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保险公司——听名字就能猜到，这是一家跟环球慈善基金会具有特殊关系的保险公司，本来是马修·路德维希用来糊弄英美烟草公司马尼拉分部的，只因马修·路德维希打算利用保险这块来撬动英美烟草公司马尼拉分部的“内部争斗”——利用保险来骗取保金，在前世，马修·路德维希看过太多类似的案例了，而他为英美烟草公司马尼拉分公司准备的保险，合计保金为2000万美元——涉及到了英美烟草公司马尼拉分公司在菲律賓境内拥有的多处烟草种植园的地权，那是马修·路德维希最为“眼红”的优质资产。
现如今，马修·路德维希不得不提前拿出“环球保险公司”来协助美利坚海岛木材公、美利坚货运公司等“尚未建立同盟关系的未来伙伴”擦屁股，只为了把属于他的钱通过各种套路来重新拿回来，但是，请注意——在这过程当中，那些受雇于美利坚海岛木材公、美利坚货运公司等“尚未建立同盟关系的未来伙伴”的菲律賓工人得到了实惠——
西尔斯百货、美利坚糖业公司、可口可乐公司等马修·路德维希的盟友们在美利坚本土销售不出的滞销品被马修·路德维希麾下的美利坚航线公司一船又一船地运来马尼拉、怡朗等港口城市进行倾销……谢天谢地！这一时期美菲之间的商品仍旧享受互通有无的“零”关税政策，原本查尔斯·米切尔这位一直在美利坚糖业公司董事长的位置上坐着的盟友还在忧愁大量的糖制品堆积在仓库里会成为一笔笔坏账，不成想，已经飞到马尼拉主持远东事务的盟友居然发了好几封远洋电报给他，拜托他赶紧把仓库里的糖制品运送到菲律賓，简直是查尔斯·米切尔喜出望外——在菲律賓，无论是当权派还是反对派，都无法拒绝糖制品对他们国家的人民的致命吸引力——能吃到一块产自美利坚糖业公司的糖果，这是一种“荣誉”。
糖是一种战略物资，菲律賓总督府一直在管控糖在菲律賓境内的流通——到了这等时候，伍德总督也不再对这方面进行限制，反正连本国的糖也托拉斯都不在乎全球糖市场的主导份额了，况且，还有马修·路德维希在一旁进行劝说，为此，他放开了对糖的限制，准许5家菲律賓制糖厂优先享有对美出口的糖的份额（约85%），这是价值4000万美元的买卖！
美元和比索在菲律賓工人眼里比不上一块糖或者是一袋精米，马修·路德维希的盟友们已经将仓库里积压的滞销品不断运往马尼拉港与怡朗港的仓库重新存放起来，这是两座港口城市的美资企业的菲律賓工人的工资——美元太昂贵、比索太廉价，倒不如发放实物给那些一门心思想要起义造反的菲律賓工人——不是所有人菲律賓工人都具有民族意识、反抗意识，在他们朴素的认知观里，只要雇主按时发工资——即便这“工资”是实物，也总好过拿着美元或比索也买不到油盐酱醋茶米等生活必需品吧？如果饿久了，那是要死人的！
饿死跟被警//察用枪棍殴打致死，这该如何选择，似乎不是一个世纪难题吧？
被裹挟着参加起义造反的菲律賓工人，不过是为了让美资雇主稍微提高一下他们的工资，好让他们得到更多钱去买更多的粮食——在经济大萧条里，粮食才是核心，或者说，在任何一个时代里，粮食是永恒的主题——民以食为天，这不是一种泛泛而谈的空话！
所以，马修·路德维希首先要解决的是菲律賓粮食产量不足的大问题——这是他来到菲律賓之后到处“瞎逛”的目标之一，除却替道格拉斯·阿瑟将军寻找合适的练兵场所之外，他的随行人员当中还包括了地理学家、物质学家、气象学家、农业学家等多个领域的高端人才，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菲律賓全国范围内进行各种测试、各种绘制、各种试验，按照马修·路德维希的宏伟设想来把菲律賓打造成为挡住䒤本军队的堡垒。
至于所谓的“起义”、“独立运动”等“琐事”，那是道格拉斯·阿瑟将军与伍德总督需要面对且处理的，马修·路德维希的任务内容不包括这些方面，即便奎松在他面前声情并茂地述说着菲律賓各族人民对实现完全独立的渴望有多么强烈、为期6个月的全国军事戒严所带来的影响有多么恶劣，马修·路德维希始终无动于衷，只因这6个月是为他争取的！
不只是䒤本国内部的极端右翼保守派在逐步上台夺取原属于䒤本文官集团的权力，远在欧洲大陆的上空也在积攒着下一场世界大战的阴云——德意志第三帝国的爪牙快要遮掩不住了——小胡子的势力扩张太快了，以至于马修·路德维希差点疏忽了对第三帝国的情报收集与解析，而他的环球通讯社却是很难通过正常渠道进入德意志，唯有进入邻近德意志的波瀾、法兰西等国再另行寻找渠道采集关于德意志内部现状的信息。
