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0月中旬，在每个普通的美利坚中产阶级面前所呈现的，似乎是一片繁荣到极致的景象。去年，新当选的总统湖佛先生曾经信誓旦旦地宣称：彻底征服贫困已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虽然我们还未实现目标，但在上帝的帮助下，倘若我们继续过去8年来的政策，勇往直前，终有一日我们会把贫穷从美利坚彻底驱除”。这是一个庄严神圣的经济誓言，被后来的通俗历史学家称之为“美利坚梦”的理想愿景。与此同时，欧文·费希尔和那些自鸣得意的经济学家也都宣扬：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将是一片永久的繁荣景象。
这看似是南北战争后工业大发展的最终胜利果实，比古老的赞美诗中的“乐土”更让人神往。南北战争极大地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新技术层出不穷。在1929年10月的第三周，亨利·福特甚至还筹办了“白炽灯发明50周年庆典”，以纪念爱迪生的伟大发明，总统和社会各界名流应邀出席。摩托车、浴缸、电冰箱、收音机也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时尚和广告的效应，刺激人们追逐着最新潮的东西，梦想拥有更多的奢侈品。消费市场的异常繁荣，并不意味着所有美利坚人都热衷奢侈品，而是凸显了不均衡的购买力。
富裕的中产阶级与国家的政策和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美利坚，郊区社团占主导”，一位观察员在1929年夏天曾这样写道。共济会、商人午餐俱乐部、退伍军人协会以及爱管闲事的反沙龙联盟等团体，其团结和友谊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压力。他担心，这会“滋生类似日后法西斯的组织，如果那时有法西斯的话”。但不管怎样，人们的目的空前地一致，那就是对成功的膜拜。勤劳致富和勤俭节约的美德逐渐被迅速致富的理念所取代。科顿·马瑟、本杰明·富兰克林、彼得·帕利和霍勒斯·格里利可能会更理解这个时代的精髓。
1929年1月，沃尔特·P.克莱斯勒入选《环球纪实》推出的《风云人物》周刊评选的“月度人物”。在过去一年中，他推出了普利茅斯和迪索托牌汽车，以1.6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道奇兄弟公司，着手建设了一幢68层的巨人——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厦。
1929年，小威廉·里格利荣登《风云人物》周刊10月14日的封面。此后，哈里·R·古根海姆、伊瓦·克鲁格、塞缪尔·英萨尔和托马斯·W·拉蒙特陆续成为《风云人物》的封面人物。在华尔街崩盘前的最后一期《风云人物》中刊载了《环球纪实》、《华盛顿邮报》等环球系报纸的社评。长达3页的社评中，宣扬了美利坚人民的伟大功绩——商业。同期刊登了让人眼花缭乱的广告，包括巴布森的《报告》（“如何连续而高效地工作？”）、汉密尔顿牌手表（“你能告诉一个男人他成功的时刻吗？”）、罗伯特·I·沃肖的新书《华尔街的故事》，还有S·W.施特劳斯公司（他把他微薄的收入投入到稳妥可靠的优质证券中）这些英雄般的年度人物和诱人的广告语，以飞一般的速度蔓延，连续不断地刺激着读者脆弱的神经。
是的——马修·路德维希终究是“屈服”了，只因他不仅受到来自美联储以及财政部的压力，还有来自白宫、以及美利坚海军部的“威逼利诱”——只要环球系报纸刊登本国商业的“发展历史”、“取得的光辉成就”以及“商界风云人物的发家事迹”，那么马修·路德维希的通讯社也好、跟海军部合作设立的秘密基金也罢，白宫方面可批准“有限的特权”。
所谓的“有限特权”……第一，马修·路德维希创办的环球通讯社的频道不受联邦通讯委员会的监管——至少不会受到全面监管；第二，马修·路德维希的环球公共信托基金具有竞标联邦政府公共项目（期限是50年）的优先权和部分定价权；第三，马修·路德维希经过“层层选拔”，顺利进入纽联储和纽交所担任常务董事，任期为4年（自动连选连任2届），美联银行以全现金（2.2亿美元）的方式买入纽联储和纽交所4.5%的投票等值优先股；第四……简而言之，马修·路德维希从白宫方面得到的“便利”比起J·P·摩根还要多。
