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大地巩固了美利坚的收支平衡地位，同时也削弱了其他国家的地位。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受益于美利坚长期资本外流，其他国家的境外账户能保持精确的平衡。然而一旦美利坚对外贷款受到阻碍，那么其他国家外部地位中潜在的弱势将迅速卷土重来。随着黄金和外汇储备的流失，本国货币对黄金的可兑换性也将受到威胁。尽管这样做有可能导致经济衰退，但是中央银行将不得不限制国内信贷，财政局也将缩减公共支出。
这就是1928年夏季发生的情况，即逐渐紧缩的联邦储备货币政策导致美利坚对外贷款受到阻碍。不幸的是，由于法国出于独立原因而实行紧缩货币政策，所以美利坚的货币紧缩伴随着大量黄金流入法国。因此，美利坚和法国将世界其他国家的黄金和金融资本都吸纳入本国。这些行为对原本疲软的外国收支平衡产生了叠加效应，放大了国外的货币紧缩。此外，这些行为还导致欧洲部分国家和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被迫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世界范围内的政策变化（包括美利坚相对温和的政策变化在内）产生了紧缩性的冲击，从而为1929年的衰退埋下隐患。美利坚政策中轻微的变化之所以也具有如此大的影响，是因为它与国际结算模式中存在的不平衡和金本位制互相限制，从而激发了外国的反应。
第一次世界大战巩固了美利坚生产商在国际市场制成品领域的竞争地位。这与异常高产的农业部门一起推动了美利坚贸易平衡顺差，而资本交易强化了这些趋势。
一战后，赔款开始从德意志魏玛共和国向西流入战胜国，并且由此以战争债务的形式流向美利坚。美利坚对欧洲中部发放贷款，从而维持这些循环向西流动的资金。拉丁美洲国家需要进口资本来调节初级商品价格的滑坡，而西欧国家同样需要进口资本重建饱受战争摧残的经济。因此美利坚对外贷款对这两者都是至关重要的。只要美利坚继续对外贷款，金本位制就具有可行性并且不会对繁荣造成威胁。但是当美利坚资本出口缩减时，金本位制就处于风险之中。而维护金本位制的政策与经济稳定政策是互相矛盾的。
开始的时候，这一过程非常顺利。慷慨的霉国贷款使得西欧国家能够修复其受创的经济。德国和欧洲新兴国家采取大量借入外债的紧缩政策，在防止其经济再次陷入衰退的前提下，阻止了战后的恶性通货膨胀。资本流动和黄金流动使得英国等国家能够在相对较低的成本下，恢复战前金本位制平价。正是霉国的低利率和扩张性货币政策促使这些国家取得如此成就。较低的国内利率促进了充裕的霉国金融资本寻求海外更有利可图的机会。国内信贷的扩张降低了霉国的黄金需求，在某些时期（例如1927年下半年）甚至促进霉国的黄金外流。
然而，1924年和1927年间美利坚的适应性货币政策并没有受到如此好评。更多时候，它被认为是华尔街繁荣的引子，为大萧条的出现埋下隐患。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货币政策对20世纪20年代的大牛市产生了重大影响。也许换种说法更为恰当，即华尔街繁荣影响了货币政策，而不是货币政策导致华尔街繁荣。
1928年起，美联邦的官员认为，金融投机大潮会将资金从生产用途中转移出来。于是他们开始紧缩货币政策，从而增加了经济衰退的可能性。
逐渐上升的国内利率缩减了美利坚的对外贷款。
1928年夏季，高度依赖于资本进口的负债国开始受到影响。随着收支地位的疲软，他们不得不采取逐渐紧缩的货币和金融政策来维护黄金平价和偿付外债。然而，即使是最紧缩的措施有时也不能完全满足需求。自1929年起，负债国被迫陆续废除金本位制。
债务偿付目的是希望在华尔街繁荣时期能够找到获取外国资本的新途径。但是在大股灾之后，大萧条和美利坚对外贷款崩塌接踵而至，而世界贸易也开始崩溃。美利坚和其他工业国家的保护主义者加剧了初级商品的收支平衡问题。持续的困境导致了1931年拉丁美洲对债款的违约、1932年欧洲中部的违约以及1933年德意志第三帝国的违约。这些违约对债权人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打击。对于英帝国等高度依赖外国利息收益的国家，它导致了收支平衡的恶化，并为1931年的英镑危机埋下隐患。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支撑着国际清算模式的相同循环机制，其稳定性于20世纪30年代遭到削弱。
