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曾国藩、左宗棠湘军崛起之后，清廷开始迷信湖南兵。每逢外敌侵扰，清廷总能想起湘军。像中法战争中调往广西的苏元春部、中日甲午战争中调往辽东的刘树元部，原本都是湖南的驻兵。到了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清廷依旧想到了湘军。由当时的湖南布政使锡良带领北上勤王的劲字五营、武功五营，在抵御八国联军侵略的战斗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00年6月，八国联军入侵，京津危急。湖南布政使锡良受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俞廉三的委托，率领湖南劲字五营、湖北武功五营北上勤王。
劲字五营纯是湘军。武功五营的士兵构成，据张之洞《会派藩司统军北上折》的记载，是清一色的湖南籍士兵。张之洞说：“湖北亦将武功、武恺、武防等营湘省勇丁挑选添募，共为五营，计步队二千五百名，委前南韶连镇总兵方友升为统带。”
方友升这个人，我在前文中已经提到过多次。他是收复新疆的大功臣，在中法战争中的观音桥大捷以及镇南关大捷中都扮演过重要角色，后来又参加了中日甲午战争，可谓是外战高手。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方友升再次被推向风口浪尖，受张之洞委派，与锡良一道，率领湖北武功五营北上勤王。
总而言之，湖北武功五营士兵全是湖南人，统帅也是湖南人。虽然挂着湖北军队的名，实际上却是一支湘军。
当锡良统率着十营军队来到直隶柏乡的时候，得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已经逃往了山西大同。于是，他立即率军赶往山西。
当时，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一行人相当狼狈，生怕八国联军会追上来将他们抓住。锡良率领的勤王之师被慈禧太后视作救命稻草，她几次三番在谕旨中催问锡良的部队是否已经前来。
当锡良率军来到山西后，慈禧太后那颗悬着很久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为了表彰锡良的忠心，慈禧太后任命他为山西巡抚。
当时，北上勤王的军队并非仅有锡良所率领的这两支队伍。当时的山西大同镇总兵刘光才并不在大同任上，而是在江南归两江总督刘坤一管辖。逃到山西的慈禧太后觉得并不安全，于是命刘光才带着他的忠毅军五营，迅速北上勤王。
刘光才，湖南新宁人。1857年加入湘军。后来成为湘军江忠源、刘长佑系的重要将领。长期跟随刘坤一。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
刘光才率军来到山西的时候，由于锡良身为巡抚，要将更多的精力放到行政事务上，所以劲字五营的统率工作，就落到了刘光才身上。锡良带来的另一支军队湖北武功五营，仍由湘军老将方友升统率。
当时，刘光才、方友升的军队都驻守在直隶、山西交界的井陉一带。这里是从直隶进入山西的重要通道。慈禧太后知道，要确保西逃的朝廷中枢的安全，井陉一带的防御至关重要。只要井陉一带能守住，八国联军就很难攻入山西，也就不能威胁到慈禧太后一行人。
这时候，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关于是否要向山西进军，继续追击慈禧太后一行人，联军内部有了分歧。第一阶段侵华的主力日本和俄国，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不愿继续追击。其他列强也不愿西进。只有德国和法国主张继续追击。
德国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利益远远比不上老牌殖民国家英国、法国，也比不上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日本、俄国，它极其渴望通过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证明实力，扩大它的在华利益。法国也想扩大它在直隶、山西一带的势力。于是，德、法两国狼狈为奸，向驻守井陉一带的清军发难了。
