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李斯（？～前208年）：秦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文学作品有《谏逐客书》。书法作品有《泰山封山刻石》《琅琊刻石》。
当李斯在赵高面前痛哭流涕的诉说自己无奈的时候，
没有一丝作为名臣的风度，更像一个输得倾家荡产的赌徒。
一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数次巡游天下。试图以超大规模的阵仗队伍，以宣德扬威的方式，使得六国百姓在精神上臣服于大秦。每到一处都要留下刻石，有《峄山刻石》、《琅琊台刻石》、《东观刻石》、《会稽刻石》、《碣石刻石》等。内容无非是表彰自己，宣扬自己，诉说自己的不容易，展示自己的丰功伟绩。
这些刻石内容，并无多少文学艺术价值，有点像表彰大会上的“表彰辞”，但在书写上奠定了中国书法的基础。执笔者就是当时的秦朝丞相李斯，他也是有史记载的第一位书法家。
随秦始皇出巡时的李斯，已经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的那手好字，只为秦始皇一人书写。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壮举，李斯是始作俑者。他对秦始皇说：“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意思是，凭借着秦国的强大，大王的贤德，灭掉那几个诸侯国，就像扫除锅台上的灰尘一样，完全可以实现天下统一大业，现在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之后，李斯得到重用。“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李斯以《谏逐客书》为秦国王留住人才，为统一海内奠定了基础。“明法度，定律令。”严明法度，编制律令，实现全国的法制化。并且，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促进了全国经济文化的交流。
李斯在秦始皇身边的二十七年，可以说是风生水起，一直受到秦始皇的信任与重用。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李斯的历史功绩并不亚于秦始皇。秦始皇用大秦的铁骑征服了六国领土，而李斯用他的才华统一六国的文化风貌、生活习俗，甚至是人的思维。
李斯的功绩放到中国历史上也是一等一的。但他最后的结局也是最惨的。夷三族，腰斩咸阳市。李斯是被臭名昭著的宦官赵高所害，赵高背后的靠山是遗臭万年的秦二世胡亥。但奇怪的是，李斯的历史形象并没有因为赵高与秦二世的衬托而变得光芒万丈。
就历史形象而言，赵高可以说是秦朝的秦桧，但李斯绝对成不了秦朝的岳飞。后世的我们肯定他在历史上的功绩，但好像始终无法仰视他，崇敬他。纵观他的一生，只能发出一声长叹。
二
史书记载，李斯本是楚国上蔡的基层小***。和后来的刘邦差不多，生活不算富裕，但也还算过得去。除了每天勤奋工作之外，最大的乐趣就是带着儿子，牵着黄狗上山打猎。
在李斯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能想起牵着黄狗上山打猎的场景。因为这是他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了。后人将“叹黄犬”的典故指贪恋富贵，而终食恶果的命运。
李斯人生命运的觉醒是一次偶然事件。一天，他急着上厕所，看到厕所里老鼠正在啃食粪便，个个骨瘦如柴。他又到粮仓里，发现那里老鼠个个肥肥硕硕。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人的贤与不贤，有出息或没出息，就像这老鼠，取决于它所处的环境。这或许是中国最早的心灵鸡汤了吧。
于是，李斯大约在30岁左右，抛下一家老小，去寻找自己的诗与远方。从这个举动来看，李斯无疑是一个狠人，他有魄力离开舒适圈，踏上寻梦之路。
李斯远行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前往战国时期的最高学府，远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这所学府聚集了战国时期的大量人才。不仅人才辈出，而且思想自由，聚集了道家、儒家、法家等各派思想。
在稷下学宫，李斯的老师是当时最杰出的思想家荀子。荀子以孔子为师，但与原本儒家有所不同。荀子认为，实施仁政，不能空谈，一定要以法律为基础，礼与法并用才是王道。孔子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荀子相信，人之初，性本恶。孔子比较理想化，荀子则倾向于实用主义。
从后来的结果来看，李斯在荀子那里学到了帝王之术，但没有学到治国之道。李斯曾问荀子：“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以便从事而已。”意思是秦朝四代的胜利战果，都不是靠仁义来取胜的，而是根据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做事罢了。可以看出，李斯一开始就对儒家的仁义不屑一顾。
荀子回答：“皆前行素修也,所谓仁义之兵也。今女不求之于本,而索之于末，此世之所以乱也。”这是荀子批评李斯的一段话。意思是，李斯你根本没有搞清楚仁义的真正价值。一个国家的昌盛，依靠的是一条条的措施，一步步的治理。而你说的有利于自己利益的原则，只是从枝节上去探索缘由，这就是社会混乱的原因。
所谓一时胜负在于力，千古胜负在于理。力，是李斯所推崇的实用主义原则。理，是荀子所尊崇的仁义原则。
从李斯后来的仕途来看，荀子的教诲并没有放在心上。他的行事方式一直是极端的利己主义原则。而荀子所主张，人可以追求个人利益，但是一定要在法律的框架内。荀子眼中的法律是可以保护个人利益的，这一点很具有现代性。而李斯眼中的法律，只是一种政治工具罢了。
三
李斯命运的转折有些草率，让啃食粪便的老鼠决定自己未来的人生之路。与他后来的成就相比，这个转折的格调实在不高。但与他最后的结局，倒是相匹配。一个格调不高的人，做事是没有底线的。但他遇到了更没有底线的赵高。
