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金本位制的特殊结构加剧了国家金融体系的弱势。该金本位制是涉及多国储备货币的黄金交换制度。除黄金之外，中央银行有权以可兑换外汇的形式持有一部分储备来应对国内债务。它们主要持有美元、法郎和英镑，并以可以忽略不计的成本改变外汇投资组合。中央银行采取一切激励来对冲风险，包括一旦国家发行陷入困境，就马上出售疲软货币。如果外国中央银行选择改变其外汇组成，那么外部地位中的微小破坏都会被放大。
20世纪20年代，国际储备中外汇所占份额至少是一战前水平的1.5倍。相对于货币黄金，外汇的储备逐渐增加，而储备国维持黄金可兑换性的能力遭到了质疑。考虑到黄金供给缺乏弹性，这一点反映了外国货币平衡的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强调的问题——以黄金可兑换性为基础但是为增加流动性而依赖外国货币的体系中的动态不稳定——也出现在了20世纪20年代。
如果有不同之处，那么就是20世纪20年代里的问题更加令人恼火。在特里芬的时代，中央银行在主要持有美元的同时，可以将其兑换为黄金。而在20世纪20年代，它们没有被迫在利息收益和安全之间做出抉择，它们能够单纯地将一种储备转换为另一种。
如果说金本位制导致了严重的衰退，那么它的终结是否能将世界从大萧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呢？根据传统思想，金本位制的废除会导致货币贬值，但是货币贬值并不能改善废除金本位制国家的状况，反而会加剧仍保留金本位制国家中的大萧条——
这与现实完全相背离！贬值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几乎在任何尝试过的国家中，货币贬值都刺激了经济恢复。在废除了金本位制的国家中，价格得到稳定，而本国的产出、就业、投资和出口的增长都远远大于坚持金本位制的国家。
货币贬值的好处是它解放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政府不再需要限制国内信贷来维持可兑换性，也不需要在已经混乱的国家中缩减公共支出。当1931年9月英镑被迫贬值时，凯恩斯这样说道：“所有的英帝国人民都为我们的黄金羁绊破裂而欣喜。”
金本位制不仅是阻碍经济恢复的一系列制度，还是一种思潮。尽管为了采取紧缩政策必须废除黄金的可兑换性，但是这仍旧不足以满足需求。金融危机可能会迫使一个国家废除金本位制，但是并不能使其摒弃传统金融观念。只有抛弃了传统金融观念，经济才有可能得到恢复。当贬值促进国内信贷扩张时（比如在比利时），国内开支才能推动经济恢复。产出和就业对需求变化做出了快速反应。因为信贷扩张抬高了国内价格，所以国内货币中真正的汇率不会发生巨大变化（相对于国内同行业的开支，以国内货币描述的外国商品开支）。而国际竞争力并没有提高。如果真的发生了变化，那么就是出口开始缓慢上升；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贸易平衡也只会缓慢加强。
在货币贬值并没有促进国内信贷扩张的国家中（例如捷克），出口扮演着重要角色。相对于国内商品，贬值提高了国外商品的价格，使得需求转向国内，因此仍然有可能恢复经济。但是国内信贷扩张减少，意味着通货膨胀减少。由于出口更具有竞争力，贬值也巩固了收支平衡。黄金进口满足了随着经济复苏而增加的信贷需求。但是由于国内需求较低，产出和就业恢复缓慢。英帝国等国家采取了与这些极端不同的温和措施。其他的国家中（比如法兰西）一旦发生货币持续贬值，他们就会采取措施抵消利益。
与金本位制度相比，大多数国家摒弃金本位制传统观念的过程更加缓慢。
在中止黄金可兑换性之后，通货紧缩行为就不太可能受到刺激。官员们需要半年至一年的时间才能开始扩大货币供给。他们需要在这段时间内使公众和决策者相信，摒弃黄金并不会导致通货紧缩威胁（这是质疑金融传统观念的必要先决条件）。只有政府对政策进行刺激，最终才能将本国经济引导至恢复的道路上。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货币贬值不会快速促进完全就业。因此，导致恢复缓慢的原因是没能采取更加扩张性的政策，而不是货币贬值本身。对贬值有益影响的分析与大多数文献中的消极评估不同。然而，此处展示的修正主义观点至少在一个方面可以与现有的解释相媲美——臭名昭著的“以邻为壑”效应。而这些影响并不成立。通过调整相对价格和将需求从国外转向国内商品等手段，贬值促进了倡导国的经济恢复。它在增加国内商品需求的同时，还加剧了国外竞争力问题。“以邻为壑”效应影响的大小取决于伴随贬值的政策本质。贬值国越是扩大国内信贷，进口商品和其他商品的国内支出水平就越高。越是扩大国内信贷，贬值带来的资本流入就越少。而坚持金本位制的国家遭受的储备损失更小，并且不必将货币供给调整到同一水平。
