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你跟肯特·约瑟夫带领两个小队一起去找DAD经常去的地方，我这边会安排《环球纪实》的报童们时刻留意纽约街头的情况，我们保持电报联系。”
“OK！马修，我现在就回纽约找肯特·约瑟夫！”
父亲迈克尔·路德维希突然‘杳无音讯’，这件事情完全出乎马修·路德维希的意料之外，此时的他还在匹兹堡市区的梅隆国家中心医学会‘陪同’《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兼单一控股股东爱德华·麦克莱恩接受治疗——主要是关于爱德华·麦克莱恩的脑部疾病的诊治，这一方面的疾病研究始终处于半停滞阶段，难得遇上爱德华·麦克莱恩这么好的一个‘标本’，梅隆国家中心医学会的医师们完全没有让爱德华·麦克莱恩‘提前结束治疗出院’的安排。
或许就连马修·路德维希也没猜到，他的父亲迈克尔·路德维希决定要做某件事情后，即便是钢铁洪流在前面挡着也会挥舞着自己的拳头、叫嚣着把那些‘破烂玩意儿’统统砸碎；不过，此时的马修·路德维希确实非常头疼，因为梅隆国家中心医学会的医师在为他和爱德华·麦克莱恩灌输关于弗洛伊德学说的‘核心精髓’也就罢了，还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讲历史。
在20世纪以前，医生的角色在美利坚社会中并没有明确的阶级地位。从业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可能与他们所在社区的不平等程度差不多。
与其说医学在职业高低贵贱中有一个明确位置，不如更准确地说个体医生之间的不平等也反映了阶级的不平等。较富裕的家庭对应的是医学专业的精英，而穷人对应的是地位较低且技能较少的行医者。大多数医生的社会地位并不低，但地位既不稳固也不明确。医生的地位既取决于其职业性质，也取决于其家庭背景和接诊病人的地位。
教育也是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但可能次要的标准（次要是因为高等教育取决于家庭背景）。医学专业的顶尖人士都是医学院毕业的，其中声望最高的还会前往欧洲接受部分培训，而地位最低的从业者往往是自学成才。处于中间的是绝大多数的普通医生，他们曾当过学徒，修读过一些课，或者有上两个学期课的医学学位，但他们几乎没有接受过更多的普通教育。医学专业最终经历的转变没有多提高顶层人士的地位，更多的是提高了中层人士的地位，并且彻底消灭了底层。而在专业内部达成某种同质性，有助于让行医本身—而不用考虑医生的家庭出身或客户的身份—足以成为获得较高社会地位的前提条件。
从杰克逊时代到19世纪末，从事医学行业一直没有享有今天这样的声望和稳固性。
1832年，马里恩·西姆斯（J.Marion Sims）大学毕业后回到南卡罗来纳的家中，他后来成为美国最著名的外科医生之一。他刚刚过世的母亲此前希望他成为牧师，而他的父亲希望他能成为一名律师。然而，马里恩·西姆斯两个都不想做，他觉得如果他必须从事某个专业，那么医学对他那低微的才能的要求是最低的。
“如果我早知道这一点，”他的父亲对他吼道，这样的爆发可能会让今天的父母感到好笑，“我肯定不会把你送进大学……这是我极为鄙视的职业。医术中没有科学，没有荣誉，更没有什么声誉可言。”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著名神经科学家兼高级知识分子、即小说家韦尔·米切尔（S.Weir Mitchell）身上，他年轻时最初想从事化学制造业。他的医生父亲建议他经商，米切尔原本很可能会进入他一位英伦表亲的贸易公司，结果这位表亲死于海难。“过了一段时间，我父亲更加坚决地要求我做出选择，最后我决定当医生，而这使他非常厌恶。”
也许马里恩·西姆斯和韦尔·米切尔这两位高级知识分子都体会到了个中讽刺，在描述他们父亲的反应时有点夸张，但这些事件并非难以置信。许多人认为医学是低等的职业，或者至少是一种前景黯淡的职业。1851年，新近成立的美利坚医学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的一个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该委员会追踪了1800年至1850年间从八所顶尖大学（阿默斯特学院、布朗大学、达特茅斯学院、汉密尔顿学院、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联合学院和耶鲁大学）毕业的人的职业选择，其中26%的人成了牧师，同样比例的人进入法律界，而只有不到8%的人成了医生。此外，在以优异成绩毕业的学生中，从事医学行业的比例还要更低。委员会认为，这些数字表明这个国家“受过教育的人才”普遍厌恶医学。