赵高在中国历史上虽然臭名昭著，但此人精通狱法，武艺高强，是一位难得的文武全才。由于是宦官出身，秦始皇只能把他留在身边，任命为中车府令，也就是保镖兼司机。六国统一后，李斯与赵高同为秦始皇的左膀右臂。在治国理政上，赵高的才华远不及李斯，但李斯在通晓人心上远不及赵高。
秦始皇作为老板而言，李斯与赵高同样重要。李斯的重要性不必多说，他是能做事的人，能为老板解决实际问题。那么赵高为什么重要呢？因为秦始皇毕竟还有凡人的一面，我相信在某时某刻，始皇帝劳累费神的时候，赵高用他温柔的嗓音，说几句宽心的话语，这个帝国雄主的神经系统会有些许松弛。用现在的话说，赵高创造的是“情绪价值”。
秦始皇对此二人无比信任，但他万万没想到，在他死后，尸骨未寒，李斯与赵高这俩货完全不顾昔日的知遇之恩，君臣之礼，主仆之情，毫无顾忌地违背他生前的遗愿，伪造诏书，逼死太子，把他缔造的庞大帝国搞得千疮百孔。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沙丘政变。
是谁给这俩人的勇气？是他们没有底线的处世逻辑。他们当时内心的逻辑是这样的：嬴政，你不是伟大吗？你不是征服了六国吗？怎么？现在你还不死了，剩下了一具发臭的皮囊。帝国的命脉还不是落在了我们手中。为了无限扩张的权力欲望，一切底线都可以抛在脑后。在这一点上，李斯和赵高是一丘之貉。
司马迁在《史记》中详细地用文学的手法描述了赵高如何把李斯忽悠上贼船的全部经过。李斯的大概意思，我是一个有原则、有底线的政治家，伪造诏书这类大逆不道的事情我李斯做不出来。赵高的大概意思是，做大事，就得没底线没原则。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我还不知道你李斯，你和我是同路人。
赵高不仅懂得秦始皇，也能看透李斯。看透人心是一把锋利的宝剑，它能刺穿一个人的外在的原则。而李斯恰恰是一个外在有原则，内在没底线的人。
赵高知道，李斯怕什么。他怕同样深得始皇帝宠信的蒙恬将军，他怕刚强勇敢的扶苏太子。赵高告诉他，如果扶苏继位，必定任命蒙恬做丞相，而您的最好结局就是告老还乡。而最坏的结局呢？您自己掂量吧。但你只要听我的，你就会像王子乔、赤松子那样长寿，像孔子、孟子那样有智慧。兄弟啊，我赵高真的是为你着想啊！
赵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后把李斯忽悠得一把鼻涕一把泪，仰天长啸道，我生在这样的乱世，不能以死效忠，我一家老小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呢？可以说，赵高的一番言辞，李斯的心态彻底崩了。秦始皇一死，他无依无靠，只有选择和赵高同流合污。
李斯的悲惨结局一部分来自于咎由自取。用司马迁的话说叫“持爵禄之重”，意思是把功名利禄看得太重。赵高当时也能看透这一点。
四
这俩人还有一个让人有些惊讶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当时第一流的书法家。据说赵高的书法水平能与李斯平分秋色。
赵高不仅能写，而且在书法理论上有很高的成就。“赵高作《爰历篇》，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意思是他不拘泥于前人的书写规范，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北魏有人编写书法史，秦汉有善书者五十余人，其中就有赵高。唐朝书法家张怀瓘在《书断》中说，“赵高善篆。教始皇少子胡亥书。”
今天赵高的《爰历篇》以及他的书法作品已经失传，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当时与李斯一起奠定中国书法的基础，对中国文字的改革作出很大的贡献。可在后世的史家笔下，都不愿耗费笔墨去提他在书法上的成就，更愿意描写他在宫廷里如何作妖。以至于人们后来一提起赵高，只会想到“指鹿为马”。
这就涉及到人们看待历史的两个角度，事实和态度。李斯是书法家是事实，但这个事实在他劣迹斑斑的一生中显得微不足道。甚至我们在主观意识上希望抹掉他是书法家的事实。北宋的蔡京就是一个例子，因为人品极差，被踢出宋四家“苏黄米蔡”，让蔡襄顶替他。
我们经常称李白与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他们有光芒万丈的文学成就，也有名垂千秋的人格魅力。哪怕是李杜之间只有短暂的交往，也会被后世传为佳话。他们互赠诗歌，隔地牵挂，遥相辉映。这就是功与德相辅相成结果。
反观李斯与赵高，他们身处朝堂之上，同为皇帝手下重臣，一起共事几十年之久，后人不会说他们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双子星。人们实在不想把“双子星”这么明亮闪烁的词语用在他们身上。他们之间也没有因为笔墨之缘而惺惺相惜，人生中所有的美好都被欲望黑暗的深渊吞噬了。
五
李斯在历史上的第一大罪状莫过于“焚书坑儒”。他直接发动了焚书，间接参与了坑儒。
荀子所提倡的仁义治国的原则李斯并没有采纳，可能他从骨子里就认为儒家思想只是一纸空谈。他的治国方法极其粗暴，与权力不统一的思想，烧掉。与权力不统一的人，杀掉。他对秦始皇说：“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我请您把民间的诸子百家著作全部清除干净。命令下达三十天后，如果有人还敢私藏禁书，判处黥刑，然后发配到边疆修长城去。
焚书坑儒是中国文化中永远无法消除的毒素。虽然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引以为戒，但这种毒素会演化成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时期出现，屡见不鲜。汉朝的司马迁因为为名将李陵求情而处以宫刑，曹魏时期的嵇康因写《与山巨源绝交书》被斩于东市，宋朝苏东坡因写诗而铸成“乌台诗案”等。而到了清朝，这股毒素集中爆发，那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狱”。史学家顾颉刚说：“清代三百年，文献不存。”
焚书坑儒事件无疑给中国人思维戴上一副沉重的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