首先动手的是法国人。1900年11月20日，由十六名骑兵和九十名步兵组成的法军先头部队，携带军火二十车，大炮数尊，占据了井陉东面的获鹿城。
法军占领获鹿后，清军加强了井陉一带的防御。井陉防御的重点是东天门。东天门位于获鹿、井陉之间。山上南北两峰对峙，中间关隘地势狭窄，封锁着直隶、山西两省往来的道路，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刘光才将指挥部设在东天门以西八公里处的微水一带，准备与法军决战。然而这时候，清廷准备和八国联军讲和，多次命令东天门守军，只准防守不准反击。他们深怕反击会激怒联军，破坏和谈。
刘光才按照清廷求和的指示，派人与驻守获鹿的法国人约定，两军以获鹿为界，互不侵犯。奸诈的法国人虽然口头上答应，却不打算认真执行，多次派人窥视清军阵地，蓄意挑衅。
12月10日，法军第一次进犯东天门。这天，七十名法军带领着两百多名教民，朝清军阵地放了三次排枪和二十余发炮弹。法军的蓄意挑衅引起了清军下级官员的强烈不满，他们违背了清廷只准防守不准反击的命令，向法军开了三炮，当场轰毙法军三名。其他的法军吓得屁滚尿流，赶紧逃往获鹿。
1月28日，法军再次进犯东天门。一百多名法军，携带四门大炮，占据一处高地，准备炮击东天门。
清军的巡逻队正好路过此处，责问法军为什么不遵守以获鹿为界的约定。法军恼羞成怒，开炮杀害清军一名。
清军忍无可忍，奋起反击，当场击毙法军多名，击伤十九名。当时，在出事地点附近，清军的兵力相当雄厚。如果奋力一战，清军完全可以全歼此伙侵略者。然而，清廷只准防守不准反击的命令，就像一把利剑一样横在每一位清军将士的脖颈，使得他们不敢尽力作战。遭受重创的法军因此得以逃出东天门。
法军两次进攻东天门，都被清军击退，丢尽了脸面。他们准备在谈判桌上夺回他们在战场上所失去的。
当时，负责条约谈判的是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法国人知道这两人都是软骨头，于是千方百计地对他们施压，逼迫他们将驻守井陉的清军撤回山西。法国人还说，只要清军撤至山西，西进的法军就会撤回获鹿。
庆亲王、李鸿章生怕激怒法国人，连续五次电告山西巡抚锡良，命他将驻守在井陉的清军撤回山西。
在后撤井陉驻军的问题上，慈禧太后并不完全同意庆亲王、李鸿章的主张。
虽然她同意为了合约的签订满足法国人的要求，但同时她又担心法国人使诈，乘清军退兵之机进击山西，进而威胁朝廷中枢所在的陕西。所以，她多次电告锡良谨慎撤兵，一定要法军先撤，然后我军才撤。
刘光才按照慈禧太后的指示，先派人去看法国人撤兵了没有。结果发现，法国人根本就没有撤兵。于是，刘光才也不撤兵。撤兵一事就这么僵持了两个月。
在此期间，法国侵略者不断地要挟庆亲王、李鸿章，逼迫清廷退兵。清廷不得已，只得将责任推到山西巡抚锡良身上，撤了他的职，并任命岑春煊为新的山西巡抚。
到了4月中旬的时候，清廷见法国人依旧坚持要清军先撤，而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又增派大量德军前往井陉一带，只好让岑春煊命令刘光才将军队撤回山西，以避免激怒列强，重开战端。刘光才、方友升谨遵清廷的指示，分别将部队撤至山西境内的固关、娘子关。
列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清廷的屈服并没有换来列强的同情。当时，在和谈中，清廷和列强在赔款等问题上存在着较大分歧。为了逼迫清廷让步，法、德两国准备继续挑衅，恐吓清廷。
法国向庆亲王、李鸿章提出了一个非常无理的要求，要求派出一支军队前往井陉一带查看清军是否已经撤退至山西境内。
这本是法军进犯山西的借口，然而这时候的清廷，已经失去了讨价还价的资本。庆亲王、李鸿章答应了法国人的要求，并命令岑春煊准许法军自由通行，不得阻击。
岑春煊也是个软骨头，他不仅完全遵照庆亲王、李鸿章的指示办事，并且向军机处请旨，说“不必阻止法军前来察看”。
4月22日，清军发现在直隶井陉、山西盂县等地，大批法军、德军以及教民在积极活动。种种迹象表明，这绝不是小分队的查探，而是大规模的武装进攻！
面对这种局势，岑春煊依旧抱定妥协主义，严禁各军阻击敌军。刘光才虽不赞同岑春煊的做法，但也只能服从命令，一再向部下强调，不准阻击敌军。
4月23日，法、德两军终于发动了他们蓄谋已久的山西的进攻。刘光才驻守的固关、方友升驻守的娘子关，是侵略者重点攻击的目标。