外国可能会遭受损失，但是决定权在它们自己手中。事实上它们有能力完全避免破坏性影响。它们也可以选择摒弃黄金并紧缩通胀。如果所有国家都贬值，那么有益影响就会消除这一点并不成立。一旦废除了金本位制，所有的国家就会采取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在没有金本位制限制的情况下，国际合作将不再举足轻重。尽管一旦完成贬值循环，就会将货币间的汇率保持在初始水平，但是这也允许各国采取更加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
必须承认的是，贬值的偶然发生方式放大了“以邻为壑”效应。
金本位制国家采取了提高关税和紧缩配额等方式来应对竞争力的丧失。这些措施经常被认为是对国外贬值的回击。尽管总体影响不大，但是保护主义是合作中进一步的障碍。一旦在保护壁垒中扎根，国内生产商就会不遗余力地来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在法兰西等国家中，保护主义者情绪的力量是大萧条国际协调反应协商中主要的障碍。
各国为何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坚持金本位制，以及那些摒弃了金本位制的国家为何不更加积极地实施扩张性政策。为什么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固执地不愿解放金色的羁绊呢？
针对国际经济制定的国内政策的重要性，以及20世纪20年代经济事件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结果产生的持久性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各国不同的决策反映了政治力量平衡的不同，如受益于通货紧缩的贷方和遭受损失的借方，或者是受益于贬值的国际贸易商品生产商和遭受损失的国内贸易商品生产商。农民是贸易商品的债权人和生产者，他们是要求贬值的先锋，或者在德意志等国家中，充当要求外汇管制的先锋。劳动力是矛盾的：工人在生产贸易商品的部门和生产非贸易商品的部门间自由移动，并且对贬值等通过降低雇员生活水平来降低失业率的措施的效力产生了质疑。一旦金本位制与银行体系稳定发生矛盾，金融利益中干预货币制度的传统反对就会被消除。
除了改变政治联盟之外，政策决策还反映了历史经验的影响。政府愿意废除20世纪30年代金本位制的关键因素是20世纪20年代危机的缓解。在战争激烈时，各国经历了昂贵且社会分散的通货膨胀。在德意志、奥地利、匈牙利和意呆利等极端案例中，价格的不稳定发展为恶性通货膨胀。在法兰西、比利时和意呆利等国家，虽然通货膨胀没有达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但是其影响同样巨大。决策者和公众仍然认为金本位制和价格稳定是等价的。他们坚持这一观念，直到1929～1931年价格的崩溃证明了其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人们仍然将“贬值”和“通货膨胀”混用，丝毫没有意识到两者并不完全相同。可兑换性的中止导致了对价格爆炸性上升的恐慌。正如1930～1932年期间的德意志帝国前总理布吕宁在1931年6月向英帝国的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解释的那样：
“现在必须选择紧缩通货，或者是贬值货币。而我们只能考虑前者，因为在经历了6年前史无前例的通货膨胀之后，即使是微弱计量的新通货膨胀都是不可接受的。”
