期，都没有来上课，听说他心脏不好，直接上医院去住了。
这事闹的！
本来有理却干了没理的事，结果老师气得住进医院，学生虽不犯法，在道德上却备受谴责。
事后我们也知道了，是平时闷声不响的皇甫杰干的好事！可是造成这样的误会，显然也不是皇甫杰原本要追求的，而且，你就是追究皇甫杰，也已经于事无补。如果黄堂堂认为是集体行为，则会更加感到内心沉痛。
刘大烟枪很生气，后果看来很严重。
刘大烟枪第一个想到的人，是崔波涌。可是崔波涌那几天因“身体有恙”，请假没有来学校上课。所以，崔波涌没有作案时间，被排除了。
刘大烟枪第二个想到的人是周庆，第三个人是我。
他分别找我们谈话，你们真有能耐呀！黄老师是多好个人呀，对工作兢兢业业，对同志硬硬正正，你们怎么能那样干呢？就是不念师恩，还有旧情嘛！你们这样做，就是反目成仇，良心何安那？学生们！
又不是我们书写了那条标语，我们当然要申辩了，这又不是什么值得江湖道义铁肩担当的事情！
周庆解释，这事不是自己干的，理由如何，和他个人对黄堂堂，虽少有微词，却不能构成直接激烈对抗的逻辑。我则抱定“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的态度，鬼我都不怕，刘大烟枪的咋呼我也不愿意多听。
反正我也抽不着他的烟了，反正这学期也没有多少时间了。换句话说，我们高中也没有多久就要毕业了。这事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黄堂堂住院调息一周后，又来上班了。
此后，他再也不提前到教室了，也不愿为学生落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