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的消遣，足以把美利坚人民的注意力从大萧条上转移开来。
例如，微型高尔夫球出现了1.25亿美元的繁荣。人们一直在说，国家所需要的是一个新的产业；好吧，这就是——以一种滑稽模仿的方式。在1929～1930年间的冬天，加内特·卡特在佛罗里达州修建微型高尔夫球场的活动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以至于到了夏天，成千上万美利坚人民把他们的私家轿车停在半英里大小的路边球场上，一本正经地沿着棉籽草皮敲击高尔夫球，穿过木质护栏里的小鼠洞，越过小桥，穿过排水管。与此同时，这些新式运动场的经营者乐不可支地听着收银机欢快的叮当声，并决定，要在1931年把生意做得更大——租赁路那边的场地修建一个高尔夫练习场，买来一桶桶的球，雇佣一伙本地的男孩子担任捡球的球童（装备遮阳伞以抵挡曲线球的白色冰雹）。
电台播出的《阿莫斯与安迪》（Amos 'n'Andy）令人难以置信地流行，这部广播剧使得弗里曼·F·戈斯登和查尔斯·J·科雷尔的声音成了全美人民最熟悉的口音，让数以百万人夜复一夜地追踪“清新空气出租车公司”的命运，以及奎恩太太违约起诉安迪的进展——并让那位无法无天的休伊·朗（当时正在竞选代表路易斯安那州的参议员）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让两台广播车在全州到处瞎跑，对担惊受怕的象党（共和）大肆宣传自己，把自己称为“王鱼”。（顺便说一下，休伊·朗赢得了这次选举，尽管他不得不绑架两个威胁要对他提起麻烦诉讼的人，并把他们监禁在大岛，直到初选日过去。）还有，博比·琼斯赢得了4场高尔夫球的胜利——英美两国的业余赛和公开赛的冠军——这几场胜利，让电讯消息所费的笔墨比1930年任何其他个人成就都要多，让其他的胜仗全都黯然失色。这些胜仗包括：杰克·沙基击败马克斯·施梅林，费城运动会上世界职业棒球赛的胜利，“企业”队在纽波特打败托马斯·利普顿爵士的“沙姆罗克”队、成功卫冕美洲杯，以及赛马场上的胜利。飞行员总能引起轰动：美利坚飞行员中的白马王子林德伯格开辟了到运河区的空中邮路（不久后他就做了父亲，他的儿子注定有一个悲剧性的结局）；1930年9月，科斯特和贝隆特第一次成功地点对点向西飞越大西洋，在人们心里的“问号”中从巴黎起飞，在长岛顺利着陆。出现了一次“树居抗议”的古怪流行，驱使成千上万爱出风头的男孩子日日夜夜地栖息在树上，希望能被人“录”下来。偶有不幸的事故发生：在沃斯堡，一个男孩睡着了，栽倒在地面上，摔断了两根肋骨；尼亚加拉瀑布一棵树的拥有者请求一个男孩离开这棵树的树杈，于是这孩子的朋友从另一棵树上砍下了一根树杈，把他搬运到新的栖息地，好让他继续守夜；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一个男孩一直呆在树上，直到一道闪电把他打了下来。这次活动令人印象深刻的结局，带来了“坐旗杆”和“马拉松跳舞”的疯狂，这两项活动是20年代的典型。
但总统赫伯特·湖佛却在为本届任期而殚精竭虑地顽强工作，当急转直下的商业指数使他那些乐观的预言成为笑柄的时候，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声望一落千丈，他因此而更加努力地操心和工作。然而，对这位伟大的经济工程师来说，事情并没有好转。
