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棘密布的童年
湘江夜密谋
我的人生有许多未曾实现的可能。例如，在初一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就放弃了成为江洋大盗、浪迹天涯的机会。
那天放学之后，我跟我的哥们儿跑去湘江边，玩滑板、轧马路、闲聊天。那是很需要放松的一段时光，刚从村里搬进株洲市，同学叫我“香菜妹”，把我堵在厕所里欺负。
我们那天大概不太高兴，记不清了，我们总是不高兴。我穿着校服外套，招摇地走路、放肆地笑，街上人怕我、可怜我，或者羡慕我，我兴奋地偷窥着他们的表情。更晚一些，人群渐渐散了，湘江不怀好意地沉默着，水拍堤岸的声音让我很沮丧。
能看出来我的哥们儿也有类似的情绪。我们都有点害怕了。他突然说：“带你去见识点厉害的。”他走在前面，我什么也没问，但能感觉到他的决心。我们一路走到电玩城，已经过了半夜，店里面仍然很热闹，我们穿过机器和人群的喧闹，找到了另外三个男生。那三个人都已经成年，比我俩大不少，哥们儿给我介绍了他哥哥，说了点什么，我们五个回到他们家里去。
哥们儿的爸妈离婚了，都不太管他和他哥，所以他们有了一个安全地谋划大事的场所。
进屋后，他的哥哥开始抽烟，屋里很快就变得又臭又闷，我去把房门打开。大孩子问我，怎么光闲逛，不用写作业吗？我说，我都花钱摆平了。我从书包里掏出来一张纸条，上面有我和我同桌的签名，还有我们的指纹，是用红记号笔涂在手上盖的。我说，这是合同。合同上记录着同桌要替我写的作业科目，还有报酬——5元。
我说，每一科都得找不同的人写，要不然他们写不完。那个大孩子发出了一连串赞叹。哥们儿的哥哥问我每天有多少零花钱，我说50元。我跟我爸说，食堂太难吃，于是他就给我钱让我下馆子。他问：“你家这么有钱，还要跟我们偷东西？”
哥们儿说：“你知道吗？法拉利一只轮胎值25万元。我们找着一辆。”
我说：“见者有份，你们分我点，然后咱们一起跑。”
哥们儿说行。我又说，走之前我要揍我阿姨，我特别讨厌她，我要找人揍她一顿。哥们儿也说行。
之后他们开始聊别的，或许是谋划偷轮胎的细节吧，我没听，开始幻想25万元能带来怎样的生活。我妈妈一年的工资是2万元，这是她不吃不喝挣十多年的钱。我可以带着这些钱去一个新的城市，租一间房子，买下所有我想买的衣服，留长头发、换掉校服，成为大人的模样，在全无管教的富裕中长大。
我躺在沙发上，看着屋外漆黑一片的走廊。我有点困惑，虽然生活总是变来变去的，但这次不一样，很快，我就要拿上一笔永远也花不完的巨款离家出走、浪迹天涯，我应该在我传奇的失踪之前留下一点记录。但是时间不等人，而且我也不爱写作文。我听见楼梯间传来脚步声。
我的爸爸和阿姨——横倒地——朝我走过来，我的脖子上感到一股蛮力。我没有挣扎，我才13岁，力气差得远，而且我惊讶坏了。另外四个人也是，屋里一下子安静了。
爸爸冲我怒吼：“我们找遍了整个天元区！”他把我拎到楼下，扔进阿姨的车里，开车回家。
爸爸朝我喊：“我们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要这样？”
我也朝他喊：“你们对我哪里好了？我天天都想离开这个鬼地方！”
他怒不可遏，抄起衣架，阿姨拦住他，说：“这是你的家！”
我说：“瞎讲！这才不是我的家，我讨厌你们，我恨你们每一个人！”
爸爸拿衣架抽着身旁的墙面，问我：“你认不认错？”
我还是喊着要离家出走，喊到嗓子都哑了。我越喊越生气，开始控诉起他们。我记不清具体说了些什么，左不过说他们只顾自己不管我，说阿姨嫌弃我，骂我有人生没人养，说我是累赘，诸如此类。阿姨在旁边拉着爸爸。
我一直没松口，最后也不道歉。我倒希望不道歉爸爸就能一直骂下去，再多向我传达一些他的愤怒，以及害怕失去我的心情。我感到那些愤怒只有少数是冲着我来的，多数，更沉重的那部分，回流向了他自己。我当然值得这顿骂，再凶狠些也恰当，但他的声音渐渐轻了，似乎在恐惧着什么。