并不讽刺的是，在经济大萧条中，人们最担忧的是通货膨胀，因为通货紧缩才是真实存在的危险。正由于这一担忧似乎是错位的，所以人们应该高度重视它的普遍性。
英帝国、瑞典和美利坚等国家并没有经历20世纪20年代的恶性通货膨胀。金本位制和价格稳定仍然得到明确的区分。尽管决策者对通货膨胀抱有担忧，这些担忧并没有达到恐惧的水平。它们更不会担心贬值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货币不稳定、社会动荡和政治骚乱。这三个国家中的官员最后都能够实施提高价格的政策，至少能将其恢复至大萧条前的水平。
德意志和法兰西等国家中的政治家则受到通货膨胀的困扰，因为它是更深层次社会分化的反映。它反映了战前结算的瓦解，尤其是战前收入和财政负担分配共识的瓦解。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收入和纳税义务的分配，破坏了长期存在的规范管理分配。人们对于选择恢复战前状态还是保持新的财政体系，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只要争论持续存在，战后联合政府就不能通过增加税收和减少公共开支来平衡预算。
通货膨胀与财政消耗战类似。预算赤字存在的时间越长，投资者们就越不愿购买政府债券，财政当局也就越依赖于中央银行的货币印刷机。在20世纪20年代，只有当通货膨胀上升到难以忍受的高度时，政府才能进行相应调节。金本位制就是这一妥协的标志。废除金本位制可能会引发新一轮争论，并引发另一个极具破坏性的通货膨胀循环。
消耗战非常具有破坏性，因此它对大萧条中，战前清算受到最严峻挑战的国家中的政策产生了极大的抑制作用——这些国家的财政制度受到极大改变，财产遭遇严重破坏，而收入从根本上进行重新分配。此外，所有欧洲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遭受了这些影响。因此需要考虑额外的因素来说明它们为何产生不同的反应。
国内政治制度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
在某些国家中，政治制度对妥协的希望产生了阻碍，而这些国家中发生的消耗战则最棘手。在比例代表选举制盛行的国家中，对于政治少数派来说，获得国会席位相对来说更加容易。政治候选人的策略是迎合小部分利益集体。政治党派迅速增加。每个缴纳额外税收的团体都有一个获选的代表来阻碍这一政策。政府必须联合起来，不管是共同组成议会多数派的政党进行正式联合，还是由其他党派支持形成少数派政府。当政府试图调整财政问题时，受到不利影响的政党会撤回其支持，从而导致政府垮台。
相反，在多数代表制的国家中，边缘党派的立法意见更可能被拒绝。在选举系统中，在选举地区得到多数或简单多数投票的政党是唯一的代表。对立法多数派的保护使得政治党派缓和为了吸引选民而做出的行动。多数派政府能够更有效地提高税收——罕见地由少数派支付；也能更有效地减少转移——通常由少数派获得（例如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呐粹政权）。
20世纪20年代的通货膨胀国家和比例代表制国家之间存在着一定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通常归因于对民族主义的抑制，以及对少数派错误的态度。因此，战后政治秩序的维护者们在曾经的奥匈帝国之外创造了多个独立民族，并且鼓励采纳比例代表制来听取少数派的意见。魏玛共和国采用了比例制。法兰西对选举系统进行改革来吸收比例制的重要因素。比利时剥夺了选民多次投票的权利，从而巩固其选举系统中的比例制。这些是受到通货膨胀重创的国家。相反，英、美等国的选举系统基于多数代表制，而它们并没有经历如此严重的通货膨胀。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法兰西、比利时、波栏、意呆利和德意志都采用比例代表制并且遭遇了20世纪20年代的通货膨胀。而在很多国家废除金本位制后的很长时间段内，这些国家仍保留具有相同抑制效果的金本位制或者进行外汇管制。这绝非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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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是解释金本位制如何运作的逻辑起点，它是其他国家的清算所。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国，英帝国商业的早期发展和本国的崛起使其他国家出口商习惯于在此获得贸易信贷。早熟的英帝国银行体系无法快速克服区域隔离问题，而这刺激了连接省级银行的贴现公司网的发展，并产生了完全适用于外国票据的一系列制度。
