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会议于6月12日正式开幕。英王乔治五世向代表们致欢迎词后，麦克唐纳声称战时的债务问题必须毫不迟延地立即加以讨论。这就破坏了会前所作的关于将不讨论这个问题的安排，使美利坚乱了阵脚。赫尔的首次发言，原定在第二天，不得不推迟了二十四小时，共时罗斯福发现发言稿过长，而且口气太武断，因而拍发修定稿电文的时间推迟了。英帝国误解了推迟的原因，以为是对麦克唐纳的评论生气了。赫尔后来发言时，他只能把经济上的民族主义说成是一种“丧失信誉的政策",并且呼吁各国降低关税作为走向繁荣与和平的途径。因为美利坚像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对于构成过去十五年特色的经济民族主义也负有责任，而且由于赫尔没有提出具体的建议，因而他的讲话并没有激起什么热情。
使英法两国可能最感兴趣的是在国际间稳定美元、英镑和法郎的黄金兑换率。小罗斯福在这年春天与麦克唐纳和埃里奥举行会谈时.显然已经使他们相信，正如他在5月7日的“炉边谈话”和5月16日致日内瓦裁军会议各国的电文中所表示的，他也赞成稳定这种兑换率。但是小罗斯福日益变成一个民族主义者，而且行事比较谨慎了，因此，如果稳定兑换率而把美元与英镑的比值定的太高，那么他提高国内商品价格的可能性就会受到损害。所以，6月中旬，当法兰西拖延不偿还美利坚的债款、而英帝国偿还的债款只是象征性的时侯，他反对稳定兑换率的决心可能也增强了。6月15日，小罗斯福听到了从伦敦传来的关于稳定兑换率的“无稽之谈”后，很不高兴；可是，过了一天，他就收到两位美利坚财政顾问送回的消息说，他们支持一项拟议中的关于稳定兑换率的协议。总统否决了这项建议。尽管他仍然把将来达成协议的大门敞开着，但是他提醒说，对现存的和暂时的货币波动强调得太多，而对平衡预算后和水久的国家通货则又强调的不够。他还决定不久即派助理国务卿莫利去欧洲。
值得一提的是，经济大萧条导致产出和消费的急剧下滑，全球贸易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萎缩。但这还不是全部：由于消费大幅下滑，各国政府不遗余力，纷纷提高关税，减少配额，以压制剩余的需求。束手无策之下，它们只好运用贸易政策将消费转向国内生产的产品。
在美利坚，由于粮食价格持续下跌，农场主现在已经同东部沿海地区的轻工业从业者联手，共同推动《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在国会通过。而在英帝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则大肆宣传他在1919年出版的畅销书《和约的经济后果》中所描述的全球化优势。1931年，在无其他应对措施的情况下，凯恩斯建议英帝国政府实施全面关税，以此作为拉动国内产品消费的最后手段，导致1932年的普通关税。德意志不甘落后，实施与之相对等的关税。荷兰更是放弃了传统的自由贸易政策，将进口税上调25%。各国纷纷采取此类措施。1929～1932年，全球初级产品和制成品的生产下降了20%，国际贸易量下降了36%。如此一来，在贸易融资和结算方面，对美元的需求也就相应地出现下滑。
长期国外贷款的崩溃甚至更为剧烈。美利坚投资者所持的新的长期外债，从1927年和1928年高峰时的每年12亿美元降至1931年的不足两亿美元，到1932年更是只有区区70万美元。由于外国人用以购买美利坚进口品的美元已不再唾手可得，所以他们也就不愿意再将所持的余额存在纽约。“大萧条”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威力，原因就在于它破坏了银行系统的稳定。美利坚的银行不仅为外国政府和公司提供贷款，而且还为本国的公司、农场主和自治市提供贷款，而今，它们发现这些投资都已成为呆账、坏账。而随着银行资产负债表情况的恶化，储户纷纷涌向银行，以取回自己的存款。
经济状况的恶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银行问题。到1931年，银行挤兑事件在美利坚各地不断上演。美利坚存在的问题，其他国家也无可避免，阿根廷、墨西哥、奥地利、比利时、法兰西、德意志、匈牙利、罗马尼亚、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埃及、土耳其和英帝国等也发生了银行恐慌。哪里有银行，哪里就有恐慌。在整个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幸免。
