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风很大，大约有25节的速度；当天上午拍的照片里能看到，旗帜在旗杆上高高飘摇。所以战列舰上的火焰不可避免地向海港里蔓延。根据幸存者的描述，海面燃起熊熊大火，朝他们袭来，火焰吞噬了其他人的头部，火帘后面传来短暂、痛苦的尖叫声，接下来是死寂一片。附近的战列舰散发出的热量即使在很远的地方也能感受到，但是仍然有人开动船只，向火焰径直驶去，以期拯救那些幸存者。一艘小艇上的船员试图用手提式二氧化碳灭火器扑灭大火。“每次灭火后，船的两侧都会再度着起大火，然后再灭火，再着火，”以法莲·P·霍姆斯上尉说，“温度太高了，船上的人不得不朝没有火的方向探出身子以保护自己。”
小艇上的船员将撑篙的钩子搭在落水者的腰带上、领子上，把他们拖上船。被救起的人嘴里呛满了石油，大口大口地往外吐；许多人浑身是油，都看不出到底受没受伤。“我记得我从海里拉上来的一个船员，我拿出手帕把他脸上的油擦掉，”海军陆战队二等兵莱斯利·勒法恩说，“我甚至都看不出他是黑人、白人还是黄种人。”海员爱德·约翰说，这些幸存者都躺在船底，最后“每艘船都挤满了伤员，挤得一动也动不了，每个人都极其痛苦”。
福特岛港口对面的10-10码头（Ten-Ten Dock）上的担架里躺满了从船上救下的伤员。场面极其混乱。头天晚上在岸上过夜的船员和军官依然在奋力奔走，希望能找到小艇将他们带回自己的船上。警报声响彻云霄；救护人员大喊着，让人们为担架让路；混凝土码头上全是死伤者。大量私家车和救护车赶来，交通瘫痪。伤员们被注射了吗啡，然后又被喂了些水。他们的脸被火烧黑或被烟熏黑，眼睛也几乎睁不开了；有些伤员的头发全烧没了，大部分皮肤也已烧伤。伤员必须脱去衣服，但是衣服上浸满了油而且已经与肉粘在一起。脱下衣服时，伤员的皮肤也连带着被扯下来。“我只能给他们涂一些凡士林然后用纱布包扎上，”帮忙救治伤员的“西弗吉尼亚号”三等船体装配工路易斯·格拉宾斯奇这样说：
“但是这根本就没有用，我那样做就像是给他们扒皮一样。让伤员们的皮肤裸露着，而不是往上面抹东西或者缠纱布，似乎反而好一些。他们想把纱布撕下来。如果是穿着圆领衬衫，那就要把衬衫扯下来，因为他们浑身都是水疱和灼伤。”
整个海军造船厂和福特岛上都设立了几处紧急治疗中心，包括海军陆战队兵营、医务室、单身军官宿舍（BOQ）。所有的治疗中心都迅速挤满了伤员。在福特岛的食堂里，所有的餐桌上都躺满了伤员，新抬进来的担架只能放到外面的院子里。船员维克托·卡蒙特说：“有些伤员看上去已经没救了，他们的衣服上浸了石油，烧焦的肉和骨头裸露出来。有些伤员衣衫褴褛，肉就挂在骨头上。有些伤员像孩子一样号啕大哭，叽里咕噜地念着母亲、父亲或者爱人的名字。这一幕看得人无比难受。”
伤势较轻者恍恍惚惚地走来走去，有人跟他们说话也不理睬，有人想领他们去治疗中心就激烈地反抗；还有些人浑身上下一丝不挂，却似乎毫不知晓，哪怕是在寻常女性或者红十字会的护士面前。“亚利桑那号”的船员卡尔森有幸从船上逃了出来，只受了轻伤，他记得在福特岛的海湾见到了一位同事。那个人“躺在我对面……用双手握着他的肠子。他抬头看着我，说：‘战争真是地狱啊，对吧，伙计？’我说：‘是的，没错。’我身上没有地方流血，所以我起身离开了那里”。
在港区和登陆处，死者的尸体被排成两排，中间是通往救治中心的过道。每排死者的头部都向内，这样可以通过脸或者身份识别牌确定死者身份。一些死者的脸奇黑无比，但是身上却看不出明显的伤痕：这就表明他们是在某一次大爆炸中受到巨大的冲力而死的，他们的血管被震裂了，但是皮肤没有裂。美海军舰船“雷利号”的船员尼克·库瑞塔斯花了好几个小时寻找他的兄弟：“我沿着过道奔跑。我知道我兄弟的特征，我要找到他。他喜欢咬指甲。我知道他有一颗疣，我知道他身上每一个标志。我找来找去，我会说‘这个人看上去像他’，但是看不到脸。我会握起一个死者的手，说：‘不，这个不是他。’然后接着往下找。”