直到1870年，一份医学杂志仍然评论说，如果一名有才能的年轻人选择成为医生，“他的大多数有教养的朋友都觉得他放弃了自己”。这可能夸大了实际情况。医生往往在其社区中颇有影响力。在美利坚早期，医学专业精英的社会声望完全可能要甚于今天。1766年，新泽西州医学会（Medical Society of New Jersey）的第一批100名成员中，有17人后来成了国会或州议会的成员。《独立宣言》签署者中有四人是医生：本杰明·拉什、乔赛亚·巴特利特（Josiah Bartlett）、莱曼·霍尔（Lyman Hall）和马修·桑顿（Matthew Thornton）；另外26名医生是大陆会议的成员。从历史上看，在美利坚独立建国早期，国会议员中医生的数量实际上是最多的。从1800年到美利坚内战期间，国会中医生的数量最少为7人，通常是12到18人。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这个数字在6到10之间。而近几十年来，尽管21世纪医学专业的收入和地位都非常高，但最多也只有四五名医生在国会任职。
对这种下降的解释似乎相对清楚。在早期，专业人士的专业化程度要低得多，专业培训也不像现在这样漫长和艰苦。无论是在法律、医学还是神学领域，专业人士身兼数职是很常见的。受过教育的人很少，而医生在其中就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由于行医的报酬要低得多，因此医生从政的动机也相对更强。今天，职业生涯的需求不再允许许多人变换自己的社会角色，而这在工业化程度较低、分化不那么明显的社会里是很常见的。受过教育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也越来越专门化。医生的地位上升了，但他们的重要性却下降了。他们在政治和公共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不明显，这些事务无法轻易提供经济回报，也不能让医疗实践更有保障。
无论如何，专业精英的社会和政治命运不应与广大医学从业者的处境相混淆。
少数名人的显赫地位不能说明一门专业的情况，正如少数著名画家和音乐家的财富和声望无法代表普通艺术家的一般状况。然而，一门专业的中层和高层之间的距离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在19世纪的医生群体中，这种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不能说医生属于单独一个社会阶层。在当时，行医几乎从来不是一条致富之路。富有的医生通常要么是继承了财产，要么是通过经商赚钱。1831年，一位作者曾指出，即使在成功的职业生涯接近尾声时，专业上的收费“也很难与一次幸运的出海带来的利润，或交易所一天的成功运作相比”。马里恩·西姆斯虽然已经当了几年医生，但也准备一有机会就退出这个行业——“因为马里恩·西姆斯知道，他永远不可能靠行医发财。”
根据相关数据研究表明，19世纪中叶纽约州罗切斯特市医生的经济状况实际上在走下坡路。1836年，罗切斯特市三分之二的行医者都拥有房产，平均价值为2400美元，而每位有投票权的公民的房产平均价值只有1420美元。
但是在1860年，纽约州罗切斯特市拥有房产的医生的比例下降到三分之一，他们的房产平均价值和所有有选举权的公民一样，为1500美元。1865年，在申报收入超过1000美元的455名罗切斯特人中，只有11名医生，其中又只有4名是正规医生。
1850年，莱姆尔·沙塔克（Lemuel Shattuck）在一份非常著名的公共卫生报告中写道，马萨诸塞州执业医生的平均毛收入约为800美元，净收入约为600美元。相比之下，1851年《纽约每日论坛报》（New York Daily Tribune）上刊登的一个五口之家的年度开支预算为538.44美元。显而易见，收入达到数千美元的少数医生显然是非典型的。
然而，这种水平的开支可能只有熟练工人才能达到；1860年非农业雇员的平均年收入约为363美元。一位经济学家指出，1860年左右，工人阶级的收入大约为200到800美元不等，中产阶级的收入在800到5000美元不等，而富人收入已经达到5000至10000美元。