伦敦的裁军会议，尽管经过精心细致的准备——在此期间，拉姆齐·麦克唐纳曾来华盛顿协商——但并没有达成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协议：它设置了一些“限制”，对这些限制，美利坚如果不在新的军事建设上花掉10亿美元，是不可能达到的。一直埋头修订关税标准的国会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其拿出的新关税法案，不是湖佛半心半意地提倡的有限改变，而是高上天的税率，实际上就是（用丹纳·弗兰克·弗莱明的话说）“对整个文明世界的经济宣战”，等于“告知其他国家，对美利坚商品的报复性关税、配额和禁运是符合规矩的……告知我国的战争债务人，它们用来偿还债务的美元是无法得到的。”在任何一个其经济学知识高于幼儿班水平的人看来，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美利坚要么借钱给外国（在20年代它一直是这么干的，如今已经不再这么干了），要么允许大量进口，否则的话，它既不可能繁荣出口贸易，也没有办法从外国收回巨额欠款。一千余位经济学家发现他们头一遭意见一致（也是整个30年代最后一次意见一致），都强烈反对一般税率的任何增长。湖佛总统并不是个经济学的文盲。但事实上，他只是一个行政管理者，而不是政治家。在漫长的关税争论期间，他在政治上被彻底打败了，到最后，1930年6月，《霍利--斯穆持关税法》摆在了他的桌子上，他签署了这部法案——推测起来，大概是带着内心的痛苦来签署的。
湖佛总统的农业委员会一直在市场上购买小麦和棉花，以设法支撑这两种农产品的价格。到了1930年底，它成功地积存了600万蒲式耳小麦和130万捆棉花，其作用只不过是放慢了价格的下跌速度。就好像农业的境况还不够糟糕似的，在夏天的时候，发生了可怕的干旱，受灾地区从东部海岸的弗吉尼亚和马里兰，一直延伸到密苏里和阿肯色（旋踵而来的还有几场更加可怕的干旱）。当田野里水井干涸、作物凋萎的时候，新的哀痛便开始折磨这个身居白宫的人。当商业的持续萧条明显预示着失业者将有一个难熬的冬天的时候，这些哀痛并没有停止，到1930年底，失业者的数量已经从这年春天的三四百万，增长到了大约五六百万。
自金融恐慌后最初一阵疯狂的行动之后，湖佛总统便对政府抗击大萧条的任何直接行动心存疑虑。他更喜欢让经济顺其自然地发展。他坚持认为：“经济萧条不可能通过立法行动和行政决定来疗救。经济创伤必须通过经济体的细胞——生产者和消费者自己——的行动来治疗。”于是，他袖手作壁上观，等待治疗过程自己发挥作用，根据放任主义经济学的神圣原则，它应该能发挥作用。
但在此期间，湖佛并没有闲着。因为已经有人在强烈呼吁联邦政府给予这样那样的援助和救济；在这样的呼声中，他看到了一种严重的危险，威胁到联邦预算、全美人民的自立精神以及地方自治和地方负责慈善救济的传统。他决心打败这一威胁。尽管他设立了一个全国委员会，以关注失业救济的形势，但这个委员会并不分配联邦资金；它只是协调并鼓励州和地方政府，通过州里的拨款和地方慈善组织，为失业者提供帮助。（湖佛是对的，那些富人彼此之间总在说，像英格兰那样的“施舍”是在“毁灭灵魂”。）他强烈反对退伍老兵对补助金的要求——不料“调整补偿”法案竟无视他的否决，获得了通过。他否决了退休金法案。为应对干旱所导致的匮乏和穷困，他敦促红十字会搞一次活动，并建议国会拨款，好让农业部贷款给农民去“购买种子和喂养牲畜的饲料”，但反对联邦政府拿出任何施舍品去喂养人。
在所有这些事情上，湖佛都是非常认真的。在他自己看来，他不仅是国库的看门狗，而且还是美利坚“粗犷的个人主义”的守护人。在一份给媒体的声明中，他说：“本国人民是否会挨饿受冻，这不是个问题。防止挨饿受冻的最佳方法，才是唯一的问题。问题是，本国人民是否会继续保持慈善和互助的精神，这种互相帮助，一方面是通过自愿的捐赠和地方政府的责任，另一方面源自联邦财政为此类目的而给出的拨款……在我的一生中，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国外和南方各州跟贫困和饥饿作斗争。我并不觉得我应该受到‘对受苦者缺乏同情’的指控，但我记得，在许多年来我曾接触过的所有组织中，基金会一直在鼓起最大限度的自救……我愿意保证，倘若有朝一日，我国的志愿机构，连同地方和州政府，一旦不能找到防止饥饿和困苦的办法，我会要求联邦政府尽一切所能提供帮助，因为我像任何一个参议员或众议员一样，不会坐视我们的同胞饿死。但我相信，这一天不会到来。”