美利坚最初的衰退在这场危机中扮演了终结者的角色，它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世界其他国家中持续的严峻困境。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不可避免，因为对于美利坚衰退产生的原因并定论。1928~1929年联邦储备政策的紧缩似乎比较温和，以至于无法解释在1929年和1930年期间美利坚的GNP为何以两倍于第一年衰退的速度下降。
1929年夏末秋初，美利坚开始发生经济衰退，而在其他地方衰退已经显而易见并且已经持续了近一年。因此，美利坚的出口在美利坚工业生产之前就达到了巅峰。当美利坚国内需求疲软时，出口需求就会进一步下降。美利坚的生产商没有权力将销售从国内转向国外市场来维持利益——他们没有选择，只能削减产量。因此在美利坚发生的衰退尤为严峻。
因此，1929～1930年的大衰退不仅仅是美利坚财政政策紧缩变动的结果，还是世界范围内政策紧缩变动的结果。其他国家的政策通过金本位制与美利坚政策联系在一起。在国际清算模式下，美利坚政策轻微的变动都有可能对其他国家的收支地位产生巨大影响，从而导致其经济政策中产生极度放大的调整。如果希望继续维持金本位制，那么美利坚之外的货币当局将被迫对资本流入的减少做出积极回应。财政部不得缩减开支来降低公共支出和限制商品进口需求。相反，美利坚的决策者们并不需要通过放宽经济活动来对收支平衡的改善做出反应。只要华尔街繁荣依旧，联邦就能继续提升利率而不是允许其跌落。由于欧洲和拉丁美洲并没有受到美利坚利率下降的缓冲，所以它们不得不进一步提高利率。由于联邦没有抵制资本流入，其他国家被迫再次加倍制定限制措施。金本位制的不对称导致顺差国可以将调整负担转嫁给逆差国，迫使它们紧缩通货，而这正是1928～1929年中最后的需求。
无论初始扰动具有何种破坏力，此时的人们认为市场本身的自我平衡倾向会开始发挥作用。工资和其他支出本应该会随着价格下降，以控制失业率的上升和销量的下降。但是它们的作用非常微小。产生该现象的原因用货币术语来解释就是其他重要变量的“黏性”。此外抵押以明目条款固定，并且到期时间增加。租金和息票债券也长期以名义价格固定。只有确保其他人跟他们一样时，依靠这些收入来源的索赔人（如食利者、资本家和工人）才可能会接受收入的降低。如果没有一个机制来协调他们的行为，那么任何团体都不会首先做出让步。
这一反应可能很反常，但是并不矛盾。考虑到对黄金的承诺，这些国家中的官员很难独立采取其他措施。单方面的货币扩张或者公共开支增加将导致收支平衡赤字，从而对金本位制产生威胁。只要他们不愿意贬值，政府就不得不收回冒险的扩张计划。英帝国、美利坚、比利时和法兰西分别在1930年、1931～1933年、1934年和1934～1935年吸取了这一经验。因此，就连黄金的主要领导者——美利坚和法兰西都难逃外部约束。
而问题是：是选择牺牲金本位制来紧缩膨胀（这是大多数决策者持续反对的选择），还是放弃所有可能稳定经济的措施来维护金本位制，需要国际合作来做出抉择。
如果各国决策者们能就全球性协调扩张计划达成一致，那么有可能在不导致任何国家国际收支问题的情况下，缓和或逆转支出的下降。国内通货紧缩可能会逆转支出的下降；国外的通货紧缩会防止贸易赤字和资本外逃的产生，从而抑制减少对国内需求的刺激。在金本位制下，通货紧缩需要合作。没有合作，就无法进行通货紧缩。
这是一个惨痛的经验。国内政治压力不断迫使政府尝试通货紧缩政策。很快，金本位制受到威胁，而政府又被迫收回政策。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都受到了制约。在1934～1935年，弗朗丹和拉瓦尔对法兰西通货紧缩计划进行的实验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正如1932年春秋时开放市场购买和储备损失显示的那样，就连美利坚都无法单方面地进行通货紧缩。这并不是因为美利坚缺乏领导权，而是因为不可能存在有效的领导权。这是合作的失败。
1933年的伦敦经济会议是协调通货紧缩计划的重要机会，但是这次机会仍然无果而终。合作中所有可能破坏金本位制运作的障碍被再次提出。仍待解决的战争债务问题使协商持续恶化。少数利益集团阻碍了使每个参与国都获益的国际政策贸易。不同国家的决策者们仍然采用不同的方法诊断这次危机。自1925年起经历了高利率的英帝国，认为大萧条是过度紧缩货币政策的结果；1926年经历了双位数通货膨胀的法兰西，认为过度扩张政策引发了短暂的繁荣、毁灭性的股灾和持续的衰退，从而导致了大萧条的发生。美利坚在前总统湖佛当权时期的状况类似法兰西，而在小罗斯福当选为美利坚总统后，则向英帝国靠近。对这一问题不同的诊断方法导致各国对货币补救方法产生了歧义，因而无法达成协调性协议。
