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爷、淘金者、赌徒：追了三十年风口的父亲，却没逃过平庸倒爷、淘金者、赌徒：追了三十年风口的父亲，却没逃过平庸（下）

9

时代翻脸比翻书快，我升高中时，小池叔下岗了。先是私营招待所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价格便宜一半，老板娘笑脸相迎；紧接着南下打工潮带回来的新鲜玩意儿，席梦思床垫、彩色电视、独立卫浴……迎宾宾馆愈发显得笨重而过时。

领导层也尝试改革：把部分房间改成“豪华套间”，添置了沙发，却因定价过高无人问津；又想搞餐饮，可食堂师傅只会做大锅菜，客人尝一口就皱眉。小池叔站在日渐冷清的大堂里，看着昔日络绎不绝的接待车辆越来越少，眼神里的光一点点黯淡下去。终于，县里一纸文件下来，迎宾宾馆改制，他下岗了。

下岗后的日子，如跌深井。小池叔叔起初不肯低头，托关系想调去水电局、粮站，皆无果。最终，他把晓雯留给弟弟照看，自己和妻子挤上开往省城的绿皮火车，行李只有两个蛇皮袋。他想着，在省城落下脚，再把晓雯接去团聚。

重返县城的阿文叔就那么混着，没有声息。那几年，他话明显少了。以前在牌桌上还能和父亲争几句政策走向，后来连麻将都很少打。每天按时上下班，清点货物、登记出入库，偶尔帮办公室打印文件。同事叫他“阿文师傅”，他也应，鲜少参与闲聊。

那个孩子眼中最“热闹”的小林叔也从县城消失了：有传言说他跟远房表亲去南非，说是做矿产生意。具体做什么，没人说得清——有说是在金矿当保安，有说是倒卖铬矿石，还有人说他卷入过当地华人帮派纠纷。

阿文叔私下说：“他那样子，不像做生意，倒像躲债。”小池叔则摇头：“小林啊，一辈子都在赌，赌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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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几年，父亲成为家中心照不宣的禁忌。同学问起“你爸做什么”，我答“在外地打工”；作文写《我的父亲》，我苦思冥想，想不出相处细节，就虚伪地编造，编造一个父亲。这不是恨，而是一种防御性的逃避。只要我不承认他的存在，他就无法继续伤害这个家，也无法动摇我努力构建的“正常”生活。

父亲是“节日性存在”：春节、中秋，他偶尔会回来，背个旧包，带点廉价点心。他不再穿西装，常是一件灰扑扑的夹克，鞋底磨薄，说话声音比从前低了许多。他知道我在回避他——吃饭时我不看他，他问学校的事，我只答“还行”，他递给我礼物，我装作没看见。他再也想不出别的话题、别的可能的互动。

他似乎默认了这种相处，从不主动进我房间，不翻我书本，偶尔从我的房间经过，我假装看书，放大翻页的声响，他就穿着拖鞋哒哒路过，房间会传出浓烈的烟草的味道。

有次除夕，我发现门口放着一件灰白色卫衣——是我曾随口提及的牌子，但尺码大了一号。我没穿，也没扔，让它积灰。那件卫衣说明他记得我说过的话，但也说明他根本不了解我。灰白色卫衣成为父子关系的隐喻：他试图靠近，不得其法，我拒绝接受，却无法彻底割舍。这层疏离是对我的束缚，也是对他的割弃。

“你就是势利眼，你爸没本事，你就轻视他。如果他飞黄腾达，你会是这个态度？”那年，姑妈从省城返乡过春节，她冲着我说。姑父在一旁打圆场，不让场面难看。

姑父也干了一辈子工人。他患有严重哮喘，干不了重活，在厂子里自然是边缘人物。但他顾家，烧一手好菜，接送表姐读书、家务活之类，都包在他身上。平素，脸上总挂着听从姑妈安排的憨笑。儿时去姑妈家，我忍不住在心里想，如果让姑父当我的爸爸，会怎样。类似的锚定人物还有不少，姨父、舅舅……似乎每一个都比现在的父亲好。

“姑爹不算成功人士吧？工人、收入不高，没啥学问。但如果他是我爸，我绝不敢轻视。”我回答，不肯示弱。在我看来，父亲“种瓜得瓜”，理应得不到儿子的亲昵与尊重，没有谁能站在道德高地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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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于我，是一次彻底“重启”。我迅速适应环境，如鱼入水。宿舍四人，来自不同县城，彼此试探又友好。没人问我家境，我也不主动提及，没人知道卡拉OK、债主、拘留所……各种需要填写社会关系的表格，我都给父亲写上，清白、自由职业，模糊、安全、无懈可击。

学费、生活费，由母亲开支。我们约好，生活费700元，多不退，少不补。若是课外补习，费用另算。她还是老样子，抠门。偶尔，父亲来电，以金钱诱我。我自然不会和人民币过不去。青春年少，手头宽裕些总是好的。

“那我把钱还给他！如果当作日常生活费，还要他给？”我佯作愤怒，对母亲说。父亲塞了钱，总到母亲面前表功，我也自有办法。果不其然，母亲松口。她希望弥合我与父亲的关系，而我也乐得一笔热钱。

除此之外，我几乎从不与父亲单线联系。所有关于他的消息，都经由母亲中转。她每月打一次电话，絮叨家常：祖母身体如何，菜价涨了没，提醒我节约用钱……偶尔，也轻描淡写地带一句父亲的近况：在这朋友帮忙、靠那朋友接济。他再无年轻的豪情，在不同朋友帮衬下，做些放不上台面的事。那些营生卑微、混乱，不值得向人提起，更不值得投入情感。往内心深处说，对他的生活我毫不关心。

那几年，父子关系不再是我的主要课题。高中时那种因他缺席而生的羞耻、因他失败而起的愤怒，渐渐沉淀为一种背景噪音——存在，但不刺耳。我不再刻意回避他的名字，也不再因同学问起而慌乱。他成了我生活里一个静音的选项，既不加分，也不减分，只是“在那里”。

我按从小受到的教育，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纷呈的校园生活中：加入院学生会，每天贴海报、写简报、组织活动；当班长、争年级主席，忙得脚不沾地。这种忙碌让我安心，它证明我走在“正确”的轨道上。朝前看，朝上看，旷阔的世界正向我打开。

大二那年，我和同班的李哲走得近。他家在苏南，父母是中学教师，家境优渥，性格温和。一次夜谈，宿舍熄灯后，我们靠在阳台抽烟（那是我唯一破例的“不良行为”），聊到家庭。他说起父亲如何陪他高考、母亲如何整理志愿表，语气自然，毫无负担。

我沉默片刻，忽然说：“我爸……以前开过卡拉OK，后来因为赌博欠了一屁股烂账……”

话一出口，我愣住了。这不是忏悔，也不是求助，而像一种仪式性的交付：我把最不堪的底牌亮给他，看他是否愿意继续坐在这里。

李哲没惊讶，也没安慰，只问：“现在呢？”