最后，人们拿来了床单和毯子，盖在尸体身上。“我跟你说一件事，”“俄克拉何马号”的船员威廉·福贝说，“当你看到尸体裹着床单像积木一样堆在一起时，战争的所有光辉都会消失。你真真切切地意识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正在发生。”
福特岛的飞机场中遍布着扭曲的、冒烟的废墟，以及飞机的残骸。在轰炸过程中，70架飞机中有33架被炸毁。在福特岛的东南部，彻底被毁的六号机库浓烟滚滚：它被至少三颗炸弹击中。在水上飞机的停机坪，PBY“卡特琳娜”水上飞机燃烧的残骸散落在随处可见的棕榈树中间。岛上的水泥地满是榴霰弹的弹片和巨大的弹坑，这些弹坑都是550磅重的炸弹炸出来的。奉命弃船的海员们茫然无措地乱转，船员服被鲜血和燃油浸透。“我们很多人都不知如何是好，就在那里站着，”船员爱尔莫·拉什回忆说，“我开始回想发生过的每一件事，战栗不已。我走来走去，过了好久才平静下来。”大家全都衣衫褴褛，有些人到废弃的兵营或者家属的房子里找衣服穿。有报道称人们的打扮极其怪异：头戴海员帽，身穿上尉的蓝色夹克；光脚穿无尾礼服；浴袍加靴子；海军粗蓝布裤子配燕尾外套，再加一顶前后有檐的将军帽子。岛上有许多船员成群地四处游走，他们肩上挂着弹药带，就像西部片里的土匪一样。副水手长霍华德·弗伦奇说，在福特岛的行政大楼里，“场面极其混乱……没有秩序，失去控制，没有管事儿的。人们就像迷途的羔羊般四处乱转”。
海军造船厂里的海军陆战队兵营是一栋大型水泥建筑，这里被当作紧急安置中心，用来安置这些四处流荡的船员。从海港中爬出来的船员按照指示脱下浸满燃油的衣服并放到垃圾桶中，然后排队洗热水澡。在很多情况下，污泥状的燃油已经深入船员的毛孔中，要想洗干净简直不可能。“你用能找到的毛巾和碎布拼命搓洗，但就是没法把它搓掉。”“亚利桑那号”的船员吉姆·劳森说。
肥皂和水对于石油毫无作用，只能用酒精或者汽油去清洗浸满石油的皮肤。有些人甚至真的泡在汽油里，而那些想方设法清除掉石油的人后来连续抱怨了好几个星期，说他们从头到脚还是有一层薄薄的石油，说汽油弄得他们眼睛疼，要不就是说他们头疼而且视线模糊。
海军军需军士给每一个有需要的人发放干净、**的粗蓝布裤、内裤、袜子、牙刷、牙膏、剃须刀和垃圾袋。
没有人以书面的形式走流程，谁也不需要签字。海军给养军士尽其所能地为饥饿的船员提供食物。船员们走进食堂，排队领饭的人络绎不绝——等着吃早饭的人还在排队时，已经有人来排队打午饭了。因为担心饮用水可能被破坏者投毒，所以人们喝啤酒、软饮料、酷爱（koolaid）和从游泳池抽上来的水。一个船员回忆说，他和伙伴们很感激能“吃到**的三明治，还喝了用氯消过毒的游泳池水冲泡的咖啡。我们饿极了，所以感觉食物十分美味”
海军陆战队兵营一楼设立了船员登记站。一名初级军官搬来一张桌子，桌子后面的墙上印着每一艘被放弃的舰船的名字。船员和军官们登记后被告知等待重新安排。
许多人奉命参与船上和基地附近的清理工作。在福特岛上，多支由船员组成的小队将残骸从机库清理走并将被炸毁的飞机推离跑道。另一些船员用灭火器熄灭了机场周围草地里的几十处灌木丛中的火。他们拿上桶，奉命捡起榴霰弹碎片和金属碎片。地上的榴霰弹碎片太多了，“在停车场你随手一抹就能捞起来”。
第14海军军区的公务人员奋力铺设一条从霍斯皮特尔角（Hospital Point）到福特岛的直径16英寸的主供水管道，其他工作人员则努力让干船坞恢复如常。船员们拿着镀锌桶回到被击伤的战列舰上，开始了一项可怕的任务——搜集已故同伴的尸体残骸。“我记得找到了几块膝关节和肩胛骨，还有几块烧焦的残缺尸骨，因为烧毁严重，所以都难以辨认身份。”“内华达号”船员查尔斯·色赫回忆说。
轰炸那可怕的画面仍然历历在目，但是幸存者们一起努力干活，提升士气。