该冲击由两部分组成：出于某些国内理由美联储采取的限制性货币政策，以及国外金本位制运作导致的限制性政策。由于分散市场无法及时协调货币工资和价格，而金本位制的限制使得政府无法做出通货紧缩的货币回应，所以这一冲动没能迅速消失。
但是究竟是什么放大了这一不稳定冲击，以至于1928～1929年轻微的货币修正导致了现代史上最严重的经济紧缩？1930年下半年开始的金融不稳定性扩散给出了答案——银行倒闭和金融恐慌导致银行存款进行清算并且破坏了金融服务条款。尽管人们对它们通过何种渠道影响经济存在争议，但是在美利坚已经完全承认了经济大萧条中银行危机的作用。在其他国家中，银行倒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当大萧条发生时，世界范围内的商业银行都采取了积极扩张战略，来巩固其弱势点。如果允许扩张，银行挤兑就会威胁到金融市场的运作。信心遭到动摇、贷款受到阻碍、存款被冻结以及财富被固化等问题放大了初始矛盾。
这些问题的答案又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决策者们不进行干预来阻止国内金融体系的崩塌？他们没能这么做的原因是金本位制对单方面行动造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决策者需要向银行体系中注入流动性以保持银行挤兑，但是这与金本位制规则相悖。为了维护黄金平价，当局在银行体系崩溃时只能袖手旁观，正如美利坚的联邦储备体系在1931年年末和1933年年初时的做法。尽管中央银行家们冒着失去黄金可兑换性的风险，作为最后的贷款人对国内事务进行干预，但是金本位制的运作却使得他们的努力适得其反。在很大程度上，流动性规定意味着当局对国内金融稳定和金本位制给予了同等重视。当投资者意识到可兑换性可能会受到威胁而贬值可能会造成国内资产的资本损失，他们就会争先恐后地将资金撤出该国。随着储户对余额进行清算，注入银行体系中的额外资金被撤回，因而进一步加剧了银行危机。出售国内货币以换取外汇的行为耗尽了国际储备，迫使当局为了维持汇率而进行干预。一旦气球破裂，额外空气的吹动将扩大创口，并且使中央银行家招架不住。
在外国存款最普遍的时候，这些国内和国际金融体系间的不稳定联系的作用最为明显。欧洲的银行体系通过外国存款网相互连接。德意志的银行和公司在维也纳仍持有存款，奥地利的银行和公司则在柏林持有存款。因为自身特性，这些余额可以在国际范围内进行转移。国家银行体系状况如果有发生扰动的趋势，那么外国储户就会撤回资金。收支平衡的资本账户可能会疲软，而银行危机可能会导致可兑换性危机。同样，收支平衡扰乱的信息可能会加剧银行体系的恶化。一旦预期到贬值，外国储户就会将银行存款兑换为货币，然后要求当局将货币兑换为黄金。银行危机与可兑换性危机的同时发生是系统性的，而非偶然的。
德意志对这些运作中的机制进行了经典的论述。金本位制下，德意志帝国银行被要求持有至少40%的黄金准备金（实质上就是黄金储备对发行纸币和硬币的比率）。由于德意志收支平衡疲软，即使在1931年金融危机之前，其准备金率也极为接近最低限制。邻国奥地利发生的银行危机仅仅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德意志在维也纳持有的存款遭到冻结。银行危机迅速蔓延到匈牙利和欧洲中部其他国家。德意志银行体系中可能发生扰动的预兆促使投资者们悲观地撤回在德意志银行中的资产。英法两国的存款也被撤回。德意志帝国银行开始向银行体系提供流动性，但是这仅仅只是加速了资本外流。黄金准备金迅速降至其法定最低值。为了防止它引发二次通货膨胀恐慌和对赔偿债权人产生威胁，这些债权人在1930年《海牙公约》中要求德意志在修正金本位制法规之前，从国际清算银行或杨格计划仲裁法庭取得许可。德意志帝国银行被迫撤回资金并对银行危机放任不管。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1933年的美利坚和1934年的比利时（类似情况还有很多）。相反，已经摆脱金本位制的国家在行动上更加自由。丹麦和瑞典于1931年9月废除了金本位制，因此，分别在1931年年末和1932年年初，两国政府官员就能使用其空间来应对初期银行危机。金本位制不仅不是金融稳定的壁垒，反而是维持金融稳定最大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