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事实上，局面根本没有得到挽救。
不久，德意志的恐慌变本加厉，达纳特银行关门大吉。恐慌蔓延到了大英帝国。英镑如今岌岌可危。新一届政府（由工党的领//袖麦克唐纳领头，但主要由保守党人组成）临危受命，要拯救英镑——不久便放弃了这个目标。当英帝国脱离金本位的时候，所有依然坚持金本位的国家都深感震惊，其中大多数国家纷纷紧跟英帝国，开始了一场管制货币的新冒险。
在美利坚，1931年9月的这一新的打击是剧烈的。古老的美利坚银行体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即便是在那些更繁荣的日子里，它也不是十分强大。
美利坚各地的银行纷纷倒闭——这些银行在债券和抵押贷款上投资甚巨，如今发现，它们手里外国债券的价格飞流直下，国内债券的价格在一场清算的大潮中不断下跌，他们的抵押被冻得严严实实。就在1931年9月，总共有305家美利坚银行关门大吉；在10月份，总共有522家银行倒闭。惊慌失措的资本家们如今开始储藏黄金，唯恐美利坚也脱离金本位，保险柜里塞满了硬币，很多床垫里都鼓鼓囊囊地塞满了金币流通券。
美利坚商业衰退的速度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快。9月，美利坚钢铁公司——迄今为止，它的总裁詹姆斯·A·法雷尔一直坚定不移地拒绝削减工资——宣布削减10%的工资；其他公司争相效尤。到秋天的时候，在美利坚各地，那些从办公室或工厂下班回家的人都不得不告诉他们的妻子，下个月的工资支票会略少一些，她们必须想出新的节约措施。失业者的队列接受了更多的新来者，到年底的时候，失业人数接近1000万。
到目前为止，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金融恐慌和新一轮萧条的波浪便从维也纳蔓延开来。湖佛总统再次出手了，他的行动再一次是金融上的。要挽救美利坚的银行体系，有些事情必须要做，而银行家们却没有做；当时的整体氛围是sauve qui peut（法语：四散溃逃）。湖佛召来了15位银行界的霸主，在华盛顿梅隆的住处跟他和他的金融助手们举行了一次晚间的秘密会议，向他们建议，把美利坚一些强大的银行组成一个信托联营公司，以帮助那些弱小的银行。很快，有一点变得很清楚：这样做远远不够——因为强大的银行也不敢冒险，而这家联营公司（国家信托公司）几乎根本没有发放贷款——此时，湖佛总统建议组建一家大型的政府信贷机构“复兴金融公司”，有20亿美元可以贷给银行、铁路和保险公司。
当时，马修·路德维希也出席了这一场秘密会议，在会议上他当起了鸵鸟——默不作声，即便是安德鲁·梅隆这位老丈人的亲大哥点名要求他发言，他只是简单回复了一句，
“当一个人身上的脓包肿到必须割肉自救时，那么，这意味着他的身体已经坏掉了。”
潜在意思就是，目前美利坚的银行体系已经濒临崩溃，即便继续挽救也无济于事，除非“推倒重建”，否则的话，即便全美15家大银行所有的资本金加起来也拉不回下滑的经济。
安德鲁·梅隆十分气恼马修·路德维希如此“不支持”他的工作，但事实证明，马修·路德维希的判断是正确的——当1931～1932年间的冬天到来时，国家的黄金储备在继续流失，看来美利坚好像用不了多久就会被迫脱离金本位。于是，湖佛总统便发表了一篇公开声明，呼吁反对藏钱，接下来又建议修改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要求，以缓解当前的局势——后来具体化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再一次，抱着改善信贷环境的想法，他强烈要求并保证要创立一系列家庭贷款贴现银行，并为联邦土地银行提供追加资本。他坚决反对那些在他看来似乎是不公正的措施：他出现在全美退伍军人协会的面前，呼吁它的成员们别要求立即现金支付他们补助金的余下部分；他否决了一部直接分发联邦救济的法案；他一次又一次地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反对任何通货膨胀的建议，或者是（用他自己的话说）“通过挥霍浪费促进繁荣”的建议。大萧条还在加深。
事态的压力已经迫使这位“粗犷个人主义”的使徒进一步走向【state socialism】，比此前任何一位和平时期的总统走得更远。湖佛的复兴金融公司让政府深深卷入了商业。但那是一种非常有限的、特殊种类的【state socialism】。正在发生的事情大概可以这样概括：