这些就是湖佛的信念。但在饿肚子的阿肯色州农民看来，一个愿意借联邦政府的钱给他们养牲口，却不愿意借钱给他们养儿女的总统，似乎是冷酷无情的。遭受重创的工业城镇上那些丢掉了饭碗的男男女女，对湖佛总统献给自立自强的赞美颂词毫无印象。
就连生活富足的保守派也辜负了他的希望，不是什么全心全意的盟友。商业很萧条，总统似乎没做什么建设性的事情来帮助他们，尽管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该干什么，或者，他们的意见存在严重的分歧，但他们渴望有一位领袖，并觉得自己并没有得到这样一个领//袖。他们牢骚满腹，其中有些人把湖佛总统称作没有骨头的水母。与此同时，驴党（民主）的宣传总监查尔斯·迈克尔逊正在撰写一大堆目标明确的新闻通稿和国会演说，利用湖佛总统的软弱增强驴党（民主）反对的力量；而湖佛总统则因为没有能力吸引和笼络华盛顿的新闻记者而吃够了苦头，新闻媒体对他很不客气。在1930年11月的国会选举和州选举中，驴党（民主）人赢得了胜利，使湖佛总统面临着这样的前景：不久之后，他将有一个明显敌对的国会。
顺便说一下，在纽约州，这两场选举给州长小罗斯福带来了一次巨大的胜利，他以出乎意料的725000票再次当选纽约州州长。当选之后的第二天下午，驴党（民主）纽约州委员会主//席、前拳击协会专员詹姆斯·A·法利，在小罗斯福政治上的良师益友路易斯·麦克亨利·豪的帮助下，出炉了一份声明，他担心州长可能不喜欢它。声明说：“我看不出（小）罗斯福先生如何能逃掉本党下届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就算没人尽举手之劳促成此事。”这份声明在纽约的比尔特摩酒店发表之后，法利打电话给身在奥尔巴尼的州长，承认了他所做的事情。小罗斯福哈哈大笑，说：“吉姆，不管你说什么，在我看来都是对的。”要是湖佛总统知道的话，这对他来说又是一个不祥之兆。
但事情已经够糟的了，甚至无需为未来而自寻烦恼。在隆冬时节，商业出现了可喜的转机，但随着1931年春天的结束，衰退再一次开始。事实超出了湖佛总统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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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6月，金融恐慌过去20个月之后。
百货公司的广告开始展示欧仁妮的帽子，预报一次狂热却短暂的流行时尚；威利·波斯特和哈罗德·格蒂正在准备驾驶单翼机“温妮·梅”号环绕世界飞行；报纸的读者为纽约附近的长滩发现一个漂亮姑娘的尸体而兴奋不已，这个女孩有一个异乎寻常抒情的名字，唤作“斯塔·费思富尔”。
1931年6月，纽约的舞台上，《温波尔街上的巴雷特一家》（The Barretts of Wimpole Street）中的凯瑟琳·科内尔正坐在一张沙发上黯然神伤，《绿色牧场》（The Green Pastures）中的德·洛德正行走在大地上，另外一些轰动一时的剧目包括《大酒店》（Grand Hotel）和《一生一次》（Once in a Lifetime）。在电影院里，你可以在《商人之号》（Trader Horn）中看到非洲的狮子、听到本地的手鼓，在《坑钱》（Smart Money）中见到爱德华·G·鲁宾逊，或者在《轻率》（Indiscreet）中见到格洛里亚·斯旺森。当度假者为出门而收拾行囊的时候，最有可能带上的小说是赛珍珠的《大地》（The Good Earth），这本书跻身于畅销榜单之首。
20世纪20年代的体育英雄们几乎全都谢幕退场了：博比·琼斯去年秋天已经改行；蒂尔登去年夏天丢掉了网球冠军的宝座；登姆普西和滕尼早就失去了他们的桂冠，拳击比赛的声望正落入靠不住的状态；圣母橄榄球队的教练纽特·罗克尼最近在一次空难中命丧黄泉；就连贝比·鲁斯也不再是无可争议的“本垒打之王”：卢·格里格如今跟他势均力敌。