脸颊火辣辣地痛，愤怒、伤心，汹涌澎湃，真恨不得一头撞死自己。但在这些激烈的情感之下，我还能感到一丝寂寞，像晚上看到的湘江那样。在那个年纪，虽然还搞不清缘由，但我已经发现了，大人其实是没有小孩子有勇气的。爸爸和妈妈没有足够的勇气面对离婚的决定，也没有足够的勇气面对我。我只有这样拼尽全力地折腾，才能让他们目光不再游移，才能让他们注视我，注视他们的女儿，而不是只看见一个无法弥补的错误。
我的阿姨，和我的爸爸、妈妈还有伯伯一样，是很好的人。就在那几天之前，有一个雨天，我到校门口发现没带校牌，被拦在外面，阿姨让我找地方躲雨，自己骑车回家给我拿校牌。她骂我，大概是出于对爸爸的爱，和怕爸爸离开她的不安全感。她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这样就不会每次看见我，都意识到自己是这个家里的外来人。尽管她对我不友善，但还是会教我做家务、洗衣服。
但我们家的生活简直是一团糟——我不是在为自己叛逆的童年辩解，你后面会看见的——第一次给我的老师讲过我的故事后，他说：“你们家里真是个中央戏剧学院。”值得庆幸的是，我人生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答案是同时出现在我的面前的，但这个答案：鼓起勇气，直面所有的选择和所有的后果，需要坚决、谨慎和持之以恒，需要调动我身上全部的能量，才有机会实现。
对了，我们那儿没发生过什么法拉利轮胎失窃案。我跟那晚的几个孩子之后就失去了联系——不是因为我改过自新了，而是因为事出突然，我没留他们的电话号码。我有50元的餐费，是爸爸不想在学校委屈了我，自己只吃青菜不吃肉省下来的。后来阿姨发现了我的“合同”，知道我拿钱干什么去了，就把我的零花钱降到了每天5角，又让我转学回了县里。
[佳航的话]写下这个故事时，我感觉就像在谈论别人的人生一样。换作现在的我，别说偷法拉利轮胎了，一针一线都不敢拿别人的。如今的我，做事追求的是正确、有社会价值，而非石破天惊，我已经永远丧失了做不正确的事情的勇气。也许这种勇气只属于孩子，他们有宝贵的想象力，却欠缺常识，敢于对眼前的生活说不，说“我要改变”，却会选择一条错误的，甚至离谱的改变路径。而长大之后，懂得更多，拥有了更多，就算想寻求突破，也要戴着镣铐跳舞。虽然偷法拉利轮胎的想法绝对是大错特错，但我很感谢生命中曾有这样一段“猖狂”的时光。
怎样能有两份零花钱
我的家里很穷，但小时候，我也算是曾有一段皇帝般的日子。
我的爸爸是中学体育老师。小学时的周末，总是他陪我度过的。我从他那儿学会了骑自行车、溜旱冰、滑板、投篮、打羽毛球。在激烈的竞技中，我成长为校运动会上的班级主力，以及一个“孩子王”。
黄是我众多的小跟班之一，我的好闺蜜，但她的运动能力比我差远了。我夹着滑板，指着一条陡坡说：“这个我敢滑下去，你们敢吗？”黄说她敢。我一个俯冲，稳稳停在坡底。黄滑到一半，侧身飞出去，胳膊骨折了。
这件事没有耽误我们的交情，她反而更敬佩我了。
那天我到黄家玩的时候，她妈妈和我们的一个邻居正在客厅聊天。我们在她的卧室里玩，玩着玩着我感觉不对，门外似乎在谈论一些我认识的人。我把手上的事停下来仔细听，先是听到了我爸爸的名字，然后是我妈妈的。接着，他们举了一些其他的人名，又说明了这种列举中蕴藏的共同点。
“你听到了吗？”黄说，“你爸妈离婚了。”
我说：“我怎么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我没有怀疑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因为离婚只是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一个平凡的组成部分。在我的小跟班中，有两个父母离婚的，其中一个的爸爸跟新女朋友在她面前搞了些相当不雅的事情，然后我们这些四年级的孩子就明白了什么叫做爱。
我立刻去向她们讨教经验。
我们走在镇里最宽的公路上，尘土飞扬，周围都是建材市场，我说：“我爸妈也离婚了。”
一个说：“恭喜啊，这下你自由了。”
另一个补充：“他们给你多少零花钱？”
她俩的零花钱都是两份的。我说：“他俩还没告诉我呢。”
