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吕宁的主要任务是应对急剧恶化的经济状况，为此他选择了激进的紧缩措施。首先是削减政府开支，因为政府的财政收入迅速减少，而靠贷款来支付政府债务的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其次，虽然1923年大通胀之后，德意志的货币通过与黄金价格挂钩而一直保持稳定，但这绝不表示它稳定在了恰当水平。由于国际收支逆差导致储备金外流，货币被过高估值，而币值已达到的水平被认为是神圣不容更改的，因此唯一的对策是在国内降低物价和工资、提高利率。最后，尽管1930年夏的杨格计划对赔款进行了重新安排，并实际上大幅降低了数额，但战争赔款依然是笼罩在德意志经济领域的阴云。布吕宁希望通过减少需求来降低德意志国内的物价，从而使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更有竞争力，此政策当然受到了出口制造商的欢迎，他们是布吕宁的铁杆支持者。在全球市场需求已跌至前所未有的程度之时，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切合实际的政策。
首先削减的是政府开支。
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高潮是1931年6月5日和10月6日颁布的紧急总统令，要求以各种方式削减失业救济，限定领取的期限，对越来越多例申请者展开经济状况调查。长期失业者于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生活水平逐步下降：从领取失业保险，变成领取政府资助的危机补助，然后转为领取地方政府的福利救济，最后什么救济都领不到。
到1932年底，只有61.8万人可以领取失业保险，123万人领取危机补助，250万人领取福利救济，100多万人因失业救济期限已满（此时各种救济均设置了领取期限）而失去稳定的收入。无论布吕宁的目标多么远大，民众的日益贫困依然使得经济形势每况愈下。民众连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必需品都买不起，当然谈不上花费足以刺激工业和服务业走向复苏的钱。此外，由于人们对通胀极度恐惧，因此即使不存在要求帝国马克保值的国际协议（比如杨格计划），货币贬值（刺激出口的捷径）也有可能在政治上造成极大的危害。布吕宁无论如何也不会允许货币贬值，因为他想让国际社会看到，战争赔款正在德意志造成真切的不幸与痛苦。然而在1931年夏，形势变了。随着资本外逃达到新高，经济受到新一轮危机的冲击，导致严重依赖外国贷款的达姆施塔特国民银行（Darmstadt and National Bank，简称Danat Bank）于7月13日倒闭，产生引发更大范围信贷崩溃的危险。
用国外贷款帮助德意志政府渡过难关的可能性显然已荡然无存：据估算，填补德意志预算赤字所需的资金量，比美利坚的全部黄金储备还要多。金本位制的严格要求使国际金融合作无法有效开展。布吕宁及其幕僚别无选择，只能取消帝国马克的可兑换属性。政府原先一直不愿意走这一步，因为担心引起通货膨胀。于是，帝国马克自此不再能够兑换外币。
因此金本位制对德意志而言已毫无意义，这让政府可以采取更加灵活的货币政策，扩大货币供应量，从而至少在理论上可以缓解政府的经济困境，使政府能够着手通过创造就业机会来刺激经济。然而不幸的是，布吕宁不肯走出这一步，因为他担心印出来的钱如果不与金价挂钩，将会导致通货膨胀。在德意志通货膨胀所产生的所有长期影响中，这种担忧可能是最具灾难性的。不过，布吕宁在有其他可行方案可用的情况下仍然长期坚持通货紧缩政策，并非仅仅基于这个原因；关键的原因是，他还希望利用持续的高失业率来彻底瓦解魏玛福利制度，削弱劳工的影响力，使之无力反对他当时正在酝酿的计划——朝着独裁、复辟的方向修改宪法。银行业的危机把另一张布吕宁不愿意用的牌交到了他手中。
鉴于1931年春季和夏初外国资本从德意志经济体外逃，1931年6月20日的《湖佛延债宣言》（Hoover Moratorium）宣布暂停战争赔款的支付以及其他方式的国际资本流动。这解除了德意志政府的另一个政治限制，使之有了自由活动的余地。在此之前，政府采取的几乎每一个经济政策，比如增税或者用其他方式增加政府收入，都面临被极右翼指责为用于支付令人痛恨的战争赔款的风险。此时，这个风险被解除了。但对布吕宁来说，这还不够。他认为危机结束后，《延债宣言》可能被撤销，战争赔款可能被要求继续支付。因此，尽管出路已摆在那里，而且已经有人公开主张由政府出资创造就业机会来刺激需求，但布吕宁仍未采取任何措施。布吕宁的通货紧缩立场无法撼动。1931年的形势使大萧条比原先更加严重，而且没有结束的迹象。布吕宁亲口告诉民众，他预计大萧条将持续到1935年。不光是失业者和赤贫者，这个前景也令许多人深感震惊，简直不敢去想。不久，布吕宁就得了个“饥饿總//理”的绰号，因为他在12月8日又颁布了一项紧急法令，要求将工资降到1927年的水平，同时命令降低各种商品的价格。讽刺作家把他比作1920年代初的杀人狂弗里茨·哈尔曼。哈尔曼杀人之后“肢解尸骸”的习惯曾被编成儿歌，时不时被拿来吓唬小孩儿，直至后来仍然有人会唱：