这么算的话，大多数医生只能归于中产阶级的底层。1861年，当时拥有13.4万人口的芝加哥的医生年薪是600美元。1871年，底特律的一份杂志估计，医生的平均年薪为1000美元。（然而，那一年的物价水平比1860年高40%，南北内战造成的通货膨胀的影响依然存在。）1888年，一位医生哀叹道：“即使身体健康、精力充沛，这个国家的医生也不可能靠辛勤工作而挣到其他专业很容易挣到的收入。”1901年的一份医师金融手册把城市医生的平均收入定为730美元，而乡村医生为1200美元。另一份在1890年至1905年间出版的指南估计，医生的平均收入在1000到1500美元之间，并指出每一位年长的医生都知道致富是不可能的，除非有一门特别赚钱的专科技能。1904年，《美利坚医学会杂志》指出，医生的平均收入约为750美元，尽管这个数字可能是为了某些特殊目的而有意低估。
同年，除农业劳动者外，所有职业的平均收入为540美元；联邦雇员的平均收入略高于1000美元；牧师的平均收入为759美元。1903年的一篇杂志文章评论说，医生的收入往往要低于“普通技工”。这无疑低估了医生们的平均收入，但这反映了一种普遍的看法，即医生并不是特别富裕。他们的收入似乎不太可能比其他专业人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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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医生挣多少钱，即使在19世纪，他依然是专业人士，地位仍然高于体力劳动者。
社会地位的两个维度需要分开考虑，一是财富和收入的差异，即对稀缺资源的客观获取；二是荣誉、尊重以及声望的差异，也就是正面或负面的社会评价。前者大致对应阶级的概念，后者则相当于地位的概念。财产和收入不一定能准确地衡量一个人的荣誉和声望。医学专业的地位虽然并不稳固，但很可能比其客观经济状况所显示的要高。这种不一致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张力。一方面，医生觉得有必要保持一个有教养、值得尊敬、有学识的专业形象；另一方面，现实情况是许多医生几乎没有受过教育，而且在刚开始行医时，往往难以养活自己。
面对残酷紧张的经济压力，美利坚的医生不得不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比如药剂学和接生，而在欧洲医生看来，这些工作显然有损尊严。乡村医生甚至既得照顾病人的家庭成员，还需要照顾病人的牲畜。乡村医生给人拔牙，陪病人熬夜，给尸体涂油，这些工作后来分别交给了牙医、护士和殡仪员去做。
像许多社会地位不稳固的人一样，医生也很注意维持一种得体和体面的姿态。
关于19世纪晚期医生的地位焦虑，也许没有什么比卡瑟尔（D.W.Cathell）撰写的《医生本人》（The Physician Him-self）描述得更好的了，这是一本非常流行的医疗实践手册，自1881以来，重版了很多次。卡瑟尔非常注意医生与病人之间建立适当的距离。医生不能让人们过于熟悉自己。他警告说，亲切随和“会有一种拉平的效果，让医生丧失应有的尊严”。只穿着衬衫，没有洗漱，不修边幅地出现在公共场合是不明智的，因为这会显示出作为医生的弱点，损害作为医生的威望，降低作为医生的尊严，降低作为医生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让每个人都认为医生也只是一个普通人”。个人建议手册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含混的、劝人向上的、充满乏味虔诚的说教性论述；另一种则毫无废话，提供非道德化的处世之道。卡瑟尔的手册属于第二类，基本内容是一些会被美利坚著名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称作“印象管理”的规则。为了呈现一个理想化的医生形象，最重要的是医生的举止和外表。“如果一个人举止十分优雅，并且对医学了解得还不错，”卡瑟尔写道，“他彬彬有礼的姿态会比对组织学、胚胎学和科学知识的熟知更能带来好处。”
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卡瑟尔判断医生行为或人格价值的标准都是它对公众舆论的影响。这种考虑反映了普通医生的处境，他们的生计依赖公众的支持，而不是同行或科层结构中上司的判断。因为大多数医生都是独立的全科医生，基本上从事相同的工作，他们的业务主要来自行外介绍网络，而不是像专科医生那样从同行那里获得转诊机会，也不像机构雇佣的医生那样可以从组织附属关系中获得业务。卡瑟尔笔下的医生基本上是靠自己，他们非常依赖行外人士的判断，急于讨好别人。最终的结果是医生更关注向病人，而不是向同行投射的形象。这种参照系影响了医生的心理。正如戈夫曼所说，所有人有义务完成自己的任务和日常事务，更有义务表现自己的专业能力。然而，只有在某些情况下，表现才比活动本身更重要。有些学生全神贯注于表现得专注，睁大眼睛，拿着笔，以至于错过了讲课的所有内容。