“还漂着呢。”我说。

往后，我们成了真正的朋友。此去经年，我渐渐明白，关于父亲的密辛是我的“投名状”，用自我暴露换取信任，用脆弱确认亲密。那是人际交往中的特殊筹码。我不过分渲染悲情，也不刻意轻描淡写，只陈述事实，留白让给对方补足。效果往往出奇地好，人们对我产生一种混合着怜悯的亲近感，仿佛我背负着某种隐秘的苦难，依然体面前行。

10

有一年暑假，我与父亲同时返回县城。他似乎很高兴，做了一桌菜。饭后，母亲碗一放就钻进厨房。我和父亲留在客厅，厨房水声哗啦，像在冲刷某种尴尬。电视开着，声音调得很低，播着一档经济访谈，主持人正讲“抓住时代机遇”。他坐在我对面的旧沙发上。

“你记得阿文叔吧？”他忽然开口，“你去上海，我们还一起去吃过自助餐的。”我盯着电视屏幕下方滚动的股票代码，没抬头。

我当然记得。记得自己吃撑了冰淇淋，半夜肚子疼；记得阿文叔拍着胸脯说“以后常来”，结果我再没踏进过上海一步。我终于抬眼看他，语气平淡：“后来店不是黄了？”

“前两天他来电话，”他没接茬，语气故作轻松，“他现在退休，到省城享福啦，和儿子住在一起。”他停顿一下，没等我回应，自顾自说起与阿文叔的上海往事。

父亲和阿文叔是坐着绿皮火车去的上海。浦东那时还是一片野草与泥泞交织的荒滩，推土机轰鸣着啃噬大地，钢筋骨架刺向天空，像一群饥饿的巨兽正从混沌中站起，父亲和阿文叔，一头便扎进那沸腾的腹地。

他们租下那间十来平米的临街铺面，挂上木质招牌。起初，生意春潮般涌来，浦东开发如火如荼，新楼拔地而起，家家户户急着粉刷墙壁、铺地板、装吊顶。父亲穿着崭新的工装，袖口沾着白灰，站在店门口招呼客户，声音洪亮，眼神泛光。阿文叔则挽起裤腿，自个儿踩上梯子刮腻子，汗珠顺着脊梁沟往下淌。

我还记得，店铺里堆满乳胶漆桶、石膏板、卷尺和成捆的电线，空气里弥漫着松节油与新木料混合的刺鼻气味——那是90年代末最浓烈的希望味道。

阿文叔卖了老家两亩水田的钱换成一沓沓现金，用旧报纸包好，再裹上油布，藏在行李箱夹层里带到上海。他说话慢，做事更慢，每笔生意都记在磨得发毛的小本子上，字迹工整。父亲则不同，他眼里装的是整片浦东的蓝图。

起初，阿文叔还能勉强跟上父亲的脚步。父亲向前冲，他在后帮衬，天不亮就去建材市场蹲点，为省几毛钱运费能跟老板磨半小时。可当父亲开始把目光投向更大的工程，两人之间的步调便彻底错开了。

父亲带回一张设计图，兴奋地说：“这是外滩附近一栋商住楼的公共区域装修，预算二十万，咱们干下来，名声就立住了！”阿文叔盯着图纸上繁复的石膏线和进口地砖，眉头拧成疙瘩：“咱这小店，连像样的施工队都没有，咋干？万一延期、返工，赔进去的可不止本金。”

真正的裂痕出现在父亲执意要租下隔壁更大门面的时候。他说：“现在客户多，地方太小显寒酸，租下大店面做展厅，气派！”阿文叔急了：“眼下回款都慢，再添租金，现金流就断了！”父亲却拍着胸脯：“信我！下个月有笔工程款到账，周转一下就行。”他语气笃定。

“最后……是资金链断了，客户跑单，加上……经验不足。”父亲低头搓了搓手，说起故事的结局。他眼神里有种熟悉的、试图点燃什么的光，“可那时候真觉得能成！浦东刚开发，遍地是机会。我以为，咬牙干几年，就能给你们换个活法。”

又是这套话。我心头一紧，像被什么硌住了。从小到大，他总用“为了你们”开头，结尾却是空荡荡的承诺。我对他的芥蒂，并非源于贫穷，而源于他一次次把“未来”当作搪塞现实的挡箭牌。

“你说‘过好日子’说了十几年，家里什么时候宽裕过？”我的话一出口，空气骤然凝固。他脸上的表情僵住了，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

电视里主持人还在激情澎湃，说什么“个体奋斗与时代浪潮同频共振”，那声音此刻听来无比讽刺。母亲从厨房出来，擦着手问要不要切点水果。我说饱了。她看父亲一眼，又看我，什么也没问，默默关掉电视。我起身回房，关门时听见父亲轻轻叹了口气，短促、干涩。

那一晚，我没开灯。窗外路灯昏黄，照见楼下垃圾桶旁一只流浪猫翻找食物。我想起小时候他带我去黄浦江边拍照，风很大，他衬衫鼓起，笑容灿烂，仿佛整个浦东都是他的。如今他陷在旧沙发，言辞讷讷。

我意识到，自己从未真正关心过父亲——不是作为向他人寻求认同的符号、失败故事的主角，而是作为一个人。他的冷暖、他的恐惧、他往外跑时究竟想些什么，我一无所知，也未曾试图了解。

或许，所谓参与历史，并非人人都能成为弄潮儿，绝大多数人只是被潮水裹挟的沙粒，在宏大叙事的岸边，留下几道转瞬即逝的湿痕。痕迹里，有未干的野心，也有无言的失落，更有无数个如小池叔、阿文叔、小林叔以及父亲般，在时代幕布上匆匆掠过、未能定格的侧影。

11

2012年，我大学毕业，考录公务员，留在省城。发榜那天，母亲第一时间往外公家跑，非得让我和他多说两句。

进体制对我而言，是无须经过思考的必然选择。它稳定，早在职业的发端就向你许诺“饿不死、病得起、老有养”。这份许诺不会被大环境稀释，不会被时间稀释，没有意外，远比父亲牢靠。我一早认清自己的“风险厌恶”，着意避开闯荡失败后“连后路都没有”的窘境——父亲正是眼前招摇过市的典型。

我拎着行李箱，站在出站口，如织人流不再新奇。我不再是城市的过客，我要留在这里，我能留在这里。父亲躬下身子，来夺行李。他领我往打车点去，豪气地招呼一辆的士。

“你妈老早交代，我把房间腾好了。”他说。

彼时，父亲飘荡到省城。县城里的三角债务仍没着落，而在省城，他又放不下身段，不愿替人打工。他流连在不同的牌桌，赚点零花钱，绝大多数时间无所事事。远房亲戚投资房产，房子刚交付，他就出国。起先房子简单装修，用来注册公司，父亲到省城后，亲戚肝胆，腾出让父亲落脚。日常，父亲负责交水电费、物业费，名头上是帮着看护。

“被套、床单，都洗好了，上周末天气好。”父亲又说。母亲安排我跟着父亲过渡两天，工作安稳下来，再租房子。我多年没有与父亲同住的经验，拿捏不准，多少有些忐忑。

亲戚的房子落地一层，是复式楼。父亲在二楼找了间房，其他空间仍保留着公司原本样貌。房间挤挤挨挨，一米八大床的床尾，是一张同样大小的床垫。床垫上，被褥规整，像豆腐块。父亲告诉我，这是唯一有空调的房间，我们两个得挤一挤。