娘子关、固关都在井陉以西数十里。娘子关是晋冀交通的咽喉要塞，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固关位于娘子关东南二十里处的另一条入晋大道上，两侧都是高耸云烟的山峰，中间是一条狭窄的山谷。峡谷正中便是固关关口，大道从关中穿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地势的险要，注定了娘子关、固关将成为这场战斗的主战场。
4月23日凌晨，德军及教民两千多人在夜幕的掩护下，悄悄地逼近娘子关。凌晨三点多，德军兵分两路对娘子关发起猛攻。由于岑春煊有令在先，方友升并未组织反击，在付出一百多人伤亡的沉痛代价之后，他率部撤离了娘子关。
德军攻克娘子关后，又继续向固关进犯，向关外后山发起猛烈的攻击。与此同时，法军及教民数千人也向固关的核桃园、甘桃驿两处发起攻击。法、德两军妄图前后夹击，迫使清军放弃固关。
刘光才谨遵岑春煊的指示，准备放弃固关，但是他手下的将领却并不准备听他的。驻守固关后山的总兵彭定云率领着忠毅后营依托险要的地势，猛烈轰击前来进攻的德军及教民。
德军做梦也没有想到清军会还击。他们以为这次的战斗只是一次军事游行，根本就不需要战斗，所以并没有带重武器。于是，在激烈的对射中，他们落了下风。没有军事素养的教民成了清军的靶子，成片地被击毙。这固关后山的这场持续时间并不算太长的战斗中，清军击毙德军及教民百余人。
与此同时，驻守甘桃驿的清军副将李永钦也率领着忠毅左营，猛烈轰击前来攻击的法军及教民。由于地势不利，法军的多轮进攻都被清军瓦解。
这时候，除彭定云、李永钦两营以外的由刘光才统辖的几营军队，包括湘军劲字五营在内，都按照刘光才的指示，主动地撤出了固关。彭定云、李永钦孤掌难鸣，随后不久也率军撤出了固关。
法、德两军攻克娘子关、固关后，得以进入山西境内。这时候，如果法、德两军长驱直入，将会对当时在西安的清廷中枢造成巨大的威胁。然而，令人倍感意外的是，法、德两军并没有继续西进，只是在山西烧杀抢掠一番后，就主动退回了直隶境内。
法、德两军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呢？原来，八国联军中的其他几个大国，像俄国、美国、日本、英国等，都反对继续扩大战争。法军虽然参加了对山西的进攻，但法国政府并不支持这一类的行动。真正想扩大战争的是德军，然而没有友军的支持，势单力薄的德军是根本无法扩大战争的。所以，法、德两军虽然费尽精力好不容易突破了清军的晋东防御，却依旧不得不放弃西进，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与清军商量和谈事宜。
此后，清廷和八国联军再也没有发生大的战争。刘光才所率领的忠毅五营、劲字五营，方友升所率领的武功五营，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
湘军劲字五营、武功五营北上勤王，虽然没有取得显赫的战绩，但是对阻击八国联军的西进，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劲字五营、武功五营的士兵经过这一次战争的洗礼，眼界得到了极大的开阔，这对他们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
辛亥革命中的风云人物、文学社的重要领导人杨载雄就是劲字五营中的一员。他正是从这次北上勤王的经历中，得出了清廷不可救药的结论，最终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反清道路。
杨载雄的选择也是当时许多湖南热血青年的共同选择。维新的思想在湖南已经不再吃香，取而代之的是革命的思想。同盟会三巨头中就有两位湖南人，即黄兴和宋教仁。直接促成武昌起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其主要领导人也大多是湖南人。
曾国藩、左宗棠等湖湘名人苦苦维系的清朝，最终被一群以湖南人为主的革命志士推翻，这或许也是一种宿命吧。总而言之，属于湘军的传奇还将继续，但属于曾国藩、左宗棠这些人的旧的封建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