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第三帝国的教授留住了职位，其中绝大多数在政治立场上属于保守派，他们大致认同小胡子的合作伙伴民族党的观点，即认为魏玛民主制度是一场灾难，早就应该恢复旧帝国的统治集团和等级结构了。但许多人超越了此立场，积极拥护国家社会主意政府，尤其是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教师。3月3日，约300位大学教师联名发表呼吁书，号召选民支持呐粹党；5月，不少于700位大学教师在一份呼吁书上签名，支持小胡子和国家社会主义政府。海德堡大学的社会学家阿诺尔德·贝格施特雷瑟（Arnold Bergsträsser）阐释了呐粹政权把国家与社会合二为一的正当性，说这种方式可以克服民主制度显而易见的缺陷。
法律系的律师瓦尔特·耶利内克（Walter Jellinek）为1933年的“革命”辩护，说它反对的是自由派，而不是民主派，并且指出，公民只有服从政府，才可能获得完整的人类尊严。作为德意志人民党党员、强烈反对魏玛共和国的右翼人士，耶利内克认为政府的反犹措施是必要的，因为学术界已人满为患。他还认为（这预先道出了后来的史家观点），小胡子的权力将由于帝国内部其他权力中心的存在而受到限制。这在其他方面或许是事实，但在对待猶太人的政策上却并非如此。耶利内克本人就是猶太裔，他恰恰是在自己所热烈拥护的民族主义革命进程中被依法解除了教职。同系的其他教授提出，法律应该表达人民的心声，法官应该根据呐粹思想做出裁决。德语教授宣称，呐粹革命为德语学习赋予了爱国的新意义。他谴责“猶太思维”和“猶太文学”损害了第三帝国的“生存意志”。
很快，刚刚呐粹化了的各地教育部不仅针对聘任事务，也针对教学与研究制定了政治标准。帝国教育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把这方面的权力统统把持在自己手中。巴伐利亚州文化部长1933年在慕尼黑对汇聚一堂的教授们说：“从今以后，需要你们做出判断的，不是某事真实与否，而是它符不符合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
呐粹头目既不关心传统的教学与研究自由，也不关心传统的大学价值。实际上，他们对科学本身并不关心。法本公司董事会主席、诺贝尔奖得主、化学家卡尔·博施（Carl Bosch）于1933年夏面见小胡子，当他抱怨驱逐猶太裔教授的做法损害了第三帝国的科学利益时，遭到了无礼的对待。博施说，物理学领域的解聘比例特别高，占被逐大学教师的26%，其中包括11位诺贝尔奖得主，化学领域亦然，比例高达13%，这严重削弱了第三帝国科学界的实力。小胡子粗鲁地打断了老科学家，说自己对此毫不知情，况且第三帝国根本用不着物理学和化学也能在未来的百年里继续取得进步，然后按铃唤来副官，对他说博施要告辞了。
在大学里推动一体化进程的主要是学生。学生们组织舆论战，在本地报纸上抨击不合时宜的教授，成群结伙地在他们的课堂上捣乱，带领冲锋队小分队搜查和突袭他们的住宅。还有一个招数用来反衬某些教授在政治上的不可靠，就是安排客座讲座时邀请政治正确的人物，比如海德格尔，他保准会对呐粹政权表示热烈拥护，而别人不见得每次都有这样的表现。
在海德堡大学，有位呐粹积极分子指挥冲锋队在物理学家瓦尔特·博特（Walter Bothe）的研究所楼顶、他办公室的正上方长时间地走队列，以此干扰他的工作。在一所又一所大学里，受人尊敬的校长和资深行政人员遭到排挤，取而代之的往往是平庸人物。这些人之所以上位，仅仅因为他们是呐粹党员而且受到呐粹学生组织的支持。其中的典型人物是恩斯特·克里克（Ernst Krieck），他是坚信男性至上论的呐粹理论家，于1933年成为法兰克福大学的校长。在突然升迁之前，他一直在法兰克福市一所师范大学讲授教学法，是个无足轻重的教授。在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Darmstadt Technical University），兼职讲师卡尔·利泽尔（Karl Lieser）于1933年初入党，因在5月份向黑森州教育部检举许多同事而激怒了他在建筑系的同事们；大学理事会对这种行径感到愤慨，取消了利泽尔的教师资格，请求教育部开除他，并且暂时关闭大学以示抗议。然而第二天，学生们重新打开学校大门，占领了教学楼，与此同时，教育部任命达姆施塔特市市长为代理校长。教授们在这种压力下屈服了。利泽尔复职，1934年成为教授，并于1938年升任校长。第三帝国各大学都发生了类似事情，这些事件标志着教授群体骤然失去了传统的权力。莱比锡的呐粹学生“统帅”爱德华·克勒姆特（Eduard Klemt）宣布：“大学已经在咱们手里啦，可以按我们的意思办事了。”