湖佛总统曾试图不干涉国家经济机器的运转，允许一套按照设想应该是灵活的制度去自我调整，以适应供需关系的变化。诚然，在两个关键的时刻，他出手干涉了：他曾试图支撑小麦和棉花的价格，结果铩羽而归；他曾试图维持工资水平，在部分程度上取得了暂时的成功。但在另外的方面，他大抵是袖手旁观，顺其自然，任由价格、利润和工资各行其是。
但是，除非是通过破产让债务的重担也能自然地减轻，否则自然调整就不可能实现。在美利坚，就像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一样，经济体制如今变得如此复杂和互相依赖，以至于普遍破产的可能后果——对银行、保险公司、大控股公司以及很多依赖于它们的人来说——变得骇人听闻，连想都不敢想。理论上必不可少的调整，成了实际上无法忍受的调整。
因此，湖佛总统被迫出面干涉，以保护债务结构——先是在不免除债务的情况下暂时减轻国际债务的压力，再是拿出联邦政府的资金来支持银行和大公司。理论上灵活的经济结构，在一个致命的关键点上变得死板了。债务负担几乎是纹丝未减。企业被债务——及其他刚性成本——的重负压弯了腰，复兴就进一步减缓了。当它慢下来的时候，企业便解雇工人，或者让他们开工不足，于是降低了购买力，加深了危机。
要问湖佛总统是对是错，几乎一点用处也没有。也许，他在环境逼迫下所采取的方法，多半会导致经济恢复非常缓慢（即使有所恢复的话），除非货币贬值给予复兴以刺激——对湖佛总统来说，贬值是不可想象的。也几乎用不着问，湖佛总统究竟是不是以一个保守分子的铁石心肠在采取行动，让金融主管们跑到华盛顿来，为的是当那些挣扎于饥饿边缘的男男女女被拒绝给予个人救济的时候能够让企业给予他们以救济。
可以肯定的是，在这样一个普遍受苦的时期，任何一个民主政府，似乎都不可能去资助金融家，似乎都不可能在漠视其卑微公民所处困境的同时还能不失去公众的信任。在过去，那些失去工作的人还可以在别的地方重新拿起自己的工具，并设法做到独立生存；或者种一小片菜园，以维持起码的生计；或者去西部，在边境地区重新开始。
如今，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当他们失去工作的时候，他们就无依无靠。他们只能绝望地向某个机构寻求帮助，只有这个机构，有责任纠正他们盲目操纵经济社会而犯下的错误：他们求助于联邦政府。他们如何能够认可一个不给他们面包，而是给他们石头的联邦政府呢？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改变，以至于已经再不能以它通常的方式发挥作用，其后果变得太残酷，自由之人无法承受。
事态在发展，赫伯特·湖佛也是受害者之一，连同传统的经济理论也一起遭殃，他曾经是这些理论顽固而悲情的代言人。当大萧条的第二年接近尾声、第三个年头开始的时候，美利坚人民的心态在发生变化。
《华盛顿邮报》评论说：“大萧条让人们看到，人只不过是一台无意识地旋转的机器中一个无意识的齿轮，这台机器超出了人类的理解力，除了它自己的意志不再服务于任何其他目的。”这台机器运转得越糟糕，人们越是想方设法去理解它。当关于商业、经济和政府的那些被认为是固定不变的原则一个接一个地土崩瓦解的时候，那些一直把这些原则视作理所当然、除了选举时期之外对政治兴趣不大的人，开始试着自学。因为，即便是那些相对比较富裕的人也不再否认：有重大的事情正在发生。
据公共图书馆的流通部门报告，它们的业务有所增长，而增长的不仅仅是虚构小说这样的止痛剂，还有纪实和讨论的著作。正如“中镇”的一位商人后来对林德夫妇所说的那样：
“大事正在发生，它们扰乱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意，以及我们的某些观念，我们想试着理解它们。我从图书馆借来一大堆书，熬更守夜地读。”
观念在不断改变。人们对苏俄的实验有着强烈的兴趣。关于苏俄的讲座很受欢迎；莫里斯·辛杜斯的《连根拔起的人类》和《新俄萝丝入门》被人们翻阅，让人们深思；赫斯特的那份通常很轻佻的《世界主义者》杂志的编辑雷伊·朗去了莫斯科，签约雇佣了一批当地作者，并在资本主义的纽约大都会俱乐部举行了一场盛大晚宴，招待一位苏俄小说家；那些温文尔雅的自由主义者们，颇为自己的思想开明而感到自豪，他们互相安慰对方：“毕竟，我们有些东西要向苏俄学习”，尤其是关于“计划”；很多更直率的自由主义者则干脆一头扎进了【***mu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