英格兰银行已经准备好代表清算所对票据进行再贴现，并在必要时提供黄金，而这一点对于市场发展至关重要。其他国家的进出口商保持着英镑平衡，它们可以将其兑换为黄金或外汇来清算商业债务。英帝国贴现公司以贴水价格直接购买，或者通过外国银行的伦敦代理商购买票据，而这些票据承诺在未来某日支付英镑来购买外国商品。
据估计，世界贸易的60%（截至1933年世界经济会议结束前，占比降为50%）都是通过英镑票据的支付来进行清算。因此伦敦存在大量的流动资产，远多于任何国家中心的流动资产。这些资产可以快速转移来应对影响利率或信心的因素。
对于出口商有意义的事情，对于政府也同样有意义。毫无疑问，英格兰银行拥有现存可用的黄金，因此外国政府将部分储备作为生息资产存入银行，一旦有需求即可兑换为黄金。虽然伦敦不是唯一的储备中心（巴黎和柏林是其主要对手），但是英镑储备可以与用其他货币表示的储备总额相媲美，甚至超过了其总额。对英镑的信赖在大英帝国时期达到鼎盛。在危机时期英帝国可能会将伦敦存款作为抵押，但是其他国家发现这一方法非常方便，它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向伦敦做出偿付条约债务的承诺。例如，以鹅国、䒤本和印渡为首的少数国家在伦敦持有大部分的海外余额。如果外汇储备对日常回报率的反应小于对贸易余额的反应，那么它们将对英镑的可兑换性信心更加敏感。公共储蓄和私人储蓄对金本位制的运作有着相同的作用：它们都加强了流动资产的可移动性以应对市场状况。
伦敦持有的外汇储备还具有更深远的影响。当英帝国收支处于赤字状态时，拥有英镑债权的外国中央银行会将它们存入伦敦，而不是在英格兰银行将其兑换成黄金。因此收支平衡赤字不会自动从英格兰银行攫取储备。但是英镑储备的外国需求存在一些限制——英帝国仅仅是几个互相竞争的货币储备国之一。伦敦累积的过量外国债务可能会导致公众对英格兰银行维持可兑换性的能力产生怀疑。尽管存在这些警告，但是19世纪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收支平衡限制并不会总是对其领导成员具有约束力。
同时，英帝国拥有接近3.5亿英镑的海外短期资本。而国内和国外利率差的增大，可能会导致这些资产遭到撤回。一般情况下，伦敦的外国存款多于其海外短期资产。英帝国扮演了世界银行家的角色，它借入短期并贷出长期。有人认为该类比存在着缺陷，即事实上二战爆发前英帝国是净短期贷方。不管情形如何，英帝国的海外资产极大地扩大了对伦敦金融市场状况做出反应的短期流动资产池。伦敦也是主要的国际黄金市场。南非、澳洲和其他供给国生产的黄金被运往英帝国，并出售给出价最高者。这些黄金将再次出口到其他国家或者留在英帝国。再次出口的成本之一是黄金运输过程中借入资金的成本（或者是没有将交易商拥有的资金用于生息用途而产生的成本）。通过对利率施加向上的压力，英格兰银行可以提高该成本并鼓励自留新开采的黄金。
因此，如果可以改变国内利率，那么英格兰银行就可以影响黄金和资本流动。直到20世纪，英帝国对市场的控制处于较弱水平，其应对储备压力的能力不仅来源于银行体系的自动响应——陶西格、怀特和惠尔强调的机制，还来源于英格兰银行的管理。英帝国的银行信贷比其他国家的更为重要，这使得在经济周期中，英帝国的货币乘数相对更加多变。19世纪末期，英格兰银行对市场利率的影响得到广泛认可，并且逐渐变得制度化。伦敦和全国各地的银行根据英格兰银行利率来调节本行贷款和透支率。伦敦的银行将存款利率固定在低于英格兰银行利率1.5%的水平上。根据英格兰银行利率，伦敦的银行将新贷款率调整到较高水平，同时将定期存款率（贴现市场的长期贷款）调整为高于存款利率0.5%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