就在1931年6月，出现了一个先兆——一个风味不佳的先兆——预示着未来将有很多的金融丑闻。当时，纽约美利坚银行的3位高级主管，由于被揭露出在1928～1929年间的投机当中对银行资金骇人听闻的处置不当，而在纽约被陪审团裁定有罪。有一个即将动摇帝国根基的浪漫故事，其开头是：6月10日，一个生活在伦敦的年轻美利坚女人欧内斯特·辛普森夫人出现在王宫里，第一次遇见了威尔士亲王。在新泽西州的霍普韦尔，无意中为这10年最悲剧性的犯罪设定了场景：林德伯格上校的新家——报纸的标题把它描述为“孤鹰之巢”——正在修建之中，脚手架高高竖起，第一层已部分完工。
就是在这个月，一个年轻人从圣路易来到纽约，按照他的设想，所有安排都是为了让他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拥有一席之地。但有一个细节被忽略了：证券交易所实际上是一家俱乐部，候选成员都必须有一个推荐者和一个附议者。这个来自圣路易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要耽搁一段时间才能获得推荐和附议，因为他在证券交易所不认识任何人。华尔街的绅士们对此后几年时间里必将发生的变化毫无概念。
在当时，如果有人告诉他们，这个小伙子将会成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主//席，而证交所也将在政府的严密监管下运作，他们肯定会大吃一惊。1931年的主//席是理查德·惠特尼，此人是银行家们心目中抗击金融恐慌的英雄；1931年4月24日，惠特尼先生在费城商会发表了一篇令人印象深刻的关于“商业诚实”的演说。证券交易所的股价非常糟糕地不断下跌，经纪人们拉长着脸，但依然有少许残羹剩汁，留给那些知道凯斯脱粒机公司或奥本汽车公司下一步将采取什么行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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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随着欧洲经济的减缓，一种慢性麻痹症折磨着欧洲的金融。
债务——国家债务和私人债务——曾经似乎是可承受的负担，如今成了难以忍受的重负；新的金融债务几乎没什么扩大，除非是为了支持老的债务；价格在下跌，焦虑在蔓延，整个体系缓慢得几乎要陷入停滞。在1931年春天，麻痹症变成了急性的。
回首过去，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使之变成急性麻痹症的，正是德意志和奥地利两国为了有限的经济目的而试图联合起来——以实现关税联盟——的努力，以及法兰西对任何此类计划的强烈反对。任何有可能让德意志和奥地利团结起来并使他们更加强大的东西，对法兰西来说都是该诅咒的，法兰西当时很少有人认识到中欧破产的可能后果。
奥地利最大的银行安斯塔特信贷银行已经陷入困境。当围绕关税联盟的争论进一步增加了总体上的不确定性的时候，安斯塔特信贷银行被迫请求束手无策的奥地利政府提供帮助。恐慌立即开始了。很快，恐慌就蔓延到了德意志。
1931年5月和6月，资本纷纷逃离这两个国家，外国贷款纷纷被收回，一场总崩溃眼看着迫在眉睫——这场崩溃很可能会导致德意志的民主政府垮台。德意志天空上的乌云在1929年似乎不比一巴掌大，如今正迅速发展：小胡子的褐衫党正变得越来越强大。
1931年5月6日，此时，很少有美利坚人民意识到了欧洲的金融形势变得多么危急，美利坚驻德意志大使正在白宫与湖佛总统一起吃饭；打那以后，一直担心欧洲的崩溃会给美利坚带来严重后果的湖佛总统便在心里酝酿着国际延期偿付的念头——推迟一年偿还所有政府间的债务，包括德意志当时被迫偿还的战争赔偿，以及前欧洲盟国欠美利坚的债务。
