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爷、淘金者、赌徒：追了三十年风口的父亲，却没逃过平庸倒爷、淘金者、赌徒：追了三十年风口的父亲，却没逃过平庸（上）

　　1

　　十月的天气，燥热依然。和省城相比，县城的日头总归好过——这燥热有尽头、有解法，只待入夜后的一阵河风。太阳隐去踪迹，河风缓吹，膨胀的空气旋即冷却，空间也就有了存身的缝隙。我与母亲沿新修的步栈道，往新城去。

　　我的县城，如今该叫老城，它的肌理就像电影《除暴》中拍过的样子：繁华处三横三纵，街道两旁的房子都只五六层高，店铺四五年才更新一两家，行走其间的路人，你都面熟得紧。如果愿意，半天时间就能把它走个遍。我曾以为，家乡永远不会变化。

　　进城的动车站修好后，新城区如新笋般冒出头来。和老城不一样，这里铺设更多快速道路，构筑真正意义上的高楼，包含星级酒店、高品质商业地产。政府综合服务中心、县医院、新立的中小学，以及攒动的人流，都往新城去。这里，在腾地、在建设、在升级。

　　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县城的发展方向唤作：护古城、优老城、拓新城。政府有意构建“一轴两脉、两心多组”格局。而母亲能切身体会的，便是簇新的步栈道，以及新修而成、从城市复制而来的沿河公园。

　　“你又要写？家里的事情怎么都往外掏？”母亲颇为警惕。她不愿我将家族秘辛公之于众，但发现故事的主角是父亲，她还是开了口。我向她保证，隐匿姓名、隐匿地域，保护隐私。我私心想，信息爆炸时代，父亲的过往只对我有些不痛不痒的意义，哪里能获得广泛关注。

　　“90年代，苏联解体，那可是大事，整天新闻都在放，”母亲说，“刚开始，只当茶余饭后的谈资，谁能想到苏联老大哥，庞然大物，也能倒台？庆幸自己活在新中国。”

　　“老大哥”彻底变了模样：灰色的、古板的，像军队一样的物品消失，图书馆和剧院腾空，改成集贸市场和商业店铺，幻彩的物质世界缓缓敞开。苏联人像孩子，在超市晕头转向，不少中国人则从中嗅到商机。

　　先觉的中国人，找准市场，销售他们急缺的鞋帽、服装、生活用品等轻工产品，易货换回木材、钢铁等生产资料，也有想空手套白狼的——有的公司没有经营主项，纯粹皮包公司，拼缝挣点差价。那时只要你敢想，就没什么做不到。据说，有家边贸公司，在俄罗斯以废钢铁价格购进一批退役的坦克、装甲车等军队物资，获利颇丰。

　　“8毛钱的打火机倒出去，能卖6块，十几块钱的毛裤，能卖百十块。有熟人下海经商，第一次弄了一千罐速溶咖啡，两天就出手，又进了一百个吸尘器，也是马上卖光。至于夹克、针织衫这些小商品，都是轻而易举就卖掉！不少人都发洋财，听得多了，你爸、阿文那几个人屁股就坐不住。”母亲说。

　　传回来的风声挠得人心痒。父亲联络几个朋友，一拍脑门，就往北京跑。这之中就有阿文叔。彼时，他在体制内工作，领导拍着他的肩膀，让他考虑清楚。

　　阿文叔盘算，体制虽然旱涝保收，但每个月工资还不到100块，守着工作过一辈子，太亏。报纸天天喊“市场经济”，“停薪留职”政策出台，允许国企员工“出去闯3年，混不下去还能回来”，身边最“没本事”的同事，辞职去深圳卖电子表，寄回的照片里，也站在“万元户”的招牌下，笑得见牙不见眼。体制就像玻璃房，安全，但却只能眼看世界疯长，无法参与。

　　当时，社会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敢下海的人，就能淘来一桶金。数据显示，1992年，全国有12万公务员辞职下海，1000多万国企员工停薪留职。他们的口号是：“不趁年轻搏一把，这辈子就活成‘单位墙上的一张奖状’了”。那是个“机会密度”极高的时代，扔来的机会远比风险多——“基本上摆个地摊就能发财”。

　　几个人很快做决定，一旦决定马上行动。那时老说“赶上”，“补上失去的岁月”，紧接着就喊“接轨”。每个人都着急往前赶，担心被时代落下。父亲拿出积蓄，又找还在国营宾馆工作的小池叔借了点，哥们儿几个先从福州往北京去，到了再找门路奔赴莫斯科。他们没有气吞山河的野心，计划着去小商品市场批发些腈纶毛裤、涤卡夹克，倒几手，手里的人民币就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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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中国人去莫斯科简单：东欧有个国家叫匈牙利，90年代初期一度对中国人免签，只要买张去匈牙利的火车票，然后到俄罗斯驻华使馆办个过境俄罗斯的签证，即可到莫斯科。而到了莫斯科，想走也可以往前走，不走也可以就地留下，或做生意，或打工。俄罗斯一片混乱，根本顾不上管这些。

　　北京火车站的候车大厅国际候车处，通往莫斯科的列车正在安检。按规定，乘国际列车每人随身可带35公斤的行李，比国内列车多10公斤。若是普通游客，行李额度足够，但对于父亲这类人，便有些捉襟见肘。

　　身旁的“前辈”有经验，他们把更多货物穿在身上——尽管是夏天，穿几件皮夹克，衣兜、裤兜塞满，前胸后背挂满的大有人在。有位倒爷，里外套了7层，最外层是女式毛领皮夹克。汗水不断从额头、脖子和手背冒出。把身上所有的皮衣口袋，用打火机、电池、雨伞等小件物品塞满之后，他提了提大包，掂了掂，紧锁的眉头终于展开，以防万一，他又往脑后皮衣帽子里放上一双旅游鞋。

　　“有位老哥拉着两只大包摇摇摆摆向过秤处走去，摇摇晃晃像只大企鹅。”母亲模仿那人的姿势，模样逗趣。父亲则有样学样，几人把腈纶毛裤、涤卡夹克、化纤手套之类商品装进四个蛇皮袋，超重的则穿戴在身上，顺利进站。

　　父亲与阿文叔挤上开往莫斯科的绿皮火车。像一场远征：列车在西伯利亚冻原上缓慢爬行，窗外是无尽的雪原与枯树，车厢里混杂着倒爷、边民、退伍兵，空气里弥漫着汗味、劣质烟草和方便面调料包的咸腥。车上人眯眼假寐，神情警惕，稍有动静便颤动一下身体，把自己吓得半死。

　　入俄境后，车速极慢，常因燃料短缺或调度混乱停靠数小时。车厢无空调，暖气时断时续，夜间气温零下十几度，冷得呵气成霜，乘客多裹着自带衣物御寒。一群衣衫不整、形销骨立的前苏联农民，匆匆上车，又匆匆下车。昏暗的灯光下，陌生人探寻地盯着你，各种颜色的瞳孔中，闪烁着引人恐惧的光芒。