那一晚，天色暗沉，路灯透过窗帘，在天花板上投下水波样斑纹。我一阵恍惚，无法入睡——千里之遥的省城矗立窗外，恰如遥远的父亲，此刻就在耳畔酣睡。

父亲嘟囔着翻身，睡衣掀起露出一小截腹部。肚脐眼深陷进去，不是圆润的凹，而是不规则的椭圆，边缘微微卷起，褶皱纵横。脐周还有几根稀疏的黑毛，粗硬如草茎。

我的肚脐是外凸的。小时候洗澡，母亲总用指尖轻轻点它，笑着说：“这是‘福脐’，有福气。”它圆润、光滑，像一颗小小的肉纽扣，安稳地立在平坦的小腹中央。我们连这最私密、最不起眼的身体印记都如此不同。

我忽然意识到，许久不曾如此近距离、如此安静地观察他。他毫无防备地躺在那里，像一件被命运反复摔打后暂时停驻的旧物。他眼皮颤了颤，似乎要醒。我赶紧闭上眼，假装还在睡。鼻腔里，是浓烈的香烟余烬的味道，是刻在记忆里属于父亲的味道。

那是段新奇的体验：我脱下校服，初入职场，放学变成下班；父亲等我，带我去吃晚饭。巷口拐角处，有家捞化店铺，总萦绕着热气腾腾的蒸汽，灶台上两口大锅时刻都保持着沸腾的状态，一口锅中是烫兴化粉的沸水，另一口锅中咕噜咕噜地滚着高汤。老板娘穿围裙，坐在门口点单和收钱。她个头不高，声音却洪亮，见着熟客，朗声招呼，闲扯两句；眼见哪个员工做事不到位或服务慢了，也会大声训斥一番。

“想吃什么烫什么。”父亲还是老样子，大方样。老板娘把视线往冷柜招揽，冷柜中摆着一碗碗捞化的配料：猪心、猪肺、猪血、大肠、海蛎、鱿鱼、蛏子……

站在灶台前的大师傅，侠客般，左手握着长柄竹漏勺，右边拿着长长的竹筷。他先用长筷子夹起一坨米粉掷入沸水中，再用筷子把沸水中的米粉搅开搅散，完整汆烫，紧接着长柄竹漏勺伸入，猛地捞起正在沸水中上下翻滚的米粉。

“咔咔……”他将漏勺在滚锅边敲打两下，沥干米粉的水分后倒入碗中，将一众生鲜猛料烫熟后撒在米粉上，撒上盐、葱花，再舀一勺滚烫高汤淋入碗中，一碗捞化就做好了。

我与父亲对面而坐。我吹开浮油，嘴巴贴近碗边，深吸一口，滚烫的猪骨汤入喉，顺食道下流，胃就暖了。父亲打开桌上的辣椒酱，蒯一勺拌入捞化。省城喜甜口，而他还保留着县城对辣子的嗜好。我不经意地说些单位新鲜事，父亲额角冒着汗，不时出声应对。晚霞便在这松散的对话中，缓缓落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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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父亲和小池叔联系上，坐一两小时的公交车去探望他。那是个城郊结合部的老旧小区，楼道里堆满杂物，弥漫着潮湿的霉味。

开门的小池叔叔瘦得脱了形，脸颊凹陷，眼睛浑浊，唯有那副旧眼镜架在鼻梁上，依稀残留着昔日轮廓。

当年，他和妻子两人到省城，人生地不熟，对着中介所墙上密密麻麻的招工启事，逐一投递简历。四十来岁的年纪早已不是职场的香饽饽，简历投出去石沉大海。几番努力，小池叔才勉强在一家私营公司谋到出纳的职位。朝九晚五，要打卡，要穿统一的蓝色工装，胸前只剩一串数字编号。

他的妻子端出饭菜：清炒螃蟹、芹菜炒肉、番茄牛腩……招呼我们落座。晓雯从房间走出来，率先大咧咧坐下，啃起螃蟹来。她胖多了，像被吹起的气球，全然没了小时候的模样。

高中毕业，晓雯考到省城一所大专，这才与父母重聚。她就着专业找了家物流公司坐后台。头两年，小池叔还总催着女儿结婚，后来，晓雯升职、买了辆汽车，载着父母回了几趟县城，他突然就看开了。他只希望女儿减两斤，健康就好。

晓雯跟前，蟹脚残料在桌角堆成小山，她擦了擦嘴角，目光盯上别的餐碟。“还不叫公公？”小池叔的妻子依然风趣，冲着女儿嚷嚷。大人们曾私下打趣，晓雯嫁给我，两家人亲上加亲。

“公公！”晓雯嬉笑着照做，倒惹得父亲不知如何作答。

小池叔正絮叨着省城的难处，忽然起身从冰箱拿出一个小盒，卷起袖子，在腹部注射了一针胰岛素。他动作平静、娴熟。饭后，父亲与小池叔坐在阳台上抽烟。远处高架桥车流如织，小池叔叔望向远处繁华，声音很轻：“有时候半夜醒来，总觉得还在宾馆值班，听见电话铃响，可睁开眼，只有这防盗窗的影子。”

临别，小池叔叔执意送我们到公交站。秋阳斜照，他单薄的身影被拉得很长。我回头望了一眼，想起那个停水的夜晚，宾馆浴室里升腾的热水雾气，小池叔叔站在门口爽朗大笑：“洗！管够！”那声音曾如此饱满。时代只是轻轻掀了掀衣角，便足以将人抖落。

12

入职半年，我急诊住院，父亲陪床。省城的医院太大，科室林立，挂号、开药、付费、取药、输液、做检查，要做的事很多。父亲在各楼层间奔波，总算弄到一张病床，手术也排上日程。

我穿囚徒模样的病号服，斜躺着，恍惚间进入梦乡。梦里是父亲住进医院，我在陪他……转醒，玻璃瓶内加入各种药物的液体一点一滴地无声无息地流入血管，生命力却从毛孔跳脱出来，离我而去。我有些惊恐，担心医院会留住我。

“有红烧鲫鱼，你赶紧补一补。”父亲走进来，端着热腾的饭菜。他迅速弄清医院构造，找到餐车、拿到补给，如鱼得水。“老哥，热水在哪里灌？”他拿起开水壶和隔壁床搭讪，转头又出门。我觉得安心，急症也不那么可怕了。

我想起一则乐事：有一回母亲来电，抱怨得了急性痢疾，大半夜进了医院。她给父亲打电话，让父亲回去。父亲在医院没待两天，就往外跑，说临县有桩生意，非去不可。

“我就和他说，你最好是能当上百万富翁！”惯常克制的母亲，扬起调门，隐隐带了哭腔。我心下一乐，心想，这是什么偶像剧情节。一大把年纪了，还因为这事儿闹脾气，老不羞。从临县回来，父亲老老实实在医院陪了几天，母亲的怒火才不见踪影。