音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福特岛海滨，一台自动唱机大声播放着《我不想将这世界付之一炬》；在“马里兰号”战列舰上，维修队在工作的时候，乐队就在甲板上演出。“内华达号”的船员给自己的船起了一个新的绰号：“振作号”。船的甲板上写着“我们将再次战斗”，以及“振作号，振作起来”。这场危机似乎将人们最好的一面激发了出来：那些装病的人和磨洋工的人纷纷投入工作当中，就连被关在禁闭室里的人也被放出来参加劳动。每个人都做出了贡献。“珍珠港的情况太糟了，”船员梅森回忆说，“就连长官们也在劳作。”
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赫斯本德·E.金梅尔上将对很多事情都完全摸不着头脑。他不知道敌机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敌机去了哪里。敌机是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还是从福特岛西南方几千英里远的马绍尔群岛的日本航空基地起飞的？后者的可能性要低一些，因为隔的距离太远了——但是如果真的是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那么日军的航母又去了哪里呢？去了北方，南方，还是西方？日军的航母撤退是出于安全考虑还是为了准备下一次空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周日上午的空袭是否早有预谋，只是个开场，日军随后是否会进行登陆作战？瓦胡岛是不是将被入侵？
金梅尔的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位于一幢三层白色建筑里，正面为装饰派风格，两旁种着椰子树，前面的草坪修剪得很整齐。从他的窗户往外可以看到海港大屠杀的整个场景。参谋们尽最大的努力保持镇定，但是整个太平洋舰队的军力都被日军的行动摧毁，这一严酷的现实使他们极为震惊，无言以对。“金梅尔表面看上去镇静泰然，”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参谋部的情报官、海军少校埃德温·T·莱顿回忆道，“但是他指挥的舰队遭遇的一切以及世界在他身边崩塌这一事实似乎让他十分震惊。”
他看着珍爱的战列舰被烧毁，不时喃喃自语：“真是太让人哀痛了！”从沉船上逃离的军官涌入司令部，他们白色的制服染上了石油的污渍；许多军官似乎茫然无措。虽然那时谁也不愿意承认，但是司令部上空弥漫着浓浓的恐惧气氛。莱顿回忆说，文书军士双手颤颤巍巍地将情报记录交给司令官，海军上尉沃尔特·J·伊斯特斩钉截铁地说：“大家都害怕，如果谁说自己不害怕，那就是十足的骗子。”
在空袭后最初那令人绝望的几小时里，金梅尔的问题并不是缺少有关敌人位置的情报。他的问题是，司令部收到了大量的报告，但是里面的信息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前后矛盾，要么杂乱无章，要么大错特错。他最初的直觉是，敌军的航母是从北方来的（他的直觉被证明是准确的，但是他没有及时据此采取行动）。周日上午从美利坚本土前来的美利坚陆军航空中队看到，空袭后䒤本飞机往北飞去；而且瓦胡岛北部的奥帕纳（Opana）的雷达站也监测到有飞机朝北飞去。但是䒤本飞机已经摧毁了瓦胡岛上的陆军以及海军的大量巡逻机，至少让它们失去了行动能力，所以美利坚军队指挥官没有办法进行彻底的空中搜寻。上午9时42分，金梅尔向位于瓦胡岛西部大约200英里的“企业号”航母发出警告，“有迹象表明”一艘日军航母在瓦胡岛的西北部。
但是几分钟后，新的报告显示日军的航母在南部。（情况最终弄清楚之后，人们发现，每一次报告都把美国的战列舰误认为是日本的航母了。）有一个错误警报说两艘日本航母正朝巴伯斯角（Barbers Point）的西南方驶去。“明尼阿波利斯号”巡洋舰离报告的坐标很近（而且很可能被美军误认为是日军的军舰了），它尝试发送信息，纠正该报告。