知道父母给你准备了一个奖励，但是仍要装作浑然不觉，别扫了他们的兴，那段日子我就是这么装模作样过来的。直到有一天爸爸招呼我坐到家里的餐桌旁，那是一张玻璃圆桌，我们坐在相邻的位置，但隔得很远。
他说：“爸爸已经很努力了，但现在爸爸妈妈要分开了。你是选择跟爸爸还是跟妈妈？”
我觉得，我应该矜持一点，像个好孩子那样，不要太快地做决定。
他问：“你是跟爸爸还是跟妈妈？”
他突然开始号啕大哭，那声音就好像他的胸腔里并排开过两台拖拉机似的。我能看出来他崩溃了，他完全丧失了理智和年龄。虽然他原来也没多成熟吧，但我意识到现在我有责任安抚他。
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难过。我只能说，没事的，爸爸，别哭了。
他边哭边问：“你跟谁？”
我说：“好好好我跟你，我跟你，不要哭啦。”
说实在的，后来经过仔细的反思，我认为父母离婚，我也有一点责任。父亲每天4点钟起床，去学校带体育生训练，母亲则要晚上10点钟下晚自习到家，他们平日里几乎见不到面。我记得5岁那年一个奇怪的晚上，要睡觉了，妈妈没有来抱我，而是走进了爸爸的房间，还把门反锁上了。我拍打他们卧室的门，撕心裂肺地喊叫，要妈妈，不许妈妈跟爸爸待在一起。
但发生这种事情也不能完全怪我不乖。在我3岁以前，父母的学校只有非常小的宿舍，没有卫生间和厨房，没有条件带我。我和爷爷奶奶住，离学校一个半小时大巴车程，过去要倒四趟车，一年才能见到爸爸妈妈一次。3岁的我不明白为什么爷爷奶奶不许我跟妈妈生活在一起。每天傍晚，我从房子里跑出去，穿过屋后村里几家混杂的农田，到铁道旁，对着车厢间闪烁的夕阳喊：妈妈，妈妈。长大后，他们的学校倒闭了，去了新的学校，住进了有厨房和厕所的宿舍，我也跟了过去。新的学校旁边，有一家好吃的水煮活鱼店，每天早饭，以及节日聚餐的时候，学校里的妈妈们都会带着孩子来这儿吃饭。孩子们在聊天、分享八卦，妈妈们则催他们快点吃。这家饭店的鱼味道特别鲜，炖鱼的汤是白色的，每次吃过回家我就会和妈妈说：他们做的鱼汤是白色的，我们家做的是透明的，他们的鱼汤好喝。妈妈研究过一段时间，打听到秘诀是先把鱼煎一下再炖，但她仍然只能做出透明的鱼汤。从那以后，我们家想吃鱼就会到这家店里去。
后来的某一天，妈妈说：“以后每个月爸爸妈妈都陪你吃一次水煮活鱼好不好？”我立刻就明白了她的意思。
所以我问她：“加萝卜丝不？”
她说加。然后爸爸和妈妈带我吃了一顿水煮活鱼，这就算是正式离婚了。
我获得了两份零花钱，以及很多自由。但那两个女孩没讲的是，有好多年，我都不知道哪里是我的家。他俩都忙着约会，我时常被寄养到亲戚或者他们的同事家，直到有一次爸爸发现我又被送到了河对岸的同事家里，怒斥妈妈：“你谈恋爱连女儿都不管了！”实际上他自己也总这样。有一年冬天，他骑着摩托车带着阿姨来接我，阿姨下半身穿了一条黑色的丝袜。
我心里想：哇，我妈可没穿过这个。爸爸，你哪找的这么漂亮的女人？
不到3岁的我坐在照相馆里的大公鸡上。二十多年过去，照片塑封中的颜色已经深深浸入相纸里
小时候在爸妈教书的学校做“孩子王”，这架势还是看得出来的
爸爸谈恋爱的标准是“必须对我女儿好”，因此阿姨对我展开了猛烈的攻势。她住在株洲市里，而我在镇上上学，她买了一颗榴莲，放在车里送到我的学校，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其中一个吃过榴莲的都没有——掰开了扎人的硬壳，一股臭味弥散开来，而我傲立正中。
就这样，我靠着阿姨对爸爸的爱过了几年无法无天的日子，直到她怀孕。
[佳航的话]我们这些“90后”的小孩，和上一代人面对的成长课题最大的不同就是离婚率急剧升高。我们成长于经济飞速发展的年代，出现了电脑、手机、移动互联网、QQ等，信息传播速度更快更透明，婚姻中也多了更多的选择。观念上的进步、信息的透明、温饱的满足，给了更多人离婚的自由。在我小时候玩得好的五个朋友里，有四个家里离了婚。像“40后”到“60后”的几代人，我爸爸妈妈的父母们，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离婚的，他们连掀桌子的勇气都没有。