接下来，湖佛总统开始了一次长期磋商——与内阁成员，与联邦储备委员会官员，与驻各国大使，与银行家。他一直是个可怕的工作狂——每天8：30便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只花15分钟的时间吃午饭（除非是白宫有客人），林肯书房里的灯光经常一直亮到深夜——如今，他更加精力旺盛地全力以赴。不久之后，他试验性地起草了一份延期偿付声明，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劳作，以至于在起草的过程中折断了一支又一支铅笔。
然而，湖佛总统选择了推迟发表这份声明。这一计划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国会可能会反对，这将是致命的。其他国家，特别是骄傲而嫉妒的法兰西，也可能反对。他一直惦记在心的预算平衡，可能因为切断了对美利坚的债务偿还而被危及。此外，这样一个建议，由于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这场国际恐慌上，从而加重，而不是减轻了恐慌。与此同时，风暴在欧洲蔓延。湖佛总统的顾问们纷纷请求他采取行动，但他依然不愿意出手。他在等待。
1931年6月中旬，湖佛总统计划做一次穿越中西部的演说之旅（包括在纪念前总统哈丁的典礼上那场未必愉快的演说）；他带走了这项至今尚没有完成的提议，与此同时，几乎每小时都有来自华盛顿的内部消息向他传递这样的信息：欧洲的崩溃正在加速。
等湖佛总统回到华盛顿的时候，有一点变得很清楚了：他必须采取行动，否则的话就为时已晚。他开始打电话给参议员和众议员，以提前获得他们的赞成。国会正在闭会期，话务员不得不帮他到处逮人，这些人分布在全国各地，在演说旅行中，在汽车旅途上，在高尔夫球场，在深山密林里钓鱼打猎。有一位议员，听说白宫在找他，结果在加拿大的一家杂货店里回了电话；另一位议员被逮着的时候，他刚好站起身来，正准备发表晚餐后的演说。一小时接一小时，不知疲倦的湖佛坐在电话机旁，向一个接一个人解释他想要干什么——并时刻担心，没等他来得及采取行动消息就走漏出去了。终于，在6月20日那个酷热难耐的星期六，消息已经在走漏，他不得不立即发表了那份声明——尚未跟法兰西商量。
湖佛总统把新闻记者们召到了白宫，向他们宣读了一份冗长的声明，其中包括他关于国际延期偿付的提议，以及已经赞成这一提议的21个参议员和18个众议员的名字。记者们赶紧抓起声明的副本，冲向电话。当消息传遍整个世界的时候，一场狂热的大合唱便应声而起。纽约股市节节攀升，欧洲股市触底反弹，银行家们赞美湖佛总统，社论作者们欢呼喝彩。以冷静著称的伦敦《经济学人》（Economist）杂志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颂词，题为《云开日出》，把湖佛的提议称作“一位伟人的姿态”。数百万美利坚人民曾经觉得（不管有多么含糊）政府应该“做点什么”，并谴责湖佛总统的无为而治，如今他们也加入了欢呼喝彩的行列。尽管他们对国际金融形势所知甚少（这方面的内容在报纸上所占的版面远远不及斯塔·费思富尔的神秘死亡），但这终归是一次行动，他们喜欢行动。让焦虑不安的湖佛总统大吃一惊的是，他所做的似乎是一次巨大的成功。那是他本届任期的巅峰时刻。
只有法兰西反对。为此，湖佛总统派出了他77岁高龄的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去说服法兰西人，并不断通过越洋电话跟他商议，从而让这位老人筋疲力尽。在一段长时间的耽搁——超过两个星期——之后，法兰西人好不容易才同意了经过修改的计划，局面看来得到了挽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