　　一路过来，阿文叔并不习惯，辞职后的心理落差难以弥合。在体制内工作时，虽说在做“服务”，但更多时候，都是别人来找自己办事儿，而当上“倒爷”，只能到处求人。有时，他也心生悔意，琢磨不该辞掉一个体面的工作来受气，一点尊严也没有，但那幽微的后悔，很快被俄罗斯旺盛的购买力冲散了。

　　几人坐的是慢车，绿皮火车停站频繁，沿途，停两三分钟的小站、停几十分钟的大站都有。父亲听说，过伊尔库茨克，有几个大油田，有钱，但物资缺乏，越靠近那里，价钱越高。那里的俄罗斯人，有钱没处花，中国的轻工产品特别受欢迎。从伊尔库茨克到莫斯科要停二十几站，他计划，将大部分货物出手，余下的则在莫斯科批发给当地贩子，尽快返回。

　　“数百人围着车厢，手里拿着卢布叫喊，买货的人像打架似的往窗口、门口涌，一站就能卖掉好几件皮夹克，”母亲说，“钱都来不及数，塞进兜里就作数。”买卖现场，乱得像锅粥，买货的都不要找钱，货物拿上手，就跑。父亲拿着钱了，就把货物往下扔，生怕货物被没买到的人抢去。

　　父亲很快摸清门道：工厂女工最爱鲜艳颜色的毛裤，退伍军人偏爱厚实夹克，而家庭主妇则愿意用家里的旧铜壶、望远镜甚至伏特加来换手套。他学了几句俄语：“Хорошо!（好！）”“Дёшево!（便宜！）”再配上夸张的手势，竟也能成交。有一次，他用毛裤换回一台还能用的胶片相机。他得意地拍下西伯利亚铁路的站台，还有自己的背影——照片洗出来泛黄，却透着一股草莽豪情。

　　苏联刚解体，红旗虽已降下，但混乱尚未散去，卢布剧烈贬值。

　　“卖货赚的钱，必须赶紧换成美元，要不然，只能眼巴巴地瞅着它贬值。你以为换美元容易？都是陷阱！”母亲说。

　　父亲刚到俄罗斯，一辆摩托车大概8000卢布，1美元比400卢布。他想着，如果能赚到钱，就带辆回县城，顶摩登。没承想，回国时摩托车变成十几万卢布，当然，美元也变成1比2000卢布。

　　上货、下货、换汇、闯关……父亲几人，带着货物沿铁路线售卖。列车上，得防着“扫荡”的犯罪团伙，列车下，得筹谋着把货款换成美元。在当地，人生地不熟，官方渠道闭塞。而在地下市场，难免被剐层皮。几个月下来，几个年轻人的雷锋帽都大了一圈。

　　母亲愈加关注新闻，俄罗斯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她都放在心上。父亲的电话很久才来一通，母亲的满心忧愁一股脑扑上去。

　　“在火车上，钱要藏好。”“睡觉不能睡得太死，你们几个人最好轮流守夜。”母亲整理搜集来的信息，絮叨半天。电话那头，父亲应和着。他嘴巴甜，话里话外，关心母亲、关心我，仿佛这个家如此让他放心不下，寝食难安了似的。

　　上车前，父亲和阿文叔备下螺丝刀、扳手之类的工具。听人讲，上火车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床铺拆了，随身的大额现金铺到床板下、塞进床管里，再把床组装好。哪怕遇到抢劫，也只要把随身的少量现金上交即可。

　　抢劫、黑帮、换汇、工厂女工和毛裤夹克……我好像在看电影，苏联老电影，极不真实了。

　　“你爸抱怨，回到家睡在自己床上，还感觉大地在摇晃，哐当哐当的。”母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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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总共去了几趟？”“赚的钱有没有寄回家？”“那群同去俄罗斯的朋友们，后来怎么样了？”我连珠炮似地向母亲发问。

　　父亲兄弟几人就跑了三四趟俄罗斯，“倒爷”的职业生涯便搁置了：一方面北京车站逐渐抓紧安检，行李哪怕超过1公斤，也罚款100元人民币。对倒爷而言，限重政策折损一半以上的利润，算上风险系数，这一路就远比不上从前的日子火红；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危险。

　　听说，绿皮火车在莫斯科停靠的站台叫雅罗斯拉夫尔站。接站的，九成都是北京人，四处都是京片子。早安定下来的北京人，反过头把老家人当目标。火车一到站，他们就分散在各个车厢外观察，专挑看起来谨慎小心的中国商人下手。

　　听说，帮派分子通常三人为组，两个人迎面向目标走去，等到近身，左右一夹，把目标双手控制起来，第三个人则从后面赶上去，用匕首顶住后腰，逼着交出钱来。对方就算是练家子，也难以反抗。听说，这帮人抢空钱财，再给苦主买张返程的火车票，很多人刚出国门，就灰溜溜地被送回来。

　　1993年，以“朱三”和“二姐”为首的团伙制造的中俄列车大劫案，震惊全国。隔年，400多名中国警察，在俄罗斯方面配合下，仅用几天工夫就把大小团伙一网打尽，罪孽深重的押回国后全部判处死刑。至此，父亲再没去过俄罗斯。

　　父亲换回的胶片相机就摆在五斗柜上，他逢人便讲西伯利亚的雪、车厢的喧闹、用毛裤换伏特加的趣事。驶向莫斯科的绿皮火车，已是他的勋章。我掰着指头算，90年代初，父亲不足30岁。他横穿整个西伯利亚，意气扬扬、一往无前。整个世界宽敞地展在他眼前，前面还有很多时间，似乎有用不完的时间。

　　他不懂diyuanzhengzhi，不知休克疗法，他不过是时代裂缝中一个微小的投机者，凭着底层生存本能，嗅到混乱中的缝隙。他的兴致勃勃源于无知，也源自孤注一掷。历史记住的是叶利钦站在坦克上的身影，但无数如父亲般的普通人，却用蛇皮袋、毛裤和冻僵的手指，丈量了那个剧变年代的真实温度——那温度，既非全然冰冷，也绝非滚烫，而是一种在希望与幻灭之间反复灼烧的、属于凡人的体温。

　　“办护照、签证花了六七千，跑一趟，最少挣三千，好一点能过五千元，满打满算，赚了点。”母亲说。那时，国内单位工资普遍不高，母亲在银行每月能领回的，不过二百多元工资和几十元奖金。

　　莫斯科之行没能让父亲发大财，却带给他一种奇异的信念：天高海阔，机会遍地。正是这种信念，驱使他在几年后毅然前往上海，又在卡拉OK倒闭后仍不甘心。他一生都在追逐“风口”，从西伯利亚的毛裤到浦东的建材，再到县城的霓虹灯——每次出发都斗志昂扬，每次归来都两手空空。