经济大萧条对德意志的冲击也十分猛烈，而为此带来的第一个政坛牺牲品，是由【Social Democratic Party】人赫尔曼·米勒领导的大联合政府，它于1928年胜选后上台，是共和国最稳定、执政时间最长的内阁之一。大联合政府是一次罕见的尝试，它力图折中【Social Democratic Party】与不包括民族党在内的“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利益。促成它们联合的主要是在民族党和极右翼的激烈反对下确保【杨格计划】获得通过这个共同目标。【杨格计划】于1929年底被批准后，这些政党之间的纽带基本上也就不复存在。
1929年10月大萧条开始之后，关于如何解决急剧恶化的失业问题，大联合政府中的政党无法达成共识。【The People's Party】的领//袖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于1929年10月去世，失去了这位有影响力的温和派之后，【The People's Party】因为【Social Democratic Party】拒绝削减失业救济金而与之决裂，大联合政府被迫于1930年3月27日解散。
大联合政府的解散标志着魏玛民主制度开始走向终结，尽管当时极少有人意识到这点。此后的各届政府执政时再也没得到过国会多数的支持。其实，那些在兴登煲跟前说得上话的人把大联合政府的倒台看作通过行使总统专制权来建立独裁政权的一个契机。在这方面特别有影响力的是德军方，其代表人物是威廉·格勒纳将军，他于1928年1月受命接替民主党政客奥托·格斯勒出任国防部长，这标志着军方已完全从政治控制中解放出来，而且权力得到了加强——军方首脑有权不经内阁而直接向总统汇报。尽管《凡尔赛和约》限制了德军的员额和装备，但军队在某些程度上仍是德意志最强大、最守纪律、装备最充足的武装力量。当包括政党和立法机构在内的各种平民组织和文职机构纷纷解体时，军队依然团结一致。自卡普暴动失败以来，军队在1920年代的多数时候一直保持低调，将注意力集中于非法扩充装备和人员，然而在1930年代初的危机中，它看到了自己的机会。格勒纳的政治顾问库尔特·冯·施莱谢尔上校（后来晋升为将军）等人认为，应该把握时机，将国家从议会制联合政府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进而重整军备，重建德意志的大国地位。德国越是陷入政治混乱和极端主义暴力局面，军队的地位就会变得越重要。格勒纳在1930年秋就已经这样告诉军官们了：“在德意志的政治进程中，一砖一瓦也已无法挪动，除非起决定性作用的军方发话。”
军方倾力影响政治进程，最初是为了防止军费被削减，这个目的确实达到了，就在政府各机构的预算均遭大幅削减时，军费丝毫未受影响。但军方依然普遍漠视【nazi】党。在普鲁士君主制时代接受了严格传统教育的资深军官们普遍排斥极端民族主义政客的民粹主义宣传。然而即使在这样的群体中，也有一些人公开支持【nazi】党，比如路德维希·贝克上校。而且，青年军官非常容易受【nazi】宣传的影响。
早在1929年，许多初级军官就已经与【nazi】党人讨论问题、辩论“民族革命”的前途了。格勒纳和施莱谢尔领导下的军方高层极力打压这类趋势。他们展开反宣传活动，并下令逮捕领头参与讨论的三位军官，于1930年以谋划严重叛国行为的罪名对他们进行审判。审判激怒了其他青年军官，甚至包括那些无意与【nazi】党合作的军官。其中一人写道：军队的领//导//层屈从于“十一月党人”，被他们送上审判席的那些人只有一个动机，就是“对祖国无私的爱”。他接着写道，百分之九十的军官都是这样认为的。
【Hitler】利用庭审的机会在证人席做了一场被广泛传播的演讲，传召他到庭作证的是其中一位被告的辩护人、【nazi】党律师汉斯·弗兰克。【Hitler】宣称：【nazi】党无意犯严重叛国罪，也无意从内部策反军队；【nazi】党旨在通过合法手段上台执政，而且他已将那些主张发动革命的人开除出党，比如奥托·施特拉塞尔；【nazi】党将在大选中赢得多数席位，并组建一个合法的政府。在旁听席的一片喝彩声中，他说，到那时，真正的叛国者，即1918年的“十一月罪人”，将被送上审判席接受惩罚；但是直到那时，【nazi】党依然会遵守法律。法庭让【Hitler】对其证词的真实性起誓。据报道戈培尔说：“现在我们绝对合法了。”普茨·汉夫施丹格尔当时刚刚受命负责【Hitler】与外国媒体的关系，他设法使此次演讲在世界各地得到广泛报道。【Hitler】在三篇文章中概述了【nazi】党的目标和方法，汉夫施丹格尔把精心删改过的文本卖给了美利坚传媒大亨威廉·兰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每篇售价1000帝国马克。这笔钱使【Hitler】此后每次在首都逗留的时候，都能够把柏林市中心的恺撒霍夫酒店（Kaiserhof Hotel）作为他的总部。在国内，【Hitler】的保证驱散了许多德意志中产阶级人士对于【nazi】党意图的恐惧。