“待会儿请睁大眼睛
看布吕宁到你跟前
带着九号紧急法令
看不把你打成肉饼。”
第九号紧急法令从未出现；然而，仅颁布了4个法令，布吕宁就已成为魏玛共和国时期最不受欢迎的總//理。
像许多传统的保守派一样，布吕宁想要抑制或削弱极右翼狂热的激进思想，并且时常表现出试图这样做的勇气。然而与他们一样，他也低估了它的实力和影响力。布吕宁恪守他所认定的普鲁士美德，即虔诚、客观、超越党派偏见以及无私为国，这主要源于1870年代俾斯麦抨击天主教徒不忠于国家之后，中//央//党所奉行的爱国传统。基于这种人生态度，布吕宁长久地不信任党派政治，本能地相信总统兴登煲等普鲁士政治偶像的政治可靠性，他的信任最终被证实完全是所托非人。而且，这并非布吕宁唯一的致命失误。上任伊始，他就威胁说要动用宪法第25条赋予兴登煲的权力要求重新进行国会选举，以此逼迫主要对手社会【the Democratic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就范。当社会【the Democratic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与民族党和共产党联手拒绝批准一项苛刻的财政紧缩预算时，布吕宁毫不犹豫地将威胁付诸行动，宣布解散国会。【nazi】党在地方和地区选举中曾赢得大量选票，而社会【the Democratic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却无视这个明显的事实，以为选民还会继续走老路，一心期待选举的结果是有足够的选民支持它的政纲。布吕宁及其左翼政治对手像许多德意志人一样，对于【nazi】党的极端论调以及在街头的恐吓手段依然重视不起来，将其视为【nazi】党必然沦于政治边缘的证明。他们认为【nazi】党不遵守约定俗成的政治规则，因此无望取得成功。
选战呈白热化，人们异常兴奋。戈培尔和【nazi】党组织全力以赴。在各大城市一场接一场举行的、听众多达2万人的演说中，【Hitler】怒斥魏玛共和国的不公正、致命的内部分裂、层出不穷的派系内讧和党派利益之争、经济凋敝、制造国耻。他疾呼，为了改变这一切，就要战胜民主制度，回归个人独裁，彻底清洗掉1918年的革命者、1923年的奸商、支持杨格计划的卖国贼，以及公务员中的【Social Democratic Party】食禄虫（“革命寄生虫”）。
【Hitler】及其政党用语义含糊但铿锵有力的措辞，向民众承诺了一个团结而强大的德意志、一场超越社会界限和社会矛盾的运动、一个全体德意志人携手合作的种族社会、一个能够重建德意志的经济实力和恢复德意志应有的国际地位的新帝国。这番话深深打动了许多人，他们眷恋着俾斯麦所缔造的帝国，梦想有一位新的领//袖能够恢复德意志已然失落的荣耀。这番话全面总结了许多人所认为的共和国的失误，为人们表达对共和国的绝望提供了机会：投票给一个在各方面都反其道而行的政党。
在这个整体层面之下，【nazi】党的宣传机器技巧娴熟地将目标对准了德意志选民中的特定群体，培训竞选班子如何针对不同的听众做不同的演讲，在集会之前广而告之，根据场合安排演讲题目、挑选合适的演讲者。有时，为【nazi】党主要演讲人站台的，还有当地的【nazi】党外人士和来自保守派背景的知名人士。【nazi】党精密的分支机构深谙德意志社会在大萧条期间已逐渐分化成互相竞争的利益团体，于是针对特定的选民群体设计了专门的演讲词。反猶太标语只用于对此感兴趣的人群；如果打动不了对方，就弃用。【nazi】党人根据收到的反馈调整宣传策略，他们密切注意听众的反应，印制了各种各样的海报和小册子用以争取各类选民。他们放映电影、举行集会、唱歌、用铜管乐队演奏、示威和游行。选战由【nazi】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主管戈培尔策划。他设在慕尼黑的宣传总部源源不断地向地方党支部和区党部发出指令，经常为选战提供新鲜的口号和材料。与德共相比，【nazi】党使命感的强烈程度犹有过之，在这种使命感的驱使下，随着选战达到高潮，【nazi】党持久而狂热的行动力以及宣传的密集程度，都超出了其他所有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