这是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病态之一，在卡瑟尔的手册中也大量出现。
卡瑟尔建议医生首先关注表现自己的能力，其次才是拥有真正的能力。“诊断和预后上的错误，”他在一个非常典型的段落中写道，“对医生的伤害通常要比治疗失误大得多。很少有人能发现你的诊断和治疗是否正确……但是如果你说一个病人会康复，然后他却死了，或者判断病人会死，然后他却康复了……每个人都会发现你错了……他们自然会去找一个更有经验或考虑更加周到的人。”出于同样的原因，医生必须大胆而行动迅速。假装举动自然，有助于戏剧化社会表现。“公众，”卡瑟尔写道，“喜欢看到一个医生似乎完全了解业务，直觉地知道事情；因此，你们必须学习和实践快速诊断，随时准备好处理普通疾病和紧急情况，你们行医中十之八九碰到的都是这种情况。”这种对快速且大胆的反应的重视说明了为什么医生会被积极和“大胆”疗法所吸引，尤其是在医学知识不确定的情况下。
在卡瑟尔指南的描述中，医生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敌意、怀疑和危险的世界。他们必须防范一些可能会偷走病人的同行，并提防“嫉妒的产婆、无知的女医生和多管闲事的邻居”散布关于医生的恶意谣言。甚至病人作为潜在的竞争者也是一种威胁。
或许，有时卡瑟尔也会建议医生用各种方法来隐藏处方内容。“使用ac.phenicum表示石炭酸、secale cornutum表示麦角、kalium表示钾、natrum表示钠、chinin表示奎宁等，你可以让普通病人无法阅读你的处方……你也可以改变措辞，进一步迷惑他们。”对于那些自以为可以自己治疗自己的人，指南中也提供了一些启示性的建议：
尤其要避免给自负的人提供治疗要点，这样他们之后就可以参照这些要点了……医生没有责任给这样的人一个通用的口口相传的药方，令医生自己或其他医生无法合法地行医。如果必须要给这样的人一个简单的治疗方法，那么要用一种不会增加他的自负的方式，也不要让他觉得自己可以治疗，不用求助于医生；使用任何必要的策略，以防止这样的人不公平地利用医生的处方。医生应该在自己的诊室而不是病人家中检查病人，以免他们“开始自我检查，认为自己知道的比实际知道的多，并给你带来麻烦”。
挖空心思的诡计不是一个强大专业的武器，而是一个对自己的权威没有信心的虚弱专业的武器。卡瑟尔的指南反映了19世纪美利坚医生的极度不安全感，他们对客户的完全依赖，以及他们面对行外人士和同行竞争时的脆弱性。他们对自己的权威没有把握，所以倾向于掩饰和哄骗。“当时的美利坚医生，”格斯特回忆19世纪70年代时说，“对病人的权威不及欧洲同行，他们不得不忍受太多的盘问，不得不把时间浪费在说服病人认可他们上。”
1888年，一位医生在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专业萧条状态的文章，他叙述了一次失败的尝试，之前他试图向一家铁路公司的董事会解释色盲的严重性：他们不能或不愿理解或承认这一点。一位平素和蔼可亲的老绅士靠在扶手椅上，几乎是带着怀疑和嘲笑的态度咆哮道：“杰弗瑞斯博士，我从事铁路运输行业已经四十多年了，如果有色盲这种东西存在的话，我一定全都知道了。”无法获得尊重是医学专业陷入困境的根源。卡瑟尔指出，医生很可能会遇到“许多自以为是的病人或他的热心朋友”，这些人会对处方提出质疑，并就治疗方案争论不休。“你会经常受到这些自命不凡的聪明人的骚扰和盘问，被迫采取各种计策来满足或挫败他们，避免与他们的怪念头、含沙射影及偏见发生冲突。
事实上，因为这个原因，神秘、希望、期望和意志力能带来的良好效果近来几乎完全不是普通医生能享有的；所有特别的信心都被削弱了……”在这一点上，卡瑟尔可能说得有道理。权威的削弱可能既降低了医生的社会地位，也损害了他们的治疗效果。
简而言之，美利坚的医师收入、地位和社会价值是伴随着人们对‘疾病’的认知而产生改变，就像正在梅隆国家中心医学会接受的爱德华·麦克莱恩原本以为自己的身体是天生残缺，后来经过全面检查才知道，自己由于长期酗酒，体内的脏器已经出现功能性衰竭，恶心呕吐、呼吸困难、头晕目眩、四肢乏力等症状频繁出现，也意味着他的身体亏空严重。
按照梅隆国家中心医学会的说法，爱德华·麦克莱恩需要隔绝一切探视和剧烈活动，这就导致了马修·路德维希成为爱德华·麦克莱恩唯一能接触到的‘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