病房有三张床位，不知父亲从哪弄来一张单人床，就摆在我的病床旁边。靠门一张床病人刚出院，靠里的病人已住九天，是位年逾古稀的老头。老人当过生产队长几十年，德高望重。他有两个儿子，三个孙子，大儿一家在外地打拼，小儿在本地上班，每晚必来陪床。

“那是你爸？”老人的小儿子私下问我，“看起来比你还年轻！”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作答。他和父亲相邀着躲去厕所抽烟，往返几次，有了交情。

父亲与我是完全不同的人：他能写一手漂亮的硬笔字，行云流水、撇捺灵动，而我的字丑，影响考试成绩的程度；他善于交际，很快就能在陌生环境扎下根，而我适应能力差，生活稍有波痕，都会紧张起来……我身上缺失的那几块拼图，能在父亲身上找到，而他从未试图教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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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底，我在省城买了第一套房。当时，房价仍属上行期，买房得赶趟，下手晚了，整年积蓄都得搭在上涨的房价之中。首付照常由母亲负担——她走完全套流程买下祖母的房子，把公积金套取出来。那时，祖父的老年痴呆病尚不严重，瞒着几个姑姑就把房产过户了。她催赶着我看房、下定，直到红色的房本牢牢拿在手中，才安心。

母亲喜欢能攥在手里的东西，父亲生意红火那几年，她就在耳旁吹风，鼓动着买些固定资产。她总说，“现金多了烧人，钱拿手里就扬掉”，果不其然，那些钱从父亲手中流走，片叶不留。

房子买在郊区，离姑妈家不远——只有那儿的房垫垫脚能勉强够上。我像准备高考般备战装修。写计划、列清单，美观度、舒适度和实用性，方方面面都不放松。我频繁在单位和新家往返，丰满起来的房子是我艰难在省城落下的根系。

“咱们有自己的房子，你爸还付什么租金？”母亲说，我无法拒绝。不出几天，父亲就从亲戚家搬来。父亲习惯飘荡，对于居于何处，似乎并无挑剔，行李也不过简单的包袱。我不许他在房间抽烟——抽烟的人得肺癌是因果报应，抽二手烟的生癌，则无处申冤。“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没道理受到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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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早，我坐40分钟公交车去上班，想着，考研究生，拿到学历后，换个更好的岗位。我像逐光的植物，努力向上。外乡人在省城，终归要付出点什么。临出门，父亲还没起。他仍旧是老样子。没有工作对于他而言，并无负担。时间从不是稀缺品，和这个朋友坐坐、那个朋友聊聊，还有一张连一张的牌桌呢，日头好打发。

有一回，他躲在阳台，烟头在夜色中明灭。我偶然听见他与朋友的对话：“他日子好过嘞，他妈给他攒了钱。”他说得漫不经心，像议论陌生人。

是啊，我的人生好坏与他有何相关？他对自己尚且没有规划，走一天，算一天，何况是别人？儿子？儿子也不过是两世旁人罢了。

平静的日子约莫过了一年。有一晚，我在单位加班，手机响了，陌生号码。我隐隐有些不安，但它执着地响，不达目的不罢休。

“你是XX的儿子？”有声音问。他告诉我父亲欠下赌债，言外之意很明显。

“他许诺多少利息？”我逼自己冷静，抢先问道。对于赌鬼如何借高利贷，我再清楚不过。对方语塞，过高的利息显然不被法律保护。

很多记忆翻涌起来，让我不寒而栗。我想起，总有催债人在母亲单位门口转悠，不怀好意地往母亲的工位张望。我想起，那种生活如水波荡漾的不安全感。我想起，换岗位需要面对的政审……阴影处，闪着猩红眼光的怪兽，长着父亲的模样。

我未与父亲联系，而是告知母亲。兴师问罪了。母亲说，都是误会，父亲会摆平。我不置可否，对父亲厌烦得紧了。

2015年春节，祖父意外走失，全家才明白，他的老年痴呆病严重至此。照顾祖父，一个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人，是一场长跑，是看不见尽头的体力劳动。岁月把祖父往回赶了，他回到少年，又回到幼年，回到最需要人照顾的时刻。他的腿脚愈发不便，祖母上午把他安置在沙发上，中午移到饭桌，晚上又送回床上，周而复始。虽在病榻，祖父的气色反倒格外好。他脸色红润，身形臃肿，在身高只剩一米五、体重不足百的祖母面前，俨然庞然大物。

父亲返乡照顾祖父，分担祖母的压力。我长松一口气，私下决心不再与父亲联系，像甩脱一件垃圾。

有一回，舅舅摆桌，席上，他絮絮叨叨说了诸多父子纠纷。步入中年，他仍与外公同住，两人脾气不投，各有怨怼。

“你应该承认，你们关系糟糕。”我说。

舅舅支支吾吾，不甘心似的不愿附和。“甩下老人，独自居住，会被邻居戳脊梁骨。”他说。他对外解释，与外公同住是出于照顾。

“坦诚面对自己，世界上很多父子就是没有缘分。”我又说。

血缘未必化作密致的关系：不爱儿子的父亲、不爱父亲的儿子，大有人在。人与人间，有人缘深，有缘浅。父子也概莫能外。

13

2018年初，祖父凉了身子，父亲又没着落。姑妈托关系，把他塞进省城一家保安公司。工作不算忙碌，三班倒，白班巡逻，小区里逛逛，晚班主要盯监控。保安公司包住宿，伙食自理，每个月工资到手不足3000元。

对一个年过五十、无社保、无技能的男人而言，这已是难得的“正经活”。早几年，祖母从微薄退休金里挤出钱，替父亲补缴了部分养老保险——全家对他唯一的期待，不过是安稳干几年，等一份能糊口的退休金。刚上班那阵子，祖母反复叮咛，嘱咐父亲“好好表现”，好似他是刚参加工作的小伙子。

保安队长姓周，退伍兵，四十出头，不好相与。他要求所有队员统一着装、按时打卡，尤其严禁晚班打瞌睡。

“这里是居民安全第一线，不是养老院！”他在晨会上吼。父亲起初不服，觉得“看个小区而已，何必较真”，有天晚班趴在监控台上眯了半小时，被周队突击检查抓个正着，当月绩效扣了一百。

他很快学会变通，第二天起，每天清晨，他绕路去小区门口那家早点铺，买两份早餐，一份自己吃，一份放在周队办公桌。有时周队给钱，有时忘了，父亲从不提。父亲慢慢摸清他的脾气，日头就好过些。

日子似乎就这样平稳下来：他住在公司安排的集体宿舍——六人间，上下铺，公共卫生间。每月工资只供自己吃喝生活，尚算滋润，甚至偶尔还能攒下几百。母亲说他“终于踏实了”，语气里带着久违的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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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合的是，阿文叔也在省城。头几年，他正式退休，儿子在省城成家，生了小孩，他跟去照顾。自己欠他的。婆媳关系不和，孙子进幼儿园后，阿文叔夫妻就在附近买了套单身公寓，与儿子分开住，偶尔回去看看。

2018年，省城开始推行垃圾分类试点。街道办公开招聘协管员，要求会基础电脑操作、有责任心。阿文叔看到公告，报了名。面试时，考官问他为什么来，他说：“趁着还能动，做点事踏实。”他被录用，平时负责上报垃圾清运量、分类准确率等信息。他学得慢，但很仔细。同事说他“较真”。