法庭没有被希特勒打动，申斥他滥用证人的身份，并判处那几位青年军官18个月徒刑，革除其中二人的军籍。法官的保守立场基本上注定了法庭站到军方一边，然而判决并未遏制住青年军官继续与【nazi】党暗送秋波。施莱谢尔试图反驳【nazi】党的观点、抑制青年军官的激进思想、在军队中恢复政治纪律，但他的努力收效甚微，主要原因在于他公开对军官团承认自己认同【nazi】纲领中的“民族部分”，尤其认同“【state socialism】运动所带来的反布尔什维主义、反叛国、反X书刊等怒潮。在这方面，”他说，“【state socialism】运动无疑具有极其鼓舞人心的功效。”认同【nazi】党意味着与之合作，但军方高层过于傲慢自负，以至于他们依然认为可以任意驱策【nazi】党，使之成为他们的军事和政治附庸，就像他们在1920年代初驱策其他准军事团体那样。时间将会证明这个策略真是大错特错。
兴登煲主要根据施莱谢尔等高级军官的建议来任命接替米勒的總//理//人选，军队新取得的显要政治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军方从一开始就不打算成立一个基于代议制的民主政府，而是要安置一个“专家内阁”，旨在通过由兴登煲行使紧急状态下的专制权而绕开国会。当然，专制权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许多法案，尤其是预算案，仍须由国会批准。
为了让新上任的政府看起来不像独裁政权，他们采取的措施是延揽著名的国会政客进入新内阁，包括前总理、代表中//央//党的约瑟夫·维尔特（Josef Wirth），代表【Social Democratic Party】（1930年7月更名为国//家//党）的赫尔曼·迪特里希（Hermann Dietrich），代表民族党的马丁·席勒（Martin Schiele），代表人//民//党的尤利乌斯·库尔提乌斯（Julius Curtius）和代表经济党这个小型政党的维克托·布雷特（Viktor Bredt）。但是不包括【Social Democratic Party】，兴登煲及其幕僚不愿意把专制权委托给该党。缺了【Social Democratic Party】，新政府不再由国会中的多数党组成，然而这似乎已不重要。
后来的事实证明，新政府的總//理的任命是一个灾难性的选择。从表面上看，总统提名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为德意志的總//理，是为了维护民主制度。布吕宁生于1885年，是国会中的中//央//党的议员//领//袖，其所代表的政党曾经是魏玛共和国议会民主制度的中坚力量。然而到他被任命时，中//央//党已在新**高级教士路德维希·卡斯的影响下转向较为专制的立场，关注的范围更加局限于保护天主教会的利益。而且，布吕宁本人充其量只是魏玛民主制度可以同甘不能共苦的朋友。他曾当过军官，对十一月革命感到震惊，终生是君主制度的坚定拥护者。布吕宁确实曾在回忆录中表示，当上總//理后，他的主要目标是恢复君主制度。尽管布吕宁在内心坚信回归俾斯麦的体制将造福全体国民，但并没有制定恢复君主制的具体计划，更别提让皇帝复位了。然而无论如何，他在本质上是专制的。
此时的布吕宁打算修改宪法，办法是削减国会的权力，由自己身兼總//理和普鲁士部长会议主//席两职，从而解除【Social Democratic Party】对德意志最大州的控制权。由于没有得到兴登煲的充分支持，布吕宁无法把这个设想付诸实施，但它仍在议事日程上，随时可供取得兴登煲支持的人使用。布吕宁还开始限制民主权利和公民自由。例如，他在1931年3月严令限制新闻自由，尤其限制媒体对其政策发表批评意见。到7月中旬，据自由派的《柏林日报》估算，全国每个月被禁的报纸多达上百版。到1932年，德共创办的《红旗报》不到三天就会被禁一次。早在【nazi】上台之前，新闻自由就已受到了严重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