　　2

　　父亲与母亲是19/87年结的婚。在县城里那个多数婚姻仍由介绍人牵线、父母定夺的年代，他们的结合算得上自由恋爱。母亲高中毕业，几分之差，没能考入大学。复读时，银行招干，外公力主将她送入职场。她寡言沉默，工资老实上交，贴补家用。父亲早两年入行，私下好赌，没少被当行长的外公批评。他愤然对朋友说，“我就追他女儿，看他能的。”

　　父亲的嘴能讨女生欢心。不出年，母亲不顾外公反对，铁了心要嫁，都有些不管不顾了。外公终是点头，接亲队伍浩浩荡荡。一辆凤凰牌自行车是外公准备的嫁妆，无论款式还是颜色，都格外亮眼。彼时，自行车是稀奇货，当作嫁妆极有面子。

　　父亲好动、爱赌、不甘于朝九晚五工作的枯燥，曾因打牌误工被扣奖金；母亲则务实、谨慎，把每一分工资记在账本上，计划着买家具、添日用。自由而纯粹的爱情，婚后很快便有现实渗入，而纠纷多由母亲的谦让作结。

　　婚后几十年，母亲似乎从未因为父亲的下坠而心生怨怼。她永远是本分的，相夫教子，勤于生活，甚至落于窠臼。父亲想干些什么，她少有阻拦，纵使离经叛道。她以他为纲，不吵不闹。是母亲，是她的传统，给了我安稳童年。

　　直到很多年后，在高中认识阿弘，我才理解，一个叛逆的、自由的人，是闪着光的。那是来自全然相异的人的吸引力。他们胆大妄为，做了你百般顾虑不敢做的事，他们的人生，你也想尝一口滋味。或许，我对于当个坏孩子的渴盼，源自母亲。

　　前段时间，父亲到龄，我帮着申领“独生子女补贴”。厚厚一叠材料，藏着一份他从银行离职的文件。我约莫3岁，他被公安拘留，拘留证上赫然写的，是赌博。全银行的眼睛都盯着，等着看外公如何处理。办公室主任拿着上级的红头文件，当面向外公“解释”：本该开除，如果态度好，可酌情从宽——让他主动申请辞职，给档案留个体面。与阿文叔不同，父亲“下海”是迫不得已，而非单纯意气风发。

　　脱离体制后，父亲一路下坠，成为家庭里塌掉的房梁。我曾多次想过，如果父亲在银行正常退休，如果我像个正常孩子在正常家庭长大，人生会有何不同？或许，我会在合适的年纪成家立业，又或者，我会因为幸福顺遂，而永远无法写出好的文字。我愿意吗？我不清楚。

　　暮色席卷，水波渐次亮起暖黄灯火。不远处，游龙竹筏蜿蜒而来。母亲告诉我，这是县城最新开发的旅游项目——十里夜游。浑厚的鼓声中，古雅画舫次第穿行，满载的游人途经“梅林古戏”的婉转唱腔、“傩舞狂歌”的灵动舞姿，在夜色徜徉，而古城则在着意布置的水幕投影里渐次绽放。

　　小小县城能否足够支撑外地人百十分钟的探看，我心存疑虑。母亲却告诉我，国庆期间，夜游项目紧俏，提早报名，才拿得到船票。我与母亲伏在岸边，看游人在水波荡漾中纵情。晚风清凉，陌生的游人也看向我们。他们眼中的县城，是否与我相同？不得而知。一座城和一个人一样，总有些阴影，永远无法抵达。

　　“既然你有这么多疑问，不如直接问他。”母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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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候，父亲常年奔波在外，回家的头几天，与我亲昵得厉害，说话都奶声奶气。我也学得精明了，背着母亲提要求，让他带着出门。母亲从来不曾准许的愿望，将一次性得到满足——超市像专门为我而开，诱人包装的零食、帅气的玩具汽车、变形金刚，我毫无顾忌地扔进推车。

　　我心里比较：母亲的要求是多的，生气时总寡着脸，比不上夹着手拿包，出手阔绰、帅气洒脱的父亲。我便私心盼着父亲在家待得久一些，更久一些。

　　父亲带回来的故事——列车上的劫匪和白雪皑皑的雪原——在我幼小的心里，把他塑造成冒险英雄。我不懂“赌博”“开除”这些词汇的重量，只觉得他去的地方很远，做的事很酷。父亲从不吝于说爱，当时我是相信的。若非是爱，如何紧着我的需求，予取予求？那时我对他的感情，是纯粹的对爱的渴望。我希望获得的不是物质，而是他坐在床边，摸着我的头，讲一句“儿子真乖”。

　　只是，要见父亲并不容易：他朋友很多，几个人凑在一起，打牌、打麻将，一整夜都不够用。吃过晚饭，他夹起手拿包就出门，而绝大多数清早，他不会在我出门上学前醒来。他短暂返乡，却依旧神隐在我的生活中。父亲与我，是活在平行世界的两个人。

　　关于父亲的记忆，离不开一张空床。我写完作业，早早躺在母亲房间，把被子掖得整整齐齐，反复念叨，清醒，要清醒。我眼睛盯着房门，生怕错过他进门的脚步声。母亲哄我：“睡吧，他回来会看你。”可我固执地睁着眼。母亲那半边木棉床垫凹陷，浅浅的，像艘小船。我被小船晃荡着，沉入夜色。

　　那些未等到父亲的夜晚，成了我童年里一道隐秘的缺口——不是怨恨，而是一种悬而未决的失落，像一只永远等不到主人归来的小狗。

　　某个清晨，天刚蒙蒙亮，屋里还冷。我醒得早，侧身躺着，发现父亲就睡在旁边。像电视里来的某位叔叔，也像一份突如其来的、新奇的礼物。他背对着我，头发乱蓬蓬的。他那颗头仿佛特别重，把枕头压得沉下一个大坑。我盯着他裸露的上臂，两个圆形的牛痘疤，颜色比周围皮肤略深，边缘微微凸起，像两枚嵌进肉里的旧纽扣，又像小时候在菜园里见过的水萝卜切片。

　　他养了一夜的胡茬，粗壮有力。更小的时候，他把我抱在腿上，没刮干净的胡子有时会刺痛我的脸颊。“很痛的。”每当我这么说，他就故意更用力蹭我的脸。

　　我盯着他，这具身体于我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那股混着汗味和烟草的气息，从他衣领里透出来，钻进鼻腔，那是记忆中父亲的味道；陌生的是他的轮廓、力量与痕迹。

　　3

　　父亲从俄罗斯返回后的某个夏夜，闷热如蒸笼。阿文叔家那间不足十平米的客厅，烟雾缭绕，人声嗡嗡。父亲与几位老朋友围坐于一张旧木桌旁，桌上散落着麻将牌，青白相间在昏黄灯下泛着微光。我与晓雯几个人蜷在角落，就着地上铺开的凉席，摆弄几枚玻璃弹珠。我们几个一般大，趁着大人们聚会，也聚在一处。