阿文叔下班早，常顺路去父亲的岗亭坐坐。岗亭在小区侧门，不到两平米，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电暖器。父亲烧壶热水，泡两杯茶。轮休时，父亲则去阿文叔家吃饭。两人也不多话，但饭后总坐一会儿。

他们的友谊没有戏剧性的起伏，也没有刻意维系。只是在沧海桑田后，仍能在一个普通的傍晚，共享一杯茶、一顿饭。他们曾被“下海”“搞活”“机遇”这些词点燃过，也曾在现实面前低头。如今，不再谈论宏大叙事，只关心眼前具体而微的事，比如，阿文叔的孙儿又闹了笑话，比如，绿萝又长出一片新叶。

父亲当保安的小区，离我不远，但我一次也没去过。我不愿见他穿保安服的模样，也不愿听他百八十块、鸡毛蒜皮的算计。就这样吧——卑微、平静、无波无澜，直到他领上退休金，彻底退出我的视线，我以为。

14

安稳日子过了几年。有天晚上，母亲和我联系，语气吞吞吐吐，不同寻常了。

我耐着性子，听了半天，原来是父亲又进了局子。我在体制内工作，母亲逼不得已和我联系，打听公安局的消息。连接着电话的耳朵，很烫，心脏怦怦跳，还和当年一般模样。

“活该，该让他吃两天苦。”母亲咬牙切齿。

“问话就问话，看守所不会打人吧？”母亲问。

“你爸进去了，会不会影响你工作？”母亲还担心。

“他也是想多赚点钱。”母亲似是嗅出我的火气，出言道。

“自己没赌，帮别人看场子。”母亲又说。

“你要不要学学法？这种性质更恶劣，直接定罪入刑。”我顾不得安抚母亲，设想最恶劣的状况。

原来，几个老乡在小区附近搞了个“棋牌角”，名义上是“娱乐”，实则抽头营利。起初只是周末聚赌，后来发展成每晚营业，甚至有人专门开车来玩。公安一早摸透了，带着人上来直接冲进去，在场的人，一个不落，都带回局子。

“狗改不了吃屎”，我想当面质问：是不是有人拿枪逼他入赌场？赚更多的钱，难道是为了养家？他有没有想过对我的影响？这个家是不是从未出现在他的意识里？我恨得牙痒，我的父亲，他不仅不愿承担家庭责任，还想毁了安宁。他不愿为家添砖加瓦，他想拆了这个家。

这不是父亲第一次进看守所，同样涉赌。那年，我刚入初中。他嘱咐母亲，不要让我知道。但母亲铁青的面色，如何瞒得住？

我还记得当时的感受，双脚灌铅、五雷轰顶。我的父亲，融入生命的那个人，突然被生生拆走。有父亲的家是一艘飘飘荡荡的船，冥冥中，我早有不好的预感，但当消息真正降临，依旧不亚于晴天霹雳。

除此之外，我还要面对一个更为可怕的事实：我是一个罪犯的儿子。这像一千根钢针扎到身上，一万只蚂蚁啃咬骨肉。那些看我的目光，那些背着我的窃窃私语，让我想遁地，想隐身，可是这个世界太亮了，我像被剥光了衣服曝于众人的视野之下，无处躲藏。

父亲拦住消息出于什么目的？是担心我惶惶不可终日，还是不愿儿子心中的父亲形象有所折损？无从查证。事到如今，他连避着我的表面功夫都不愿做了。

几场秋雨，天变凉了。母亲把父亲常穿的秋衣打包好。她听说看守所睡通铺，担心夜寒，又往包袱里添了几件夹克。父亲关押在邻县，母亲托亲戚，送去包袱。终了，还是忍不住打探，包裹是否顺利通过看管抵达父亲，而父亲是否传回音讯。母亲提醒我，不要和别人提这事儿，绝对，尤其是外公外婆。母亲总是这样，自欺欺人。

半个月后，父亲从看守所回家。母亲分不清是取保候审，还是案件了结。她不准我去问，担心有负面影响。回到家的父亲，并无半句解释。他向母亲提要求，让她帮忙填赌债。母亲终于学会拒绝。

他咬牙切齿地指责母亲，说她“坏到骨子里”，质问她怎么就不能帮自己一把。他向母亲讨要祖父的房子。他说，公积金套了，我的房子买了，祖父的房子应该属于他。

母亲未曾吐露半句，只当父亲知错悔改，回归生活。真相是我从旁人口中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来。生活擅长伪装成安稳平和的模样，每个人照常生活，无事发生，仿佛只有我，盯着隐隐攀爬的细纹，走不出来似的。

保安公司仍然接受了父亲。他再次并入三班倒的轨道。保安队长肝胆，不仅对他的考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分给他一间带洗衣机的宿舍。同在省城，但我们只在购买火车票时联系。他操作不来购票软件，母亲叮嘱我帮忙。

一张订票截图，一句谢谢，聊天框的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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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天，父母对你说话的时候，开始小心翼翼；如果有一天，父母面对你的坏脾气，开始不再指责，这说明，父母已经老了……”视频号刚火的那一阵，父亲常给我发些小视频。视频里尽是父慈子孝的图片，和中年男声饱含深情的念白。“年少不知父母恩，半生糊涂半生人”，中年男声谆谆教诲，发人深省。

起初，我瞄一眼，划过去，并不回复，次数多了，火气就燃起来。

“你是不是觉得万分委屈？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满心怀揣着‘爱’对儿子，该死的他却毫不领情，甚至给你脸色？”当我把字一个一个地敲出来，胸中万言便如潮水决堤，难以遏制。

“凭什么要求母亲帮你还钱，帮你擦屁股的事情她做得还少吗？30岁在做，现在临近退休，55岁还要做？”

“在你的观念里，一家人就该互帮互助、互相兜底，那你是怎么做的？母亲受了你什么好？我们受了你什么好？就该单方面给你兜底？和你做一家人为什么这么倒霉？”

在我看来，父亲的危害不在于让你吃不饱、穿不暖，而在于让你始终暴露在令人恐慌的不确定性中，永无安生。

他每一次出发都源于单身汉般的冲动，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他的逻辑是感官的、即时的、随心所欲的：上海热闹，就去；卡拉OK能赚钱，就开；牌桌上手气好，就继续押。他活在“此刻”的延长线上，而非“未来”的坐标系里。他像县城的嬉皮士，信奉直觉与运气。

而我恰恰相反，是攀爬在“意义”上的生物。从初中起，我就明白：成绩是唯一能让我摆脱混乱家庭的绳索。于是，我成了老师眼中的“乖学生”：作业字迹工整，课堂笔记分色标注，考试前夜背书到凌晨。我不逃课，不顶嘴，连校服都熨得笔挺。

高中时，同学传阅武侠小说，我在刷题；他们讨论明星八卦，我在整理错题本。脚下的每一步都必须踩实，不容闪失。

我与父亲是两种人，若非血脉牵连，绝不会有任何交集。他是机会主义者，笃信以小搏大，不计较后果。而我，总选择稳妥的路，相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父亲人生的坠落，让我对自己的人生更为警醒。生怕行差踏错，步入后尘。以至于紧绷与计划，成为困厄我的难题，成为我要与之战斗的对象。