就这些危机而言，有的是由当局行动失败而促成的，而有的刚好是因为当局的行动而变得更加恶化。比如在英帝国，当官员为银行提供紧急救助时，他们发出了这样一个信号，那就是他们更重视金融体系的稳定而不是货币的稳定。面对新的竞争对手（美利坚）的压力，英帝国的银行以特惠条件向德意志出口商提供信贷。而如今，随着金融危机蔓延到德意志，柏林冻结债务偿付。对于伦敦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来说，这无疑会形成一个空洞，而对英帝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来说，也是如此。在其他情况下，英格兰银行会通过提高利率吸引国外资本，以避免黄金的损失。但它知道，高利率会使得银行的运营成本大幅增加。所以，英格兰银行拒绝采取紧缩措施。有观察人士将英格兰银行在英镑捍卫战上的失利归于行长蒙塔古·诺曼的微恙。由于不堪危机的重压，他去了加拿大度假。但事实上，诺曼的副手非常清楚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有意识地选择了保持银行的稳定而不是英镑的稳定。
那些一直追踪英格兰银行的投资者很容易发现货币贬值的迹象。基于自卫本能，在英镑贬值之前，他们纷纷将他们在英帝国的资金转移出来。他们把他们的资金转换成为外国货币，并将其重新存到国外。
英格兰银行依然坚持其不干预的策略。除7月下旬两次小幅上调利率外，它抵抗住了压力，并未再通过利率手段来捍卫汇率。9月20日，英帝国宣布放弃金本位制并允许英镑贬值。显然，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决定。
并不是所有人都为此感到高兴。搭乘白星航运公司（White Star Line）荷马号游轮前往曼哈顿的英帝国游客震惊不已，因为相较此前，他们所持的英镑只能兑换更少的美元。“在英帝国，一英镑还是一英镑。”一名游客颇为气恼地说道，“我要把身上的英镑带回家去花！说得过火一点，这难道不是一种打劫行为吗？”而与之相比，工业界的反应却非常积极。“布赖恩是对的。”英帝国国际通用电气公司（International General Electric）总裁克拉克·H·米诺尔总结以往的教训说。显然，这里的教训是指威廉·詹宁斯·布赖恩（自称是和平主义运动的统帅，美利坚前国务卿，已故）的反黄金运动。米诺尔并不是唯一将两者联系起来的人，不久之后，不列颠群岛就进入了“布赖恩式”的英帝国繁荣时期。
英镑的贬值激起了人们对美元是否安全的疑问，并导致金融压力转向纽约。不仅私人投资者，而且中央银行也都纷纷将其所持的美元在第一时间转换为黄金，而这其中，法兰西、比利时、瑞士、瑞典和荷兰的中央银行冲在最前面。9月21日，也就是英镑贬值后的第一个营业日，美元兑换黄金拉开了序幕。两周之后，为捍卫美元，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将其贴现率上调整整一个百分点。一周后，再次上调贴现率，同样是一个百分点。
在美联储的坚决捍卫下，英镑兑美元汇率在一周内从4.86美元降至3.75美元。到1931年12月，又降至3.25美元。一向昂贵的英帝国出口如今也变得便宜起来。在投机者看来，3.25美元是最低位，之后英镑汇率只会上升。事实也是如此，英镑汇率开始适度恢复。由于在支持经济方面不再受限制，所以英格兰银行将贴现率降至2%，此即所谓的“低息货币”政策。后来，这一模式也成为其他国家所选择的逃跑路线，先是英联邦国家及英国的其他贸易伙伴，之后是美利坚，其于1933年宣布放弃金本位制，最后是法兰西、比利时、荷兰和瑞士，它们都是“金本位国家集团”的成员。上述四个国家在经过种种努力之后，最终在1935～1936年先后放弃金本位制。
由于贸易减少了，外国贷款减少了，捍卫汇率稳定的承诺减少了，所以中央银行持有的外币也就相应减少了。当政府和中央银行寻求影响市场结果时，它们现在更愿意收紧控制，而不是买入或卖出外汇。这一策略上的变化可以让它们大幅减少自己所持的外汇数量。在英帝国放弃金本位制之前，在伦敦持有储备的比利时国家银行（National Bank of Belgium）曾问英格兰银行，英镑有没有贬值的危险。英格兰银行的回答是，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现在比利时国民银行不仅抛售英镑，而且为防万一，还抛售美元。法兰西银行（Bank of France）和其他央行也是如此。