我们这一代人的父母过得不幸福是有勇气“掀桌”的，但我们作为孩子，没有一个参照、一个过来人，能够告诉我们，父母离婚之后我们会面临什么。所以我们更多带着一种新鲜好玩的态度来面对这些事，真心在为零花钱的增加而高兴。再往下一代，到了“05后”“10后”，可能他就有哥哥姐姐告诉他，父母离婚意味着什么。
我也想过，如果重来一次，我能做得更好吗？如果我以死相逼挽留父母的婚姻，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会是更好的结局吗？我的答案是：不。如果用爱的枷锁将他们捆住，他们的人生就会多出一个永远的遗憾，一个因为我而永远失去的选项。他们的人生很可能会活在痛苦、遗憾、后悔和怨恨中，而所有这些情绪，无疑是应当由我来承担责任的。
春风吹又生
有人说女人的心总是围着男人转的，我不相信，我们要把握自己的命运。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特别是当你爱着一个人的时候。我的妈妈和阿姨教会了我，爱的力量是多么富有创造力，又多么难以阻挡。
妈妈是个勤勤恳恳又富有智慧的人。她和爸爸是大学同学，但她是公费生，爸爸是自费生，她大学时的成绩也比他好得多。妈妈不巴结领导，也不争取荣誉，但她还是学校里的骨干老师。假如这些还不足以证明她富有智慧的话，我可以再讲个故事。那是我记忆中第一次见妈妈那样低声下气。
小学的时候，我住在爸妈工作的中学的宿舍里。或许是为了美观，或许是为了学生体育运动的需要，学校刚刚建了一片草坪。那片鲜绿鲜绿的草坪据说花了几百万元。
我穿着我的旱冰鞋，带着同样住在老师宿舍里的小伙伴，去玩点他们没见过的东西。我在草坪里划了一个圈，用鞋底的轮子，像分发缝那样，把圈两侧的草掰向相反的方向。我对他们说，我能控制火，我让火到圈边上就停下来。我没说的是，小时候我看爷爷奶奶就是这么烧荒的。
我点起火，然后起风了。火苗沿着风的方向蹿出我划的圈，我赶快去踩灭它。可是我穿的是旱冰鞋，鞋底只有窄窄的一条。火朝四面八方延展开。完蛋了。我冲向教学楼，大喊，着火了！过一会儿广播响起，说：“紧急通知，紧急通知，所有同学老师去花园救火。”数不清的脑袋，黑压压的，像从教学楼里被倒出来似的，拥了出来。一片混乱的吵嚷声夹杂着锅碗瓢盆叮叮当当的响声，水徒劳无功地泼向借着风势跳跃的火舌。9岁的我觉得自己把全世界的人都搅动起来了，烧干净了他们的财富、梦想和未来。妈妈和爸爸找到我的时候，我正站在那儿嘟囔“对不起”，我大概说了有几百遍吧。我当时想往后余生都用来说对不起也赎不清我的罪了。
爸爸很生气。当时他可能就要发火了，但妈妈拦住了他。她对他说，完了，孩子被吓着了，精神出了点问题。她拉着我，抱着我，告诉我：“崽崽，我们只要去给校长道个歉就好了。”她没有说我一句不对。他们拉着我去向校长道歉，一路上我还是在说对不起。校长让他俩赔钱，我吓哭了，她抱着我说，不要怕，妈妈会帮你搞定的。在一番卑微的道歉和保证后，她对校长背了一句诗，是我学过的诗：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最终校长没让我们家赔钱。回去的路上，我偷偷对妈妈说，原来明年还能长出来呀，早知道我就不哭了。她高兴地抱了抱我。第二年草坪确实又长出来了，长得比前一年还好。
这样聪明的妈妈，在面对爸爸的时候，却总是进退失据。我猜，她把他想得太好了，而他做不到，也不知道怎么能做到。
爸爸长得很帅，有刚毅的下颌线、炯炯有神的眼睛。像其他优秀的体育老师一样，他充满活力，乐观幽默。他会把学生带到家里来，给他们包扎伤口，也总有已经毕业的学生找他喝酒——有的时候我也会去，站在桌旁劝他少喝。
他是个传统的大男子主义的男人，洗衣服、做饭、接送我上学他是不管的，逢年过节的走动打点也全靠妈妈。在我不记事的时候，妈妈有很多崩溃的时刻，比如上班前做好了饭，叮嘱爸爸喂我吃，回来却发现饭在垃圾桶里。因为他觉得喂我太麻烦，就把饭倒了。
也许是源于教育，或者是性格使然，妈妈总是主动牺牲自己。学校评优的时候，往往一对夫妻只有一个名额，妈妈就让给爸爸，还帮他一起准备。爸爸的拼音不好，会把绿色打成“露色”，妈妈就做他的编辑和打字员，帮着他发了许多论文。她从不为自己争取任何荣誉，却帮他成了高级教师、学科带头人。或许在外人看来，爸爸反而是专业能力更强的那个。