毕业后，我进入体制，办公室在五楼，朝南，窗明几净。每天八点三十打卡，泡一杯茶，打开电脑处理文件。工作内容琐碎，填表格、写简报、协调会议、归档材料。流程严格，格式固定，连标点符号都有规范。这里没有惊喜，也没有风险，但这正是我想要的。

这种对秩序的依赖，源于对父亲式生活的恐惧。我亲眼见过他因赌博让债主堵门，因经营失败让母亲彻夜难眠，因漂泊无定让我们在亲戚面前抬不起头。他的“及时行乐”，在我眼里是不负责任的代名词。于是，我把自己活成他的反面：不冒险，不越界，不依赖运气。我曾以为，从小到大，母亲是家里的主心骨，但其实，这个家庭无不在父亲的主导，或者说阴影之下——父亲正是以这样的方式，介入我的生活，影响于我。

“能在省城买房立足，我感恩祖父祖母。但是那套房子，几个姑姑可以说闲话，你不配。这几十年，母亲是什么人，你心里有数，她有没有贪图这套房子，大家心里明镜一样。你说这话，有考虑过她的感受？”

“就这样，你还想让我给你什么脸色？”话头止不住。儿时的桩桩件件，记忆里的毛刺，浮现出来。我曾经试图在他那里寻找“父爱”的标准模板——比如牺牲、规划、长久陪伴——无异于缘木求鱼。他的爱是碎片化的：一双买错尺码的夹克，一次没兑现的许诺，这些碎片无法拼凑完整图景，却又真实存在过。

绿色对话框又长又密，不管对面是否有回答。我不乐得看见这样的自己——像怨妇，多年修炼、自我培养，统统不作数。那一刻我知道，我并没有走出父亲的影响。我面对现实世界的所有拧巴与较劲，某种程度上来自我和父亲的关系。

“既然选择成家，既然贪恋家庭温暖，你就应该承担家庭责任。这个家对你的要求够低了，既不向你伸手要钱，也不要求你飞黄腾达——奶奶80多岁还给你经济补助，妈妈也愿意支援，现在就连这一丁点安全感也不能给我们？”

“在我看来，世界是公平的，付出什么就得到什么。尊重和金钱一样，都是自己挣来的，而不是别人给的。家庭也不能免俗，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谁为家庭做得多，得到的尊重就多，反之亦然。”

“不要再给我发奇怪的视频了，感到委屈的时候，就多想想，自己做得够不够。当然，万物也在变化之中，你承担起家庭责任，做任何事之前，考虑家庭，这个家自然也会给你回馈。我也会承担起儿子的义务，功不唐捐。”

我没有选择打电话，担心过于紧张，无法打赢这场在脑海中爆发过无数次的战斗。我颤抖着双手，檄文借由网络发送。

终了，我关掉微信，又再打开，反复多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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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我跟领导出差，在酒店里住了小半个月。一晚，我等着出门散步，电梯心有灵犀似的就到了。我暗喜，一个箭步往里冲，领导竟也在电梯里。他背手而立，脊背微驼，换了一身轻便服装。我硬着头皮打招呼，话题就断了。我呆立如鹌鹑，进退两难，迫切想得到聪明人抛接话题的能力。

我吊在领导身后，途经一座大桥，亮黄色的灯光勾勒出吊索，桥体在夜色中分外雄伟。领导掏出手机，连拍几张。角度不对，桥在相片里索然无味。我指着手机屏幕，教他利用九宫格构图，拍出精巧的风景照。领导拉开屏幕，远看成品，神色满意。

江滨凉风习习，呼呼风声让领导的声音也柔和起来。我渐渐放下戒备，领导也就不像领导，更似邻家严肃长辈了。我有种不恰当的、亲近父辈的感觉。我一直渴盼有人给我指条明路，就像小时候那样。

“她当了一辈子老师，去年退休，回家带孙子，讲讲真是快。”领导说起妻子，两人生儿育女、拼搏事业，几十年弹指一挥间。末了，他说，“人生在世，都是体验。婚姻或许不容易，但一定值得尝试，不枉费短短十几年。”他看向我，眼里是长辈对晚辈的关照。

早先领导给我介绍一个适龄女青年，反复催促我几次。领导说，“你很不成熟，结了婚，生个孩子，就好了。”他认为我没有步入婚姻是因为恐惧、是害怕承担责任。我不确定，这种赶鸭子上架的感觉，是不是父亲的感觉；兼具推心置腹的关心，与不讲道理霸道的，是不是两代男人间的交流方式——以至于我的内心，同时升腾起靠近与排斥，两种相互背离的情绪。

那一年，我等到父亲的回复：“我只是看了这个视频有感而发！没想引起你这么大的反响！如果你从小到大从未有过一丝父爱，我什么也就不说了！”白色对话框压在绿色的之下，短小、无力。

父亲的嘴巴依旧厉害，不吝于说爱，但我心里只剩冷笑了。

在我的生命里，父亲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如此吝啬，只愿意给些宣之于口的“爱”，但似乎我的血肉中，又确实留下他的印记。未雨绸缪、杞人忧天……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对我的另类指导。

“现在还说什么童年于事无补，我也不想追究谁的责任。日子向前走，我只希望以后的日子太太平平。我相信，母亲和祖母也这么想。”说完这最后一段，我扔开手机，抽空了力气般瘫坐。与父亲的对话框，再未出现冗长的对话。

我发现，恨倾注的也是一种热情，它炽烈的程度远在爱之上。或者说，它们本来就是同一种情感的两个面。我与父亲仅有的深谈，关于争吵。

那之后，我翻过陈年旧账，不再憎恨父亲了。

15

青廉巷在县城中心，沿峰山山麓往上攀爬。想当年，巷弄两边楼房按时兴结构建筑，住着的单元职工，不乏南下干部、各局局长、法院院长——政府的中坚力量。儿时，在祖母家过暑，巷弄回荡着孩童的欢闹声，久久不熄。

四十年过去，这里成为美食禁区。原本的杂货铺随年轻人陆续离开，关张谢客。水果摊、小吃摊也绝不会穿越县一中操场，跋涉而来。整条街上都是老人，是现代社会的孤儿，无人把他们当作目标客户。美食被拦在长长的坡道下，无法触达。

今年，老街被列入旧改工程，有工人爬上屋顶，对老房进行统一着色与外立面改造。临街的窗户下，出现一个个褐色铁盒，把裸露的空调包裹起来。老街这才重新热闹起来。我拎着一盒肉松小贝、半打松饼——桥头铺子引入的时新甜品，往青廉巷去，属意向祖母传播美食。

祖父过世后，祖母寡居。2021年，她意外住院，身子猛然弱了。她避开贴身照顾的母亲和姑姑，找到父亲，催促他回老家。她撇下以往对儿子的体恤，不顾现代社会的辞职程序，把安排儿子回家列成计划表。她给儿子的指令很明确：辞职，回家照顾自己；她给的日期也很明确，尽快，最好是现在。