受经济危机影响，美元和英镑作为储备货币的重要性已经下降，而在各国央行卖出的外币中，美元占多数。到1931年末，在全球剩余外汇储备中，美元占40%，而英镑则占近50%。这一结果看起来似乎有些奇怪，因为美联储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捍卫美元，而英格兰银行对英镑则未采取同样的措施。但美国的萧条更严重，持续时间也更长。英帝国的经济在1932年初开始恢复，而直到一年之后，美利坚的经济才开始走出低谷。与英帝国相比，美利坚贸易所受的冲击更为严重，纽约承兑汇票业务的萎缩也更为明显。
也就是说，英镑之所以能够重获国际主导货币地位，其最重要一个原因就是英联邦和英帝国成员习惯将储备存在伦敦。对澳洲和新西兰等英联邦国家来说，这样做是符合经济逻辑的，同样也是一种政治团结的表现。而对于英帝国成员来说，这甚至都算不上是一种选择。殖民地会按照外国办公室或殖民办公室的指令去做。
由于美利坚缺少这样一种帝国特权，所以美元并未获得同样的支持。
20世纪30年代，由于各种国际交易都已陷入不景气状态，而且当时是政治主导经济，所以很少有人注意到“门卫”早已更换。人们很容易忽略美元已经超过英镑成为国际主导货币的现实。对于任何对此持有疑虑的人，即将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会予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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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帝国）马克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金本位制体系的传统支柱之一。在一战前的10年里，德意志迅速扩张成为领先的工业强国。尽管在战争时期经济受到重创，并且工业力量遭到法兰西打压，德意志仍自信地准备恢复这一战前地位。与伦敦和巴黎一起，德意志成为支持战前金本位制的合作集团核心参与者之一。正如战前那样，一切真正的国际金本位制都将不得不以德意志及其盟国为中心。而建立这样一个体系的前提是保持马克的稳定。
这一过程漫长而艰辛。在1924年稳定本国货币之前，德意志遭遇了史上最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至1923年夏季，德意志的物价以每月超过50%的速度持续上升。而在1923年夏季，通货膨胀以每月超过100%的速度急速增长。同年秋季的短期内，通货膨胀率超过了每月1000%；同时物价在一周内上涨为原来的两倍，甚至三倍。
赔款纠纷是阻碍早期德意志稳定的主要障碍之一。为了建立并维持固定的黄金平价，德意志需要获得躲避投机攻击的能力。正如战前那样，这一能力来源于两个因素，即公信力和合作。具有不利影响的投机使得德意志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公信力追求与黄金的本国货币价格挂钩。因此德意志需要保持预算平衡（包括转移），通过印刷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要建立可信并且可持续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前提条件是保持国内经济稳定并就财政负担分配达成共识，这依赖于赔款，而赔款不仅在经济上可行，在政治上也是可接受的。
为了实现完全可信度，就需要国际上对金本位制做出承诺。而德意志本国的承诺需要国际合作作为支撑。正如战前时期那样，外国援助对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至关重要。外国援助包括开放贷款（如1924年），也包括对国外利率的变化进行调节（如1927年）。但是直到赔款争端平息，这两种外国援助形式都未能得到规范化。由于在1924年之前不存在任何维持货币稳定的先决条件，所以最终导致了通货膨胀恐慌的爆发。
赔款问题中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扩大了其带来的不稳定影响。由于英帝国代表在凡尔赛和平会议上坚持要求获得多于法国和意大利总额的赔款，所以协约国之间产生了分歧，而针对德意志债务的讨论也就此破裂。1920年，英帝国转而反对《凡尔赛条约》，认为该条约违背了威尔逊的和解与和平计划。同时，随着右翼政党“国家集团”在1919年11月获得大选胜利，法兰西的地位也因此得到了巩固加强。德意志的不幸之处在于，1921年决定债务金额的伦敦会议、普法战争50周年纪念和法兰西被迫向德意志支付赔款的协议同时进行。讽刺的是，1871年促进德意志实行金本位制的赔款，现在却对本国恢复产生了阻碍。