　　“你那点死工资，小孩养得起嘛？”阿文叔推了推眼镜，冲小池叔说，手指捻着一枚“二筒”，迟迟不肯落下。

　　“毕竟是铁饭碗，我那最近还搞得不错！”小池叔不为所动，言辞中透着谨慎。晓雯见提及自己，抬头望了望，复又被玻璃弹珠吸引了注意力。

　　那时，县城最气派的建筑不是XIANWEI大楼，而是那座三层高的“迎宾宾馆”。红砖外墙刷着米黄色涂料，门口两根罗马柱撑起雨棚，夜里霓虹灯管拼出“欢迎光临”四个字，在灰扑扑的街面上格外耀眼。小池叔叔是那里的经理，一身笔挺的藏青色制服，胸前别着铜质工牌，走路时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清脆回响。

　　全县停水，我家水缸见底，母亲愁得直叹气。父亲拨通电话。“住我那儿去！热水管够！”小池叔在电话那头嗓门洪亮，不容推辞。当晚，我们一家三口挤进宾馆标准间——雪白床单、搪瓷脸盆、墙上挂着印有“上海”字样的挂历。最奢侈的是浴室：拧开龙头，热水哗哗涌出，蒸腾起一片白雾。

　　我争抢着去冲洗，母亲站在门口笑着催促，父亲则靠在走廊窗边，望着楼下空荡的街道，脸上浮着一种近乎骄傲的松弛。那是属于那个年代熟人社会里，无须言说的体面与信任。

　　父亲坐在主位，嘴角噙着一丝笃定笑意，慢悠悠地摸起一张牌，又轻轻放下：“小池啊，你太拘谨了。这年头，胆子大的吃肉，胆子小的喝汤——汤还没得喝！”他声音不高，却字字如钉，敲在闷热空气里。从俄罗斯回撤，父亲与阿文叔又看上上海浦东大开发的“机会”，两人计划再去上海滩搏一搏。

　　“现在政策好，鼓励搞活，可咱国营单位，稳当！”小池叔语气笃定，仿佛迎宾宾馆会像xianwei大楼一样，永远矗立在县城中心，永不褪色，倒是小林叔动了心思。

　　小林叔是我们那群孩子眼中，最“热闹”的大人。他爱穿件不合身的皮夹克，袖口磨得发亮，说话带笑，嗓门高，讲起段子能把人逗得前仰后合。他手指修长，麻将桌上，洗牌哗啦作响，动作花哨。可牌局一散，他往往输多赢少，有时连烟钱都掏不出来。

　　他和父亲、小池叔、阿文叔是中学同学，但性格迥异。小池叔稳重，阿文叔务实，父亲好谈大势，唯独小林叔，既无恒心也无定力。单位分房时，他嫌楼层高，赌气没要；后来厂里集资建新车间，他又凑钱入股，结果项目黄了，血本无归。他老婆是小学老师，性子温顺，起初还劝他“找点正经营生”，后来见他沉迷牌桌，渐渐沉默。他的女儿晓婕读小学之后，母女俩收拾行李回了娘家，再没回来。

　　离婚手续办得悄无声息，小林叔只在酒后嘟囔一句：“她嫌我没出息。”

　　窗外蝉鸣嘶哑，风扇徒劳地搅动凝滞的空气，汗味、烟味、劣质花露水的气息混杂一处，沉甸甸地压下来。父亲忽地站起，踱到窗边推开窗，夜风裹挟着远处隐约的蝉鸣涌进来。他指着外面灯火稀疏的街道，声音陡然拔高：“这世界大得很！”

　　那一刻，他背脊挺直，仿佛站在浪尖的舵手，眼中映着窗外微弱的光，似有整个时代在他瞳孔里奔涌不息——那是一种近乎灼人的意气，一种“天下我有”的笃信，仿佛他手中捏着的不是麻将牌，而是通往新世界的船票。

　　我们几个孩子屏息听着，弹珠滚落也忘了去追。阿文叔叔被父亲点燃，拳头紧握；小池叔叔低头搓牌，眉头紧锁，像在权衡一道无解的难题；小林叔叔则又摸出一支烟，火苗在昏暗中明明灭灭，映照着他脸上那层挥之不去的茫然。牌局继续，哗啦作响，可那声音已不再是单纯的娱乐，倒像是时代齿轮碾过人心的嘈杂回响。

　　多年后，我仍记得那夜的浓稠气息，记得父亲在窗边投下的巨大而昂扬的剪影。父亲睥睨的神情烙印在心底——它并非全然正确，却如此真实地映照出一个时代骤然掀开帷幕时，普通人胸腔里那点莽撞又滚烫的雄心。

　　母亲没多说什么，只是灰着脸。有一回，我在房间写作业，耳朵直竖着。哒哒哒的脚步声响起，我听出是母亲，手臂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母亲开完家长会，脸很阴，就要下雨。我紧赶着拿出拖鞋，摆在她跟前，我说话逗她开心。都没用。

　　“你怎么话就这么多！”母亲拿出衣架子，让我伸出手。我打小话多，上课难免交头接耳，老师打过好几次小报告。母亲对我从严管束，遵守规矩是起码的要求。“你怎么就不能乖一点？”她气急败坏。

　　“能不能打轻点？”我可怜巴巴地求她，手却不敢收，她的表情松动了。“我下次绝对不讲话，嘴巴闭牢牢。”我趁势而上，讨好她。她勉强放过我。那一夜，我想念已经去往上海的父亲，如果是他开家长会，肯定不会发脾气。只是，父亲如何反应永远无法验证了。

　　父亲从未参加过我的家长会。

　　4

　　小学二年级暑假，母亲攥着两张硬座火车票，带我踏上去上海的绿皮车。我靠在母亲肩头，看窗外稻田、水牛、低矮屋舍飞速倒退。

　　父亲说了好几回：“浦东大变样了！来开开眼！”那语气，仿佛他不是去谋生，而是去参与一场盛大的造城仪式。母亲精心打扮，却被手里大包小包拖累，不堪其重。祖母备好诸多吃食让母亲带着，她总担心父亲不习惯上海。母亲也在家中搜罗，把秋冬季节的衣服随身带着。听说上海入冬早，冷得快。

　　抵达时，天已擦黑。走过镶着瓷砖的长长地道，上海给我一种新奇而神秘的感觉。地道两边是灯光广告箱，头顶白色的日光灯，让黑暗无处遁形。出站了，耳畔人群汹涌的蜂鸣声一空，时间凝滞了。我看见候车大楼两侧的八字标语：统一祖国，振兴中华。

　　广场上，人山人海，不少人席地而眠，只为省一晚住宿费。母亲一手牵我，一手拖着行李。她明显慌了神。她神经质地紧了紧裤兜，贵重物品都贴身带着。临出门，家人提醒她，注意扒手，90年代治安不佳，一出站就被偷的不在少数。

　　看到父亲了。他斜倚在广场右边的铁栏杆处，漫不经心地叼根烟。县城里，港片正火，我跟着舅舅看了不少。香烟是繁华与潇洒的象征：刘德华把烟在空中上下比划两下，突然把冒烟的那头塞进嘴里，猛吸两口，吐出烟雾；更经典的是周润发，他穿西装戴墨镜，用盗版美钞点烟，对着镜头喷出一大口。见着我们，父亲着急忙慌地灭了烟，一路小跑，殷勤地接过母亲的行囊。