但是无线电操作员犯了错，最后发出去的信息变成了“看见两艘敌舰”而不是“没有敌舰”。“企业号”向东驶去，有15架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起飞，搜寻瓦胡岛西南部海域是否有敌舰。为“企业号”护航的巡洋舰上有6架寇蒂斯SOC-3“海鸥”水上飞机升空，搜寻北部和东北部地区。两路飞机都只发现了美利坚军队的战舰，但有时候飞行员将美军战舰误认为是日军战舰，导致场面越发混乱。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日志记录道：“一度认为瓦胡岛的北面和南面都有日军的航母。”
星期天下午是广播的黄金时段，环球通讯社旗下的附属电台与电视台都在播放收听率高的节目。下午2时30分左右，寻常的节目被新闻播音员打断，他们播报了珍珠港被日本飞机袭击的新闻。整个美利坚几乎出现了同样的场景：各家各户都围在大大的台式收音机旁边，全神贯注地收听最初的报道。一旦有孩子想说话，大人就会立刻制止。收音机的真空管要是烧坏了，人们就坐进车里听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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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清晨7点55分，日本轰炸机从数百里外的航母上起飞，向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基地发起了第一轮轰炸。一小时后第二轮轰炸来临。夏威夷的军事将领对此袭击毫无准备，军舰都停泊在军港里，飞机还排列在机场724跑道上。这次突袭对美国而言是灾难性的。短短2小时内，美利坚损失了8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4艘其他舰船、188架飞机，以及若干重要的海岸设施。2000多名士兵和水手丧生，1000多人受伤。而日军伤亡则微乎其微。
美军在太平洋的军力遭受重创（不过幸运的是，12月7日太平洋舰队的核心力量——美国航空母舰——都不在珍珠港）。然而突袭珍珠港使小罗斯福等人两年多的努力一夜之间出现了转机：全国民众同仇敌忾，一致同意参战。12月8日，总统前往国会山，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了严肃的讲话：“昨天，1941年12月7日——一个耻辱的日子——美利坚合众国遭到䒤本帝国海空军蓄谋已久的突袭。”4小时内，参议院全票通过，众议院以388:1（唯一一位反对者是蒙大拿州的珍妮特·兰金，1917年投票时她也曾反对参战）表决通过，批准对日宣战。3天后，䒤本的欧洲盟友——德意两国对美宣战；当天，即12月11日，国会全票通过，批准应战。一战后不到25年的时间里，美利坚再次卷入了世界大战。
华盛顿，国会山白宫总统办公室内，一身美式海军作战服打扮的马修·路德维希郑重其事地从总统小罗斯福先生手中接过任命状，上面赫然写着“远东盟军总司令（上将衔）”。
“啪嗒！”
“啪嗒！”
朝着总统与在场其他见证者行了两个标准的军礼，马修·路德维希踏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在白宫大门外，早已集结完毕的一众海军部将官肃穆看向新的最高长官！
“正义必胜！”
“正义必胜！”
“正义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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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