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又或是“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都是说的我出生的地方，俗称东北。
那里资源丰富，大地广袤，风景秀丽，有一望无际的平原，有以江中心为界的界江乌苏里江，有松蘑针蘑杨树蘑等等。小山村和边远乡镇的父母们都在为了下一代有出息而努力着，他们认为的有出息就是走出去，离开这个乡村。当时的经商还没有兴起，还是生产队工分制，工分多的家庭就分到的米面粮油多，而考上大学是走出去的唯一出路，考上大学就意味着能够当领导，谁家里有一个考上大学了，那就是全村的荣耀。而我就出生在那个年代，在十月的一天里出生在了祖国北方的一个边陲小山村----安兴，因此村里人都叫十月而很少有人记得我的大名刘牟生。
场院，就是生产队晒粮食的大场子，那是我童年最广阔的游乐场，也是老刘同志的“战场”。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腰板挺得笔直，在堆积如山的玉米棒子、金黄的小麦堆和散发着泥土与阳光气息的豆垛间巡视。那仓库门上的大铁锁，在他手里叮当作响，是权力的象征。而我，就是那个总想挑战“权力”的小捣蛋。
约上狗蛋、铁柱几个皮小子，我们最大的乐趣就是趁大人们不注意，哧溜一下钻进那幽深、带着谷物陈腐香气的仓库里玩躲猫猫。高高的粮囤像小山，麻袋堆成的堡垒是绝佳的藏身之处。光线从高高的气窗斜射进来，灰尘在光柱里跳舞。寂静中，除了我们压抑的呼吸和偷笑，就是窸窸窣窣的声响——那是真正的大老鼠！它们硕大无比，皮毛油亮，拖着长长的尾巴，在粮囤间穿梭，眼珠子在昏暗中闪着贼光。每当这时，铁柱那小子准会吓得魂飞魄散，“嗷”一嗓子破音尖叫划破仓库的宁静，引得外面的大人们一阵鸡飞狗跳，抄着扫帚、铁锹就冲进来“剿匪”。当然，被“剿”出来的往往是我们这几个小“匪”。
回家的路上，老刘同志的脸黑得像锅底，蒲扇般的大手高高扬起，吼声震得树梢上的麻雀都扑棱棱飞走：“小兔崽子！跟你说过多少回！那是粮食！是命根子！弄脏了咋整？让耗子祸害了咋整？”那巴掌落下来，听着风声吓人，拍在屁股蛋上其实也就“啪”一声脆响，火辣辣一阵就过去了。我知道，他雷声大，雨点小。
真正的“酷刑”在家里等着我。母亲，那个梳着利落短发、眼神像刀子一样锐利的女人，早就备好了“刑具”——那本厚厚的、砖头一样的《新华字典》。她不用吼，只用那双眼睛盯着我，就能让我从脚底板凉到天灵盖。“过来，”声音不高，却不容置疑，“今天这一页，念熟，背下来。”那些密密麻麻的方块字，那些弯弯曲曲的拼音字母，在我眼里就是天书。我吭哧瘪肚地念着，舌头打结，母亲就坐在炕沿上纳鞋底，偶尔抬眼，目光像针一样扎过来，我立刻噤若寒蝉。背不下来？晚饭就甭想上炕桌，对着字典面壁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