　　“不是让你别带东西吗？”他佯作嗔怒，“大包小包的，多累赘。”说完，他伸出手臂，将母亲揽进怀里。

　　“好好看看，这就是上海。”他说，很骄傲似的。母亲挣了挣，乖巧地点了头。

　　父亲与阿文叔租了个铺面卖建材，店铺具体在什么位置，我仔细回想几轮，着实无法记起。只记得，约莫15平米的门面堆着水泥袋和钢筋，扬着水泥混合木屑的味道，以及那种被繁华城市震慑的感觉。他和阿文叔就住在店铺里，每天早上六点，他们就开门，晚上十点才关门，午饭就在店里吃——一碗阳春面，加个荷包蛋。

　　他拉出一张图纸，上面满是整齐的高楼和宽宽的马路。他说，陆家嘴到处都是工地，钢筋水泥的需求量大得惊人；他说，上海话讲，一店养三代，建材行业利润高，竞争少，就等着赚钱了；他还说，生意红火，坐着等顾客上门就好，价位控制在自己手里，好说。他摸了摸图纸上的“金茂大厦”四个字，纸有点糙，像砂纸，磨得手指发痒。父亲拉起我与母亲就往外走，他说，订了宾馆，这两天，要带我们娘俩长长见识，别白来上海一趟。

　　次日清晨，阿文叔也来了。他比父亲沉默些，眼角已有细纹，但待我们极周到，特意买了两瓶冰镇橘子汽水。他蹲下身，把汽水递给我，笑着说：“小家伙，上海的汽水比老家甜吧？”我点点头，他粗糙的手掌轻轻拍了拍我的头。父亲执意要“隆重”，决定先带我们去南京东路。

　　那时恒隆广场尚未落成，但第一百货的玻璃橱窗已映出琳琅满目的世界：索尼随身听、金利来领带、印着米老鼠的T恤……我贴在橱窗上，鼻尖压出红印，父亲笑着摸我头：“以后这些，都不稀奇。”他说话时，腰杆挺得笔直，金灿灿的货架犹如他的囊中之物。

　　中午，父亲带我们去浦东一家新开的自助餐厅。那些天，我与母亲在钢筋水泥间穿梭，上海太大，去哪里都坐车，我们很快就受不了浓重的汽油味和不停歇的颠簸。母亲格外好说话，我想干什么就干，想吃什么就吃，就连去吃昂贵的自助餐，她也没拦着。

　　餐厅的迎宾小姐远比县城百货公司的售货员漂亮，她笑着把我们往里引。餐厅很亮，旋转门锃亮如镜，里面冷气开得足，中央挂着装饰繁复的水晶灯，吊灯下，银盘里堆着虾、烤鸡翅、切好的哈密瓜、花花绿绿的蜜饯、精美的甜点，还有我从未见过的、冒着白气的冰淇淋机。

　　父亲着意找了靠窗的位置，如织人流在身旁流淌。“晚餐38元一位，儿童半价。”迎宾小姐依然笑容满面，母亲的眉毛挑了挑，最后没出声。父亲大气地甩出一张青蓝色的百元大钞。母亲工作一整个月，也拿不了几张这样的钞票。

　　我一时不知吃什么好。山珍、海味，烤的、涮的，应有尽有。每道菜品，都绝色、诱人。我舀了一球香草，又加一球巧克力，再添草莓酱和彩色糖粒，堆得像小山。阿文叔跟过来，轻声提醒：“慢点吃，凉。”可我哪里听得进去？接连吃了三碗，肚子鼓鼓的，等回到主食区，看着烤大虾和牛排，竟一点胃口也没有了。

　　“你不是最爱吃鱼，”母亲瞪我一眼，把红烧鱼推在我面前，是平时少见的黄鱼，“这可是上海师傅烧的，回头想吃可没有了！”见我没动静，母亲皱起眉，低声责备：“你这孩子，光顾着吃冰的，好东西一口没尝！”我委屈地瘪嘴。父亲却哈哈大笑，夹起一只基围虾剥好放进我碗里：“没事！他高兴就好。小孩子嘛，图个新鲜。”他又给母亲夹菜，语气笃定：“以后常来！等咱们店做大了，每月都带你们来上海玩！”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真正的大城市：南京东路的人潮、外滩的万国建筑、浦东正在生长的钢铁森林。而父亲站在这一切之中，穿着熨烫平整的衬衫，在自助餐厅豪迈地说“敞开吃”，笑容灿烂如炬。那一刻，我对他的仰慕达到顶峰——他不再是那个匆匆离家的模糊身影，而是一个参与时代的逐浪者。我把对上海的想象全部投射到他身上：他站在浪潮之巅，而我站在他身后，仿佛也沾染那份光芒。

　　那顿自助餐，我因贪吃冰淇淋而腹痛，直到如今，我吃自助餐的窘态，依然是家里茶余饭后的笑话。家人笑话我乡巴佬进城，眼里不识货——蛋糕和冰淇淋能值几个钱？

　　母亲则抱怨，不敢和父亲一同出门吃饭。“还没开始吃，就在那里叫，说‘吃饱了就不要硬撑’。”中年往后，母亲胖得多了，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端着食量。

　　5

　　母亲是个不会把东西丢掉的人，多年来的大小杂物，都舍不得丢。冰箱旁边或置物柜的空隙，总塞满了买完东西后不要的包装纸、塑料袋，甚至每条绳子也会绑起来收在抽屉中。

　　“留这么多东西有什么用？”我问。

　　“要用的时候，又找不到。”母亲回答。

　　“什么时候会用到这么多塑料袋？”这样的对话，不知道重复了几次。

　　我往朝北的次卧去，那里简直像个旧物仓库。我在黄色的木柜里翻出不少儿时玩具——四驱车、变形金刚，竟然还有一罐陈年的橡皮泥。那些好的、贵的玩具，都是父亲买的。太多的旧东西，压缩现有的居住空间，把整间次卧填满。

　　众多旧物中，我翻到几本相册。母亲细心地按年份，把照片逐一排布。她大概是不时把我们的“回忆”拿出来，仔细翻看吧。照片里，我躲在母亲脚边、牵母亲的手掌、和母亲并肩，再到母亲挎着我的手臂……我越来越大，眉目舒展，而母亲，头发越来越少，皱纹爬上脸庞。

　　有一张在上海的老照片：母亲学着画报，烫时新卷发，穿波点连衣裙，脸上挂着满怀希冀的微笑。而我穿着黄色棉布衣裤，上衣塞进松紧裤头。我腆着肚子，挂着被自助餐满足的憨笑。那衣物该是母亲新帮我做的，与上海如此格格不入。