为此，马修·路德维希付出的代价也极大——环球系报纸的舆论监管空前严苛——如若没有得到白宫新闻发言人的批准，部分议题或内容不准刊登报道（主要是国内新闻），此外，马修·路德维希的自有资产和关联资产在20年内不准转移至美利坚境外（美属海外领除外）；再者，路德维希家族成员在10年内不得移民至美利坚境外……等一系列限制。说是“限制”，其实跟“软禁”差不多，不过，马修·路德维希也不是没有绕开“限制”将资产转移至海外的渠道和方式——如果马修·路德维希的资金是用于慈善事业，那么，无论是在美利坚境内还是在美利坚境外，联邦政府有关机构不会也不能限制资金的流动。因此，马修·路德维希从1929年3月与联邦政府达成“秘密协议”之后，就陆续通过路德维希家族公共信托基金的名义向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南美利坚家以及澳洲的多个医学机构、救济机构“捐赠”了大量的新型医学器材、衣物、食物、课本、书桌等，合计价值1.5亿美元……事实上，这些接受了“捐赠”的医学机构和救济机构，无一例外都是马修·路德维希安排弟弟尼克亲自跑到上述国家和地区成立、以当地孤儿的名义（法人年龄恰好满足当地法律最低要求）注册成立的空壳企业，每过半年就注销重新成立新的空壳企业，凭借联邦政府现有的情报能力，暂时还做不到为了监控马修·路德维希的资产走向而监控上述国家。如此一来，马修·路德维希在海外拥有了退路，至于规定期限内不准移民，且看到时候美利坚国内形势的发展情况，如果形势不对，那么，马修·路德维希要“假死遁逃”了。
此外，马修·路德维希的“私人武力”也在蓬勃发展当中，肯特·约瑟夫和查尔斯·门罗两人利用美利坚航线公司所属的远洋邮轮的遮掩，以旅游度假的名义，前往墨西哥、巴西、古//巴、哥伦比亚等国家展开雨林训练，同时，协助埃德加·湖佛的司法部调查局在这些国家建立情报联络站——这件事情并没有受到白宫的监控，埃德加·湖佛本人原先是不同意“完全独立运作”的，但是，在经过枕边人以及马修·路德维希的“威逼利诱”后，他也将这作为了自己今后的一条退路。
当马修·路德维希控制的环球系报纸也成为“帮凶”后，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全美人民更加疯狂地涌入股市，甚至拆借各种信贷或是非法高利贷，只为实现一夜暴富……
从派克大街上价值高达45，000美元的公寓大楼、克雷恩牌路易十六酒店金质器皿装饰的豪华浴室，到为限期完成制消费而降至2.50美元的口红和50美分的剃须刀，广告标榜的都是高档品，而非廉价货。在这种为了持久繁荣的经济博弈中，不落后的捷径只有一个——更具投机性的股票。因此，虽然大多数美利坚人在1918年才开始购买“自由公债”，但他们很快便迷恋于此。1920年，美利坚有29，609个股票经纪人，10年间这个数字攀升到70，950人。更普遍的事实是，报纸的头版头条不再引人注意，金融专栏成为了关注的新焦点，人们手忙脚乱地搜寻各种业内的消息。类似“老顾问”的节目成了电台里的热档节目，塞缪尔·英萨尔像四平八稳的教父一样讲述着他作为经纪人的经验与智慧。
公众对经济周期神话的关注与日俱增，左右它的是生产过剩，还是生产不足，是银行运作的问题，还是创新的方法，是希望或恐慌，还是太阳黑子，这些都不得而知。乐天派认为，旧的经济规律已经失灵，虽然艰难的日子即将来临，但只要每个人都充满信心，那么这些阴霾终将过去，天空终究会回归晴朗。要知道，衰退只是例外，繁荣无可争辩。经济周期的规律不为人所左右，无论是有闲阶级，还是想邀功的象党（共和）政府。
大多数股票以这种形式买入，即投资者只需付四分之一的现金，余下部分由经纪人向银行借款支付。1929年2月，这种经纪人借款的信用结构摇摇欲坠。联邦储备委员会成员银行被勒令禁止为这种目的的投机贷款，但以查尔斯·E·米切尔为首的华尔街银行家却向这些投机商大开便利之门，借出的数百万美元严重刺激了人们的信心，导致了一系列的无序状态，消费需求、生产效率以及股票的收益都陷入混乱。一方面，富人越来越有钱；另一方面，数以百万计的收入微薄的人却倾其所有，抵押未来去换取收益。
不知不觉间，经济调控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金融资本主义取代了早期的产业资本主义。新秩序逐渐建立，剥削投资者、账目欺诈成为其让人厌恶的典型特征。源自19世纪晚期的控股公司日益兴旺起来。它形式多样，既有少数股东控股的跨区域连锁帝国，也有类似统占公用事业领域30亿美元领地的塞缪尔·英萨尔那样的利益集团。“一只96英寸的大狗摇着一根4英寸（1英寸=2.54厘米）的小尾巴”，时任纽约州州长富兰克林·罗斯福曾形象地描述这种悬殊的对比。众多这样的控股公司层层叠加，就像一座巴别塔，塔尖虽伸向天空，可下面却岌岌可危。公司常以控股公司形式掩盖其真实的财务状况，以逃避监管部门，混淆大众视线。在未来的日子里，一家名为“合众国银行”的纽约州立银行就曾做过类似的事，在其破产导致50万客户的财富一夕化为乌有的前一年，为隐瞒日益严重的亏空，它投资100美元，成立了一家虚拟公司，购买它投资的另一家虚拟公司的股票，以制造繁荣假象，欺骗民众。后来，人们才从闹剧中逐渐意识到外表光鲜的银行早已成了债台高筑的空壳。