从此，父亲的生活被重新编排。他回到县城，住进老屋东侧小房，二姑出嫁前的闺房。房间简陋：一张木床、一个五斗柜、一盏白炽灯。他负责祖母的一日三餐，白天自由活动，晚上回屋睡觉——祖母需要确认他“在家”，夜晚才安稳。

他接受了自己的新身份：一个五十多岁的儿子，一个煮饭的人，一个夜晚守在老屋的看护者。生活轨迹固定、纯粹起来，日头平淡，却也衣食无忧，无债上门。他终于停了下来，而人往往到注定停下时，才察觉到此前的一生都是在失重感中下坠，几乎没有真的掌握过什么，才会想认领刚刚从身上经过的岁月。

姑妈曾说，父亲恋家，离开县城没几天，就想祖母、想母亲、想我。她说，恋家的人跑不远。那时，父亲常年在外，我不确定他每次的返乡是否由我而起，抑或，他频繁与时代风潮擦身，却在真实世界败下阵来。县城是捆住他手脚的根脉，抑或是他不得已的退守，不得而知，也不再重要。

回看父亲的一生，是一连串“出发”与“溃退”的循环：1992年去俄罗斯，1997年赴上海，千禧年开卡拉OK，之后漫长的漂泊逐流……每一次出发都带着“翻身”的信念，以为抓住机会，每一次溃退都更加沉默，看清自己抓住的不过执念。时代不再奖励赌徒，只接纳甘于平凡、脚踏实地的人。父亲没能成为后者。

他的悲剧不在贫穷，而在始终无法与平庸和解。而我永远无法原谅的，不是他的失败，而是他一次次亲手砸碎本可拥有的、微末却安稳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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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国庆紧连中秋，姑妈趁假期从省城返乡，探望祖母，几个姑姑团聚在一处，叽叽喳喳，祖母很开心。姑妈年过六十，头年才恋恋不舍从工厂离职，正式退休。表姐远渡美国，积极申领绿卡，姑妈彻底断了女儿回到身边的念头。时间富余了，县城通动车后交通也方便，她返乡才多些。

刚进家门，迎头撞见父亲。父亲赶早出门，筹备中午的一桌餐食。家中，惯常由母亲负责餐食，但她厨艺不精，着实没有拿手菜。倒是父亲，不常做，但出彩。儿时，父亲回家，厨房挤进两个人，那天的饭菜指定喷香诱人。生猛海鲜上桌了，锅里剩下些猪油，父亲一准做蛋炒饭。几枚鸡蛋、一勺葱花、隔夜的米饭，经他翻炒，成品色香味，无一不全。

把祖母的一日三餐交由父亲，我很放心。他渐渐摸清祖母的口味：粥要稀软，菜要少油，肉要炖烂。他提前泡米，掌握火候，去集市挑新鲜蔬菜。祖母的腰杆子挺起来，除开身子骨见好，还因为邻里间闲谈，儿子孝顺是比任何成就都值得炫耀的事。

母亲常来帮忙。两人在厨房里并肩站着，一个洗菜，一个切肉，动作不快，闲话些家常。偶尔母亲递过一把葱，父亲接住，低声说“盐放多了”，母亲便笑：“你倒知道尝咸淡了。”这在过去不可想象——家哪有生意重要？哪有朋友重要？如今，他竟会主动问：“明天想吃什么？”

为图方便，母亲帮父亲买了辆电动车。周末，他们一起去菜场。母亲挑菜，父亲拎篮。摊主认得他们，常多塞一把香菜或两根葱：“现在可勤快哩！”父亲笑笑，不辩解。回来时，车筐里装着豆腐、小鱼、时令蔬菜，车后座是母亲。

饭后，他们沿着河堤，慢慢走一圈，约莫四十分钟。两人很少牵手，但步调一致，偶尔停下看河边钓鱼的人，或指着新城拔节的建筑，回忆之前矗立此处的老建筑。那一刻，他们之间或许没有激情，没有誓言，有的只是一种经年累月磨出的默契。像两块被河水冲刷多年的石头，轮廓相合，无需言语。

自从有了电动车，父亲活动范围更广泛，结交也更广泛。我担心他踏入相同河流，犯下相同错误。这种万事操心的性格，我最为不喜，又非全无缘由。

“一个糟老头子，现在谁还借钱给他？”母亲说，神色反倒满足。

读中学时，我偷偷对三姨抱怨，希望父母离婚。我不理解，为什么不甩脱这个累赘。我们家需要父亲吗？如今，母亲退休，我知晓了父亲的用处：母亲是喜欢他待在家里的。

他们的爱情，从来不是港片里那种纯粹的英雄与红颜，而是时代浪潮中两个普通人的相依。她不要他赚钱，不求他风光，也不盘问他的溃败，只要他此刻在灶台前煮一碗温热的粥，能在饭后共享一个黄昏，就已足够。时间的魔法让不安分的父亲变成琐碎市侩的小市民，没有再去赌场的资本和胆量，也让母亲获得安宁。

我并不排斥这种平凡，甚至觉得安好。对于父亲，我没有了孩提时的纯粹渴望，没有了少年时的幻灭厌恶，没有初入社会的疏离回避。曾经炽热的渴望、仰慕、厌恶、逃避，都沉淀为一种平静的接纳。我重新认识那个曾让我失望的父亲——不作为失败者，也不作为英雄，而仅仅作为一个会煮粥、会做饭、能陪母亲散步的普通人。

我不再期待他改变，也不再因他而羞耻。

当然，理解不是爱。这几十年，我和父亲的联络少到可怜，我越来越觉得，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未必需要那么多爱，比起爱来说，他更需要的是一份尊重。我忽然释然，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与父辈最终的和解方式：不追问过去，不苛求未来，只承认此刻的真实，并允许它存在。

16

父亲推出电动车，往菜市场去，母亲推推我，挤眉弄眼。我想起筹备中素材匮乏的文章，不情愿地坐上电动车。母亲抠门，买的电动车是“迷你版”，我缩坐在后座难免滑稽。我只能挺直腰杆，双手握住靠背，像要被押赴刑场。

“那个……最近工作顺利吗？”父亲边把握方向，边小声地问。“还行。”我的腹直肌酸胀难当，愈加狼狈，只能仓促作答。我通过考试，调换到上级部门后，父亲曾说，他与母亲以我为傲。对于父亲的赞许，我心里并没有特别的波澜。

“晓婕（小林叔的女儿）回城，骨灰都没带走。”父亲突然说，声音被风吹散，听不真切。上半年，传说小林叔得了肺癌，九月中旬，就过世。

父亲、阿文叔、小池叔三人帮着守夜，头七一过，人就火化。小池叔说，他在南非被人骗了，不仅没赚到钱，还欠了一屁股债。偶尔回县城，人瘦了许多，精气神都不在了。小时候觉得小林叔有趣，因为他会变戏法、讲笑话、牌桌上永远一副“这把我必赢”的神气。

长大后才明白，那不是潇洒，是逃避。他一生都在赌，赌牌运、赌行情，唯独不敢赌一份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