　　父亲穿喇叭裤，戴茶色hama镜，浓重的嬉皮士风格。皮带上，黑色BB机显眼、摩登。母亲小女人状，倚在父亲怀中。母亲说，父亲时髦。衣橱里，存着他的一件PU夹克，质地硬朗、线条平整。他骑凤凰牌自行车，载着母亲在县城大街兜风，夹克飞扬，甚是惬意。

　　那天傍晚，我们去了黄浦江边。南浦大桥如一道巨大的彩虹横跨江面，桥塔高耸入云，工人还在焊接钢架，火星如金雨。江对岸，陆家嘴的轮廓初具雏形：东方明珠塔、金茂大厦正拔节生长，起重机的长臂在蓝天里划出锐利弧线。父亲站在江堤上，一手叉腰，一手搂着我肩膀，让阿文叔帮忙拍照。“笑！往远处看！”他喊道。阿文叔把行色匆匆的都市人一同固定下来，构成独属我的上海回忆。

　　照片拍完，我们坐在江边长椅上歇脚。父亲指着对岸，声音激昂：“看见没？那边以后全是高楼！咱们的店也要开到陆家嘴去！”他描绘着未来：房子、车子……我仰头听着，觉得那画面比自助餐的冰淇淋还要甜。

　　黄浦江上风很猛，母亲的发丝鼓荡起来。江水倒映着浦西的灯火，像一串点亮的星星。她眯着眼，逐渐被钢筋水泥覆盖的泥沼、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都收在她眼中。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蓬勃发展的城市，像俯卧的巨兽，要将她吞没。

　　阿文叔坐在稍远处，望着江水，没说话。夕阳把他的侧影拉得很长，他忽然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又默默塞回去。

　　远在上海的父亲，足够支撑儿子最丰满的想象，而想象中的父亲，是绝对不会犯错的。他远离县城，但靠近世界。他风华正茂，光鲜亮丽。他与世界发展擦肩而过，机会握在手中。更为关键的是，他心疼、记挂我们，时刻准备着，把妻儿也接到世界中心去。

　　至于那些“以后常来”“住大房子”的承诺，终究成了打嘴炮。店铺倒闭后，父亲再未踏足上海。

　　父亲在镜头前定格的潇洒，是时代浪潮里，普通人的短暂幻光——他以为自己站在浪潮之巅，殊不知脚下只是浮木。而阿文叔沉默的侧影，恰是这幻光背面，真实的重量。

　　母亲偶尔翻出合影，会轻轻抚过父亲年轻的脸，喃喃道：“那时候，真敢想啊。”而我早已明白，有些未来，只活在1998年的江风里——它曾被真实地许诺过，又被无声地收回，如同潮水带走沙滩上的字迹，徒留咸涩的余味。

　　6

　　清早，小区便处在一片轰鸣声中。透过锈色的铁栏杆往外看，挖开的路面像丑陋的疮疤，衬得灰白矮小的楼房，更显破旧。县城启动老旧小区改造，重点突破雨污水合流、道路狭窄拥堵、缺乏消防栓等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小区里，小型挖掘机左右奔忙，施工人员哪怕黄金周也不曾放松步伐。

　　小区曾是银行宿舍，沿河，坐落在老城核心位置。几年前，领导点着这里，说县城繁华处还有如此破败的房子，不像话。小区连带附近的小学，一并列入拆迁范围。传言有鼻子有眼，拆迁事项却就是不落脚。

　　“就我们两个老的住，何必呢？”母亲说。她并不热心拆迁。她把旧衣服缝缝补补又三年的那套理论，套用在房子上，舍不得钱。很长一段时间，她是家里仅剩的经济支柱，不得不谨小慎微。我宽慰她，儿子在呢，我希望她住得更好些。

　　浴室颇为老旧了，阴暗得让人在白天都想开灯。马桶泛黄变色，墙壁和地板的瓷砖裂的裂，剥落的剥落，碎片就堆在排水孔旁边。洗漱时，水管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紧接着是热水器的呕吐般的动静。我想替母亲换热水器，她照常拒绝。俭省早成为她的习惯，刻入骨髓。哪怕我参加工作，环境不似儿时，她仍未改变。

　　我惧怕母亲的俭省：上厕所不许开灯、一分钱掰开两瓣花……家里好容易添置的空调，簇新、时髦，但除非父亲在家，否则母亲不管多热都不会轻易打开。汗流浃背对身体有益，她这么和我说。她的这套抠门习惯，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然而，也是靠着她，我家才不曾落到无米下炊的窘境。

　　父亲游离于母亲的俭省之外。

　　我读小学的那几年，父亲在上海经营装修建材，偶尔的返乡，会给家里带来些许改变：他随意地在各个房间穿梭，拿起属于他的物件，添置摆件；给厨房置办一台时兴的电磁炉，或者电冰箱；大手大脚地用电、用水、用煤气；许诺我去吃一顿麦乐鸡（县城未曾开起麦当劳）。

　　洗手间的银色的面盆龙头，双把手，分别操纵冷热水。纵然遍布水痕，依旧能看出它设计优雅。这也是父亲从家装店铺离开，带回的为数不多的战利品。母亲藏在抽屉深处舍不得用，头两年，原本的龙头满期退役，她才从层层包裹中取出它。

　　准确来说，从上海获得的“战利品”，还有件毛领麂皮大衣。某年除夕夜，父亲从上海仓促返乡，从手提袋里翻找出来。母亲亮着眼睛，轻抚大衣，嘴上啧啧称贵，转头就在大年初一穿出门，惹得几个姨姨一阵艳羡。姨姨之前关于父亲在外究竟干什么之类的问题，就被这件大衣搪塞过去。

　　父亲给家带来的改变，不影响大局，却迥异于日常，是朴素生活那点繁复华美的花边。母亲才是大局，一幅画的主色调、一间房的大框架。我理解她的惶恐——她的身后，空空荡荡，她得未雨绸缪，提前准备。

　　台盆上，摆着一只新牙刷，冰蓝色，应该是知道我回家后，母亲匆匆忙忙跑出去买的。我涂上牙膏，仔细把牙齿刷干净。抬头，迎面的镜子里，是年过而立的自己，我内心生出异样，这张脸有种熟悉而又陌生的感觉。

　　“去我妈家吃饭吧？问下你儿子，中午想吃什么？”

　　“吃不吃鲫鱼？鱼摊老板给我留了新鲜货！”

　　父亲准备出门，他站在客厅朗声问，一副家庭妇男的做派，市侩而琐碎。我并非故意冷落，只是不知如何接嘴。我早就对父亲提不起有重量的愤怒，但抱怨争吵的那套话术之余，我还没找到新的话题去替代。

　　======

　　千禧年前后，父亲重返县城。上海的店铺没能随着浦东的兴起，飞黄腾达，而是在苦苦经营四五年后，被掩埋在历史的车辙之下。我以为，与过去一样，父亲短暂停驻，就又像南飞的鸟儿，展翅离开。没承想，父亲在家待足了月。早起上学，他蜷在床铺中酣睡。他的朋友一如既往的多，多的是打发夜晚的花样。