各地的学生会没有满足于推进教授群体的呐粹化，他们还要求正式参与教授的选聘事务，要求在纪律委员会中取得代表资格。然而事实证明，这一步越界了，相当愚蠢，因为学生团体参与此类事务有悖于大学的领导原则。
到1933年夏，呐粹化了的教育部和大学当局开始压制学生的骚乱：禁止学生把令他们反感的书籍移出图书馆并销毁；阻止了全国学生会在每座大学城搭建一个颈手枷的计划，学生们原打算把“非日耳曼”教授的出版物钉在颈手枷上。
1933年上半年里的大规模干扰和暴力行为几乎使大学生活陷入瘫痪，但在此期间并无学生因政治性骚乱行为而真正受到纪律处分。不过，当局的态度此时已经明朗：普鲁士教育部宣布，学生会有责任“让每位成员遵守秩序和纪律”。
然而，学生们在此之前对知识自由和学术自主权进行的暴戾打击已经震惊世人、恶名远播，现在只要人们反思呐粹主义，就会想起此事。
1933年5月10日，第三帝国学生在全国的19座大学城组织了一场“打倒非日耳曼精神的行动”。他们编制了一份“非日耳曼”图书清单，把那些书从他们所能找到的各种图书馆里搜出来，堆在公共广场上点火焚烧。约瑟夫·戈培尔应学生们之邀参加了柏林的焚书行动，他称之为一场“有力的、伟大的、有象征意义的行动”，并告诉学生们，他们“把以往的邪恶精神付之一炬，做得好”。书籍被一本接一本扔进知识的火葬柴堆，同时伴着诸如此类的口号：“维护民族共同体和理想主义世界观，打倒阶级斗争论和唯物主义——烧掉马列、考茨基（Kautsky）；维护家庭和国家的纪律与道德，打倒颓废堕落和道德腐朽——烧掉海因里希·曼、恩斯特·格莱泽（Ernst Glaeser）、埃里希·克斯特纳（Erich Kästner）。”弗洛伊德的著作被焚，是因为“贬损地夸大了人的动物性”；通俗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的作品被焚，是因为“贬低”了第三帝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激进的和平主义记者库尔特·图霍尔斯基和卡尔·冯·奥西茨基的著作被焚，是因为“傲慢和自负”。焚书清单中的一个类型专门留给了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他的批判小说《西线无战事》被付之一炬的理由，是为了“维护关于战备意识的国民教育，打倒那些背叛了一战将士的文学作品”。除了上述排比句口号所列的作品，还有许多书也被焚烧。为配合这场行动，全国学生组织发表了“12篇打倒非日耳曼精神的论文”，要求推行审查制度、清洗图书馆，并且宣布：“我们的对手是猶太人以及一切服从于他们的人。”
作为这场行动的前奏，3月12日，冲锋队洗劫了位于海德堡市中心的工会图书馆，搬出图书，在门外的一个小火堆中焚烧。这场焚烧马列主义书籍、打倒马列主义思想的行动基本上是自发的，并无直接后果和后续行动。然而与之相比，5月10日的焚书行动在规模上则大得多，准备工作也全面得多。学生们从4月中旬开始仔细搜索各家图书馆和书店，为这场焚书做足了准备。行动期间，学生们胁迫各家书店在橱窗上张贴海报宣传此事，有些书商勇敢地予以拒绝，但许多书商则屈从了。海德堡市的焚书发生于5月17日，在冲锋队、党卫队和“钢盔”以及学生决斗队成员的配合下，学生们举着燃烧的火把，把德共和社民党的徽章和书籍一起扔进火中，一边高唱《霍斯特·韦塞尔之歌》和国歌。
在现场演讲的人把焚书行动描述为对“非日耳曼精神”的一次痛击。代表“非日耳曼精神”的作家包括统计学家埃米尔·尤利乌斯·贡贝尔，他曾统计了魏玛时期右翼阵营所犯的谋杀案，1932年夏被迫放弃在大学的教席。魏玛共和国曾经接纳了这种“猶太颠覆”精神，现在它终于被打发进了历史。
这一切标志着数星期前由宣传部在各地发动的“打倒非日耳曼精神”行动达到了高潮。像第三帝国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表面上自发的行动，实际上是统一协调的，但这次的协调者不是戈培尔，而是全国学生会。为了便于行动，负责清洗柏林公共图书馆的呐粹干部提供了一份焚书清单，全国学生会的总部拟定并下达了行动时使用的口号。呐粹学生组织用这种办法，确保了在所有大学城开展的焚书行动采取大致相似的方式。而且在全国各地，有学生带头的地方，其他人就跟着干。例如，在小镇新伊森堡（Neu-Isenburg）1933年的夏至庆祝活动上，一大群人在消防站背后的空地上围观高高堆起的“马列主义”文学作品被焚烧，当地的女子体操俱乐部成员绕着火堆跳舞，当地的呐粹党支部书记发表演说，然后聚集的群众高唱《霍斯特·韦塞尔之歌》。焚书行动的参与者绝不限于高校学生。