离婚之后，妈妈会对我说，当年为他做了那么多，不值得。但假如再来一次，妈妈能做出什么改变呢？放下对爸爸的爱，提升自己吗？或者一点点引导、教育他承担家务、养育孩子？每一种选择都面临着意志和体力上的考验，都需要坚持，甚至一点点的顽固。
后来妈妈选择了一个友善、寡言的男人重建家庭，生活平淡而幸福，而教会我爸成熟的重任，就落到了阿姨的肩上。
阿姨有着精彩的人生。她15岁离开湖南老家，到广东打工，身无分文，睡在长椅上。她的父亲对她说，出去就别回来，回来就要把她的腿打断成许多节。她第一份工作在工厂流水线上，之后一路晋升，到线长、主管，最后做到厂里管人事的高层，在20世纪90年代，就攒下了100万元的存款。但30岁那年，她放弃了广州的一切，被她的妈妈拉回湖南结婚。她在株洲市里买了临江的大房子，跟爸爸住在一起，还给爸爸买了新车。爸爸说，跟他结婚要对他女儿好，阿姨就问我爱吃什么。我说爱吃肯德基，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去过肯德基。每次我来，阿姨都提前把“外带全家桶”摆在桌上。
所以我跟爸爸说：“老爸，这女人找得不错，我很认可她。”
但一个人的爱和钱的去处总会出现微妙的偏差。当我第一次去爸爸和阿姨的住处时，我对爸爸说，我冷。他会把衣服给我，把外套披在女儿身上，每个爸爸都兴高采烈地做这种事。但阿姨说，你爸爸也很冷，你穿了他的衣服，他穿什么？
小学时我（右一）和小伙伴们在一起
小学时我（后排中间）参加才艺表演，那时流行在眉心点上一抹红色
回妈妈家了，我对她说：“那个阿姨啥都好，就是不让我爸给我穿衣服。”妈妈马上给爸爸打电话，警告他“对我女儿好点”。阿姨也听见了。之后妈妈就开始接到骚扰电话，要她在株洲过不下去，要让她付出惨痛代价，诸如此类。
那时妈妈还是单身，害怕出门，每天心惊胆战。手机通讯录第一个号码就是报警电话，报备学校领导可能出现恶性事件，要学校加强安防。除此之外，也不能再做什么了。那天后妈妈再也没睡过一个安稳觉，经常睡梦中被吓到惊醒。而我，则买了一把塑料玩具剑，每天别在身上，哪怕知道对手实力远在我之上，但我就像一名随时准备战斗的战士，坚定地对妈妈说，你别怕，我来保护你。
大概是从那时起，我就有了一种紧迫的感觉：我要让自己强大起来。
但生活可不会像想象中那样顺利，我和妈妈相依为命的关系也没能维持多久。不到一年之后，在阿姨各种攻势下，无知的我就对着妈妈喊：“阿姨对我可好了，阿姨比你好！”她当时可真是气得半死。
[佳航的话]这一节里我写了两个故事，但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婚姻给女性带来了什么。在我烧草坪的故事里，我在爸爸脸上只看见了怒火，在妈妈脸上却看见了沉稳和智慧，她是一个优秀的、临危不乱的女性。而我的阿姨白手起家，20多岁就能在广东闯出一片天，她也有着过人的胆识和魄力。这两位优秀的女性，在婚姻里却都变得“智商为零”。
曾有一个社会热点，说一个家庭里，如果两人都是博士，那么女性为了生育和照顾家庭而放弃科研的比例要远高于男性。也许我们的文化给女人植入了这样的观念：好女人就是要托举你的男人、扶持你的男人，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女人。我妈、我阿姨，还有无数东亚女人都在这条路上走着，好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可自己，才能对得起女人的身份。
这道题，我至今无解。
“阿姨比你好”
在阿姨的威胁下，我和妈妈有过一段相依为命的日子。当时我有决心，也有信心一定能保护好妈妈，可妈妈显然不是这么想的，她想尽快找个男人成家。某一个周五，她让我带几件衣服，说带我去同事家玩。我以为是参加附近的闺蜜聚会，结果我们倒了好几趟车，走进了县城边缘的一个伯伯的家中。