　　阿文叔也从上海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去原单位。他求老领导，希望恢复职务。领导接待了他，态度客气但明确：“你当时是主动辞职，档案关系都转出去了，现在编制冻结，没法办。”

　　最终，他以“临时聘用人员”身份回到后勤科，负责仓库管理和节假日值班，合同一年一签。

　　我的青春期和初中同时到来：身材走样，被包括足球、篮球在内的绝大多数运动拒之门外。我敏感、话多，和女生亲近。这样的人，是不讨男生喜欢的。班级出现分野，不喜学习的男生提早窥见人生走向，不愿再往学业投入分毫。他们分群、聚集，组成团体。我在群体之外，那种排斥能从窸窣的指点，和突如其来的笑声中觉察。

　　初中离家远，母亲陪嫁的那辆凤凰牌自行车成为我的座驾。有一回放学，我往停车棚去，自行车轮胎凹瘪，坐垫歪在一边。我丧气地推着车，校门外是一段连着主干交通的上坡路。路两边的人家，借紧邻学校的优势开食杂店，各有生意。我照直走，对零食失去兴趣。我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

　　“你是正好？”他们问。几个人从两边闪现，围住我。

　　“离某某远一点。”还不待我回答，巴掌就呼在脸上。领头的警告我，说罢潇洒地扭头走了。

　　我没有哭，脑子轰鸣着，继续推着自行车往回走。回到家，关上房门，眼泪才流出来。我在心里喊，叫我爸干死你们。我幻想他混黑道，小弟成群。他领着人，摆足阵势替我出头。但这件事，我谁也没说，包括母亲。

　　父亲从没在家待过这么长时间。这本该是团聚的契机，却成了我青春期最不适的插曲。他的突然回归，打乱了一切。我脑海中，家的模板是母亲和儿子，我无法想象房子长久多出一个人。我不再喜欢烟草味道。它乌烟瘴气，逼迫得人无法呼吸。我阖上房间门，不与父亲碰面。推开窗，让新鲜空气涌进来。

　　那段时间，我严重失眠——心事翻涌，瞌睡不肯降临。偶尔，父亲提前回家，陪母亲看电视。母亲端出水果、花生，像过年，我却觉得雪上加霜。早在听见他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时，我就预感不会好眠。

　　我躺在床上摊煎饼，不知父亲何时离家，去上海、去外地，去做想象中的父亲。

　　7

　　从上海回来不到半年，父亲又坐不住了。

　　他在县城转了几圈，发现新开了两家发廊、一家网吧，唯独没有像样的卡拉OK。他说，卡拉OK在上海顶受欢迎，可以说万人空巷。他说，年轻人都以之为时髦。更关键的是赚钱，那时卡拉OK妥妥是高档消费，每小时的包房费百元上下，此外还要加上饮料、水果和酒的消费。

　　父亲脱离体系日久，无法适应朝九晚五的工作，也不屑于赚些坐班的小钱。他三言两语描绘出金光闪闪的画面：在县城租下店面，从大城市上海引回设备，哪怕县城消费水平低些，他也有信心在年内回本，隔年即可盈利。

　　“现在谁还去录像厅？”他兴奋地对母亲说，“唱歌才是正经娱乐！年轻人愿意花钱！”——那语气，和几年前在牌桌上鼓动阿文叔下海时一模一样。

　　他看中老电影院旁一栋临街小楼。原是gongxiaoshe仓库，空置多年，墙皮剥落，窗户玻璃碎了大半。但他眼里全是“潜力”：地段好、面积足、层高够，稍加改造就是县城头一份。他四处筹钱，把上海带回的最后一点积蓄搭进去。合同签得急，连消防审批都没跑全，就迫不及待挂上招牌。

　　装修花了三个月。父亲亲自监工，却只盯“面子”：大厅铺了亮闪闪的仿大理石地砖，前台用红木贴皮，包厢墙面糊上带金线的壁纸，点歌系统买了当时最贵的“视易”品牌。可隐蔽工程却处处缩水——电线用的是二手回收料，隔音棉薄如纸，空调只装了两台二手柜机，勉强覆盖一楼。

　　阿文叔来看过一次，蹲在配电箱前皱眉：“这线路负荷不够。”父亲摆摆手：“先开业！有问题再改。”

　　======

　　小城刮起风潮，城里开了许多家舞厅、卡拉OK。一到晚上，整条街霓虹闪烁，迪斯科的舞曲响起。父亲的店铺开张营业，母亲去过一趟，是白天去的。她难得换下平日的旧毛衣，穿了件藏青色的呢子外套，头发也梳得齐整。路上她没多说，步子比平时快些。我知道她心里高兴——父亲又有了店铺、事业。

　　推门进去，店铺光线昏暗，一盏仿古圆形吊灯喑哑。一股混合着香水、烟味和劣质地毯的气味扑面而来。大厅铺着亮得反光的地砖，金色长廊两边，是红色暗纹的木门，推开就是新世界。包间里，黑色皮革沙发环了半周，中央的桌上有两支话筒。父亲把点餐牌递给她，上面罗列小吃、点心、粥之类。

　　有个姐姐端果盘走进来。她高挑，穿紧身裙，脚上却是双拖鞋；卷发，发丝在耳鬓打了个圈。她殷勤地翻开歌本，想为我们点歌。歌本被塑料包裹着，厚厚一本，得有四五斤重。每首歌曲前都有一串数字，找歌就像查字典，找到之后用遥控器对着点歌机输入编码，这一首歌才算点上。母亲的表情多少有些不自然。

　　卡拉OK生意不错，来县城做生意的、单位里宴请重要客户的，都会来。

　　“设备从上海来，曲库丰富，音响设备专业，大家都抢着要麦克风，”父亲兴奋地说，“实在不会唱歌，吃吃果盘也很好嘛！”那段时间，总有人传，卡拉OK不是正经场所，想要生意好，难免走到法律边缘。

　　他站起身，拉住麦克风的长线，给自己点了首歌。屏幕闪了几下，跳出花哨的界面。他转身对我们笑：“给你们唱一首。”

　　前奏响起，是张国荣的《当年情》。父亲握着话筒，站姿微挺，声音竟出奇地好——低沉、稳，带着一点沙哑的磁性，完全不像平时说话那样急躁。唱到副歌时，他闭上眼：

　　“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试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新鲜……”母亲坐在沙发上，双手交叠放在膝上，静静看着，嘴角微微上扬。那一刻，她眼里有种我读不懂的光，像欣慰，又像某种长久忍耐后的短暂释然。

　　母亲对父亲的感情，很难仅用“爱情”二字准确概括。它更像一种发端于传统的怜惜——不单因他的成就而爱，也因他的溃败而爱。彼时，《英雄本色》正火，电影带着吴宇森强烈的风格：教堂里被枪支扫射后坍塌的耶稣像，纷飞的白鸽，小马哥在枫林阁酒店一边搂着小姐旋转，一边在花盆藏枪……母亲的角色，恰似那些沉默的女性，她们不评判英雄成败，只在他倒下时，默默递上热汤。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俭省的母亲在父亲身上的投入不在少数。她清楚父亲的短板，也预见可能的溃败，但她选择不拆穿，或许因为她知道，那是他仅存的尊严支点；抑或，因为她自己也困在“贤内助”的旧信条里。她被他关于未来的美好场景说服，帮着筹资，甚至向反对这桩婚姻的外公借钱。