法兰西给协约国带来了大量的战争债务，而英帝国亏欠美利坚的债务被法兰西亏欠英帝国的债务所抵销。由于，美利坚拒绝为法兰西提供优惠的重建贷款或免除其债务，所以法兰西的地位进一步恶化，而德意志赔款和协约国战争债务也不可避免地联系到了一起。
凡尔赛会议上预计的赔款金额为2000亿美元。最终，与会代表们只能对讨论结果设定一个最后期限：1921年5月。而谈判似乎是无穷无尽的。负责解决该问题的赔偿委员会只能同意以下原则，即虽然法兰西及其协约国有权要求德意志赔偿所有损失，但是实际支付取决于德意志的偿付能力，而偿付能力则依赖于德意志出口的增长速度及获取外国贷款的能力。协约国将赔款的偿付与德意志经济挂钩，从而削弱了德意志决策者整治国内状况的积极性。恶性通货膨胀仅仅是最戏剧化的一个例证。当局并不鼓励政治家们实施促进发展的严苛方案，他们认为劳动力产出终将会被转移到国外。而赔款的形式加强了德意志的抵制。由于英帝国和联邦坚持要求扩大包括津贴在内的赔款份额，法兰西基于受灾地区重建成本所提出赔款要求受到了质疑，这使得德意志坚信处于主导地位的协约国怀有贪婪且恶意的动机。
不稳定的德意志经济对经济和政治造成了长远的影响。任何阻碍德意志贸易的因素都会对整个中欧地区的贸易产生阻碍。而中欧经济的不稳定加剧了从东方传播而来的【红色主义】恐慌，导致英法冲突在东欧范围内重演，并且破坏了战争时期建立的合作精神。
因此，协约国之间进行和解的前景逐渐变得遥不可及。
在此期间，德意志被要求以实物形式开始偿还赔款，包括煤矿（主要形式）、德意志帝国银行黄金、战争物资、受割让的领土和殖民地的公共财产、铁路车辆和船只等。由于撤退的德意志军队摧毁了大量法兰西矿井，所以煤矿对于受创的法兰西钢铁工业至关重要。
这些“中期支付”被认为是对占用成本的补偿，虽然其形式与其他转移不同，但是它们最终都被当作赔款的首付款。1921年5月前的转移金额达到了80亿黄金马克（以战前价值计算的马克）。尽管这一金额仅仅是凡尔赛会议中协定首付款的40%，但是却占据了1921年德意志国民收入的20%。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大额的中期转移并没有给德国价格水平或政府预算带来不稳定影响。
尽管赔款金额处于不确定状态，且预定割让领土中出现资本外流，但是德意志仍然在继续维持这些中期转移。由于大部分中期转移以公共财产（如铁路车辆）而非私营部门生产（政府需要通过借款或征税来偿还）的形式进行，所以相对而言更容易得到实现。
但是由于公共财产最终还是需要受到代替，所以德意志是在抵押未来，而这无法打消外部观察家们的疑虑。出现在莱茵河和波罗的海附近的协约国军队，以及1920年卡普政变后国内政治的再度稳定可以解释为何德意志能够顺利进行转移。但是军队并不能确保承诺，正如协约国在1923年所吸取的教训那样。
在进行了一系列筹备会议之后，协约国于1921年聚集在伦敦来制定德国赔款计划。
当年美利坚国会就已经明确表示不愿意签署《凡尔赛条约》，这也导致了出席赔偿委员会的美利坚代表被降职为观察员，这限制了他在反对法兰西和意呆利极端需求情况下支持英帝国代表团的能力。议会拒绝签署协议意味着美利坚孤立主义者具有复兴的趋势，这对于希望取消战争债务的国家来说并非吉兆。由于美利坚对战争债务问题态度坚决，所以在巴黎和会上的英、法、意三国针对赔款进行协商的前景不容乐观。
现如今，局面又翻了过来！
美利坚虽然遭受了经济危机的重创，整体国力有所下滑，然而，即便如此，美利坚在国际经济体系的话语权日益加重，最明显的是美元在国际货币份额中占有的比例已经与英镑趋于同等水平，而英帝国的政坛混乱、德意志第三帝国进入呐粹时代、法兰西内部的势力纷争严峻、意呆利独裁统治已成气候……孤悬海外的美利坚已然拥有平衡世界格局的“关键力量”，小罗斯福迫于国内现状，无法对欧洲事务过多干涉，这也意味着英法两国需要“独自面对”来自意呆利、德意志等“一战战败国”消解战争赔款、解除军备限制的“强烈要求”。
小罗斯福不可能完全担任一位“旁观者”，一旦德意志第三帝国、意呆利等“一战战败国”出现某种“危险的苗头”，那么，美利坚自然也会有所动作，比如冻结德意志在美利坚的资产、联合英法两国遏制第三帝国的正规军事力量的恢复、限制德意志商品的进出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