到那里已经是深夜了，她向我摊牌：以后我们就住这里，不走了。我简直要气疯了，这周末我还有好多事要处理，我答应了小跟班教她们骑自行车，带她们玩旱冰和滑板，我还要上课，我有写了一半的作业，而所有这一切，都被笼统地归类为“小孩的事情”。小孩的事情不重要，而为了这点不重要的事情，她特意挑了个晚上带我过来，这时已经没有回程的车了，我跑不掉了。我完全不能理解妈妈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让我被迫开始新生活，仿佛小孩就不该有人权一般。我抓狂极了！
我对她说：“你等着！我一定让你付出代价。”
伯伯是个很好的人，他不是老师，是县里卖猪饲料的。伯伯家离学校比原来远，我早上起不来床，赶不上校车，伯伯就骑着运饲料的三轮车送我上学。车上有一股受潮的麸皮的酸味，我并不讨厌那种味道，它会让我想起很小的时候，在爷爷奶奶家里团圆的时光。
我报复妈妈的手段很有限，作为一个小孩，我几乎不拥有世界上任何东西，所以我只能伤害自己。放学后，我不回家，跟同班的男同学跑到后山上玩。其实也没什么好玩的，我只是想待到天黑，不回家。大多数时候，我跟他们一起抓虫子，抓到手里的虫子还不如落到身上的多，然后我就跑到黄家里。
某一天晚上黄的爸爸没回家，然后就再也没出现过，所以家里只有她和她妈妈。
我到她家楼下对着窗户大喊黄的名字：“下来！我身上有毛毛虫，帮我抓一下，我抓不下来！”
哈哈，她当然得下来，要不然就得在邻居面前丢尽脸面。她拉着我，一边往家跑一边骂我：“你来我家干吗啊！”我说：“快帮我抓一下！好痒！”
黄和她的妈妈一边笑一边帮我抓虫子，告诉我，从我身上一共抓下来11条毛毛虫。黄的妈妈给我热了点剩下的晚餐，休息好了之后，她给我妈妈打电话，叫她接我回家。
妈妈对我的顽劣视而不见，她似乎以为我只是比别的孩子更爱玩一些。伯伯的家里还住着他的妈妈，一位老奶奶，她身体一直不舒服，每天骂伯伯和妈妈照顾得不周到，骂我是没教养的孩子。
我开始拒绝上学。早上故意不出房间，每天迟到，到了学校再翻墙跑出来，晚上放学也不回家。在伯伯家的时候，我当着他俩的面摔桌上的东西（我知道家里不富裕，所以只摔便宜的东西）。妈妈会制止我，批评我，但不会打我。当时，伯伯和妈妈的样子总像是被人打了一顿似的。
最后我发现了唯一一件能激怒妈妈的事情。
六年级的时候，我开始追《快乐男声》，每天脑子里、心里都是武艺，我把一切关于完美男友的幻想都加在了他身上。可是老奶奶不喜欢电视的声音，每次直播快开始的时候，她就说自己要休息了。妈妈会把电视调到收不到节目的状态，告诉我电视坏了，不给我看。
我调不明白电视，就回到屋里把门反锁，妈妈叫我吃晚饭，我也不出去。妈妈刚开始语气很严厉，命令我吃饭，我不理她；过了一段时间，她开始哀求我，求我好好吃饭，别糟蹋自己的身体，我也不理她；最后她没办法了，把电视打开，调好了频道，我才愿意出屋。
其实，当时我想向她表达的意思是，我想离开，我不想跟陌生人生活在一起，不想被迫地在这里生活，我要你看见我，我要你听见我的声音。可是我和妈妈又都知道，生活已经回不去了，我们别无选择。混合着尴尬、不舒适、爱、焦虑、愧疚、愤怒的一大团情感隔在我们俩中间，就好像在大风呼啸的山谷里，我们面对面站着，却听不见对方说话。
初中时的我，穿着一身荧光色的“星空衣”，就连鞋带都要选荧光黄
追星的时候为武艺写的日记本，比写作业还要认真
我在日记里自称“午饭”，也就是“武艺的粉丝”
那时候阿姨还没有怀上妹妹，我偶尔会被爸爸接到市里吃肯德基、榴莲和各种昂贵的水果零食。终于某一天，因为一点小事我哭闹摔东西的时候，妈妈没忍住，对我拳脚相加，我朝她大吼：“那个阿姨比你好！她对我可好了，一点也不像你！我要出去！我不要待在你这个破地方！”
我想我真不该说那样的话，那也不是我的真实意思。妈妈当时崩溃了，一边大骂一边拼命打我，我找了个空当打开家门跑出去，而妈妈——一边追赶、一边喊叫、一边哭，已经心力交瘁，跑不动了——站在门口对我的背影喊：“你去！你现在出去！你被车撞死，你要去哪里我都不管你！”
当时已经很晚了，天色漆黑，我是真的抱着被车撞死的决心跑出去的。伯伯冲出家门，拉住我往回走。我骂他，骂妈妈，把全家人都骂了一遍，伯伯一言未发。
很长时间里，我和妈妈都没办法互相尊重、真诚交流。她绝望地容忍着我的胡闹，我痛苦地承受着她的专制。我们明明是互相爱着的，但我们太担心失去母女情分，以至于没法表达爱。