葬礼极简，晓婕只露了个面，就匆匆离开。当年，她和出走的母亲共同生活，与父亲生分。人生毕竟不是牌局，输了可以重来；它是单行道，每一步踏空，都可能无法回头。小林叔走了，连同那个相信“一夜翻身”的90年代幻觉，一起埋进城郊，父亲显然是唏嘘、喟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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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市场离祖母家不远，转眼就到。这里和城市里的超市迥然相异，穿行在杂乱原始、琳琅满目的商品之间，热闹，市井，活色生香。菜市场像草莽江湖，阿姨个个身怀绝技：她们目光如炬，略瞟一眼，食材优劣了然于胸；她们思绪如飞，买什么食材做什么菜运筹帷幄；她们口舌如电，价贵了量少了据理力争。卖菜的吆喝声，讨价还价的争执声，剁肉剖鱼的作业声、鸡鸭的挣扎声……菜场浸泡在烟火气里。

路边阿姨卖的菜多是自家种的——她们早上去田里把菜拔起就出摊，有的叶片闪着露珠，还挂着泥土。有好多野菜，马兰头、马齿苋、水芹……红红绿绿五颜六色。还有些是上山采来的野货，城市里绝对吃不到的“山珍”。这些菜不像超市里的那么整齐美观，大小不一、奇形怪状的很多，但回家洗净，咬在嘴里，能吃出自然生长的泥土芬芳。

父亲在摊位间挑拣，经验老道，不似当年。他说，自己平时七八点就出门，那时还没什么太阳，不会太热。他总结了一套买菜经验——肉类每天早上集中供应，要新鲜，得赶早买；对蔬菜的新鲜度要求则不高，晚些买，能讨到优惠。他抱怨，国庆期间，菜价飙升，远超平时。

记忆中，曾与父亲逛过菜市场。他刚从上海回来，用着时兴的三星手机。他心血来潮，体谅母亲辛苦，预备张罗一桌好菜。我拎着菜篮子屁颠屁颠跟着。那时我喜欢跟在他身后，由他牵着往前走。他显然不会拣菜，买回家的总被母亲嫌弃，要不太老，要不太贵。但他不以为忤，三两句话，又把母亲逗笑，嫌隙尽消。

走在路上，县城如此熟悉又如此陌生：这条小路像儿时走过的；那家店铺的马耳、油条照旧不好吃；与记忆出入最大的，还是父亲。姑妈常说，父亲远比同龄人显老，“他这身子，五十岁的人，七十岁的零件。”

父亲走路时右肩略低，坐下必佝偻，说话声音也弱了，不像从前那样洪亮。最显眼的是那双手：指节粗大，虎口茧厚，右手大拇指微微外翘，像一截倔强不肯弯的枯枝。挑拣菜时，他的大拇指明显无法完全屈曲，只能用食指和中指勉强捏住菜帮，动作迟滞。他自己倒不在意，推脱说“老毛病，腱鞘炎，不碍事”。

起初，母亲没放在心上，只道是父亲常年吸烟、作息不规律，自讨苦吃。前两年，表弟的女儿被查出遗传性帕金森病，她则怀疑父亲愈发明显的肌张力障碍，正是帕金森病的表征。潜藏的基因趁父亲衰老而显形，招摇过市。母亲着急起来，催着他上医院，也催着我在省城咨询。

和父亲一同逛菜场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现在我眼前的菜场，还与当年一般热闹。也只有那烟火气，和二十多年前一样。除此之外的一切，几乎都不留痕迹地改变了样貌。或许，长大和衰老都不是线性渐进的，是一节一节的，在某件事上急剧地完成了。

“我们买条鲫鱼吧，待会儿带回家红烧。”父亲以为我还喜欢吃红烧鱼。几年前体检，尿酸值过高，医生要我避嘌呤，生猛海鲜都不在我的食谱之中了。

我想起父亲收锅时的那碗蛋炒饭，犹豫半晌，还是没说。父亲不疑有他，高兴地付过钱，把鱼挂在电动车的龙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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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前，接到父亲的电话。他很少主动与我联系。父亲怕我，越老越怕，他的衰老伴随我的健硕。我语言能力蓬勃，他总是理亏的。

他说，想趁旧城改造，把祖母家的下水道通一通。丢下保安工作，回到县城，父亲彻底失去收入来源，日常靠祖母微薄的退休金生活。他把困难摆上台面，和姐妹谈。后来，姑妈出面唱头，几个姑姑各出五百，名义上，算共同赡养祖母——她们出钱，父亲出力。

他绕了很大的圈子，先说巷子里的旧城改造，统一规划，施工队得力、靠谱，又说祖母想趁热乎，修整老房。多年淤堵，下水道恶臭难闻。他向施工队问过，对方可以帮忙，但需要额外出钱。最后他试探着问：“你要是手头不那么紧，能不能……”他说得急，话赶话。

“需要多少钱？”我打断他，那句父亲如何也喊不出口。

“大概，大概要五六千……”他的声音低下去，又赶紧补充，“也就随口问的，还没喊价的，兴许还能便宜些。”

我愣了神，并未马上答应，心里，忽然有一丝说不出的伤感。如果说，父子是两头角力的牛，我已在竞赛中获胜，但我无法坦然面对向我伸手要钱的父亲。似乎觉出我的迟疑，父亲自己又退却了，说不改造也行，并不影响生活。

“我和我妈商量一下，出钱没问题。”我说。

“算了算了，都是破房子。”父亲声调一拔，愤怒了。

“我说了会商量，又没说不出钱。”我解释。

“你妈好像不太想做，你劝劝她，你俩谁出钱都成，都是一家人嘛。”父亲缓了口气，又说。

我联系母亲，说父亲找我要钱。母亲解释，之前不知情，并非不愿出钱。父亲找我要钱，我再说一次。母亲嗔怒，这有什么奇怪，老子找儿子要钱，天经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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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沿主干道往青廉巷去，道路两旁的梧桐树簌簌向后。县城种不少梧桐，挺拔清秀，干直叶阔。梧桐格外敏感，秋风刚过，枯黄的梧桐叶便萧萧作响，萧索地铺了一地。梧桐的叶落总比别的树更早一些。

父亲似乎和每个摊主都熟悉。新鲜瓜果蔬菜一到菜市场，相熟的摊主就把最好的留给他，临走还送些葱姜蒜。

“今天怎么没带孙子一起来？”有摊主打趣问。

退休后，母亲在县城办了个寄托班打发时间。我家离小学近，家长贪方便，有个男孩干脆住家，就在我的房间。父亲给母亲帮忙，每天骑着电动车接送男孩放学，一天四趟，偶尔还载着去菜市场。他私下说，想收男孩当孙子。

我觉得可笑。不知什么时候起，他这么热心当父亲了。他从没接送过我。开家长会、陪下象棋，甚至是淘气后的一顿毒打，我与父亲不曾有过这样的回忆。

我坐在电动车后座，瓜果蔬菜拎在手里，沉甸甸的，勒得我手指疼。后视镜里，是两张轮廓类似的圆脸，我的络腮胡挂满下脸颊，青葱浓密，而父亲，髭须花白。那些一早备在心里的问题，始终问不出口。

关于父亲，我有诸多疑问，但或许，所有疑问都得不到答案。

（文中人名、部分地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