　　我不知道这是否算“负责”，但她的支持，确实延缓了父亲坠落的速度，延长了这个家表面完整的时限。

　　那一天，我坐在角落，目光扫过房间：天花板崭新的石膏线，墙角的音箱，点歌屏幕的边缘。五颜六色的光斑打在茶色镜面上，天旋地转。父亲拽着音频线，动情了。旋律似浪，细节却异常清晰：父亲歌声饱满，母亲神情柔和，仿佛一切尚在轨道之上。

　　8

　　初三的某个中午，母亲在厨房忙活。她从银行繁杂事务中折返，争分夺秒地准备午饭，为我挣回午睡时间。那段时间，她总有些心不在焉。

　　“XX在家吗？”铁门轰轰作响，一个声音凶神恶煞。敲门声很重，不是熟人那种试探性的轻叩，而是带着催促的节奏。母亲擦着手出来，锅铲还留在手上。从门缝看清来人后，她脸色瞬间发白。

　　“XX在家吗？”那人猛地一推，铁门一阵簌簌。凶脸藏在阴影里，打破母亲以为对方敲错门的侥幸。她没开门，隔着门板低声说：“他不在家……”声音发颤，却努力压着音量，像是怕惊扰了什么。门外的人不走，语气强硬：“欠条上写的是这里，他人跑哪去了？”

　　母亲沉默几秒，最终还是拉开门闩，放人进屋。我家住在单位小区，楼上楼下都是单位同事。母亲期待刚才的一阵喧闹没有引人注意，希望息事宁人，但我知道，每扇门背后，都有一双紧贴的耳朵。

　　我关门进屋，回身看见两个蛮汉，其中一个手提菜刀，目泛寒光。母亲给他们倒了茶，手微微抖，茶水洒在桌面上，也没去擦。我锁上门，坐在书桌边，拿出考卷，试图早一步完成功课。

　　我曾在夜晚去卡拉OK找父亲。金色长廊音浪震耳欲聋，仿古圆形吊灯，一改白日低调，闹腾起来，极尽灿烂。身材高挑的姐姐领着我，径直走到包厢。烟雾缭绕的空间，灯光昏暗，男男女女几个人在诈金花，桌面下注的纸钞扔得狼藉一片。空气里酒精混合烟草的味道，浓得呛人。

　　父亲抬头惊愕地看着我，把我往外赶。他对我赔着笑脸，他已经感受到，自己快要失去我了。我并没多说什么，甩手往门外走。门外窸窸窣窣，声音压得很低。房间里，空气被抽干了。我的心脏跳得很快，考卷上的墨字漫天飞。此刻，我憎恨自己的软弱。

　　======

　　父亲失去踪迹，至于他的去向，母亲讳莫如深。她不再提他的名字，只是默默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收进柜子深处，仿佛这样就能挡住外面的/////世界。我们俩照常过生活，仿佛一切未曾发生。

　　“大人的事，你少管，读好你的书！”她说。

　　父亲去哪里了？黑面獠牙的催债人是否被摆平？债务如何偿还？我不向母亲追问细节。那一刻，对父亲的仰慕彻底崩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尖锐而具体的厌恶：他让母亲陷入恐慌，让家变成风险现场。我不再视他为依靠，而是一个需要被隔离的问题。与此同时，我不合时宜地松了口气——房子恢复为我习惯的没有父亲的样子，能睡个好觉了。

　　那段时间，母亲工作的银行并不平静。国有大型银行都在进行股份制改革，为了尽快瘦身，以最佳姿态上市，纷纷挂起“减员增效”的牌子，祭出买断工龄的大招。

　　母亲很忙：白天忙着完成任务，拉着人没讲两句，就开始推销。银行什么生意都做，贷款、保险，还顺带卖些金器。晚上忙着看书，随时准备应对业务考试。

　　选择买断工龄的员工数量不及领导预期，远没达到“瘦身”的程度，上面随之推行末位淘汰制。糖果和棍棒总搭伙出现。

　　“考试我是最不虚的”，母亲言之凿凿。当年，她离大学只差几分。复读时正逢银行招干，外公劝她，考完大学不也是找工作？现在一步到位，还多几年工龄。复读班里，比她成绩差的，后来都进了大学。她自信高考不过是她没吃到的一顿饭，行里组织的小测验，自然更不放在眼里。

　　家里的电视失业。夜晚，母亲洗过碗筷，把餐桌收拾出来，和我一并看书。她读中专、考函授，尽力弥补未能入读大学的遗憾。我也有样学样，把眼睛专注在书本上。我们家不缺衣少食，但需要一个直起腰杆的理由。如果这个理由，父亲给不了，我期待自己能提供。

　　学到疲倦，我与母亲唱歌，把声音录进手机。手机父亲留下的，三星，翻盖，早已过时。声音又被放出来，以极为陌生的方式呈现：声音的高低起伏，不匀的喘息，和音调的毛刺。母亲羞涩地笑，我也跟着傻笑。笑声短暂地把家填满。

　　父亲依然没出现。很多事情，我从三姨口中听来，不可考，但我觉得可信：

　　有催债人在母亲单位门口晃荡。既是种威胁，也是种确认。他要确认，母亲是否仍在单位。有一份固定的工作，丈夫欠的钱，妻子便跑不掉。那些日子，只要大门异响，母亲都有些条件反射，这是我看在眼里的。

　　父亲的欠款是无底洞，母亲根本算不清。她还抱希望，说父亲只是欠下三角债，等别人的钱还上，账面就平了……母亲对于日常，愈加抠门，直到我入高三，她才买了台电脑——家里那些年唯一添置的家电，这也是我看在眼里的。

　　外公成为我们家最大的债主，欠外公的钱则由母亲带着愧疚偿还。外公总共有四个女儿，姐妹间明里暗里难免比较，谁家生活好一些、谁家老公有出息，母亲总是失败。外公问，“XX最近在干什么？”“最近有没有在县里？”母亲沉默着，无法给出答案。这些，我都看在眼里。

　　隔了一阵，风声消停些，父亲来电话。母亲点着头听了半天，再唤我去接。对于父亲犯的错，母亲态度暧昧。她既未曾替他掩护，也未曾在我面前，说过他的不是。我们绕过父亲的话题——她不问我是否受到影响，我也不关心债务她能否负担。我们假装他不存在。房间里，巨大的、被视而不见的“灰犀牛”。

　　拗不过母亲，我心不在焉地抓起电话。他说抱歉、说想家、说困境。父亲的嘴真甜，说抱歉、说爱我，说很快会赚钱回来。我不说话，故意让电话静默了。

　　我想，我已经长大，不会再被言语欺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