20世纪20年代后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信托投资公司”，是华尔街病症的又一表现。其职能就是用借来的钱去投资，并发给股东和受益人一定的收益，这种投资局限于一份受限制的有价证券清单。这样的信托投资公司是“刚性”的，另外一些是“软性”的。投资证券的形式非常灵活，比赌博公司好不到哪儿去。客户把“赌金”交给“赌台管理员”——信托投资公司。据说，美利坚约有450万人就这样把他们的全部或部分积蓄交给了信托投资公司，最后只剩下不足三分之二的本金，损失的总金额高达30亿美元之多。
1929年大萧条的罪魁祸首是信用的过度膨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利坚开始了瞻前不顾后的迅速融资过程，融资的加速也给美利坚增添了一个沉重的债务包袱——330亿美元的公债和1，000亿美元的公司及个人债务。而国家的经济境况只有不断扩大市场和繁荣经济，才能得以成功维系。购买力的稍稍下降和价格的细微回落，都会引起经济的大震荡。尽管经济学家把庞大的信用运作称为一股新的力量——类似于物理学中的原动力，但是并没有人完全理解它。在1929年，大部分美利坚人对其知之甚少，他们不懂得持续不断地把信用从富国注入到穷国可以促进国际金融的增长，甚至对那年9月3日高峰时记录的80亿美元的信用也毫无概念。分期付款之类的信用膨胀似乎更为普通人所熟知，购买汽车、衣服、洗衣机、电冰箱、家具、珠宝的分期付款方式在摧毁“销售阻力”——普通民众的购买力不足——中得到再一次的扩张。生产者急于出售自己的产品，消费者无力购买，相对于降低产品价格，或是指望民众购买力提升，这种分期付款的方式更容易为生产者所接受。
到了1929年，分期付款这种方式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普及。然而在大萧条的透视镜下，这一方式所存在的种种弊病暴露无遗，包括夸大的价格、过高的还款利息等等。某些州的法律甚至以这种方式为名，扣押一个人的所有工资，直到他还完所有欠款。
同时，越来越多的重要企业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集中化的产业发展，使每一座中心城市都成了地区网络的中心。这样的网络模式，集制造、销售、和分配为一体，高度整合了大陆经济，但也造成了发展的不均衡，边境、农场、乡村以及中心城镇，最终都被城市的迅速崛起所淹没。1870年，工人约占劳动人口的50%，20世纪20年代则占到了80%。城市工业从此开始发号施令，这是从未有过的事。工业结构和团体生活，以及工会和劳动立法下的组织机构，使工人群体一改以往的懒散放任，变得更有组织性、更具凝聚力。
然而这些大范围的变革并没有唤醒起普通民众的意识，1929年的他们更信奉个人主义与私营企业的自由发展。在国家的经济机器以繁荣为燃料正常运转时，理论与现实的冲突，如同劳资矛盾一样，以不为人察觉的方式存在着。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并非始终如一，它有点类似发烧带来的面红耳赤，而非健康的红润。农业不光因1917～1918年间浮肿般的过度扩张而痛苦呻吟，还与煤矿和纺织品一起，住进了被称为“病态工业”的病房。当时很长一个时期，产业剧变带来的失业问题一直困挠着人们。早在1926年，失业者就有15万之多；到1929年，这个数字则骤增至180万以上。乐天派完全没有意识到，失业和贫困已经成了长期的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它既不能短时间化解，也无法靠个人慈善去力挽狂澜。当公共救济所需资金节节攀升时，为解决此问题而募集的个人基金所占份额逐渐减少。1911年，16座重要城市用在公共慈善事业的钱是150万美元，而在1928年，一年就花费了2000万美元。人们开始质疑银行业务的缺陷。在1929年大崩盘前的6年内，银行以每天破产2家的频率发生着，却鲜为人知。生产能力和出口产品的比例严重失调，至少五分之一的资源没有得到善用，让国家损失了大约150亿美元的收入，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
毫无疑问，美利坚经济的缺陷在于消费，而非生产。汽车和无线电的“滞后”、建筑业的不景气、航空带来的失望布满了1929年秋天的金融版面。由于美利坚的生产更多涉足奢侈品和耐用品的领域，一旦需求紧缩，这些产品就会闲置、积压，导致工厂倒闭，工人失业。1929年的大萧条空前严重而持久的原因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