这种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到我上高中。为了让我上学时有地方住，妈妈来到我的高中工作，顺便陪读。一位县里的老教师来到市里的名校当新人，受尽了委屈和歧视。那既是一段辛酸、艰难的时光，可又无比幸福，因为我和妈妈心连着心，无话不谈。
[佳航的话]在这个故事里，作为孩子的我，被妈妈骗到了一个陌生男人的家里，引发了一系列事故。现在看来，其实是母亲当时极大地伤害了我作为孩子的主体性，我问自己：我存在吗？有人在意我吗？我像一个物件被抛来抛去。这种对主体性的焦虑让我反应巨大，一定要采取行动刺痛妈妈，让她看见我、感受到我、不要忽视我。为此，我伤害了妈妈和后爸家庭里的所有人。
我想对所有父母说，不要忽视孩子。家庭生活里的大多数事情，孩子都能懂得，只要坦诚地告诉她/他，就能获得理解。我想，如果那时我的妈妈说，要带我去一个新的伯伯家，那是妈妈新找的男朋友，我也能够接受，并努力去接纳新的伯伯。很多时候大人和孩子的矛盾来自大人总觉得自己高高在上，而孩子什么都不懂，听从安排就好，这是不对的。
哪里才是我的家
很快，我上了初中，爸爸和妈妈分别领证结婚，我被带到株洲市里上学，离开了妈妈和伯伯的家。
对于与我妈妈和阿姨同龄的大多数女性而言，婚礼几乎就是一辈子自己能决定的最大的事。而且它的影响深远，特别是在村里，婆家怎么看你，邻里怎么看你，都和这场婚礼的表现形式有关。简单说，它是要在所有未来的熟人面前立下人设的一场表演。
我不知道妈妈和伯伯有没有办过婚礼。六年级的某一天我回到那个家里，看见门上、窗上、墙上到处贴满了“囍”字。我很困惑，家里出了什么喜事？谁结婚了？——哦，是我老妈。
我看到了她尴尬、躲避的神情。那天的晚饭是在隐隐约约的不安中进行的，似乎没人看见家里那么多、那么大的红字。关于妈妈和伯伯结婚的事情，甚至没有人提一句。
我的爸爸和阿姨则不同，他们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而我也是座上宾。
有一天，我们突然回到老家，没有人告诉我去干什么，到了地方我才知道，是去参加老爸和阿姨的婚礼。村里结婚虽称不上奢侈，热闹却是一定要的，伴郎伴娘、司仪乐队、鞭炮礼炮、敲锣打鼓。不讲排场，但要体面。结婚那天阿姨画了特别浓的传统妆，红彤彤的脸蛋、红亮亮的嘴唇、大红色的礼服，清晨就开始一路敲敲打打。而我也领到了任务，亲戚过来告诉我：“佳航你就在附近玩，现在别过去，到时候我叫你，上前叫一声妈，有大红包拿。”亲戚把红包拿着，让我捏捏，厚厚一沓。
我不想参加这场婚礼。作为一个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小女孩，让我管一个新的女人叫“妈”，我感到尴尬而不知所措。突然被推到台前，扮演那么重要的角色，我完全不知道如何是好。
锣鼓声停了，不远处传来司仪的声音，然后是爷爷奶奶、爸爸阿姨的声音依次出现。欢呼、喝彩，时而夹杂着喜庆的音乐。亲戚走进房间，拉着我下楼，走进人群。我在一群群由后背组成的墙壁间穿梭，然后感到腰上被轻推一把，走到了阳光下、红毯前。“到你了。”亲戚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我走到人群中央，阿姨拿着刚刚那个厚厚的红包站在我面前，满面笑容地伸手递给我，那是我的改口费。四下鸦雀无声，所有的目光都盯着我，灼烧感从脚底一直升到我的脸颊。我不敢考虑太久，对她说：“妈。”
四周猛地响起剧烈的欢呼，坐着的人站起来，高声叫着，伸出手来鼓掌。阿姨把红包塞进我怀里，抱了我一下。我拿着它慌忙逃离了人群，躲回了家。
我把那个尚温的红纸包打开，开始清点里面的红钞票，50张，5000元。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钱，那瞬间有一点想哭的感觉。
在整个村子、所有亲戚、爸爸和亲爱的爷爷奶奶面前，在他们紧盯着我的，那样期待的眼神中，我感到新的家庭，和它的繁荣与凋敝、它的和谐与冲突，都取决于我这个12岁的小学生一个字的重量。我不能破坏这里喜悦的气氛，我不能承受这个气氛破坏后，一切坍塌下来的重量，我不敢毁了爸爸和阿姨的人生。
婚礼结束了，爸爸和阿姨回到房间。阿姨说：“小孩手里不要拿那么多钱。”她把红包抽走了，点好了数目，又拿出一张，放回我的手里。
我看着手里的100元“演出费”，感觉自己真是个小丑，没有人在意我的角色。
不过阿姨说得也对，小孩子手里不能有太多钱。上初中之后，我在爸爸和阿姨的新家里住过几周，很快就不得不再搬出去。因为他们开始吵架了，吵得很凶。爸爸是对言语指责不甚在意的一个人，阿姨骂他，他无动于衷，阿姨就开始骂我，发现有效，后来只要他俩有矛盾，阿姨就直接骂我，骂得很难听。“你这个累赘”“有人生没人教的东西”“从我家里滚出去”诸如此类的话。我发现，我从一个人间地狱，到了另一个地狱，妈妈家，爸爸家，好像都没有我的一个位置。
后来，我找到了姑姑求助，搬到了姑姑家的一间空房子里，一个人住。姑姑在长沙工作，株洲市里1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常年空置着，设施齐全，到学校步行15分钟路程。一个人住虽然孤独了点，但好歹自在，不用看谁的脸色。爸爸出于没有照看好我的愧疚，每天给我一张50元大钞，让我吃点有营养的东西。我呢，每天放学就玩电脑，或者拿姑姑的化妆品练习化妆。
无法无天的日子以姑姑某天摸到发热的电脑屁股而告终。我被送去和姑姑的婆婆，一位90多岁的老奶奶一起住，互相照料老奶奶的家很小，只有一间卧室、一张上下铺，我睡在奶奶上铺。奶奶只能吃流食，我也只能跟着吃流食，时不时地，我就会感到无法忍耐，跑到爸爸和阿姨的家，不过那里更加无法忍耐，我再跑回来。
初一下学期，因为跟城市里的学生实在相处不好，我转学回到县里，住进了曾经我和爸爸妈妈一家三口生活过的房子。
爸妈离婚后，那里一直空置着，就像地震后的废墟，留下了许多充满生活气息的遗迹，被冻结在过去的时间里。
书柜里有妈妈读到一半的《红楼梦》，有爸爸和妈妈大学时写的作业和文章，有爸爸的日记，和我很小的时候，被妈妈带着做的手工。饭桌上甚至残留了许多年前的油渍，厨房墙上有固态的油脂，在十几年里缓慢地、缓慢地凝结成球滴落。沙发上脱落到一半的皮悬挂着，玩具房里积满了灰尘。
我也曾感受过家庭的幸福和温暖，爸爸妈妈也曾想给我一切最好的，包括这个玩具房，里面收藏了所有供我玩的东西，还有一顶小帐篷，可以躲在里面，温暖、黑暗、安全。
如今这座房子已不再是我的家，它仅仅是停在时间里的一座家的遗迹。
后来我又转学了，干脆读了个寄宿学校。女生宿舍成了我的家，到了假期，我就不再有稳定的住所了，在各个房子之间游荡：爸爸和阿姨的家，妈妈和伯伯的家，爷爷奶奶的家，爸妈过去的家，苗的家，黄的家，亲戚家。我不知道哪里是我的家。
过年是最复杂的，简直像是明星赶场。跟我妈和伯伯过完小年，我要去株洲，在我爸、阿姨和妹妹那个家待两天，然后又要赶到爷爷奶奶老家正式过大年。初一，要给爸爸这边的亲戚拜年；初二，爸爸和阿姨去阿姨老家了。我要和妈妈约好在株洲哪个地方碰头，我得想办法从醴陵乡下坐大巴准时准点到那，妈妈再接上我去外婆家，在外婆家又有很多亲戚要走，之后我又要回到株洲，在那里，我需要在妈妈家和爸爸家之间平均地分配时间，不能让他们觉得我太偏向哪一个家。每个家之间离得很远，中间路途也不顺，每年过年，我都要坐在各种交通工具里，围着株洲市转上两圈，比上班还累得多。
我人生中最好的朋友，苗（后面会讲到她的故事），后来会在我明星赶通告般的过年中陪着我，在唯有的空闲的午后，到田里跑一跑、撒撒欢，或者在亲戚吞云吐雾的时候，和我聊些新鲜事。我很感激她，也羡慕她的家庭，稳定、充满信任，不会需要用“你跟谁待在一起”这件事情，来证明彼此间的爱。
[佳航的话]生命中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家”的概念。直到近年，我真正在经济和精神上都独立之后，才渐渐产生一种感觉，或许有很多地方，都是我的家。
我租的房子是我的家，我的公司是我的家。伯伯家、阿姨家、爷爷奶奶家、外公外婆家，都是家。
心安之处，即是家，我不再在外面找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